中国自2008年奥运会和2009年国庆大典后，已形成一个耗资巨量、组织庞大、渗透基层的维稳体制。这个体制是如何起源的？它怎样运行？又将走向何方？需要认真审视与分析。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已经提出维稳的口号。但是，21世纪的维稳实质已经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不稳定因素主要还只是“改革的阵痛”，是过渡时期的必然摩擦，突出表现为意识与观念的冲突，主要存在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之中。如今，由企业改制、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官员腐败等社会问题累积的矛盾不断爆发，深层次的改革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危机，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尤其官民矛盾突出，冲突方式斑斓多样。于是，政府启动全面的政治动员予以应对。这就是现行维稳体制的产生背景。

　　维稳体制俨然是当代中国一个庞然大物：从财政支出上看，维稳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大财政支出，虽无官方详细统计数据，但从各地公开的零散数据可窥测一二；从人员组织上看，维稳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力量投入的重要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维护稳定领导小组以及种种相关机构，全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更是不计其数。

　　维稳正在深刻地塑造当代中国。它在暗暗生长，渗透并影响着一些重要政治与社会制度。

　　首先，维稳正嬗变为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当前的维稳中，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主要方式有两种：压制式与“割肉”式。压制式如截访、打击报复领头人等；割肉式则是“拿钱买平安”，对于那些执着的上访者，压制无效，影响却恶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能用钱摆平的都不是难事”，“割肉”也就成为常态。这种“割肉”不以公正和法律为标准，仅以危急与否为标准，比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式“割肉”离法治更远。

　　维稳还裹挟了司法改革，使司法改革偏离理性、独立性和专业性的道路。法院成为整个维稳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大接访、大调解就是维稳时代的中国法院的工作照。

　　其次，维稳正嬗变为一种隐蔽的财富分配机制。维稳注重结果，而非程序和标准，更非公平与正义。它是运动式、人治式、政策化和行政化的。它的哲学是以急应急，以暴制暴，以利平之，以威压之。所以，维稳导向的利益分配方式必然是：对于不闹者，让其自生自灭；对于闹者，则以威逼与利诱平息。在维稳体制下，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按闹分配”机制——不闹没有、闹了才有；小闹少得、大闹多得。

       其实，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通常不具有“闹”的技能，对于他们，当真正“闹”了，常常是极惨烈的方式，如自戕。但是，维稳的“按闹分配”原则将激励新的社会技术与知识的产生，如何“闹”会成为一门显学，权势与资本甚至也会介入，导演和组织符合“按闹分配”机制的事件。比如开发商操纵农民工，资本家操纵雇员，不稳定的事件除自发产生，也会被导演产生。所以，权势阶层在维稳中获益，看似笑话，却可能真实地发生。

　　维稳机构的权力源于至高的政治使命，其权力日益膨胀，却缺乏必要的监督，本身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以维稳为名，行腐败之实，欺上瞒下，官民通吃，成为腐败链的上游。

　　再者，维稳正嬗变为一种潜在的官员选拔机制。在过去20年，“发展是硬道理”，所以经济官僚走红；但目前，“稳定压倒一切”，群体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解决效果是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维稳一票否决”制更使之上升到极端的地步。一些地方政府或许将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维护稳定型”政府。那时，维稳官僚就会大批走上前台，他们的品行、思维与技能对于中国政府未来发展的走向将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政府正像一只陀螺，拼命旋转，维稳就是背后的巨大惯力。从长远看，维稳极大地增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

　　维稳的逻辑现在只是开始，后面还有众多章节，有待展开：如果经济稳定发展，在维稳压力下，政府将无法摆脱“大政府”的宿命，维稳的财政压力将迫使政府多渠道吸纳资金，与民争利、引发民怨。各种资金源将继续为政府输血，用于维稳。取民之膏脂，制成“维稳白药”，敷民之伤口；一边维护稳定，一边破坏稳定─这就是现行维稳体制的内在矛盾与荒谬。如果经济危机降临，危机之下，经济的结构性风险大增，政府的财政危机难以避免，那时，中国将走向“后维稳”时代，“割肉式”维稳难以为继，维稳的武器库里，将只剩下“压制式”，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将出现倒退。

　　中国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摆脱维稳困境？这要求政治领导具有两项素能：一如优秀的体操运动员，能保持平衡，维护社会稳定；二如气力过人的大力士，能大刀阔斧，进行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

　　是以维稳压倒改革？还是以改革拯救维稳？这是一个问题。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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