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智慧之旅》
    （作者自传，也是其悟道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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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文化　　　中华文化与易经的关系

    作者：朱邦复

    如果有人说：“感谢美国人民友好的协助，给我们带来了民主、自由、科技和财富，得以跻身于现代国家之林。”
    说这话的人照理应该是美国的印地安人，或许是阿帕契族的酋长“疯马”，也可能是苏族的“飞鹰”。但是疯马并没有疯，印地安人有他们的尊严，虽然白骨化成了飞灰，大峡谷也变了颜色，在保留区内苟延残喘的印地安子孙们，并没有卑颜屈膝到这个地步。
    反倒是不该说这种话的炎黄子孙，除了感到有些肉麻之外，大家竟然心有戚戚焉。如果这不是事实，当作笑话来谈，倒也无伤大雅。万一是真的呢？万一人人认为奇迹式的经济盛况，真是美国主子所赐予的呢？
    人民追求生活的改善，满足于既得的成果，本是无可厚非的现实。但这对一个家道中落的士子而言，得失之间，就大有商酌的余地了。
    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先父虽非耆宿，却也是个道地的读书人。我由不满而反叛，由反叛而追求，大学毕业就浪游西土。最后我发现了西方人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利害中，完全不顾人间现实。长此以往，人类必将败亡。
    待我迷途知返，回到中国，这才知道自从五四以后，西风东移，中华文化早已消逝殆尽了。文化败亡还不说，人心尽蚀，知识分子以传统文化为耻，年轻学子无不心向西洋，恨不得插翅西土，就地成佛！
    人说我是怪胎，当然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居住在自己的国土上，却享受不到自己文化思维的阳光！我按照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气节行事，却是事事不通，处处遭人白眼！为什么说的是相同的语言，却有着南辕北辙的观点呢？难道我错了吗？难道人就该活得如同猪狗一般，摇尾乞怜，混个温饱，然后一窝风对衣食主子歌功颂德？
    我没有随俗，我又发现除了风风光光、摇摆在舞台上的新贵之外，大部分默默无闻的国人，也仍然保存着朴实的本来面目。为什么呢？返观历史，我才发现这种势利的现象，匪自今日始。但是中华之为中华，在人心的深处，有着一种土根的力量，不是可口可乐与麦当劳就能够征服的。
    举例说吧！有哪个达官贵人不相信风水？有哪个专家博士不在车上挂个庙里求来的平安符？有哪一间观堂寺庙不是人潮汹涌？有哪一次清明时节，道上不是车水马龙？
    中国人早就知道了，在社会上生存之道有二，一是黑白之道，一是生死之道。对黑白两道而言，成者为王败为寇，大家争的是力量，夺的是分配享受的权利。而生死之道，则图个活着时心里平安，无忧无虑，死后上升天堂，不要堕入地狱。
    这两种道互不相涉，一管肉体，一司精神。换句话说，一者为阴，一者属阳。如能在白道活得心安理得，自是福寿全归，倘若落入黑道，也有漂白的机会。但是精神上则不然，一旦所行不正，则休咎之外，诸事凶忌。
    中国人从小就熏陶在这种观念中，从善的目的是为了成仙成佛。如果要当官发财，则只要拼命读书，再不然从戎或从商，总之与做善事不相干。中国人更知道，一个人的得与失，都是命中注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丝毫勉强不来。
    这种观念的源流到底来自何处？为什么百年以来，西洋的船坚炮利也摧毁不了呢？我一再追究这个问题，最后终于发现了，原来是蕴藏在《易经》中的力量。
    中国的读书人以群经为教材，《易经》为群经之首，帝王之学当然是必修。文人读了易，即使不通，也多多少少受到了文化的熏陶。而民间则靠民俗与戏曲的传衍，民俗包括了敬畏天地、尊老重德、慎终追远、乐天知命等观念。戏曲则将道德思维形象化，无论忠孝节义、亲情伦理都成为好坏是非的行为规范。
    时到今天，西化的学校教育培育了一批批的工匠，将国家变成了工厂。而人民在大量入侵的娱乐工具影响下，传统的戏曲褪色了，华盛顿取代了秦始皇，白雪公主打倒了白蛇娘娘。新一代的青年，飙着机车大唱麦可我爱你。
    人民富足，国家强盛之余，人成了工作消费的机器，人心麻木惶惑，早已是非不明。可是，如果有人提到有某人算命很灵，保证身边的人都高高把耳朵竖起！
    西化的学者群起而攻之，这是迷信！政府更不后人，严禁传播迷信！为什么这些自命不凡的人不想一想，江湖骗子固然不少，难道学界没有不学无术之辈？政府中没有尸位素餐的败类？至于是不是迷信，何妨就学理、实验、调查来讨论一番？为什么外国的霹雳论、创世论、摩西分红海就不是迷信？
