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地缘政治的现实，美国的讨论比中国热闹得多。今年5/6月期《外交》杂志有多篇文章涉及到中国，仿佛各自在表述美国对华战略的不同层面。虽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也可以看出美国的许多智囊人物都怀揣着锦囊，并且在热烈讨论他们的观点——这是美国实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外交》杂志文章呼应的是沃玛克教授对中国历史地理的考察。

　　中国的中心性

　　布兰特利·沃玛克是国际关系学教授，擅长以“不对称”理论分析中国的对外关系。在后面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中国的天下观，指出西方也有类似的观念。他没有说的是，自清末以来，中国放弃了传统的天下观，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而西方则变得更加自信，更积极地推广它的价值体系。在地缘文化的竞争中，西方遭遇到阻力，特别是在伊斯兰地区，但没有一个旗鼓相当的思想和价值体系能够向它发起挑战。在过去数十年的文明传承方面，中国毁弃了传统，又拒绝西方的成就。今天虽然提倡“国学”，却像是邯郸学步的那个人，只能爬回家。其实，“国学”的目的是实用的，是为了抵御“西学”，与学术的关系不大。在尘埃落定之后，很可能还是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传统，也没有西方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以高度发达的文明为基础。没有高度的文明，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国际战略。至少，我们需要对文明重建和文明引进具有诚意，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未来作为现在的基础。

　　在中国的天下观中，还包括中国的地理中心性，虽然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仅限于（大）东亚，而且中国没有向世界扩张的冲动。天下观的核心中国的中心性，这个中心不仅是地理的中心，也是权力的中心、文明的中心、道德的中心。对地理中心的认识强化了对这些中心的认定。

　　在中国的中心性基础之上，沃玛克探讨了明代中国如何实施国际关系。要点无非是王庚武总结的三点：道德优越、公平、无外。这三者都是文明的内容，在国际关系中属于地缘文化的范畴。明朝依靠这三点，在东亚地区建立了普世文明与价值，并保持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现在在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当然不错，但统治者的责任首先是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民，行有余力，再顾及其余。至少，目前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中国应该接轨。另外，这个形象不是中国自己设计的，而是别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希望中国成为的样子。中国被动接受别人的设计，原因是没有自己的国家战略，不知道该如何促进自己的利益。

　　中国喜欢赞扬。但是，事实往往是，赞扬者认为中国已经够好了，而批评者则希望中国更好。现在美国似乎对中国很满意。但是，对于中国，仅有美国的满意是不够的。国家间竞争如同世界杯足球赛。自本届开赛以来，所有参赛球队对法国队都很满意，德国队对它的老对头英格兰队很满意，葡萄牙队对朝鲜队一定特别满意。中国队一如既往地留在国内，当它看到亚洲球队被淘汰的时候也会很满意：它的压力减少了——如果它还能对预赛不出线感到压力。

　　为了避免随着别人哼唱的小曲起舞，中国必须制定国家战略。谈到中国的发展战略，我不得不提我的近作《地缘大战略》（1、2）。本文提到的主要观点，无论是我的还是别人的，在《地缘大战略》中都有较详细的叙述，而且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由于作者的“局限性”，也只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了。尽管有很大篇幅用在历史和理论上，但此书完全以实用为目的。

　　以下内容是对这期《外交》杂志上几篇文章的评论。《外交》双月刊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国际政治刊物，经常预示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趋势，甚至能够改变。即使在这样一本杂志中，精彩的内容也不多见。但今年的5/6月刊中却刊登了多篇有意思的文章。最重头的封面文章是《中国的大地图：北京在陆地和海洋上能走多远？》（在内文中的题目是《中国权力的地理》），读者可以与沃玛克的文章参看，从另一个侧面了解美国学者如何看待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

　　中国的地缘政治

　　中国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在地缘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中，英国人哈福德·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的广阔内陆地区 （一直向北延伸到北冰洋，因为沿岸不适合航行）决定了历史的发展，他称之为“历史的地理枢纽”。内陆有丰富的资源，有巨大的纵深。在英美称霸的海权时代，麦金德警告说，由于铁路的出现，“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显然，麦金德是陆权主义者。

