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范亚峰
时间：2005年3月5日
地点：北京三味书屋

主持人：诸位新年好。今天请的是范亚峰老师，下面我们请他给我们做演讲，请大家欢迎（鼓掌）。
范亚峰：今天很荣幸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维权政治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地理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环境底下学习绕行，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修辞就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在当下实际上我有一个深深的体会--中世纪，学神学需要三门最重要的基础，一个是逻辑学，第二个是语法学，第三个是修辞学。我觉得的在当下对于搞维权的人来说，对理解中国的政治，无论是理解它的理论还是从事它的实践，修辞学都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并且今天可能来探讨一下维权与文学的关系，今天的题目是“维权政治论”，这样的一个题目如果对我的东西比较熟悉的话就是在前面有两篇东西可以和这个东西联系起来看，一个是在03年底，正好是03年的12月4号宪法纪念日的时候，中评网邀请我写一篇文章讨论一下公民维权的问题，我就写了一篇《公民维权与选举权利》。第二篇是去年《公民维权与社会整合》。我注意到近年来整合、以及社会整合这个词很多人都在说，那么今天完成的一个维权政治论是希望从03年的那一篇到04年10月份的一篇到现在的公民维权运动，在03年底被王怡、秋风称为新民权运动。这样的一个新民权运动现在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维权这个词它很大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是什么呢？维权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都是非常流行的词汇，而且是不敏感的词汇、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词汇。比如说去年全国总工会开大会，题目是“团结起来、切实维权”，然后我们注意到去年中国妇女联合会召开2004年维权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妇女维权的问题，但跟这个同时相关的就是去年大纪元在全球征文的题目是公民维权征文，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既然对立的双方，体制内和体制外共用一个词汇、共用一个维权的词，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我们要知道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权利时代，既然走入了权利时代，那么什么是维权呢？很简单，最通俗的一个定义，维权就是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可能的话来探讨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讲今天新的东西之前，可能有一些朋友对我以前的东西不是很了解，这里我简单的讲一下：对于公民维权的这样一个分析呢，主要基于我自己这几年思考的结果，我个人认为思考中国问题的话需要建立、需要研究宪政问题，除了现在已经有的各种各样研究方法以外，比如说有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有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有法理学的研究方法，那么除了这样一些研究方法以外呢，我认为需要有一个社会理论的研究方法，什么是社会理论研究方法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基本上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理论，它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科学社会主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是辨证唯物主义，那么这三个组成部分它总合起来呢可以认为它 是一种社会理论，什么是社会理论呢？社会理论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在形而上学在无所不包的那样一种哲学衰落之后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一开始可以认为是社会哲学，现在把它通常称为是社会理论，那么社会理论在现在，尤其是在德国它成了一种解释社会现象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倾向、一种工具，比如说象哈贝马斯，象很多西方著名学者都可以认为是一个社会理论家，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理论故事，那这个故事讲的很动听，我们知道在西方人的眼里社会科学就好象魔术一样，认为搞社会科学就是在讲一个理论故事，怎么样把这样一个理论故事讲的很动听、很完整，那么你的理论就是成功的，如果你的理论故事讲的很成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引起别人注意，这种注意不仅仅是包括赞成，也包括反对，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我的一个理解就是从1989年以来自由主义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知道从90年开始，90 年代对自由主义贡献最大的我认为是刘军宁先生， 90年开始刘军宁就开始做儒教自由主义的研究，他90年开始读博士，93年毕业，但是他的博士论文在92年左右就已经写完了。题目是《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然后介绍哈耶克的一些东西，在90年代初我听王焱先生介绍在90年的一次和刘军宁先生的谈话里面，刘军宁就判断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必然崛起，当时王焱不相信。就是80年代的学人在90年很难相信自由主义在中国未来会成为一个大的潮流，但是刘军宁就认为自由主义必然会成为一个大的潮流。后来这个判断完全被证实。那么在这样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个平台化时期。我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判断，很多人认可：我认为90年代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平台化。圈子则是80年代的一个特色。雷颐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圈子》，那么90年代很大的特色是平台化，80年代是圈子化，例如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平台化很大的一个标志是一群人以一个书代刊为中心展开活动。那么我们看90年代很多的以书代刊里面呢，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刊物，一个是《原道》，第二个就是《公共论丛》，公共论丛从93年开始酝酿，95年开始出版，在整个90年代的时候，几个自由主义的重要事件都跟一个人--龚祥瑞，一个老宪法学家有关系，这个历史现在没有被发掘出来，粱治平先生和贺卫方先生的宪政译丛，还有刘军宁的公共论丛实际上都是同一个项目出来的。在1993年的时候在上海开过一次东亚和东南亚宪政研讨会，那个研讨会我参加了，这个研讨会是龚祥瑞先生主持的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后来被迫停止，因为在当时太敏感了。龚先生出谋划策，后来自己又提出来，他在生前的目标就是要培养21世纪中国的宪政人才，在12年前就已经提出这一目标，那么事实证明呢？后来我们可以数一下，现在在中国宪政场域里面活跃着的一些主要人物，就我所知大部分都参加过1993年的那个会议，大部分都跟龚祥瑞有很密切的接触，包括宋先科、杨支柱、刘军宁、贺卫方等。这是第一个时期叫平台化时期。那么第二个时期呢我们看到平台化时期大概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1999年到2000年左右，从98年开始有几个重大事件：98年第一个事件就是朱学勤先生在南方周末的文章《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另外一件重要的事件就是98年北大百年纪念，《北大百年与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接着往下就是1999年的几个事件，99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实际上就是互联网的兴起，为什么把99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呢？我们回头来反思中国自由主义理论的传播历史，99年很大的特色就是有几个重要的网站在那一年创立，比如说：一个是秋风的自由主义评论就是现在的思想评论是在99年6、7月份创办，另外就是李永刚的思想的境界，刚刚创办是在1999年9月6号，创办没几天呢碰巧我上网比较便利，就亲眼目睹了它的发展。我个人算是追踪到了自由主义在过去12年以来呢（我是92年来北京的），从1992年到现在为止12年多的历史我是亲眼目睹它 的传播过程，互联网的出现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第二个阶段--网络化时期，在第一阶段一系列的出版物，还有在读书上的刘军宁一系列的文章，包括徐友渔、秦晖、朱学勤、何清涟很多人的努力，使自由主义在90年代在99年之前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小有规模，我们可以从公共论丛的发行量来判断它到底有多大的覆盖面，公共论丛发行比较好的一期大概是1.8万册，就是2万册左右，它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在90年代象一个以书代刊能创造这么好的成绩这是很难得的，同时的以书代刊如《原道》一直是亏损的，一直是拿钱补贴来做的。这样就可以理解当时的自由主义基本在中国是一个几万人的的规模，这样的规模经过互联网，我们来看，互联网到99年到2003年基本上是第二个阶段，我把它 称为网络化时期，它很大的特色就是大量的自由主义网站的创办，举不胜举，除了思想的境界之外呢，有很多已经被封掉，有很多中途已经垮掉了。这些东西大概都是从99年到03年过程中逐渐认识，聚合起来的。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了，03年开始自由主义经过平台化、网络化两个阶段之后进入第三个阶段--社会化时期，今天讲维权，维权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化，自由主义这一套观念，它不再停留于观念，而是转化成为一场社会运动，这场社会运动从0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1年多或者说2年过去，那么社会运动的形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现在需要来考察、来探讨这样一场运动，它是怎样形成的，我刚才简单的追溯了一下自由主义的观念在中国1990年以来的传播历史，社会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社会化目前处于一个中局，而开局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并且有一系列的标志，什么样的标志呢？就是我们看一场社会运动它的观念，现在来看无论是叫公民维权运动也好，还是叫新民权运动也好，经过两年左右的，实际上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可以认为是从02年的16大以后就可以认为已经进入了一个时期, 公民维权运动它做为一场运动，基本上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观念，二是运作、实际操作，三是规范规则积累，四是程序化。现在我们来分析维权，一场维权运动在观念占用传播方面，我们看的很清楚，可以说成局的判断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主流都是自由主义者，这样的一种基本状况实际上是很难改变的，还有一点就是04年几个重大变化，04年修宪，把两个重大的东西放到宪法里面去：一个是财产权（当然这个争论非常大），一个是人权。但是我们要承认的是宪法的五个最重大的原则就是人权。贡斯当说自由主义是原则的体系，我们讨论中国的宪政的话，最关键的是把宪政的五个原则，原则这个词本身可以翻译成原理，宪法的五个最基本的原理：一个是财产权，这是基石，第二个是人权，第三个是分权，第四个是人民主权，第五个是法治。那么我们这样来看来考察现行宪法，它至少在观念上2004年非常大的变化是加进了非常至关重要的跟权利有关的两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说这五个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财产权跟人权属于公民权利方面的；分权和主权属于国家权力方面的；法治是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一种平衡，从这样一个角度看，从04年开始，中国官方也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核心的观念，在宪法当中写入。前不久，我们看到袁伟时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当然他的提法很有道理，但是也有偏颇的地方，就是中西之争的结束标志有两种：一个是经济规则，中国进入WTO；一个是政治规则，中国接受两个人权公约，这两条就提出中国中西之争已经完了，这个说法是很有启发性的，虽然说有些简单化，应该说基本上道出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就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尤其是在法治、宪政方面这些方面的基本观念对中国来说正在逐渐被接受，成为主流话语，既然成为主流话语，它就要从观念上转变为一些运作。