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华

【掌舵人，你要让船只远离那边的烟雾和波澜，靠近这边悬崖，切不可漫不经心地把船只驶往那里，把我们抛进灾难。——荷马《奥德赛》XII 219-221】

【先生们，我们国家这只航船，在巨浪中颠簸之后，诸神再一次把它平安地稳定下来了。——索福克勒斯《安提格涅》162－163】

【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雅各书》3:4）】



柏拉图曾经用简短明了的语言提出过一个关于国家统治权的根本问题：“谁应该来统治？”【1】。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止一个。柏拉图本人至少就列举出了七种，他继而看到，由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过于纷乱杂多，而且在本性上相互冲突，所以国家往往从内部瓦解，这就是古代希腊诸多王国灭亡的根本原因。【2】

在这个问题的七种答案里，柏拉图十分排斥诗人品达称之为“自然法则”的那个答案，那就是“强者应该统治，弱者应该被统治”。柏拉图轻蔑地说，品达的方案只是一种“在动物王国中通行无阻”的自然法则。柏拉图自己比较心仪的答案是另一种自然法则，那就是“无知的人应该听从有智慧的人的统治”【3】。所谓“有智慧的人”就是哲人。哲人治国早已经成为柏拉图的思想标签，众所周知，这一思想在《理想国》中被柏拉图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语言不加任何保留地表述过，那就是：除非哲人成为国王，或者国王追求哲人的智慧，否则国家将永远受制于罪恶，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4】。为了论证“哲人王”的思想，柏拉图甚至“发现”了一款“自然法则”，那就是权利与智慧在本性上就像男女情人那样彼此爱慕、互相追逐的【5】。为了求得印证，他甚至不惜拖着老迈的身躯远赴叙拉古，试图亲近国王狄俄尼修斯二世（Dionysius the younger），籍以实现哲人王的抱负。遗憾的是，三赴叙拉古，不仅无功而返，甚至还曾被狄俄尼修斯一世卖身为奴！在柏拉图的书信集里，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哲人经受到的这种罕见的羞辱以及柏拉图为哲学所做的苍白申辩【6】。

柏拉图似乎至死都没有发现十六—十七世纪政治思想家发现的“国家理由”。国家自身就有其存在和维续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国家自己，它和柏拉图式的哲人“智慧”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东西。霍布斯对这一点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国家理由”就是“利维坦”自己，而所谓哲人的“智慧”在政治上的职分只不过是“咨议”（counsel）。也就是说，哲人在政治层面上顶多就是个参事院的“参事”。——参事提建议，而利维坦下命令【7】。可是，柏拉图的哲人王理论所致力的目标恰恰违背了“国家理由”：哲人不是去给国家提建议，而是要教育国家，甚至自己变身成为国家，直接下命令了。哲人在“国家理由”之外又提出了一个“哲学理由”，这就像一个人长了两个头，酷似中世纪政教并立的国家统治样式。哲学与政治的所谓冲突，其根源就在于此。

由于哲人拥有高超的智慧，哲人心目中的国家的样式和统治国家的技艺也异常艰深复杂。这意味着，哲人有时候必须以教育者的身份出场。然而，治国的技艺太高超了，它简直成了少数人秘而不宣的教义，以至于这个教育者面对民众的时候往往显得欲言又止。就这样，哲人一方面与一般民众保持距离，但另一方面似乎又十分热心地去教育民众。这直接导致了哲人在国家中尴尬地位以及由此引发的混乱。如果去教育民众，那么哲人权力的秘密基础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哲人将因此丧失权力；如果不去教育民众，又有谁会在一开始就信服并跟从哲人呢？