　　在 《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最后一段，麦金德说：“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的意义。例如，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

　　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没有机会利用地缘优势，日本在觊觎欧亚大陆的东部。在《中国权力的地理》中，卡普兰掐头去尾地引用了麦金德的这段话——既没有提日本控制中国，也没有提黄祸的威胁——作为 《中国的大地图》的开场白。所以，中国现在的潜力被夸大了许多。卡普兰接着说：“麦金德有一个观点：虽然另一个欧亚大国俄国过去基本上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陆权国家，它面对大洋的一面被冰封锁，中国却有9000英里的温带海岸线，有许多优良的自然港口，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麦金德实际上担心中国有朝一日征服俄国）

　　卡普兰还提到麦金德在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的一个预言：中国最终将与美国和英国一起指导这个世界，中国的资本是 “为人类的四分之一建立一个新文明，既不是很东方的，也不是很西方的。”现在，英美的“指导”早已不受欢迎，中国的新文明还不可见，英国已经无可挽回地相对衰落了。显然，麦金德、卡普兰都认为，中国仅有好的地理位置是远远不够的。

　　但卡普兰仍然说：“中国带来的挑战基本上是地理的——尽管有至关重要的债务、贸易和全球变暖问题。”中国正在向外发展，为维持经济增长在世界各地收罗资源。中国采用超级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不仅与以传教士为导向的美国冲突，还突入到印度和俄国的势力范围。

　　国内的一些分析家总是担心中国处在包围之中，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总体而言，中国周边国家的政策并不对华友好，有怀疑，也有敌意，还有美国的参与。但是，在他的这篇文章中，美国人卡普兰在四面八方都看到了中国的扩张机会。从地缘的角度看，也确实如此。中国有好的地理条件，有强劲的增长，有悠久历史与深厚传统，有辽阔的领土与众多的人口。但中国竟然被包围了，正是贾谊说的 “攻守之势异也”。不过，不必过于担心。如果好的大战略（仅有好的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等局部战略是不够的），中国完全可以逆转被动的局面。

　　在《权力地理》中，卡普兰两次提到约翰·米尔斯海默。米尔斯海默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著有《大国政治的悲剧》（有中文译本），是著名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他坚定地认为，大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这意味着中美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米尔斯海默是麦金德的继承人，在国际权力分析中更看重陆权国家。与米尔斯海默相比，卡普兰更注重海军力量。他特别关注中国海军的扩张，曾在《外交》的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中印在印度洋的竞争。在《权力地理》中，他提议用美国的海军来制约中国。在冷战时期，美国和盟国就是这样围堵苏联的。

　　他说：“然而，在中国在亚洲地中海（即南海）投放海上力量之努力的核心有一个矛盾。一方面，中国似乎在图谋拒绝美国船只轻易接近它的外海。另一方面，中国仍然不能保护它的海上交通线。这使得（中国）对美国舰艇的任何攻击都是徒劳的，因为美国海军能够轻松地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禁止中国船只航行，切断中国的能源供应。”

　　我在《地缘大战略1》中指出过中国的这个弱点。开发、购买海外油田不足以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但是，在与美国开战之后，中国必然失去很大的出口市场，对能源的需求也将随之大幅度下降。因此，海外能源（以及原材料）供应只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没有很多人相信的那样突出。为了保护海上交通线，中国只能采取不对称的策略，寻找美国的劫才。

　　在今后很多年里，分析家们可能将大量引用卡普兰的这篇文章，或他在此基础上扩写成的书。一些人将把他的观点作为分析中国威胁的出发点，另一些人则把它们作为中国实力被夸大的例证。有人认为《中国权力的地理》包含有许多错误的观念，沃玛克就是其中之一。其实，不难看出两人对中国分析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卡普兰是地理和实力，沃玛克是历史和文明。