刚才我说了一些从法学到政治学提到研究中国的方法论问题，我倡导的一种社会理论的方法，社会理论方法的含义我认为在20世纪中国有几个主要的理论故事：一是把清王朝打败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二个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这个很厉害，它有很多运作的技巧在里面，比如说他把孙中山的思想一分为二，一个是旧三民主义，一个是新三民主义，他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完全符合新三民主义，这是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是现在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故事，这个故事今天来讲实际上已经遇到很大的危机，如果不是遇到危机不会频繁的进行理论创新，怎么理解与时俱进，孔子讲时中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易经思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时中是与时偕行、与时俱进，与时偕行是易经的原话，这就体现出一个基本状态：当今中国20世纪的几个理论故事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理论创新的时候，需要新的理论故事的时候。最近在互联网上，好多网站上讨论的比较激烈的：没有理想图景的中国法学该结束了。什么叫理想图景，这个词用英语来讲是vision，怎么翻译呢--看见、愿景，还有基督教的翻译叫异象，圣经里的原话就是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现在中国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法学搞了这么多年没有异象、没有愿景、没有这样一个想象，我用了一个词叫社会想象，首先要强调一个新的理论故事，我们注意孙中山一生40年很大的、了不起的事情呢：他第一个抓住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八个字很厉害，为什么呢，当时对于他要想实现建立民国的话，这个关系很复杂，老百姓不懂，他怎么办呢，就是说驱除鞑虏、反清反明，这是最有号召力的一个；第二是以俄为师，20世纪的中国人呢，1917年北方的原来很贫困很落后的一个国家突然搞了一场革命之后，突然显得很强大，谁都克制不了这个诱惑，在当时，对孙中山这样一个伟人来讲，中国的这样一种我的概括来说，从礼治到法治之间的过渡形式就是党治，在党治过程中，孙中山是党治政体真正的创意者，这个党制对大陆来讲国民党跟共产党不过是党治的两种形态，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在这种党治政体的过程当中，不同的是：第一共和孙中山的头脑要更清楚一些，他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真正的让第一共和沿着这三步走，后来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些问题，象台独、名粹主义盛行这样一些缺点，但是他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我所接触的台湾最大的一个法律图书公司的老总请我们一拨法学界的年轻人吃饭，带了一些员工，我感触非常深，看到他们的样，我感觉我们真是野蛮人，他们在东来顺那个地方排成一排，看到我们进来，每个人都鞠躬，喊我们老师，你很年轻，那时我还在读博士，那他们对你的称呼就是某某老师，什么原因呢，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东西丢的太严重，斗争哲学搞的这么多年，家庭里面斗来斗去，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看微观，城市里面的家庭关系非常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在幼儿园，一个男孩子被一个女孩子追着打，然后哭、求饶，这是很普遍的事情。还有很大的一点--严母慈父，严母慈父就导致了我刚才说的那样一种局面，家庭结构的严重扭曲。另外就是男人不象男人，中国男人没有气。从这一角度来考察的话，当下的中国需要新的主义和思想，于建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对现有的意识形态进行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建嵘是有这样的基本判断，作为一个和官方联系很紧密的学者有这样一个判断头脑是很清醒的，蒋庆先生也有这样的判断，但他的方案是儒家化，而且近似于王道政治，这个我是反对的，不可能的，首先是时间上具有不可能性，其次是理论上具有荒谬性。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未来一个新主流思想到底会怎样，是一个怎么样的新主流思想呢，我说一个大胆的判断，我认为自由主义的中国化会成为中国未来的主流的新的理论故事，这是我的一个带有预言性的判断，我觉得这一点从现在看起来很多迹象已经不可避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注意观察，三民主义在中国的成功首先是征服了一群知识分子，在晚清的时候，那些国学大师级的人物，是章太炎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首先象梁启超、康有为，民国成立之后，国民党之所以在中国会跨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蒋介石的愚蠢也罢、毛泽东的高明也罢，是他在从1942年到1949年过程中征服了一群知识分子，他的人格魅力很多方面，把各种各样的故事包括国民党的理论故事包括梁漱溟的新乡村建设的理论故事全部击败，今天来观察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中国的百分之八十的主流知识分子是相信自由主义的，这一现实是改变不了的，人的脑袋改变过之后是很难重新来回去的，你用什么样的办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没有理由对自由主义未来持悲观的态度，但是在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来探讨、研究，自由主义在形成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当中从1990年到现在这十几年走过的基本轨迹，现在我们就要去分析自由主义在现在、在中国、在当下有那些重要的特点、有那些优点、有那些弱点，那么这样便于我们更深的理解中国社会。今天讲维权政治，实际上是试图把对当下中国的观察概括为一个概念--维权政治，用这样一个概念来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个人的分析工具，分析工具主要是五对核心范畴，看过我文章的都知道，第一对概念是规则与资源，规则与资源就是接受吸收吉登斯的思想，社会结构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规则，一个是资源，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规则包括语义规则、正当性规则，什么叫做语义规则呢，打个比方，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会注意到，实际上据我观察现在的新主流媒体真正影响了中国社会的那些《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闻周刊》、《凤凰周刊》包括《财经》这样一些媒体，它很大的一个特点是摆脱了语录体、社论体，人民日报的社论体，今天就很少有人看到，即使是新的媒体上写的社论，它跟人民日报的社论文字的组合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看学者的文章，像刘小枫、何光沪，包括刘军宁、徐友渔也好，写作的语言跟整个共产主义文化里面所出来的语境已经差别非常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一个语言的变化。在90年代非常大的特点是刘小枫提出来一个汉语神学以后弥漫到很多的地方，有人提出汉语思想，许章润提汉语法学，他们注意到当下中国（我们知道哲学有两大转向，一是知识论的转向，从本体转向知识论，二是20世纪的语言转向，语言转向在90年代的学者敏锐的注意到一个关键的语言问题所以就提到汉语问题）在当下中国自由的新文化很大的一个特色是在语体方面的成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人都是值得肯定的，像杂文里面的公民写作，它是摆脱了鲁迅体的杂文，这样的写作法逐渐将中国社会的语义规则修改了。二是正当性规则，含义就是赋予你的政治权利的运作以正当性的那些规则，简单的说就是法律和道德的体系，当下中国的政治话语实际上刚才已经分析了就是人权、财产权这种路线，法治话语成为主流话语包括民主、法治，包括WTO、人权公约我们会发现在观念上跟世界标准已经差的很小，有人说在八二宪法里面的公民权利部分可能是全世界宪法里面写的最好的之一，至少是之一，可能是最好的，这个意义就很大。有人说这是名义上的，这个不管用，我跟大家说名义上的也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去看，我看到公安部长周永康在新华文摘的一篇文章上面讨论公安部门的几大职能。很奇怪，自始至终没找到专政着两个字，这意义非常大，公安部门的职责是什么呢？它的职责是实现社会正义，维护公平正义，公安部门具体做的怎样我们先不讨论。它在话语上从专政向宪政的转型，这在语义规则和正当性规则上变化已经非常大了，我们注意到规则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你在说的时候，举个例子，90年代在提依法治国的时候，并不是很当真，最著名的体现是三结合，实际上我强调的是不可能统一的，道理很简单，要么是人治、要么是法治，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社会，不是一个人治社会。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变革是一个过程，有很多东西的后果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预计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这就会带来很大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我讲的资源，除了语义规则和正当性规则这样的变化之外呢，其实还有我们观察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很多人很相信的结构性原则，结构性原则影响中国最深远的实际上还是在于资源分配的变化，公民维权运动为什么能够兴起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分配的多元化。比如说，象现在的政治资源，我们看在SARS当中非常奇特的一点就是，90年代邓正来先生一直在提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我们不知道它有多厉害。那么SARS当中一个事情我们就知道它很厉害。是什么呢？WHO世界卫生组织，既不属于哪个国家，就是一群医生在全世界医药卫生界那一批人在一起做些联合国的事情，它有什么权力？什么权力都没有，但是它就发通告，劝告全世界国家不要去中国旅游，为什么呢？SARS很严重，就有90 多个国家拒绝对中国公民签证，你就不能入境，这个我们就深切的注意到，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带来最核心的两个技术--通讯和交通技术，我们去观察90年到05年这15年中国社会在交通方面发生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简单的一个例子：上访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道理是朱鎔基政府打下的底子，大规模的火车提速，朝发夕至的火车；大量高速公路的兴建，这样的话全国各地来北京变的空前的便利，这样就是政治资源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政治资源的变化在国际上非常明显的是所谓的国家主权受到公民社会来自外部非常大的压力，主权变的有限，为什么呢？有些事务不再是一个国家的事务，SARS就非常的明显，为什么后来很多事情做不下去呢，就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压力，外部的规则修改着内部的规则，这是一个；第二个，中国国内的公民社会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崛起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象环保组织，看上去没任何力量，就是在网上发一发一些人的签名，这些人的签名可以对政府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象90年代象失控，现在造成很大问题的象气功组织，一开始鼓励气功的发展，是因为人吗总不能让他什么事都不干，练练气功没关系，离政治老远，后来95年之后，公安部门发现这个不得了，有野心家想闹事，这种情况下也锁定了一些目标，打击的结果很不利，越打击越糟糕、越麻烦，什么原因呢？就在于没有把当下的主权、它的政治资源分布的多元化理解到。要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资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再讲经济资源，我们很清楚中国的20多年的经济建设现在很大的特点就是民间有钱，民间有钱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在座的都有很多的体会，举个例子：象东部，在福建长乐县一个县就拥有游资600至700亿人民币，整个中国八千亿游资，在长江三角洲、在江浙地区有五千亿，其中单单一个温州地区就有游资三千亿人民币。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分配的多元化就造成整个中国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在这多元化的过程当中就带来一个问题，用什么来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怎么样的一个基本社会结构是合理的，什么样的语义规则、什么样的正当性规则？正当性规则包括道德规则，比如说82岁的老头娶一个28岁的姑娘是不是什么佳话，还需要去鼓励，象这样搞的久的话，中国的传统家庭那就麻烦了，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象道德规范也需要好好考虑，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道德。