柏拉图屡次用“船”的隐喻来说明国家需要哲人来统治的道理。遗憾的是，这个隐喻与其说是澄清了问题，不如说它使得问题更加混乱了。

以“船”隐喻“国家”，以“大海行船”隐喻“统治国家”，以“航海术”隐喻统治国家的技艺、知识乃至秘密，这在古代希腊政治与历史文献中屡见不鲜。在这种隐喻中，国家被视为一艘脆弱的木船，凭借着卑微的航海术在茫茫大海上颠簸航行。茫茫大海就是被希腊人视为最高神明的偶然性，它一方面酷似海面上空密布的乌云，随时准备着召唤一场疯狂的暴风雨；另一方面，它又仿佛是一团神秘的原始力量，潜伏在黑暗的大海深处，一旦海面狂风大作，它势必涌出大海，腾起滔天巨浪。这种诡秘难测的力量在《奥德赛》里由两种巨大的海怪所代表：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前者生有六个头、十二只脚、三层尖牙；后者则是吞噬一切的大漩涡。它们守护在墨西拿海峡的两侧，使所有胆敢穿越海峡的船只遭受灭顶之难【8】。就像“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所把守的那道海峡深深地嵌在奥德修斯的回乡之路上一样，强大的“偶然性”也深深地嵌在国家政治体的肌体深处。那道海峡，寻取金羊毛的希腊英雄依阿宋曾经在女神赫拉的佑助下幸运地通过，而仅仅凭借人力安然通过的只有伊卡塔国王、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奥德修斯的航海术因此成为人类实践智慧的典范，成为统治国家的技艺、知识乃至秘密的典范。

在这个古老的隐喻中，从一开始就隐藏着深刻的危机，既然国家的安定繁荣就像大海行船必须凭借高超的航海术一样不得不取决于同样高超的治国技艺，那么谁才是拥有这种技艺的人呢？这个问题也就是柏拉图曾经表述过的那个问题：“谁应该来统治？”【9】。这个问题的提出乃是以下面的思考为前提的：国家自身没有存在的理由（cause），这个理由必须要在国家的身体以外寻找，诗人品达在强者身上寻找，柏拉图则在哲人身上寻找。世上再也没有比这类思考更加反“国家”的了。品达找到的仅仅是强者的理由，而柏拉图找到的只不过是哲人的理由罢了，两者都不是国家之为国家的理由。——奥德修斯之所以能够平安穿过墨西拿海峡，既不是因为他是强者，也不是因为他是哲人，而只是因为他是奥德修斯。

哲人向国家索要统治权，或者说，哲人以哲学理由代替国家理由，必然使哲人在国家中的处境成为问题。就像柏拉图的书信或者《理想国》第六卷所表明的，这种僭越同时也给国家本身带来了混乱。这两点在柏拉图自己提出的大海行船的国家隐喻中表露无遗：


“你已把我置于如此进退维谷的辩论境地，现在又来讥笑我了。不过，还得请你听我的比喻，然后你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是比喻得多么吃力了。因为，最优秀的人物他们在和城邦关系方面的感受是很不愉快的，并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事物和这种感受相象，因此为了比得象，以达到替他们辩护的目的，需要把许多东西凑到一起来拼成一个东西，象画家们画鹿羊之类怪物时进行拼合那样。好，请设想有一队船或一只船，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船上有一个船长，他身高力大超过船上所有船员，但是耳朵有点聋，眼睛不怎么好使，他的航海知识也不太高明。船上水手们都争吵着要替代他做船长，都说自己有权掌舵，虽然他们从没学过航海术，都说不出自己在何时跟谁学过航海术。而且，他们还断言，航海术是根本无法教的，谁要是说可以教，他们就准备把他碎尸万段。同时，他们围住船长强求他，甚至不择手段地骗他把舵交给自己；有时他们失败了，别人被船长同意代为指挥，他们就杀死别人或把别人逐出船去，然后用麻醉药或酒之类东西把高贵的船长困住；他们夺得了船只的领导权，于是尽出船上库存，吃喝玩乐，他们就照自己希望的这么航行着。不仅如此，凡是曾经参与阴谋，狡猾地帮助过他们从船长手里夺取权力的人，不论是出过主意的还是出过力的，都被授以航海家、领航、船老大等等荣誉称号，对不同伙的人，他们就骂是废物。其实，真正的航海家必须注意年、季节、天空、星辰、风云，以及一切与航海有关的事情，如果他要成为船只的真正当权者的话；并且，不管别人赞成不赞成，这样的人是必定会成为航海家的。如果不是事实如此的话，那些人大概连想都没想到过，在学会航海学的同时精通和实践这一技术是有可能的。你再说说看，在发生过这种变故之后的船上，一个真正的航海家在这些篡了权的水手中会被怎样看待呢？他们不会把他叫做唠叨鬼、看星迷或大废物吗？”【10】