　　区域一体化

　　本期《外交》中的另几篇文章也多少与中国有关。

　　虽然有人在担心中国变得更大、更强，但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变得更强，而一体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趋势。在全球竞争中，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嫌不够强大，于是有了经济区域一体化的浪潮，而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政治的整合。这期《外交》有一篇文章：《更大的也更好》。作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是哈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国内出版过他和阿瑟·斯坦主编的《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国家战略总是离不开地缘分析，《更大的也更好》可以归入地缘经济学的范畴。

　　罗斯克兰斯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迫使大国也得承认它们各自的能力是有限的。在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达到194万亿美元，是当年世界生产总值的3.43倍。在如此庞大的资金流中，较小的国家非常脆弱，在199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和俄国受到很大的打击，而美国几乎纹丝不动。对于那些不了解金融的人，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是创造更大的市场，提供更便宜的商品、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联合，欧洲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

　　东亚也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但中国和日本不能取得德法之间的那种共识，阻碍了这个进程。不过，“这不意味着在未来某个时刻他们 （东亚国家）能够取得成功——如果中国-日本有了更多的和解。”虽然如此，总的说来，罗斯克兰斯并不太看好东亚的一体化。他说：“欧洲能够继续在地理上扩张。中国不能够接管印度、日本或韩国，但欧洲能够和平地吸收它的邻国。”

　　罗斯克兰斯说：“经济上的联合促进相关国家的增长，在21世纪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没有经济碎片化的风险，也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他最后说，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为成员国提供它们需要的经济规模，并在未来吸引其他国家。根据这个设想，美国与欧洲将实现经济一体化，并继续对外扩张。这还不够，对于跨大西洋的合作，有人提出了更为宏大的建议。

　　欧盟与北约

　　区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区域结构也是脆弱的，它们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够稳固下来。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欧洲遭到很大的打击。有些人甚至怀疑欧元区和欧盟能否挺过这场危机，不少人做出了欧盟将要解体的预言。同时，也有人对欧盟抱有更大期望。本期《外交》的一篇文章《布鲁塞尔墙》就表达了这样的期望。作者威廉·德罗兹狄亚克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常驻在欧洲。他以柏林墙为比喻，批评不可见的布鲁塞尔墙隔开了欧盟和北约。他呼吁合并欧盟与北约，使之成为一个兼具软权力和硬权力的实体，以应对威胁。

　　在冷战时期，北约是与华约对抗的军事同盟。苏联解体后，北约失去了对手，四顾茫然，只有在1999年对南斯拉夫大打出手的时候一露锋芒。合并北约与欧盟，一个明显的意图是把欧洲放在美国的轨道上。作者还有另一个目标。他在文章的开头说：“这些天来，人们谈论很多亚洲世纪的黎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加速了黎明的到来。”而大西洋两岸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当然，印度是一个幌子，因为在制度和实力两个方面，印度还没有让美国人担心。

　　当然，在中国和印度之外，美欧还面临其他威胁。作者说，美国和欧洲面对北非到兴都库什的共同威胁。这一地区几乎完全是伊斯兰世界，也是盛产石油的地方，美国正占领着阿富汗和伊拉克，领导着不太情愿的欧洲盟国军队在那里作战。作者的合并设想主要放在军事方面。

　　按照德罗兹狄亚克的安排，欧美将在军事、经济方面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其规模和强度都超过了罗斯克兰斯的设想。从长远看，这个设想或许可行，尤其是在外部压力和威胁增加的时候。但德罗兹狄亚克有些急切，因为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另一方面，欧洲目前对这个倡议可能不会太热心。原因很简单，美国付出的是军事同盟，而欧洲付出的是他们的国家。这个交换显然是不对称的。参照沃玛克对明朝外交的研究，欧洲在不对称关系中付出的比东亚国家多得多。欧洲人不仅要向美国表示恭敬，还要失去很多权力。他们愿意吗？

　　然而，无论美国、欧洲、俄国如何安排他们的合作，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不能促进并领导东亚的一体化，必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并且在安全上受到更大的威胁。

　　拉拢俄国

　　在《布鲁塞尔墙》中，作者建议加强美欧与俄国的对话。他说：“这种对话能够使莫斯科相信，与西方合作符合它自己的安全利益，因为更大的长期威胁来自中国对俄国东方边界的入侵，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它南方边界的传播。”所以，对话是要把俄国从中国这边拉过去。