再往下就是刚刚讲的资源，什么样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配置是合理的，90年代以来这一点孙立平等人都揭示过，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强势集团，一个是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弱势集团。在中国搞了20多年以来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把钱搞的更多的一个问题，而是分配在里面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分配在这里面的话，整个中国社会断裂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一种断裂具体体现在哪一方面呢，主要是两个断裂：一是城市和乡村，一个是大陆和台湾。刚才讲的是第一类范畴，第二类范畴是党治秩序和法治秩序，在中国近代以来，我认为从传统的礼治秩序向一个新的社会类型、新的文明类型转型，这里面有一个过渡形态，就是孙中山和毛泽东建立的这样一个党治秩序的形态，定义党治秩序最核心的是五个架构，是党政军主义和领袖，在国民党那儿，党是国民党、政是国民政府、军是国民革命军、主义是三民主义、领袖是孙中山到蒋介石这样一个架构，对于大陆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很清楚，党是中国共产党，政是人民政府、包括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军是人民解放军，主义变化非常大，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到新的民本主义这样一个变化，领袖是核心的更替，已经经历了好几代的核心，这样一种政体、这样一种秩序它毫无疑问的是处于一种过渡性的秩序，它要转向一种新的、更合理秩序--法治秩序。在法治秩序里面会有一些跟党的秩序不同的地方，法治秩序、党、形态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政，温家宝提出要建设法治政府在这里人民政府要转变成法治政府，贺卫方提出要取消人民激起许多人的勃然大怒，很多人说李登辉要去掉中国，你要去掉人民，再往下去就要去掉国家，分三步走，你跟李登辉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从人民政府转变为法治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还有一点，我们要理解在人民这里面人民这个概念是跟毛泽东的人民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在中国人民怎么这么充斥呢，象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出版社等等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实际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中国式政体，这样一种政体它的宗教形态是人民宗教，所以毛泽东在建国的时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的口号就是人民万岁。著名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民跟劳动都是一种既往的共产主义文化的部分，今天的中国处于转型当中，我们会发现不可避免的一些东西都在发生转变，现在的一种解释，今天的很大的特点它是公民时代，说维权的话维权主体是公民这一点很重要，基于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在政这一方面很大的特点是走向法治政府，在党治政体时代，军队是最核心的社会资源，在法治秩序之下的话，经济可能会成为核心的资源，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别，主义也是如此。在未来中国宏大的新的理论故事当中既有的观念形态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于建嵘提出要重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这一点我是很赞成的，我们来考察主流价值观念是哪些价值观念呢？刚才提到的人权、法治、民主、宪政包括自由、平等、博爱、和平、正义，也可能包括中国传统的五常：仁、义、理、智、信，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新的主流价值的内容。领袖，我相信中国未来会走向普选制，也是迟早的问题，这一点也是没疑问的，但是这个过程需要去探讨，从这个角度就会发现党治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区别。第三类概念就是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力量我们体会的还不够，我们逐渐会看到中国在这种社会转型里面，公民社会的真正力量所在，在SARS当中我们这么强有力的政府面对WHO这一小组织被迫要让步，为什么要让步，它不就是一个世界公民社会的一个组织吗，但是就要让步。
我有一个朋友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基本统计，现在中国的民间组织里面实际上在活动公民社会的民间组织有百分之90处于非法状态，到民政部门去登记的只有百分之10，打个比方就好比李健的公民维权网被关了以后到北京市信息管理局去备案的时候，结果看到从来没有人去备过案，只有他去备案，这就体现了一个问题，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违法状态，你怎么办？清华大学的程洁副教授给我说要写一篇讨论一种组织技术叫做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我说不要写，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在立法的时候，比如说最近的宗教事务条例，对它的批判很多，为什么呢，它还是闭着眼睛不看现实明明中国有大量宗教组织处于地下活动，实际上人家在活动，你打击也没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你不承认除了人为制造麻烦，给和谐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外，没有其他任何好处，所以应该承认它的地位，就是立法的话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普遍违法、选择性立法基础出发来绕弯子，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两篇文章，一个是研讨会记要。大家可以注意到里面的一些立法技术，很多很多的很精巧的立法技术，但这个立法技术还不是趋向于一个好的法治秩序，在公民维权的过程中，在2003年高科技泡沫破灭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互联网处于严冬的时候，2003年开始互联网会走出低谷，对中国社会形成实际的影响，互联网会形成现实的市场，公民维权运动跟互联网走出低谷是同步，海外有人认为互联网在中国被牢牢控制住，我坚决不同意这个判断，互联网的功能是整体性的，我们现在思考问题老是把问题割裂开，比如说中国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是不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按照我今天的解释绝对是，为什么呢？经济资源分配的多元化它才可能是整个社会的政治资源逐渐趋于多元化，立足于多元化后，自然而然的政治规则也跟着修改了，我们来看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作用，我们注意，在网上自由的下载，大量的音乐俱乐部、歌迷俱乐部、围棋俱乐部，大量的非政治类论坛，构成不构成中国的政治生活呢，绝对是构成的，为什么呢？人是一个整体的人，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多元化社会的一个形态，在互联网上可以看电影、听歌、谈恋爱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说你的所有的衣食住行，你的所有的主要生活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呢，宪法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模式，广义的宪法的含义从这一点来说的话，互联网在深刻的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中国的立宪过程的深入，未来中国立宪能够成功的话，是因为互联网在这一过程当中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要去考察互联网背后的技术，它背后的理念是自由、共享、平台化，是社会结构的平面化，人与人地位的平面化。有句民言，在互联网上，你是一条狗，只要你能打字，谁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我们看到在互联网上的辩论，现在论坛上，自由主义的观念，最近几年在整个社会化当中，自由主义水平的深入、提升速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在中国自由主义的思考力，距离世界学术水平的差距是越来越小，而且是迅速缩小，根据我的了解，就在宪法学这一学科，通过互联网中国宪政的研究和世界水平的差距是迅速缩小了十年以上。所以说官方有限的封网行动，使海外的一些信息，相当一批网站大部分人看不到，这个影响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它的底线不断的被修改，象现在的矿难问题，大家还记得几年前南丹矿难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在短短的五六年以前，那么现在面对互联网迅猛的包括手机短信这样的传播模式，整个面对这种统治的复杂性，变的空前的艰难。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很大的特点就是出现空前的活力，这是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点，那么对于未来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对于互联网的控制是不可能奏效的，为什么不能奏效呢？因为人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了，你试图控制一部分信息然后改变它的生活方式这是不可能的，它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绕过这种控制和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与其加强信息控制、加强互联网的高调介入还不如适当的放开引导互联网舆论向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这样更恰当一些。