上面这段出自苏格拉底之口的话是柏拉图设计的一个隐喻，用来反证哲人王的理想【11】。其中所说的“航海术”就是哲人在国家之外为国家之为国家所提出的“哲学理由”。这段话的核心部分其实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其实，真正的航海家必须注意年、季节、天空、星辰、风云，以及一切与航海有关的事情，如果他要成为船只的真正当权者的话；并且，不管别人赞成不赞成，这样的人是必定会成为航海家的。”——这就是哲人，只有他精通哲学，又由于国家需要哲学提供理由，所以，这个哲人自然就成了王，这就是哲人王的来历。与之相比，国家本身，或者作为国家理由之象征的那个国王，却被柏拉图用嘲弄的笔调刻画为一个无能的船长，“他身高力大超过船上所有船员，但是耳朵有点聋，眼睛不怎么好使，他的航海知识也不太高明。”国王或者国家的“航海知识”（也就是哲人的知识）很不完美，因此国王或者国家需要哲人的教育甚至领导。——哲人王的真相其实就这么简单。柏拉图斤斤计较的东西仅仅是国王或者国家在哲学和哲人德性方面的知识和教养是何等欠缺，但是对于国王和国家本身却只字不提，这种修辞无疑可以造成一种假相，那就是国王和国家的事情就是哲人和哲学的事情，国家的理由就是哲学的理由。这种谋划酷似撰写《书信集》的柏拉图，在那里，柏拉图一再纠缠于狄俄尼修斯的哲学造诣是如何缺乏正当的指导，但闭口不谈这位国王是如何平定境内叛乱，如何使西西里人民重新休养生息。除了“真正的航海家”和“船长”之外，柏拉图的船喻还提到了另外一种人，那就是“水手们”。“水手们”并非一般民众，而是自认为拥有“航海术”的“真正的航海家”，这些人不是别的，正是“哲人们”。正是这些人给同样是哲人的柏拉图造成了莫大的麻烦，因为他们同样认为船长已经老眼昏花，便纷纷威迫船长，试图凭借哲学的理由来获得国家的统治权。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柏拉图并无二致。这个隐喻表面上说的是“船长”的无能，实际上意在攻击与柏拉图构成竞争关系的敌人，也就是那些“水手们”。几乎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在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场漫长而又罗嗦的争斗，这场争斗甚至被柏拉图从私人性的虚拟对话文本中延伸到遥远的叙拉古宫廷，结果直接导致了他的朋友、叙拉古政治领袖狄翁（Dion）的惨死，也使国王狄俄尼修斯对柏拉图失去耐心，哲人王的理想终成泡影【12】。“水手们”争先恐后地要当“船长”，这个让哲人柏拉图倍感烦躁的难题完全是哲人自己一手造成的。——既然在国家的身体上嫁接了一个哲学的理由，既然哲学的知识并非不可习得，那么，在权力欲的支配下，又有哪个“聪明人”不会站出来要求驾驶这艘国家巨船呢？

柏拉图的“船喻”无疑鼓励并塑造了一种思考国家问题的哲学化的风气，这种风气之烈，甚至侵蚀到了历史编撰领域。最具有哲人气质和修养的古代史家波利比阿(circa 200-118 B.C.)在检讨雅典人的性格和雅典政体的衰败时这样写道：