　　与德罗兹狄亚克的破墙论相呼应，查尔斯·库普乾有一篇文章：《北约的最后边疆》。他建议北约继续东扩，把俄国包括进来。这样，北约的最后边疆将抵达中国的门槛。北约是一个军事同盟。如果俄国（以及独联体）加入北约，北约唯一可能的大目标只有中国，此外就是伊斯兰世界。俄国与南高加索地区、中亚、中国接壤，经里海通往伊朗，在远东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所以，库普乾说：“与美国在欧洲的伙伴不同，俄国有更广阔的地缘政治范围。”

　　多数前苏联国家已经民主化。库普乾说：如果独立国家联合体继续与北约相分离，“欧洲的东方与西方将容易遭受到不确定的地缘政治分裂和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可是，如果欧洲的东方与西方统一，剩下的分裂将只存在于世界的东方与西方之间。而在东方，只有中国和朝鲜等少数国家，因为日本和韩国已经是美国的盟国了。这种实力对比将对中国非常不利。

　　库普乾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家，他的书《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界的地缘政治》在国内出版过。他的俄国设想与北约-欧盟合并一样是一个大手笔，也有很大难度。

　　今年以来，美俄互相示好。这个趋势值得观察，但不必夸大其重要性。在苏联解体之后，俄国与美国已经有过几次蜜月，都不能持久。在叶利钦时代，俄国一直向欧美表示友好，但双方的信任终于破灭，重新建立信任并不容易。俄国这次向美国靠拢，可能是俄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反应。梅德韦杰夫需要一个与普京不同的对外政策，既表示自己执政的独立性，又可换取欧美对他的支持——今后也许有用。此外，他似乎比普京多一点理想主义，少一点斗争意志，他对美国保有希望。这是奥巴马邀请他一起去快餐店吃汉堡包的原因之一。得益于相对民主的制度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俄国早已停止衰落，实力开始回升。俄国太大。北约或欧盟不会愿意容纳一个上升中的俄国；而一个保有自信心的俄国，也不可能屈尊加入北约或欧盟。

　　无论是德罗兹狄亚克的设想还是库普乾的设想，即使可以实行，也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可见到初步效果。这两个设想很大，符合美国的利益，能够扩大美国的权力，但对美国的合作伙伴欧洲却没有什么好处——尽管这两位作者一再强调他们的主意能够给欧洲带来很多好处。

　　大学教育

　　大学教育是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同样重要的是，大学反映了国家的活力。如果大学没有创新能力，其他地方也不太可能有，而这样的国家一定缺乏竞争力，甚至不能长期维持。

　　2003年，李零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学校不是养鸡场》。用这样的题目劝说当局者，显然他只看到了养鸡场，不见大学。更可悲的是，这些养鸡场的培养目标还是肉鸡和蛋鸡，不是土鸡，也不是斗鸡。鸡们被关在笼子里，拥挤着把脑袋伸出去吃输送带上的饲料，很可能还有三鹿奶粉的添加剂，好像很有营养的样子。学生是肉鸡，很快出栏；教授是蛋鸡，不停地下。

　　不排除有一些决心与众不同的大学。但在现在的管理、考试、考核制度下，也无非是养鸭场罢了。这些动物农场里的动物或许有些区别，但筛选（高考）和饲养手段却是完全一致的。

　　这两年，网上盛传《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据说，这篇文章是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写的。标题有些夸张，人类历史上可能还有更大的笑话。耶鲁校长也不会如此直言不讳。2009年9月，耶鲁的公共事务办公室与施密特先生联系之后，刊文辟谣。不过，文章的内容却很平实、理性、礼貌，想来是某位对高等教育不满的内部人士伪托的。这种伪托属于反向剽窃，在古代常见，在近年来剽窃丑闻频出的大学里却很有些难得。