再往下就是第四类，一个是交往权力和政治权力，交往权力和政治权力实际就是讨论在今天中国两个方面的关系，讲交往权力涉及到对权力的一个定义，我们既往了解，权力基本上是一种强制力，我很欣赏一个定义，权力就是影响力，你能够影响就握有权力。比如说我们的政府机关里有关部门的处长这样一个肥缺可能比有些地方的司局长还要更愿意去，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影响力大。比如说管着审批项目，尤其是审批交通项目，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在社会上，在互联网上，互联网的领袖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知道在今天能让人通读全文的人是很少的，我们每天都在网上生活，我基本上只有有限的几个通读全文，为什么呢？在你通读当中，他就构成了影响力，就一篇文章的话他就构成了影响力，在这样的一个例子上我强调的是交往权力实际上就是从公民社会所发展起来的影响力，这叫做交往权力。那么我们刚刚提到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立宪的核心问题，基于这个原因现在我们来看公民权利里面所升华出来的交往权力，交往权力涉及到我下面讨论的维权政治的一些核心的问题，政治权力我们就好解释了，交往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动，很多方面，比如说政治权力对交往权力的压迫，现在在中国非常容易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同时交往权力的反抗，这样的一种维权，对自己权利的一种维护本身就是交往权力扩张的体现，那么中国未来的恰当的一个立宪，一个法治秩序的实现就是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力之间经过多轮的反复博弈、过后达到一个平衡点，说：“好OK ”我们同意，坐下来我们立宪吧，立宪不是关门立宪，不是说“我”主导立宪，武汉的一位副教授储建国写的：党主立宪，刘大成也主张党主立宪。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呢，我一再讲杨小凯先生很有洞察力，有两个东西，一是谁主导立宪的模式，二是更有欺骗性的联合政府的模式都不是立宪的精髓，立宪的精髓就是契约，我们注意孙中山非常的高明，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名字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是什么意思，约就是契约的意思，是双方定约，既然是双方定约，立宪就是双方争执的过程，双方争执的过程的特点是要谈判、要妥协，谈不好就要打，要打就要镇压，就要反抗，反抗过程中，反抗无力我就要把你压下去，反抗有力我就退一步，什么时候你想打死他也打不死了，我想推翻你也推翻不了了，怎么办呢，坐下来谈，这个时候，一个契约就可能形成了，那么宪法就是这样一个约法，政治游戏规则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基于这样一个原因的话我们去考察中国的维权政治影响中国的进程他就是一个交往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的过程 。这个博弈非常的艰苦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均衡？我看到有人在海外提出说希望中华民族实现一次壮丽的和解，这个和解我是非常赞同的，问题是和解的背后有这样的一种原则叫实力原则。我们看到王光泽写的一个呼吁和解声明，没有很大的反响。为什么呢？你没有实力你会有什么，你连工作都没了你呼吁和解？这是很显然的一个道理。 我们知道蒋介石在丢掉大半个中国之后呼吁和谈人家理都不理他 。当时如果说国民党拥有南中国共产党拥有北中国，谁也消灭不了谁只能坐下来谈，说不定一个中国宪法就成立了。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缺乏形成双方性政治的土壤， 当时的中国始终还是一个君主的时代与礼治秩序，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心态，基于这样一种心态不可能有一个立宪政治的过程。 今天来讨论的中国的维权政治和立宪政治的关系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批判各种各样的单方政治的观点，比如说第一个要批判的是党主立宪，第二个要批判的暴力革命为什么呢暴力革命也是一种颠覆模式，所以我们注意看呢俞可平手下的一个学者何增科有一篇文章非常值得去看，就是讨论了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运做，比如说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方是协商民主有些地方是选举民主，有些地方是代议民主，他区分了三种民主。代议民主是在极少数精英的地方才这样，就是说不要限制他，要把民间的政治打击极端的倾向鼓励温和的倾向。所以现在搞的讲座属于温和的倾向，属于被鼓励的范围。只要不搞的出格是没问题的。代议民主是少数精英的民主，然后基层鼓励参与民主，在城市鼓励协商民主。比如说我们注意到一个很大的特点一个活生生的事件，郭国汀被上海市司法局压制的时候，办法搞的不是很好，就是警察用骗他的办法拿去了他的执照。我们注意到停止他一年的律师职业资格申请了一个听证会。这个听证会就是何增科先生所倡导的在城市里面发展协商民主 ，在城市里面要培育城市居民接受协商的观点，乡村里面农民层次低，要逐渐让他们通过参与民主来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像知识分子要适当的吸收进来，他们要 搞代议民主的试验，不要过多的去限制他们，总之要鼓励温和倾向，要打击和镇压极端倾向。我认为自由主义者要做明白人，有人评价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是明白人聪明人，那么我们自己也要做明白人，不要做糊涂人。人家控制技术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水很深浪很急的滩头很多的地方。用李勇的话来讲是一个水浒社会，山头很多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小兵都不好干，适当的时候都要表态的。各种各样的表态，表错了的话你就完了必。须要么永远表对，要去揣摩要精通揣摩术不然的话很快就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对他表示支持的同时还要注意当下的中国要推动社会的进步还要有一种恰当的方式要从理论上弄清楚。
第五个是政权改革和政体革命。政权改革和政体革命是一个关键。我在2000年左右写了一篇小文章，提到中国要对改良与革命的关系进行反思，需要形成宪政建设的共识。到现在为止我们说改良与革命的关系在当下的中国最根本的隐秘就是体制。 我们注意政治转型就是体制改革的问题，以体制为中心形成了两股势力，一分为二。一股势力叫体制内，一股势力叫体制外。自由主义者很容易用简单的体制内跟体制外这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贴标签 ，标签贴的很容易但很多时候没有这么简单。很多时候是很复杂的，身在体制外但很多人是体制内的同志派过去的，看上去在体制内但很多同志是真的为中国的法治民主宪政在做工作，在努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你象茅老先生他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这都是很难定义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需要讲中国转型的合力结构、合力型动力机制，我提出政权改革和政体革命，是强调中国从1978年开始转型他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合力型的转型机制，既有体制内的努力也有体制外的努力，两方的努力合起来就构成了完整的转型机制，在这里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作为推动中国法治民主宪政事业的人，不能够对体制内的真正的有助于中国进步的政权改革持否定的态度。这一点是很关键的，比如说象中国加入WTO的问题、象中国申奥的问题、当然关于申奥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象中国台湾问题等很多大问题等这样的问题上自由主义都应该有恰当的立场，不应该有简单化的标签脸谱化的方式，我们知道海外民运玩着玩着就玩出局了，普通老百姓对他的印象非常的坏。什么原因呢，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为他们头脑简单脸谱化，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坏处，他使得整个中国社会从观念上到运作上都缺乏真正的基础，政体革命的含义，刚才也强调了中国从人治到法治这就是一场政体的革命。这是没有疑问的，这话和小平同志是一致的，小平同志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场政治体制革命，简称政体革命是没有问题的。
刚才介绍了公民维权的研究现状，刚才交代了一下理论背景。现在讲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维权政治与公民维权运动，第二部分是维权政治和立宪政治，第三部分是维权政治的观念、操作、规范和程序。
首先讨论一下第一部分--维权政治和公民维权运动，维权政治的概念很重要，为什么说维权是一种政治呢？这里面就涉及到陈永苗的很精彩的一句话我很赞同，说维权政治是宪政派的民主运动，这一点我认为非常精辟。然后再讨论一下维权政治的演变，我们简单的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今天的中国回顾以下从1978年以来整个中国民间政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从1979年西单民主强事件、1980年的学校竞选，我们知道80年代很大的特点就是不断的学潮，整个中国社会以一种学潮政治的方式出现，学潮是1978到1989这十年的特点，1989是十年两个运动推向最高潮，一个线索是思想线索，是十年思想启蒙运动，尤其是1988年的河殇对于1989年的思想准备是非常充足的。第二个线索是学潮政治的线索，在1980年的高校竞选、1985年的反日货事件、1986年的学潮、1989年学潮，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有各种规模的罢餐事件、庆祝女排游行的事件，还有一个最有趣的80年代最强音--振兴中华。
从1990年以来到1998年对民间来讲很大的特点就是以地下政治为主要线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回顾一下从1989到1998从思想观念上是一个小规模的平台化，另外就是实践上的线索，当时的几个特点呢是社会生活是气功组织满天飞，我记得1994年夏天在北大参加的一场气功组织的带功报告会，有一个浙江师大叫徐杰河的大师年龄和我差不多，为人生抑郁困惑，后来就练气功，突然一下天目开了，然后在那搞带功报告。气功实际就是民间的传统文化，在中国近代以来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民间的创新，气功组织是1978年以后一直到1999年，是民间试图复兴中国传统的一个宗教然后在这个时代适合中国的需要的一种方式，气功是这里面最明显的一种方式，象健身为中心注意道德上的修养，你去研究法轮功，它的成功有两点，一点是身体好，身体好、道德好才是真善忍，他的宣传很有魅力。第二是低成本，身体好、道德好需要很低的成本，你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比划几下你就什么都好，这个很有吸引力，在1999年的时候法轮功事件他有一个很大的意义，从社会政治理论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他跟官方意识形态冲突以后就必然导致这样的创新失败，在90年代中国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精英的创新，以陈明的《原道》杂志为代表和民间的组织创新两者之间缺乏结合缺乏互动，在99年的时候受到官方的严厉控制，这种控制过后在进入2000年以后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认为04年文化保守主义所谓的崛起在我看来是缺乏深刻分析的结果。在89到98很大的特点是以民间政治、地下政治为主，我们注意从1979到1989是广场政治、学潮政治、特点就是校园和天安门广场，89到98是以地下政治为主，从99年开始维权政治的特点我的概括就是互动网络政治，我们去理解互动网络政治是维权政治的精髓，网络化政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虚拟网络、一是真实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就要分析在整个中国到经济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还原到最基本的单位来解决，比如说在单位制度衰落过之后，老百姓的信仰危机解决不了，怎么办呢，这里面很大的特点就是家庭教会，我们注意家庭教会这个词简直是天才的创造，为什么说是天才的创造呢，它把所有的东西都还原到最基本的层次，我分析的网友聚会、吃饭，他的特点就是朋友还原为家庭、朋友这个小圈子的聚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防不胜防，规模一大就把你给灭了，但是小规模是可以维持的，那么去观察中国自由主义的传播和中国自由主义在公民维权当中这种社会动员是以什么方式形成的呢？就是以小圈子的方式形成的，这种小圈子的方式就是跟家庭教会非常类似的方式，基督教在1978年的时候只有200万人。现在传播到至少5000万人，多的话估计有六七千万人甚至上亿人，这六七千万人就是通过最原始的一传一的方式在家庭里面聚会，一个教会一个家庭。本身在你的想象里面，在西方的话是一个可以容纳几千人的教堂，在中国演变成为二三十人至多五六十人。据说当年家庭教会搞起来有一个故事，在北京有一个老基督徒叫王明道，五几年的时候搞三自他被抓进去，一开始是软弱了，后来出来过后又后悔又被抓了进去坐监狱，一直到批判邓小平的时候说邓小平是好人你们这样迫害他是错误的，结果到78年之后一查，三自靠不住，王明道很好，邓小平很欣赏他想提拔他，但是有人反对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宗教组织就完了，后来就算了，但是给他网开一面可以在自己家里面聚会，一个限制是不能超过50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后来谁也想不到它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大的规模，今天我们来分析自由主义互联网的兴起呢很大的特点体现在互动网络的兴起一开始是虚拟网络，再往下互联网自然而然的导致小规模的在互联网上的交友，在互联网上的交友是很普遍的，几个跟贴下来就成好朋友了，我跟王怡、秋风、李永刚原来都不认识，我一看秋风的自由主义的评论很好，给他发了一封信，他就给我约稿有什么文章拿来发发，我寄了篇《华盛顿的宪政思想》在他的网站上先发的，李永刚也一样在互联网上很快就成朋友了，成了朋友以后呢这样？他是一个小圈子，但是互联网这样一种虚拟网络它的平面化的这样一种跨越空间的、跨越时间的在中国实现了对于分散社会的这样一个原来的机械团结的治疗，这样一个原因我们会发现通过互联网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结社的形成，我在去年写的一篇《公民维权与社会整合》里面提到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说公民维权是准政党政治，在台湾80年代的时候1983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自力救济运动，我认为大陆的公民维权运动跟台湾的自力救济运动非常的相似，那么我沿用台湾的学者的看法，对于台湾来讲自力救济运动就是一种准政党政治，对于大陆来讲，它要走向一个健康的社会、走向一个健康的结社，它所需要的是一个渐进的方式，这样的一种渐进的方式在这里逐渐的会有一种积累，会使整个中国社会的组织资源逐渐的形成一种积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缺乏洞见，你集中注意力于政治结社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把互联网上那些大量的什么球迷、茶迷俱乐部、各种各样的电影论坛、音乐论坛全部关掉才有可能，为什么呢？