“雅典在一连串的幸运和成功之后终于在海军大将特米斯托克利的时代达到了顶峰。然而，在他之后，雅典反复无常的本性颠覆了它自身的命运。因为雅典人多多少少像一艘失去了船长的船。在这样一艘船上，当水手们出于对风浪的恐惧而理性地服从舵手的命令时，他们的作为将是令人羡慕的。可是，当他们由于过份自信，以至于陶醉于对上司的蔑视和彼此间的争吵时，他们就不再万众一心了；有些人决定继续航行，而又些人则催促锚手抛锚，有些人要张帆，另一些人却主张收帆。如此之喧嚷纷争不但让船上的其它人感到可耻，而且其本身更成了致所有人于危难境地的源泉。所以，通常的情形是，在他们逃离了凶猛的海浪之后竟往往在近岸的港湾里翻船搁浅。这是一种经常发生在雅典的的情形。凭借其公民及其领袖们的超凡能力，雅典得以安渡最可怕的危险，然而由于其疏忽大意、缺乏理性，它又往往在安宁中突然毁灭。和底比斯一样，雅典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体：所有的政务都受制于民众漫无节制的欲望和冲动，他们的刚愎固执和心怀叵测往往导致暴力和激情。关于这一点，我不必再多说什么了”。【13】


十分令人遗憾的是，柏拉图所念兹在兹的难题仅仅是哲人一己的权力欲望难题，用他的惯用的表述就是哲人对僭主的教育难题。他似乎过于沉浸在哲人私己的难题之上，而没有注意到这个完全是由于哲人的一己私念所激起的难题，对国家又是造成了何等巨大的麻烦。这个麻烦随着历史面相的变迁而愈演愈烈，以至于连所谓“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样极富创造性的政治解决方案也无法平复，直到十七世纪的霍布斯把所有这些神妙莫测的哲人、神学家、先知、祭司、教士统统赶进“黑暗王国”（regnum tenebrarum）之后，国家理由的诸法则才从早已被花花绿绿的油彩涂抹的面目全非的“航海图”上呈现出来。【14】

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把君主或者主权者的统治问题彻底改写成君主或者主权者的教育问题，君主或者主权者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他身边时刻徘徊着一个甚至一群瘦小的幽灵般的影子——哲人。政治问题从此变成哲学问题的一部分，国家共同体的目的不再是安全与和平地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而是晦涩、艰深、甚至关乎来世幸福的德性生活和性格教养。柏拉图借着一位高度哲学化的立法者之口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你们知道，当一个造船木工着手造船的时候，他做的一件事情是安装龙骨作为一个基础，并在大体上显示出船的形状。我觉得现在我们自己的做法与此完全相象。我设法为你们区别开各种方法，借助这些方法，我们的性格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类型。我们真的在设法安装龙骨，因为我正在给我们想要过的生活方式以适当的考虑——如果我们打算胜利地扬帆驶过生活的航程，那么我们必须安装性格的龙骨。”【15】


这位立法哲人所说的“我们自己的做法”就是指由哲人实施的德性教育。这段忠告出自柏拉图《法律篇》中以教育为主题的第七卷，据说，在整个《法律篇》里，这一卷具有最高的地位，难怪德性的教育被视为国家这艘船的“龙骨”。

要想改变这一令人感慨的状况，必须针对那艘古老的航船实施革命性的改造。作为十六世纪那批最早开始探寻“国家理由”的思想家之一，意大利人康帕内拉（Campanella）撰就了具有魔幻色彩的政论名篇《太阳城》。根据他的记载，“太阳城”的居民们制作了一种奇怪的船：