　　然而，现任耶鲁大学校长在这一期 《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而且确实是讨论大学的，但地理范围要比《笑话》一文宽一些。理查德·勒文的题目是《优等生：亚洲大学的崛起》。他好像看到了中国大学有潜力成为优等生。但是，西方人的习惯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更愿意看到对方的潜在优势。前些年，在西方媒体的一些文章中，中关村俨然是另一个硅谷，并且正在孕育着微软、苹果等世界级的软硬件公司。中国的宣传机构转载了不少这类文章，没有谴责它们的偏见。10多年过去了，中关村仍然是电脑搬运工和盗版软件小贩的繁忙大市场。

　　在《优等生》中，勒文也指出了中国大学的缺点。他说：“至少在目前，印度对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优势。印度向全体教员提供自由，使他们能够追寻智力的兴趣引导他们到达的任何地方；允许学生和教员表达，并由此而验证，他们最异端、最不寻常的理论——这些自由是任何伟大的大学都必不可少的特点。”在对大学投入大量金钱之后，自由的缺失是最致命缺点。

　　中国大陆最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遥不可及，比较现实目标应该是：防止堕入亚洲三流，争取进入亚洲一流。显然，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堕入亚洲三流比进入亚洲一流的可能性更大。

　　道德优势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也加入这一期的作者行列。他的文章是《帮助别国保卫他们自己：美国安全援助的未来》。读者经常可以在《外交》上看到美国高级官员（如国务卿）的文章。

　　盖茨认为，今后数十年对美国安全最致命的威胁将来自治理不善的国家。因此，美国需要帮助他们保护自己。这个做法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利的。不过，除了帮助别的国家保护自己之外，美国有时还入侵别的国家，在入侵的时候，理由是保护这个国家的人民。其实，这两种行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维护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的利益。不过，美国入侵的国家一般是治理不善的国家。这个事实向美国提供了入侵借口——虽然在美国入侵之后，这个国家的治理未必有所改善，经常还更糟，但美国可以因此继续保持道德优越感，留待下次再用。

　　在冷战之后，美国外交政策清楚地分为两个派别：一派坚持美国（以及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要在文明间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这个倾向在小布什时期最明显；一派坚持美国（以及西方）文明的普世性，要向世界（三分之二）其他人传播美国的价值，奥巴马政府属于这一派。盖茨与拉姆斯菲尔德的区别也在这里。虽然美国两党的对外政策有所不同，但都是建立在相同的美国价值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一是斗争派，一是传播派，因此一个显得强硬，一个温和。但是，斗争是为了传播，传播是斗争的一种。这两种思想体系其实是组成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所以，在美国发动战争之前，应付美国的最好办法是拥有同样强大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

　　正义？人权？

　　这期《外交》还有一篇文章：《给所有人正义》，谈世界各国的人权问题。我从网上书店买了《外交》，第二天才发现《给所有人正义》完整地不见了。不多不少，12页不知被谁撕去了，或许是喜欢这篇文章的人吧。好在《中国的大地图》还健在，我没有得到《正义》，也不觉得被剥夺了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目录还保留了该文的简介：“在过去的60年里，人权运动注重起草法律规范，并推动世界各国采用。但这些法律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意义。他们受到虐待，不是因为缺少法律保护，而是因为这些法律保护根本没有得到实行。”

　　正义当然是无价的。但在国际政治中，正义还有实用价值。缺乏正义的国家不能在国内形成较为一致的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代表了国家利益，因此很难在国际上推进国家利益。另外，缺乏正义的国家不能在国外获得较多信任，而且，美国这样的大国惯于打着正义的旗号谋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没有国内正义，便不能与之抗衡，只能处于下风，不得不更多地牺牲利益。

　　这一期的《外交》不是中国专版，但可以被看作是从多个方面回应中国的崛起，编辑、作者彼此心有灵犀。这些作者的分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包含有地理的因素。由此可见，地缘政治学在美国确实复兴了，被很多学者当作国际政治的分析工具，在他们提出的政策中，地缘政治也是运用工具。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应该更多思考。美国人的分析、政策当然重要，因为他们是超级大国，但中国人的观点更重要，因为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