    就像攀登九华山的悬崖一样，愈高之处，人迹愈少。能看到这里的读者，大家都是有缘。对有缘的人，我要求就会多些。本章我专谈《易经》，不管读者有没有兴趣，既然来了何妨安之，对《易经》增加一分了解，绝对会有益于人生。
    攀登绝岩时，最应注意的是方向正不正确，千万不要辛辛苦苦爬了半天，到得头来才发觉方向不对，再回头已晚了。既已决定了方向，就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断不能梦想一蹴可及。每次换步移形，要察看立足处实不实在，危岩不是康庄大道，不要指望摔了一跤再爬起来。最后，切记不论得到什么，最好多用心审视一下，山中的果子泰半都是酸涩有毒的。
    读易正是如此，首先要确定一点，我真打算学易吗？如果只是好奇，想增加一点常识，最好尽快将后文略读一遍，千万不要多想。如果已经对《易经》有了些许认识，则宜字字酌量，句句分析。因为其中有很多精要，如果前面了解不透，后面就会头大了。
    《易经》就是真理，这正是本文要一点一点详细说明的。古人是先信而后学，有其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长驱直入，立可夺关斩将；缺点则是一切视为当然，就算得到了真理，却未必能了解。
    今人学易刚刚相反，民间以易为算命工具，他们不需要懂易理，用熟了易术就立见成效。学院中教习《易经》，只是当作一种文化知识，教之聊备一格。学子们学易不过为了几个学分，只要考试通过，懂与不懂关系不大。
    那么还有谁在传习《易经》呢？唐人贾岛说是：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我却认为柳宗元说得更好：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实话实说，易理代代有传人，但是真知者不多。
    知易者不能多，因为真正知道《易经》至理者，必知易之为易，有变易有不易，以不易为变易，唯变易为不易。故真知者有所不为，且知之愈多，为之愈少。一个不为而为之人，外表上看来与一般人无二，是以人不能识、不能知。
    《道德经》第十四章云：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老子认为人对事物的认知全靠辨识，然而事物之极细微处超过了感官的极限而无法辨认，这时人就无所知、无所识了。这是说一般人对真与假是很难判定的，于是真知与假知很可能就充斥在你我身边。没有辨识能力的人，如何能验证所知为真呢？
    这其实就是人间最真实的本来面目，人本生于无，由无到有，有谁知这个“有”来自何方？然而，既然为“有”，必有其来处。在众多的“有”中，真真假假，假的经不住考验，化为风，润成雨。人生在风风雨雨之中，唯有真知真识屹立不移，却又混杂在风雨之中，滋润人生，得以长存。
    这就是《道德经》第一章最后一句的注脚：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人生之妙，就在于人人有权自以为知，因为人人自以为知，所以有变易之始。在一代代大德不断地探索下，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真知得以在文化的长河中滋生孕育。因此，后人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成为真知者。
    能在古道中印证者，始自知其为真知，真知之人必具有智能。人有了智能，自是无所不知，以一己之知印证于“今日之有”，就可谓自知。一个人有自知之明，即使知道自己“无知”，也还有由无知到有知的机会。若人自以为知，而所知者不过是些酬应于一时的知识，待其价值丧失之日，人生也随之而逝了。
    人生最真实的，必然是人最需要的。前面一再说到人有肉体及精神两种生命，肉体随时日而腐朽，这种知识的价值不过及于一身，人若追之逐之，最多可以保持到死。精神则为宇宙的时间支柱，得入精神境界，自与宇宙同寿。
    《易经》就是追求与宇宙同寿的人所留传的知识！历经五千多年（如果不计早期的卜筮，仅以《周易》为起点，则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无数智能绝顶的圣贤钻研下，成为独步天下的知识系统！
    易之功能，影响中国文化甚钜，在《四库全书提要》中有云：
    “易学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易经》之所以有如此长远的影响，即因易理是以人为中心点，对事物的分类法则。兹列其概要如下：一、哲学：象征，思维，逻辑，伦理等。
    象征是以符号代表人所认知的系列事物，文字即象征符号之一。有人说中国文字系从伏羲氏所发明之八卦演变而来，其实八卦所代表之象征性，远超过文字概念所涵盖的范围。随着知识的进步，人对象征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八卦才能不断演绎，发扬光大。