那些都是组织、都是小的结社，人有结社的需要这是人的一种天性，我们知道人很柔弱，为什么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发挥这么大的力量，是因为人能群而禽兽不能群也，人喜欢成群结队结社这是一种天性，这个天性是你无法控制的，因为这个原因互联网推动了中国社会有机团结的形成，有机团结在这里有两个特点，一是共享意义，二是形成一个共同体，安德森说，民族就是一个想象的命运共同体,比如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这就是建构出来的，在以前只有满族、汉族、回族，根本就没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人受欺负在西方列强的侵入的过程当中，为了回应挑战，大家不抱成一团、不搞五族共和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说，孙中山刚一推翻满清，把帝制倾覆，立即就搞五族共和，于是就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中华民族就整合了很多的民族的东西，建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我们看互动网络政治里面很大的特色有两点，一是共享意义，现在对于自由主义、对于维权来讲的话，公民维权很大的意义就是共享权利--自由、权利，另外一个共享意义是爱与正义。二是共同体的意识，共同体包括命运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那么一个家庭是一个小的命运共同体，家庭里面夫妻俩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对于维权来讲我们注意到自由主义在公民维权运动的扩展当中，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再往下我们讨论维权政治的主要特征，那么它有那几个主要特征呢？一是互动网络政治，二是仁爱与正义的政治，三是司法中心的政治，四是生成自由传统的政治。第一个互动网络政治还需要具体的分析：一是空间性分析、一是时间性分析，应当说现在的中国社会你要注意两个概念，一是时空压缩，一是时空伸延，我们看去年的一个报告，丁元竹提出的2010年前的社会危机，具有时间压缩价值，他迫使现在的政府当局有一种紧迫感要赶在这之前把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缓解掉，这是时间压缩，什么叫空间压缩，世界公民社会的兴起，象WTO和两个人权公约都具有空间压缩的意义，空间压缩的意义包括对于贪官污吏的全球的追讨，使他们没有退路，他有退路就有空间，就战略上就可以有回旋，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一个很大的策略就是以空间换时间，执行节节抵抗的策略，为什么同时要在上海和北方打两仗呢？很大的原因就是要把日本人拖下水，所以蒋介石说中国不怕鲸吞，就怕蚕食，现在来讲全球追讨贪官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这些贪官污吏他只要一跑掉他就没有责任感，他只要跑不掉他就要老老实实的在考虑他该怎么办，这样想的话对于中国的转型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空间价值，互动网络政治还有一个时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有一句话叫做赌前程命运的事情坚决不作，对于中国这种民间维权的这样一种微小的力量千万不要沿用学运伦理，对学运伦理是要坚决彻底批判的，就是没有责任感，自己鼓动别人去冒险，他去坐收渔利，我们知道著名的讲话是说“我不能告诉他们下一步就是流血”，但是自己活的好好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在维权过程当中是需要真正的责任感，这样的真正的责任感就要求我们在很多时候就要有一个必要的战略回旋，很多时候要学习以空间换时间，这是一种什么含义呢？我们对于中国实现法治、民主宪政要有一种从容的心态，对于中国的和平转型就意味着不要有一种赌徒的心态、赌博的心态，很多的时候要用空间换时间，对于体制内的健康力量，这就是用空间换得更多的时间，还有的时候要做必要的让步，做让步的目的也是要用空间换时间。
现在再分析仁爱与正义的政治，友爱的维权政治，友爱使自由派成为一个意义共契的共同体，我们知道刘小枫先生一直对自由派很不以为然，觉得自由主义不讲意义共契，实际上不是，自由主义本身的一个维权共同体正在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正在形成，在这个里面我们要讨论一下维权与文学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国有一个文艺理论家叫巴赫金，他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狂欢、一个叫复调，复调是音乐里面的一个术语，就是指非常复杂的和弦所构成的那种复线结构，用这两个词来分析自由派的维权也可以得出很有趣的结论，我们知道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毛泽东是个诗人，你会发现比如他把说乡村里面的批斗会、乡村里面的土改整个把共产主义革命变成了一场狂欢，这一点很重要，文革，为什么现在农村老百姓、工人、农民一想起来就特别惦念毛泽东呢，他深刻的把握了整个中国人的特点，一个原因是那种诗性政治使整个文革和共产主义革命进程变成了一场狂欢，跟这个相关呢，自由主义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呢，是一种散文政治，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尼采的两种精神，一是日神精神，一是酒神精神，在自由主义的维权当中会发现以日神精神为主，以酒神精神为辅，诗性与狂欢不占主要的地位，但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实际上民意的宣泄，互联网他有什么功能呢，互联网成为一种民意的 狂欢的场所，狂欢如果过分了，如果没有观念的引导就象萧瀚批判的成为了厕所，如果狂欢有恰当的引导就可能成为真正的节日。中国的自由主义到现在为止会发现维权基本上不是狂欢，基本上不是诗，是散文，散文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形散而神不散，要求气韵生动，这就要求一个布局谋篇的能力，在这样的一种散文的书写过程当中对于散文的内在规矩的把握是很重要的，理解中国维权政治的这种散文的特点是我们要把握的。
另外一个复调、复线结构，刚才讲了要理解中国的时空定位，现在中国的时空定位是非常复杂的，中国对现代性反思的，中国在政治上很多方面是一个前现代国家但是又受到后现代思潮的非常大的冲击，那么一个问题中国到底在时间概念上，时间观上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时候，那么我给出一个解释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从旧的礼治秩序转变到法治秩序这样的一个转型时期，这样的理解就打破了前现代的、现代、后现代的这样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第二个从空间上来讲的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西的关系也处于一个大的转型时期，比如在这里面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有一个中央帝国的心态，现代的中国是一个还没有实现统一的，没有建立完整的成熟的民族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过渡形态，未来中国是不是要建成一个新的文明共同体还是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这种巨大的困惑导致中国会有三个问题，一个叫做立国，一个叫立宪，一个叫立教，立国的含义中国要走向统一，立宪中国要实现宪政民主，立教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一个新的主流信仰现在没有，是儒家、道家、佛教、是更新了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还是中国化的哪一种宗教呢？现在还不清楚，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十几亿人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新的主流信仰，这种新的主流信仰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没有定论，我们现在实际上缺乏一个真正的中华精神，现在所有的对中华精神的概括都是不完整的、不够准确的。
下面来讲司法中心政治和生成自由主义传统政治,,司法中心政治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自由主义里面有一很重要的争论就是建构和生成这两个词组的关系，有人对秋风、我、海波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很有异议，说我们主张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在英国它是几百年才生长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可能沿用普通法宪政主义呢？还有些人对此进行批评，象大国派对我们这几位提出很大的质疑，那么我说普通法宪政主义，司法中心正义观念和自由传统恰恰可以使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包容中国的社会多样性的一个渠道，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德国和日本，他是没有普通法的基础的，但是战后的德国宪法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贯彻了普通法宪政观念的宪法，德国经过短短几十年的改造现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宪政民主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现在在中国未来的法治宪政建成过程当中要强调普通法宪政主义，在这里就有人提出这不也是建构吗？我说这的确是，但是它不是一种建构的理性，它是一种理性的建构，那么在普通法宪政主义里面呢要特别强调司法中心的位置，但是很遗憾据我知道的消息，司法改革可能要陷于很大的停顿，这是需要继续努力的，我认为中国在90年代法学界非常大的一个贡献，这一点要强调的贺卫方等很多人做出来的很大的努力，从司法改革到司法独立这两点在90 年代的突出，对于司法重要性的强调在中国不超过十年，要注意中国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司法这样一个地位的重要性、司法正义的最后防线这样的一个观念前后只有经过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初步学习成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强调要从司法改革、司法独立上升到司法中心的层次，司法中心的层次的含义不是说司法的单一中心，而是强调在中国宪政民主的多中心秩序当中以司法作为缓解整个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机构的政体程序的设置，这一点非常关键。其中司法中心隐含的一个含义中国20多年的法制建设很大的一个特点是立法中心，就是人大立法，认为立了法了法律就自然而然的实现了，现在我们知道立了法了根本就不管用，老百姓的法律意识观念非常的弱，这时候怎么办呢？就要从强调立法、进一步强调司法、强调法律的适用、强调法律真正的生产，生成中国人管用的法律。
最后一点就是生成自由传统的政治，这一点我强调自由传统在当下的中国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怎么看待中国的传统，近百年中国的传统没有问题它是有一个自由的传统，那么近百年以前中国的儒、道、佛，尤其是儒家传统怎么看待。第二方面就是讲维权政治和立宪政治，大家都理解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立宪政治时期，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可能不需要很久中国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立宪时期，中国近百年以来真正的成功的立宪时期，那么维权政治会大大的推动立宪政治时代的来临，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探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日常政治和立宪政治的区分是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提出来的，一种是立宪政治，一种日常政治，为什么说中国现在进入一个立宪政治时期，这是和中国三大问题有关系，立宪、立教、立国注意这三点是相关的，为什么还讲到立国呢？我们注意现在的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的话，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不是最终的状态，最后到底用什么方式统一台湾、统一中国还是有待讨论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背景底下立国就和立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国家统一了肯定要有新的立宪，有新的宪法这就是立宪问题。那么立教也和立宪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广义的宪法就是生活的模式，狭义的政治宪法不过是广义的生活模式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话真正的立宪成功就必然和一个新的中国的主流的精神信仰产生一种关联，所以我们会发现宪法立宪介于立国与立教之间，就介于国和教之间，是整合这两者的工具。