“他们在船尾安上一个带有杆子的大风扇，在杆子上挂着一个能使它平衡的重物，这样一来，连小孩子都能用一只手把它举起或者放下。在大帆船上，用两个叉形零件把大风扇加固在自由旋转的轴上。此外，他们的某些船只还用两个轮子来推动，这两个轮子之所以能在水中转动，是借助于安装在船首的大轮子那里来的粗绳，它交叉地套在船尾的轮子上，使水中用两个小轮子转动的大轮子非常容易开动，就像卡拉布里亚的女人和法国女人用来搓线、捻线、纺线的那种设备一样。”【16】


在康帕内拉对这艘船的叙述中，他没有提到船长、舵手、或者水手们，这艘船只是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它的动力由风扇、支杆、转轴、轮子和绳索等物件合力输出，与人无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帕内拉提到了小孩子和女人：那个提供动力的大风扇可以被小孩子用一只手举起来，而有些轮子简直就像女人的纺线设备。这可能意味着这艘船工艺精巧，无需复杂艰深的知识和德性就足以驱动。在康帕内拉的政治想象中，这艘船正是从形形色色的“哲学理由”中挣脱出来的国家的隐喻。国家——这艘巨大的机械装置没有“性格的龙骨”，无需多余的教导，甚至无需“船长”和“水手”，仅仅凭靠自身的动力，就足以平稳地遨游大海。

康帕内拉的政治想象得益于他对人类技艺的魔幻般的创造能力拥有敏锐的感受力，在这一点，他酷似《新工具》的作者弗朗西斯•培根，后者甚至长时间地把技艺（art）径直理解为魔术（magic）。一个世纪以后，当这种魔幻般的技艺被大胆地理解为对上帝的创世行动的模仿以后，国家及其理由的论证正式宣告完成。——这，就是霍布斯所做的事情。在《利维坦》的“引言”里，霍布斯几乎是以先知的口吻断然宣告：


“……上帝用以创造和治理世界的技艺，也像在许多其他事物上一样，被人的技艺所模仿，从而能够制造出人造的动物……被称作‘国民的整体’或者‘国家’（civitas）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就是凭借技艺而造的……它是一个‘人造的人’，它比自然人身高力大，它以保护自然人为其目的……国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17】


和康帕内拉的船一样，霍布斯的“利维坦”也是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由“齿轮”、“发条”以及人造器官等部件构成，它没有灵魂，无法接受任何有关“德性”的教导，但它拥有超强的动力，足以胜任它本分的事业——国民的安全【18】。从霍布斯开始，国家的事业以及理由得到清晰的确认：不是“哲人”教导的德性，而是国民的安全（salus populi）。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霍布斯以《利维坦》的附标题为契机，把亚里士多德的“四因理论”中的“目的因”毫不客气地予以删除（《利维坦》附标题是“论国家的质料、形式与动力”，其中没有“目的”。——“De material, forma, et potestate civitatis”）。【19】

没有“目的”，只需“安全”。——这就是国家的理由。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呢？世人卑微一如蜉蝣，在渺茫宇宙一隅度过苦短一生，这正如在大海上，冥冥中的力量把几个陌生人投放到一艘颠簸的船上。这艘船没有目的口岸，因为无边的大海吞噬了所有陆地，而船上的人也将用一生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在船上活着，直到老死。他们所祈求于这艘船的，也唯有一件事，那就是这艘船要足够坚固和强大，能够保护他们，不至于命丧大海。——其实，保全生命，这正是被称为“国家”的这艘古老的航船与万能的上帝签订的一项古老而神圣的契约：


“上帝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上帝就对诺亚说：‘……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陆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歌雯木造一只方舟……我要使洪水泛滥地上，毁灭天下……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好在那里保全生命’”【20】。


柏拉图认为，国家这艘航船终归是要驶过凶险的大海，最后到达某一处美好乃至神圣的港湾。霍布斯认为，这艘船没有目的地，因为大海无涯，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港湾。这就是某些“现代人”和某些“古代人”争吵的前提。【21】