    思维是人最重要的活动，经由思维，人才能了解事物的各种现象，进而能利用事物，以图利于人类的生存。《易经》是抽象思维的鼻祖，将事物的变化分析成基本因素，再利用基因排列组合的象征，得到了由表象到实象的双向认知。尤其是阴阳和合的正中有负、负中有正的相对观念，从而发挥到见一知万，见万得一的统一思想。中国人曾是最富于思想的民族，直到清末以前，一直领先世界，实皆拜读易之助。
    一般人所认知的三大古典逻辑为：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古印度的因明逻辑以及中国先秦的墨子辩证逻辑。而《周易》则为独立于前述三大之外的另一种逻辑形式，它以相对的二分法为象征的符号基础，以统计之经验认知为分类定义，然后以天地人三才结构与相对的变化现象，来判断事物变化的真假、吉凶。这种周易式逻辑最有利于复杂的人生世态，因为大量的资料都已为象征取代，人只需作简单的判断即可。
    《易经》被尊为众经之首就是一种伦理观，其理是尊万而从一，万为人，一为天。因此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分类伦理观。这种伦理也是中国人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近百年来虽被西方观念所摧残，然而大局尚在未定之天，言定论尚早也。二、科学：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
    八卦之发明即源于伏羲的观天察地，是以古之善易者，无不善观天文。后来天文学独立发展，成为易之一支。中国古天文之记载，是人类文明之珍产，极具研究价值。唯因古人泥于为君王服务，未能将天文学独立成为一种学术，实为大憾。
    汉代太学有《周易》博士，将易广用于各种学术上，郑玄创爻辰说，将十二地支和天文星座的二十八宿与八卦交错排列。
    中国历法因农业上的需要，起源甚早，历法在初与天文并无直接关连，后人了解愈多，愈发现两者关系密切。后采用以太阴循环周期为主的阴历，即为了满足农耕的季节性因素。至于易卜采用阴历，则是为了便于利用二数系与三数系的交集之故。
    最早记载中国地理的是《山海经》，但其内容受到当时知识所限，内容多荒诞不可解。到了秦汉时代，由于易理及五行观念盛行，举凡国家定都，宫殿营建等，都要分辨吉凶。是以堪舆（俗称地理）盛行，皆一一反映在地理上。
    易之数学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体系，其中有二进制、三进位两种体系交杂，且又运用或然率的观念，取“大衍之数”以供客观取卦。二进制人已尽知，三进位则多被忽略，盖天地人三才在八卦中作上下两卦，实为两个三进位之数系。如果连续将各卦展开，上下两卦分别代表两种关系，即可窥见三进位之痕迹了。正因为有三进位之因子，京房始得将十二支加入在“纳甲”中，与时间因子融成一个系统。
    大衍之数是很神奇的观念，历代讨论极多，我认为不过是基于经验，在十进制数系中应用或然率的有效方法。后人穿凿附会，创造了龙马河图以及天地之数，不过示其奇而已。实际上对任何偶数数系而言，都有这种性质：
    假设此数系＝ｎ，奇数＝天，偶数＝地，
    则本数系中天数之和 = （n／2）（n／2）
    地数之和 = （n／2）（n／2）＋（n／2）
    天地之和 = 2（n／2）（n／2）＋（n／2）
    在此数中，天、地数减1 ，都会产生偏离数系之共性（即大衍之数减一）。
    这种性质是数系的变化基础，古人舍数学运算不用，却以其变化基础为象征。今人反其道而行，仅知数学运算之作用，忽略了结构上的“象征数学”。
    邵雍是象征数学之宗师，由于我的数学欠通，一直不敢下功夫去学习。大致上说，他以元会运世四种单位来代表时间，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百六十运，一运有四千三百二十世，这种算法能将八卦很规则地分配在“元会运世”的系统中。
    十二，三百六十等数究有什么意义呢？说穿了，就是二进制与三进位数系的交集。多种不同进位的数系，结合在一起应用，其意义后文将做说明。
    易理本为先人研究自然所得的知识，但因过去科学不发达，即令有所成就，也相当有限。反倒是在现代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等，易理之观念却大放光芒。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张其成先生主编的《易经应用大百科》一书。三、政治：管理，策略，军事。
    政治首重管理，管理则要求上下有序。易理即以六爻的位置、两个三才的结构，分别代表大环境与小环境。再以阴、阳之爻德视为本分，以各爻之变化组织成卦，各卦分别赋与社会价值及观念，形成一个极为严谨的体系。在此体系之中，六十四卦独尊“谦卦”，实因该卦各爻得位，为管理的上乘境界。