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下中国的难题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伦理崩溃，跌破道德底线、巨大的社会道德危机、伦理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它都提出来了立教的必要性，当下的中国两岸分裂的事实、城乡分裂的事实也都提出来了立宪的必要性、立国的必要性，这三个问题就引出了一个中国进入立宪政治时代的基本论证，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要讨论维权政治的五大关系：一是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关系，二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关系，三是立宪与治理的关系，四是法律与政治、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五是理和势的关系。首先讨论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从社会建设走向国家建设、从社会立宪走向国家立宪的过程，这就涉及到中国政治转型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什么叫从社会建设走向国家建设呢？社会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整合，一是互联网，二是自由主义，三是家庭教会，对于这三者的整合会使中国奠定一个社会建设的基础。二是国家建设，在国家建设这一方面会涉及到一个立法、行政司法关系的调整，也涉及到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第二点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制内与体制外，第二点基本上是一个合理性的关系，我们既要强调自下而上也要强调自上而下，要强调自下而上是根本的基础和动力这 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同时也要注意自上而下的变革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法系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三层关系是立宪和治理的关系，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宪政治理，为什么讲宪政治理呢？我们会注意在中国社会的治理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最近有本书我建议大家看一看，一个法国人写的叫做治理的革命，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宪政问题其实是一个治理的问题，可能有朋友看到过我讨论的关于北京的堵车问题、北京的交通单一中心多中心治理的问题，北京的堵车问题是因为城市建设的不合理单一中心有关系，导致中心的二环里面集中了几乎所有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这样的话北京城市的政治中心跟文化中心功能基本上由二环以内狭小的区域在运行，这样导致所有的来北京中央政府办事情的都要跑到二环里面去，所有的最重要的文化功能听音乐会、看电影、找名人等各种各样的活动都要跑到二环里面去，所以导致堵车问题，那么基于这个缘故呢，中国迫切需要形成以宪政治理观点为核心的多中心秩序的治理，举个例子，一是立法行政与司法，我们现在因为不重视司法的作用所以导致大量的政治审查替代司法审查，比如说现在的中国乡村问题到现在为止自由主义特别需要强调新乡村建设的方案，我们说农民问题是三个贫困，一是经济贫困，经济贫困的核心是权利贫困和精神贫困，其中最要害的是权利贫困，所以说我非常赞同秦晖先生讲的解决农民问题最关键的还不是给利益，哪怕明年全部免除农民的农业税它是赋予农民利益，我强调政治哲学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权利，两个是不能够化约的、不能够等同的，不能够把一个化约成另外一个，农民除了需要利益以外，他的精神感受差一点不可以，有人说一个人只要利益他就是养猪犬，跟养猪的区别不大，问题是农民他是人，他需要价值和尊严，这样的话权利贫困体现在整个中国乡村，除了收入低下以外他的正义感缺乏，他感受不到正义感的存在，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解决乡村的这种正义贫困、权利贫困根本上不是靠民粹，那不一定能解决这么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治理问题。靠什么呢，就是靠司法来作为正义的最后防线，这 个时候就要推进司法的独立，要推进司法成为立法行政司法当中的一个中心，要摆脱以前的立法中心的模式，赋予司法更多的维护社会正义的权力，这是一个重新的配置，缓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危机要从这个地方入手，第二 个是中央与地方，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里面，孙立平有一篇文章提到在北京海淀区有200万人，相当于两个世界上的特大城市的标准，世界上的特大城市的标准是100万人，那么海淀区政府来治理这样一个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到现在为止它的功能履行的怎么样了呢，实际上很多地方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一塌糊涂，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地方治理没有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所以我对于建嵘的文章不同的意见就在于，于建嵘的文章里面更多的强调了中央是正确的，地方是胡作非为的，我认为这里面太简单了，所以有人问我，我说现在是强调地方治理概念的崛起，地域在全球治理的治理革命里面，地域、地方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如果没有地域治理只是以选举为中心，以为中国的民主化就是搞选举，像台湾的民粹主义的样子，你所不喜欢的上来以后乱搞，老百姓说什么，只要能拉到选票我就这么干，导致黑金政治很多问题层出不穷，那么怎样摆脱这个问题就要走出狭隘的民主观念，要强调宪政，由普通法而来的宪政，我们注意普通法的基本概念就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通过程序的治理、通过规则契约的治理，通过多中心秩序实现的治理，因为这个原因现在不再是简单的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不是，中国未来实际上是一个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政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一个恰当的权力关系配置的框架，这是指权力系统内部，那么在国家与社会、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也是这样的，不是说公民权利绝对正确的，公民权利就高于一切，而是对公民来讲不仅仅要讲权利、要讲美德、要讲责任、讲伦理，那么对于国家来讲也不是简单的像现在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把所有的问题都化约为党的领导问题，是党权至上的问题，只要把党权一拿掉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样想的话，问题就太简单化了，太脸谱化了。现在要考虑到中国的很多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对于很多自由主义者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说人家干的不好，让你去干一个县长你能干的比他好吗？你说现在做的不好，你找出一套办法来，提出一套治理方略来，你拿出政策来，你能够证明比他干的更好，你能够证明你能够解决问题、解决思路，所以现在很多情况底下来讲的话，的确党治问题，党治秩序是一个正在衰落的过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对于中国社会最大的挑战是治理危机如何化解，在治理危机里面我们看有多少危机：环境、人口、资源、伦理、道德、台湾台独一系列的这种巨大的社会危机，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千钧一发，在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培育社会理性，维权政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育社会理性，一个新主流思想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思想、应该是一个有伦理的思想，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里边就要处理好立宪与治理的关系。我提议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对于中国社会的治理问题的研究，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淮河治理，拿出方法来？像爱滋病，拿出办法，讲一个模式，乌干达对于爱滋病的治理非常的有效，他是三层防治爱滋病的模式，第一层叫做防范安全套，这是治标的办法，第二层叫做婚姻忠诚，夫妻俩要忠诚，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层次叫做婚前无性、婚前贞洁，在非洲那个地方有乌干达总统和他的夫人主动倡导然后发动民间组织来参与爱滋病的治理，这样的话呢，乌干达在非洲的国家里面是治理的非常有效的，温家宝总理前不久刚刚讲过要让更多的民间组织介入爱滋病的防治。现在对于中国来讲的话，自由主义者真正负责任的话，你能不能介入到爱滋病的防治过程当中去，为中国的爱滋病防治做出贡献，从自己做起，这个婚姻忠诚能做到吗？婚前无性这些方面都要以身作则。自由主义，自由不是一个胡作非为的自由，不是一个乱来的自由，而是一个真正有伦理负责任的自由。
接下来讲矿难问题，现在有很多人把矿难简化为经济赔偿额的问题，矿难仅仅这么简单吗？没有经过很深的探讨。再比如说最近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叫敬畏自然，敬畏自然是一个伦理重建的开始，它 涉及到中国社会的主流对人与自然的认知，在这里面避免了犯简单化的错误，科学精神在中国还是太弱了，同时自然又被搞的很糟糕，在这样的情况下多重复杂的张力里面怎么样找出一个微妙的平衡解决治理危机，这可以说是极其艰难的。第四个是法律与政治、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这个问题以前的文章里面写的比较多，就不详细展开了。
最后一个我喜欢用中国哲学的理与势的关系，简单的讲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力，换句话讲是实力与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个是力，一个是关系，理就是理论、势就是实践。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就是维权政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现在看是弱小的不要紧，关键是看有没有真正的生命力，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有所帮助。
再往下探讨一个政法界的双重使命，我认为中国未来不出意外的话是一个政法系治国的年代，这个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未来的治理，双重使命：一个是治理的使命、一个是立宪的使命，治理基本上属于日常政治，立宪属于立宪政治，对于中国未来的维权政治里面维权政治也有双重含义，一重是日常政治，在美国、在日本、在德国、在英国，它毫无疑问也有维权政治，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维权政治还有另外的一种含义，就是立宪政治的含义。所以说日常政治的话，维权就要有助于中国解决好治理的问题，就是帮忙而不是添乱，帮忙也包括捍卫每个公民自己的自由限制公民权利的滥用，这也是帮忙的一部分、实现良好治理的一部分。在这里就需要把两个关系处理好。
最后就是维权政治的观念和操作，规范和程序这部分比较敏感，在这里就不讲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范老师的讲述，从现在开始进入自由提问时间，一个人的提问时间不许超过三分钟，第一次发言优先 ，还是两个基本原则，其实也不是提问是一种互动的讨论。
提问一：在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叫狂欢政治、失信的狂欢会、批斗会，还有学潮政治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民主，90年代以后地下政治是不是说它没有民主，我觉得在你的这次讲演里面不强调民主的作为。
范亚峰：没有，我肯定是要强调民主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文革不能谈到是一种民主，文革被称为是大民主，它不能被称为是民主，我在这一直强调的是宪政和民主的同时生成，一开始就借用了陈永苗的一句话：“维权是宪政派的民主政治”，基本定位维权就是民主政治，所以一下午的时间都是在讲民主，（女音：意思就是把民主用其他代名词讲的） 就是用其他的形式。（男音：我插一句其实文革的表象应该是民粹主义的居多，实际上民主思想进入中国更多的还是跟民族主义或者是民粹主义伴随而来的，你像五四的时候讲民主那是救亡图存，实际上是个民族主义，到了共产党搞农工革命那实际上是民粹主义，这个民粹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不来它也有，太平天国就是民粹主义，历次农民起义里边都有，古今中外民粹主义的东西永远存在，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里面都有一点，至于这个民族主义呢，民族可能是按照人种、文化来划分的，如果不按照这个标准，按照别的标准划分也有种族群，这个族群去跟那个族群彼此矛盾冲突这个永远也存在。）
