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因从事教会维权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基督徒范亚峰于2009年11月2日被以“政治”原因遭开除，法学所有关领导和人事部门宣称是“不再续聘”。

  被体制炒鱿鱼，还是炒体制的鱿鱼？很显然范亚峰是后者，对于遭开除，是他所乐意的，并且不发怨气于法学所。在范亚峰之前，我知道的被社科院开除的还是有刘军宁。与体制的关系，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咬不断的脐带。他们最为推崇的出世，不过是对入世献身于君王的调情。儒家知识分子如何反抗，都没有体制外生成新体制的能量。割袍断交，或者剔肉还骨，都充满着浓浓的哀怨。刘军宁与范亚峰都没有如此，也只有接近基督教精神的知识分子，才有如此。

对于儒家知识分子而言，没有君王主子，没有庙堂体制作为自我实现的场域，他们的人生就是失败的。而基督教进入中国，塑造了真正的独立性，自我满足无须外求，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之中，就获得完满。这是对儒家知识分子人生观的重估和颠倒。范亚峰以及许多基督教知识分子，可以在教会和公民社会中做工，而与体制脱得干干净净。

不管如何成为英雄和人神是少数人，政治领域再大，也是少数人的，当奴隶解放出来要进入政治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形成一个类似政治社会的市民社会，可以容纳大多数人。基督教精神的兴起，与奴隶解放同步，它帮助摧毁了善、美好等价值集中在政治，政治之外一无所有的秩序，让原始基督教团契成为市民社会的模子，取代家庭政治社会的的模子。　　

这样市民社会反而成为善、美好等价值的所在地，卓越和勇敢本身并不成为目标，而必须服务于市民社会。卓越的人是咨询师，勇敢的人是战士，他们与所服务的大众，是契约交换关系，不再是“自然的”或者“神话的”统治关系。而国家和政治社会，没有了价值，反而是必要的恶。国家和政治社会中的卓越和勇敢，在政治或制度上，没有地位，而只有作为政治或制度的基础，爱与正义的理想中，在公共宗教中，在舆论公共性中，才勉强存在。

在我看来，已经掌权的人，就丧失明天，已经变为幕僚的公共知识分子，就丧失了公共性。因为他们受制于必然性，必须在污泥中挪动，而无法自由地天马行空。进入了体制，就是精神上的死亡。况且是1049年秩序这样具有黑铁般原罪的体制。

我在《我为什么要奖励温家宝一朵小红花》中说，我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民主宪政是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也是中国发展的目的所在。所有的工作，都是为这个准备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评判过去的国民党，现在当政的共产党，为了这个做了什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尽管我们处于共产党强大令人窒息的统治下，也被其意识形态污染了灵魂，但是我们的历史高度高于共产党。我们是未来中国的先知和捍卫者，未来的高于过去的，如何不能对一个在任的总理发给一朵小红花。道义上的赏罚在于我们，我们可以从历史的高度给予批判，也可以从历史高度给予奖励。

 我把温家宝列为第一位维权人物的努力，不过在于重建一种自由主义本来应有的高度，在于建立一套本来面目的价值批判体系。这个体系，被污染了，被下降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如果自由主义光站在对抗的位置，而不是统治的位置上，那么就会把我的这种努力说成谄媚和投敌。单纯站在对抗的位置，不过是奴隶，而站在我这种位置的已经是主人了。我们虽然被政治压迫，从主权中流亡，但是发出主人的声音，举行主人的战斗。

对于卖身不卖主义的王沪宁，我还是很有几分敬佩。据当年在复旦大学的同事说，当年王在复旦学习和任教的时候，还是颇有锐气和见地的。但当他进入体制之后，便宛如太监挥刀自宫后入宫，从来不就政治改革提出任何建议。最可怕的是，通过卖主义来卖身的一些人，例如房宁。用主义包裹自己身体，卖义兼卖身是最恐怖的。

我们应该有一种心态，这种内心的微笑。我们有资格对掌权的人，对威名赫赫的中南海知识分子，说那厮没资格和我对话。林昭看不起毛泽东，白志清看不起邓小平，陈子明可以看不起李克强，刘军宁可以看不起王沪宁。

甚至在孙中山，毛泽东这一些眼里，他们身上承载的中国历史使命，比元首的都大，章太炎说康有为要当教主，不是皇帝波斯的哲人，看不起王权。王权不过是世界世界精神的道具，基督徒也可以看不起。阴间的权柄，不过是坐在罗马坟墓上的幽灵。

  专制权力对人的奴役，对于知识分子尤甚，好像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才，把这种绝望内化，内化成为主义，内化成信仰。过去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为什么总是以造反和推翻的形式来解决的。关节点就是稳压阶层儒家知识分子，老把自己放在天平统治者一边。兴，百姓苦。在世道好的时候，他们尊君维护王道乐土，维护礼教。危，百姓更苦，在世道不好的时候，他们更是扼住百姓抗争的喉咙。

90年之后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诱惑更大，奴役根深。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的知识分子，只要言论自由一项，就足以打发他们。他们就会自带干粮，为专制喊话，而且不要工钱，只要一丝丝暗许。

   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在庙堂之高，或者附近。一种在江湖之远。如何站队问题，或者内心如何站队，已经刻不容缓。如今一个改革共识破裂的时代，应该走出书斋奔向田野，还是应该保皇，这很急迫。

    改良立场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保皇，其心中的自由倾向，不会在政治中发生任何作用，而仅仅以一种非政治的文化形式出现。改良建立在极权与民众的同一质上。在极权之初，确实有一种同一质。这种同一质，可以解释为左派的和右派的。极权主义政体是极权主义的官僚化，组织化，极权主义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要克服其官僚组织化。因此于无产阶级真民主对立的官僚组织化，也同样是其敌人，并且被命名为资产阶级化。把内部敌人推到外部。右派的解释，一个在于从极权主义的原初意图中推出自由和民主，另外一个解释在于相信可以回归同质性。昔年民国自由主义人物被极权主义俘获，并非没有鱼饵。

二者的同一个问题在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可以帮助启蒙政党从良。即使是左派的武力推翻要求，这种暴力也是道德的。改革时代的右派诉诸于道德启蒙，而构成对其批评的新左派，同样开出来的是道德药方，并没有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可靠因果。相信一个已经蜕变为官僚权贵集团的启蒙政党，可以道德上变好，已经在80、90年代在自由主义学说上否定，但是甚至右派都不能拿这个成果，来反思自己是否也同样患了这种毛病。道德很容易变为划分敌我，把内部矛盾外化，变为打击内部分歧的大棒。

改良的立场，是错误的。只能退回到建设公民社会，必须对现秩序怀着无望绝望的心理，老老实实坐下来，搞将来新秩序的奠基工作。用政治自由和公民社会建设，作为知识分子的目标，而要求他们放弃调整在政坛中实现自我满足的渴望，如此就能扭转公民社会与政坛的地位高下。抬高公民社会，贬低政坛，不认可一切美好价值的都由中南海来指派的人生观，不仅仅是从政坛的腐败昏暗这个角度出发，而且是从鹿鼎在于公民社会这个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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