注释
【1】柏拉图，《法律篇》，714d。
【2】柏拉图，《法律篇》，689e-690d。
【3】柏拉图，《法律篇》，690c。
【4】柏拉图，《理想国》，473d。
【5】柏拉图，《书信二》，310e。
【6】参柏拉图，《书信七》。
【7】霍布斯，《利维坦》，第25章。
【8】荷马，《奥德赛》，XII.73-110。
【9】柏拉图，《法律篇》，714d。
【10】柏拉图，《理想国》，487e-489a。
【11】柏拉图，《理想国》，487e。
【12】柏拉图与叙拉古政局的复杂纠葛可以参考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列传》的“狄翁”专卷，也可参考奈波斯《外族名将传》（世纪出版集团，2005）中的狄翁章节，以及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柏拉图”章的生平部分，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柏拉图”卷亦有参考价值，进一步的分析可参考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新星出版社，2005），“后记”部分，以及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第三卷第六章“论阴谋”。
【13】波利比阿，《历史》，第六卷残篇，第44节。译文据Loeb古典丛书Paton英译转译。
【14】霍布斯的“黑暗王国”研究与柏拉图难题有关的部分是《利维坦》第46章。
【15】柏拉图，《法律篇》，803b。中译文采用张智仁、何勤华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60，第142页。
【17】霍布斯，《利维坦》，“引言”，商务印书馆，1985， 第一页。
【18】“在‘利维坦’中，‘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这同自然人身上的情况一样；一切个别成员的‘资产’和‘财富’是‘实力’；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和睦’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是它的‘死亡’。最后，用来把这个政治团体的各部分最初建立、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公约’和‘盟约’也就是上帝在创世时所宣布的‘命令’，那命令就是‘我们要造人。’”霍布斯，《利维坦》，“引言”，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
【19】在自己这部政论中，霍布斯用“利维坦”这个《圣经》中出自上帝之手的动物意象来比喻国家，并且针对“黑暗王国”的诸种守护者们（哲人和教士等等）发起致命一击。在这部著作最后，霍布斯赞扬了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因为正是他们父女两个把“黑暗王国”的幽灵们赶出了祖国英格兰（《利维坦》，第47章，最后一段）。——英格兰就是利维坦。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思想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亲身经历了英格兰独特的海洋性格，在这个飘浮在大海中的岛国上，施米特敏锐地辨认出了那个源自康帕内拉的政治意象：“这个海岛将不再是陆地的一块弃物，而将成为海洋的一部分或者是海洋的造物，一只船，或者甚至是一条大鱼，一头巨大的鲸鱼，——利维坦。”参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周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91页。
【20】《圣经•创世记》6:12-19。
【21】在西洋文明传统的政治想象中，“船”几乎是一个永恒的意象。但是，在数千年的漂泊中，由于种种外力的侵蚀以及内部不可阻挡的腐败，这艘船的船体与船上的乘客必然发生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结构性的，中世纪晚期佛兰芒画家博斯（Hieronymus Bosch，1450-1516）在1490-1500年间完成的油画《愚人船》就呈现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博斯的画品每个角落都渗透着怪异的气息，令人费解，因此对他的阐释也莫衷一是。《愚人船》曾经引起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福柯的高度关注，他的天才阐释作为一家之言也颇得尊重。博斯究竟在这艘神秘的“愚人船”上寄托了什么讯息，笔者不敢妄测，这似乎也不是笔者这篇文章的主题；不过，在笔者看来，这艘船有几个特殊的地方与本篇文章或有深切关联，值得注意：其一，它结构古怪而且摇摇欲坠；其二，船上乘客对自身以及周遭情势浑然不觉；其三，它似乎漫无目的；其四，它不在“酒色的大海”上航行，而只是“沿着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来往巡游”。在这个意义上，“愚人船”大大地有别于伊阿宋的“阿戈尔”、奥德修斯的“空心船”，也不是后来的“五月花”，更不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它甚至不是人类始祖诺亚用歌雯木打造的那艘“保全生命”的方舟……

——载《海国图志》学刊第2辑，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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