提问二：我想问个问题宪政和治理，我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宪政是为了治理，因为治理这个词跟我们的政治构架还是有区别的，治理已经到了一种比较现实的手段的角度了，我们平时了解的宪政是一种社会构架或者是政治框架，它跟具体的治理手段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定距离的，我在网上的文章里面也看到过有关于宪政治理的提法，好象就你一个人在说，我觉得这种提法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说不出来问题在哪。
范亚峰：这种质疑很好，我的这个东西表现的更多的是原创的东西，这是没有疑问的，我的思考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导向，在这种情况下关键不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书里面怎么说，那么我讲的这个宪政治理基本上能够成立的原因是，刚才已经解释了，宪法是什么，我们去考察宪政，宪政就是有限政府，这从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可以看的很清楚，那么秋风翻译的莱奥尼的《自由与法律》也讲的很清楚，对普通法最准确的理解，普通法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宪政与法治是一脉相通的，我强调宪政治理的一面就是跟法治相关系的，当然这里面法治更多的含义不是治理的含义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说讲治理的含义更多的是和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对治理的强调相关联，最近我发现，在治理革命里面很多的情况底下是和普通法一系列相关的理念的回复，比如说一个例子，像对于地方知识的强调、像对于契约的强调，因为在中国讲治理，目前来讲基本上只有俞可平他们在讲治理，所以说讲宪政治理的非常少，目前不止我一个人，秋凤也在讲宪政治理课，我们现在要力争发展出一个宪政治理派，宪政治理派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形成中国成熟的自由主义治理方略。
提问三：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你今天讲的我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里面，你刚才说自由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我就记得第三个阶段维权政治是社会化发展的新阶段，社会化阶段，我认为是不是维权这件事把他加到政治这两个字以后作为政治提高了，我一直有这种怀疑，我总觉得把维权作为一种政治高度来发展，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社会化阶段，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标志我觉得是不是提高了，我觉得目前我们社会当中还有其它比这个更重要或者某种抗争，甚至我说上访政治是自由主义……
范亚峰：这是一个概念问题，我估计我的前面的两篇文章你没看，那我解释上访是典型的维权吗，一开始说了把所有的东西都概括为维权，然后用维权来讲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我的基本思路。（插话：你的意思是把自由主义那一套技术化）
提问四：我想插一句可能不太符合规则：维权跟自由主义有多大的关系，我接触过一些维权的人，好象很多人维权根本不管你自由不自由主义，虽然我们这里自由主义者居多，但我认为绝大多数人维权根本就不管你主义，所以我也同意，把维权上升到政治上了是不是真的有一点摆高了或者说硬是把这个功劳拽到自由主义名下呢？我很怀疑的。其实我觉得维权是政治上没有权利以后的政治抗争，不是在争取政治权力，其实他是一个很悲哀的政治。
范亚峰：这里边你怀疑的当然有道理，但是我们倡导维权，权是什么？权利这个符号就来自自由主义的话语系统。关键问题是它对于农民来讲的话，一个例子；如果是自由主义维权的话，那么它有几个特点，比如说法治性，这种情况底下拿着炸药去把那个炸死，我们就不认为这是自由主义，按照人们的解释这也是维权，这就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是从立法者向解释者，我们做理论是给现实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要尽可能的符合大众的想象。
提问五：我第一次跟你接触，第一次听你谈这个问题，今天的讲话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惊叹，很多东西跟我的实际工作都验证了，刚才的这个惟独没有提出民主。我非常赞同你说的这个维权的行为，我认为你的说话不是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和方式，你说的公民维权政治是我们今天很震撼的一种体会，今天提出的东西给人的启发是很多的，利益跟权利的一些观点是给我的实际上的启发是很大的，我非常赞同你说的从权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今天所讲的宪政治理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非常有创新意义的。
范亚峰：这些赞扬我的话我很感谢，我受之有愧。我现在很多东西都处于一些开放性的提出问题的时期，形成一些想法，所以说今天包括很多论证，有些论证也不是很严密，但是现在中国需要真正的原创性的思想，感触很深的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是原教旨儒家跟原教旨自由主义者都太多，用很俗的一句话不敢解放思想，当年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搞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没有单纯学习苏联，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就不赞成今天中国像很多人一提到平等就跳脚，在中国这个社会这么强大的几千年的平等主义传统，这种重分配正义的传统，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你只谈自由不谈平等，基本上不客气的说自绝于人民，然后还有一点是最近跟徐友渔先生提到的现在避免提到左和右的争论，很无聊，这种情况下是很需要相互理解的，左派很多人拿符号是毛泽东，说的话听上去不舒服，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未必有很强的恶意，很多左派的道德水平比右派要好，很多左派的学问比右派的要好。
提问六：其实从这个经典意义上讲左重平等，右重自由，中国是即不够平等又不够自由还扯什么扯没什么好争的，平等的也不够、自由的也不够，现在可能是左派重权利，右派重发展。
其实这个治理呢要么是个新名词或者说它是一个旧有名词的一个新经意，主要是这几年在学界是个时髦的名词，它是个舶来品，比如说从世界银行90年代的一个报道开始，然后在英美有很多的论文，因为从国际学术上讲大家要吃饭就得发论文，就得吵作一些新概念，其实这个事实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太多的争议，问题也不是什么新问题，只不过是不断的花样名词翻新而已，如果说宪政这个概念在过去更强调是一个国家的范畴，那么治理这个概念呢它的含义可以很宽泛，那么宪政过去可能是从政治学和法学的学术的渊源过来的，那么治理更多的是管理学、社会学而这些传统的过来的，但是肯定都是在研究社会问题。
范亚峰：90年代以来正在全球发展的，属于这样一种治理的概念，治理革命提到的治理是什么意义上的治理，是不是原来那个意义上自上而下的政府把老百姓管好这种治理，它不是，它讨论的是在西方民主出现危机的过程当中，在宪政民主的国家里面，怎么样摆脱以选举制度为中心，以选举制度为中心的一些弊端，并不是说把选举制度废掉，而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复杂的社会，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极其严重的情况底下，自由主义在中国，我们是需要一种观念呢还是要有一种心态，通过自由主义的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为什么我讲宪政是一种治理，刚才已经强调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美国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宪政国家，英美都是普通法宪政国家，在他那地方宪政就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这是没有疑问的，只不过是这种知识谱系没有被介绍到中国来呢可能难以接受，由于这两个原因，你现在很难接受这种宪政治理的观念，但是我刚才强调两点，第一点从宪政主义的谱系原由来看呢，普通法的基本定义概念是可以成立的。第二点从90年代以来在全球兴起的这样一种重视地方自治、重视契约观念、重视规则、重视公民参与这样一些特点都和宪政主义、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主持人：感谢范老师的讲座，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与范先生商榷
递进民主论坛
提交者：杨涛 发布时间：2005-8-11 20:29:30
范先生提到自由主义是知识分子的主流，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切合现实的，在知识分子可能发挥影响的领域，自由主义者的影子相当突出。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所作为，自由主义者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认识。对于我自己来说，不仅仅在于自由主义者这个共同性，我所了解的情况，从理论高度主张维权运动的理论派别，只有宪政维权派一家。还有个认识，我同样认为社会思想的重要性，以实证化的表达来说就是，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思想影响舆论、影响社会成员的信息环境，然后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评价标准和政治行动，从而对于现实产生重大影响力。所以维权的观念要发挥作用，必须提到理论的高度，在民权运动还在起步阶段的现实下，这是知识分子首要的工作，而不仅仅是自己作。以上三点，使宪政主义成为与我的思想最为接近的思想者(从范先生的讲座记要又很高兴的发现，对于宪政以及维权对于宪政的意义的理解我们也是一致的)，我自己的阐述，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宪政维权派的主张进行的。
这里还是根据自己思想与维权派主张之间的差异，谈两点意见与范先生商榷，这两点意思是基于我们的共识来谈的。
第一点是对现实的判断上的一个问题。范先生谈到了这些年来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制度上、经济生活方面、以及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这些变化的方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背离极权社会的特点，向公民社会靠拢。这是勿用置疑的。范先生也谈到自由主义本身的一个发展过程，谈到其影响的扩大，以及民权运动的发展。虽然文中没有明确的表达，但这个意思是明显的，在这两个内容间，我感觉到一种联系：因为从极权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带给自由主义以及维权者一个信心，自由主义者的言说和维权者的行动，使得这个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范先生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说，范先生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有问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是市场化的决策，这个决策带来一连串的后续决策，它们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无明确的长期目标；其二，市场化本身是一个逻辑结构，它主导了后续决策。还有个特点，第一个决策本身，并不是外部压力的结果，而是执政集团本身的理性化的结果。几个特点结合起来可以这样概括：事情仍然在执政集团的控制中，无论什么变化，都是在他们的决策下发生的，也就是说，统治---总是所有一切背后的东西，这个是稳定的，并没有发生危机，市场化是在这个目的下的一种手段。但是因为改革目标的缺失，“摸着石头过河”，现实的进程被市场这个新生的事物操控了。市场，是自由主义的东西，顺着市场的逻辑走，也就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化”。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实进程中的变化，只需要从执政集团那头就可以理解了，与自由主义的力量---自由主义者、民间维权者等并没有多少关系。我感觉知识界总有这样一种错觉，把现实社会符合自由主义观念的那些变化看成是自由主义力量的壮大。
我认为从社会观念变迁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是不全面的，这二十多年来发生的变化并没有多数自由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乐观，这个变化的主因在于执政者，而不是社会，就象美国人打伊拉克的主因在于其国家安全，你不能因为解放伊拉克的客观效果而把美国人的目的也改成了解放伊拉克一样。在执政者主导下的改革过程中，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这个变化归纳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成熟，虽然市场的逻辑对于政策的影响客观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化”的效果，但是上头还有个统治权力，别把它忘了，也别把它的影响降低了。我认为现实中国的变化，如果不与变化前的极权社会来比较，比如只与八十年代来比较，这个变化并不一定值得乐观，中国社会遭受的巨大痛苦并不一定是一种代价。确切说，把八十年代以来的变化看成向权威社会的过渡，比看成公民社会的形成要精确得多。
第二点与第一点的观点有关。把现实的变化与自由主义观念的兴起、自由主义队伍的壮大、以及建立于这个基础上的维权运动的发展联系起来，也就是与社会的能动性联系起来，必然夸大观念的作用，夸大知识分子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其后果就是，宪政维权派的主张中一个明显的倾向：精英化。在我看来精英化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权利本身的忽视。提倡维权，就如范先生的文章中所言，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维权的政治意义是我们赋予给它的，是知识分子赋予给它的。维权运动是怎样产生的？不是我们给它一个意义它就产生了，维权运动产生于权利被侵犯这一事实。被侵犯的主体不是赋予它政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是弱势群体。所以维权，首先是维护权利，维护弱势者的权利。在知识分子的理论视域中，首先要正视这个问题，要从维权本身来考虑，围绕权利来研究。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之于维权运动，不是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权运动，而叫知识分子参与维权运动。
第二个方面体现为制度的生成论。从制度的层面来关注权利是知识的本性造成的，权利问题不是单纯的，它是一个过程，其中制度建设是一方面，这个方面的主要角色是知识分子。从行动的角度，知识分子着眼于制度无可厚非，知识分子主要通过设计制度来推动社会进步。但我们现在谈的是理论，规划的是整个社会的维权行动，那么就不能局限于制度了。权利问题体现于一个过程中，它不仅是制度的问题，也是制度实施---即范先生所谓司法的问题。在现实中国，什么是影响司法的最主要因素？是缺乏制约的权力，而权力具有整体性，权力是个政治问题，于是问题就脱离了制度，转移到政治层面上来。如范先生所言，权力是一种影响力，从政治目的，需要考虑社会影响力的问题。这个社会中，什么才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如前分析，不是一种观念，不是设计制度的那些人，意识形态也不是主要的方面，权力和利益格局才是影响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于是我们的政治目的就需要与具有巨大的潜在社会影响力的权利被侵犯者结合。
昨天与朋友谈到精英主义的问题，今天正好看到范先生的文章，并且一直也想与维权派有所交流，故写下这些，求教于范先生，同时对于范先生文章理解有误的地方，希范先生指正。

范亚峰：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深入讨论的机会。
关于第一点，我们对于形势的判断可能取决于不同的解释方法，或者说解释策略。我试图给出自由主义的解释，故强调民间社会的成长一面。但同时，权贵资本主义既定格局初步形成，现在的维权运动的实质是弱势集团反抗这一即将定型的利益格局，即即将固定化的社会结构。由此，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乃至多种前途的可能性：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通过维权运动导致立宪政治的成功，是最大的两种可能。演讲中我强调了民间力量的成长，并没有低估自由派力量的虚弱程度。而对于我们的实践来说，需要的也是自由主义完整的理论逻辑，即讲述一个中国走向自由的故事。另外，我不同意当局牢牢操控一切的说法。经济建设和市场改革具有非意图后果，这对于官方和民间都构成路径依赖。问题的关键在于核心竞争力，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学习能力。
第二点，从极权过渡到后极权，中国的转型高度复杂，当前的统治格局的恰当解释需要更为复杂、精微的解释框架。从极权到威权似乎还不足以解释当下的中国社会。
第三，我不认为自己具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中国的宪政建设从80年代的直奔民主化，到现在的法治到民主，是一个战略的重大转折，这似乎暗合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当下的维权运动，就是在初步形成的表面化的法治－法制框架中逐渐生成壮大民主、共和、宪政等社会力量，促进规则的生成，和资源的合理分布。当下表现出来的精英倾向，是实力弱小、不得不为之。而精英与民众的结合，是中国宪政转型的关键点所在。这个问题，主要是个实践问题。宪政、法治与民主的张力，在宪政维权派之中已经基本解决，不存在忽视民众、弱势群体的问题。不必多说。
第四，知识分子代表谁？强势集团还是弱势集团？目前知识分子正处于分化之中。未来而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显然会选择代表弱势集团的利益。知识分子对维权运动的制度意义确实谈得过多，做得不够。维权的三个层次，即个案正义、规则修改、制度建设之中，应对于具体的不公正有更多的关注。
再次感谢杨涛先生的认真阅读，和讨论。希望以后多交流。

提交者：杨涛 发布时间：2005-8-11 22:56:54
可能我们对维权运动的定位不一致。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过程中，目前相对来说又是个激烈变动时期，可以看着一个分叉点。可能的结果如范先生所言，一是初步的宪政(视维权运动的进度)、二是相对稳定的权贵资本主义，我再加上一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执政集团对局势失控，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分叉点。
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对现实的判断。其一是对执政集团控制力的评价，其二是对社会能动性(有意识的规划基础上的影响力)的评价。我想这两个方面可以结合起来看，其一是相对极权时期而言，随着经济改革执政集团的控制力大大下降，特别是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的大幅下降，警察等权威控制手段的有效性远低于从前的控制方式。其二，虽然执政集团的控制力大幅下降，但社会的能动性并没有上升，社会仍然缺乏有意识的影响力。是市场秩序代替了极权社会的秩序，社会的稳定依赖于市场经济的稳定性。我的判断依据是(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意识的承载者，与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的脱节。
所以我认为这种形势下，一方面执政集团控制力的减弱给了社会一个机会；另一方面，在目前民间组织过弱，特别是对弱势者的整合力太弱，社会的能动性并不太强的形势下，上述第三种结果的可能性明显增大，经济危机离我们越来越近，政府、自由主义者谁都控制不了局面，现存的黑势力，执政集团的残余主导局势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不仅仅是两方竞争的问题。
是否进入第三种结果，视维权运动对社会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整合力，也就是说，组织化的、有更高成功率的维权行动是否成为弱势者解困的主要途径，如果没有这样的渠道，危机发生时，他们必然成为暴民，摧毁所有的秩序。从万州、池州事件可以看出，社会并不存在什么很有效的诉求渠道，维权运动远远不能成为弱势者的诉求渠道，因为这个原因，我对维权运动的评价是很低的。

我们对于目前维权运动的评价不一致，可能与我们赋予它的目的不一致有关。如上所诉，因为第三种结果的可能性存在，我认为维权运动应该成为大部分弱势者的主要诉求渠道，这个要求下，维权运动要把大部分弱势者整合起来，就需要建立自主工会、农会，或者非法状态下但极广泛的沟通渠道和组织，如团结工会，没有这样广泛的整合，危机一来，就会产生暴民。我不认为这个目标太高，大部分权威国家是存在这样的组织的，是否成为现实依赖知识分子的工作。
范先生对维权运动所寄予的希望不知是否是体现在如下过程中：通过一部分标识性的维权案例来推动立法和司法的规范，这种推动也是一种政治博弈，当力量对比达到一定水平，作为妥协的产物，宪政就产生了。
如果是，其一，这种主张是从维权运动产生的影响的角度来理解维权，从关注宏观面的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角度来理解，而不是从维权运动产生的原因角度来理解维权，从维权运动产生的原因角度来理解维权，就必然更加关注弱势者，为权利而维权，这是从弱势者的立场上出发。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维权派的主张有精英化倾向。
其二，不知范先生所理解的与官方博弈的力量是如何体现的？民间具体是如何使官方妥协的(官方为什么要妥协)？也许是我的实证式思维所致，我不能很好地理解范先生的表述。

王延效
“二是相对稳定的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性很小。“一是初步的宪政(视维权运动的进度)”这是我们主要努力方向。但也是难度非常大。

我的理解，还很有可能出现第四种情况，即上层政治内部的冲突。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我详细地思考过：
“上层利益群体分为权贵经济和上层资本主义，其中主要是权贵经济。上层资本主义是公民社会、上层公民社会范畴。权贵经济主要的是官僚掠夺专权范畴，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两者是具有质的区别的。权贵经济主要的是官僚掠夺专权范畴，但这并不否定其中包涵有某种权贵、官僚资本主义、上层公民社会的因素，但它也仅仅是因素，而不会是主流，但这权贵资本主义、上层公民社会的因素也毕竟包涵着。”
也就是说，“二是相对稳定的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性很小，主要是它很不稳定，它受政治动荡的影响太大。
“一是初步的宪政(视维权运动的进度)”这是我们主要的努力方向。但也是难度非常大的。因为中国的改革阶段所遗留给公民社会推动阶段的实际基础、现实状况是非常糟糕的。
第四种情况很可能与第三种结果相互作用，使局面更加复杂。
“发展中国家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转型的上层利益群体特别是权贵经济形式是非常麻烦、非常可怕的，是灾难性的。它是寡头的半专制性的，它虽然不能算是暴力性的激进转型，但一则它主要的是官僚掠夺专权范畴，它主要的还仍然属于“初级阶段”范畴，它并没有完成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的转型，严格来说它不能算是一种转型形式，二则更糟糕的是，它不但没有完成社会的转型，却把“初级阶段”真正的致命弱点、隐患引爆了：其实暴力性的激进转型主要地就是由此引发的，它是引发暴力性的激进转型的主要因素、主要形式，它是暴力性的激进转型的主要构成因素、主要根源。”
结论，如杨涛所述，只有加大弱势者的整合力度。“广泛的整合”。如有可能，还可以在进一步培植、扩大中下层公民社会上下功夫，如推行“国有资产役权”。

范亚峰：
我和杨涛先生对于维权运动的定位应当基本一致。
社会的演进存在很多种可能，还不止我们推测的这四种。现实地来看，通过军事力量介入，转移矛盾，很可能是一种选择。
维权运动仅仅进入中局，很多力量还没有介入。未来的趋势肯定是法治需要与民主相结合。但中国特色决定了这个问题主要是实践解决，我不愿多谈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整个弱势集团的整合肯定要产生准组织的力量，这也是维权运动最为艰苦的博弈环节。
我仍然不认为我有精英倾向。从社会的资源和规则的变化角度解释维权运动的产生，其实质就是从利益格局的角度解释维权运动。而且，我从未赋予知识分子以主导维权运动的地位。我看重整个社会的力量。但法治下的维权在开始阶段，不可避免地具有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开明官员为主的特色。其切入到底层民众，需要一个深入的过程。我理解的博弈过程当然不是仅仅靠一些案例，而是全局性的力量。
回王先生：后极权的转型主要有三种模式：党内民主，如苏联的模式；民众革命模式；以及权力斗争模式，导致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形成新的社会力量。中国最为可能的模式，是第三种模式。维权运动的前景，在于其能够演化出新的社会力量。
此外，维权运动过程中，有血酬模式如汉源事件、定州事件、池州事件，互动模式：孙志刚案、孙大午案，也有内部斗争模式：黄金高事件。未来以哪一种模式为主导，取决于民间力量的自觉整合，也取决于当局的判断。如果执意不让步，血酬模式主导那就是暴力革命的前景；如果互动模式占主导，那就可能形成互动网络为特色的维权立宪政治；如果内部斗争模式占主导，则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军方等力量可能发生较大的作用。

杨涛
谢谢范先生。
经过有成效的交流和与朋友的沟通，我认识到对于范先生的思想有所误解，理论上的维权主张，是对现实和路径认识的结果，其实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稍有所区别的地方在于，我想在维权的理论意义上的付出的效率是巨大的，我在网上看到无数有志人士，但他们热心于左右之争、耽于观念游戏、停留于不切实际的极权幻觉，以及过份强调素质、观念，目前的情况类似于手电发散的光线。理论的意义在于一种整合，当这种整合实现，手电光线变成为激光，其能量不可估量。
范先生在维权方向的行动和付出令我敬佩，作为知识分子，其社会价值最终于某种行动中体现出来，范先生等人的作为给了我一种激励，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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