    策略是一种通变达变的手段，以此求得最大利益。兹假定易爻之爻位为吉凶之定义，各卦即可视为吉凶变化之可能组合。当人应用卦象与变化的事实作比较时，可以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过程，一览无遗地检视吉凶。是以懂易之人，特别精于策略的应用。
    中国军事学早为举世所推重，而皆源自动静相生，刚柔互济之原理，这些正是《易经》之根本。《周易》中有一卦名为“师”，更明白地指出了行军作战之道。后人更以八卦之方位观发展出阵法等作战的策略，如诸葛孔明的八阵图等。四、艺术：美术，音律，文学，器物。
    黄帝时，中国之音律采用十二律制，与德国巴哈的十二平均律相当接近。因受易的影响，十二律分成阴阳两类。六阳称六律，六阴称六吕，合称律吕。由于十二律正好在一组共振的高低音之间，如何分配此十二律，真是煞费古人周章。易学家利用象数观念，取“三分损益”之法则，此法简易明了，却因不够精密，与听觉略有出入，妨害了音律的发展。到了西周，因三分损益的结果，最接近宫、商、角、征、羽之五音律，后沿用迄今。
    至于文学、器物、美术等，多涉及人民的生活，《易经》既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员，以上三者当然就免不了与易有着密切的关系。五、医学：针灸，经络，气功。
    《易经》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古人对身体的认知不够，经常把生病当成一种灾害，要占卜问卦一番。而易来自于卜，所以我们可以说医、易同源。世上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是《黄帝内经》，而其所陈述的理论，完全建立在易理之上。尤其是阴阳关系、取象运数的方法以及数比模式等，无不与《易经》息息相扣。
    经络说也源自于易，十二经脉即为阴阳两经，每经有三阴三阳的结构。若仅仅用以命名，或者在发展期间，取材于一种思维方法，是不足为训的。可是如果十二经脉的理论真的是有实际功效的医术，那就神奇得令人难以置信了。
    由于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巧合，以致在易理未能昌明之前，经脉理论很难令人接受。譬如说，经脉的数量与八卦合；其内外两卦的天地人结构与事实相合；在治疗的程序上与爻位的变化相合；十二消息卦的时间因素也与经脉的循环系统相同；人身的穴道数，也与一年的周天数略同。若云巧合，巧到如此地步，也就不能不深思了。
    根据中医之理论，在身体结构上有五脏六腑，各各与八卦相通。在人体的物质中，气、血、津液是主要的成分，又与阴阳消长有关。人体本为一个完整的平衡小环境，一旦阴阳失衡，即生疾病，五脏六腑就得忙于调整。其治疗处方也采用阴阳调和之法，选用具有五味五气的药物，以资平衡。
    最奇妙的是，中医真有其独特的疗效，最有名的如明代的张景岳，其《伤寒论》就完全建立在《易经》上，今由事实证明其疗效强过抗生素。另一个证明是针灸，目前世界各国皆已承认针灸的医疗效果，但因《易经》之理不彰，故中医的科学性一直受到怀疑！
    医与易相通，气功与医又密不可分，尤以《黄帝内经》中五运行大论中，对运气与时辰及消息卦之关系，阐述甚明。

六、宗教：道教，佛教，民俗，仙术等。
    宗教源自于人类对万物万象的追求认知，生存安危是最迫切需要的一种认知。易源于筮，自然与宗教脱离不了关系。然而与一般宗教不同的是，易本身并未朝向宗教发展，也没有变成哲学或知识。易就是易，一直保持了原始的面貌，永远只有象征、结构，容许任何人不断创新，甚至可以另立门户。
    道教源自黄老思想，又承袭了易学的谶纬理论，同时也采纳了《周易参同契》的丹道，成为颇具玄理的一种本土宗教。
    及至汉朝佛教传入，佛、道两教在《易经》的影响下，三者合一。在学术上产生了宋明的理学，在宗教上产生了禅宗，在民间则形成了中国人特殊的人生观。
    要真正分析中国人，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思想认知极为复杂。在同一社会上，彼此深浅相去悬殊。而在生存态度上，是绝对现实的民族。有人说中国人的缺点是不重理论，其实这种说法完全错了，中国人自有了易理后，懂与不懂是云泥之隔，各行各业几千年下来，还没有能消化完毕，致令其它的理论变成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根据易理，中国人看到了一个阴阳消长的均衡宇宙，万事剥极而复，否极泰来。同时中国人又看到了天地人三元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千百万年前，人一无所知，到了三皇五帝，就已人才辈出。
    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爻位的变化，以九五之尊更上层楼呢？再说懂《易经》即有预知能力，何谓预知－－一种人世间所缺乏的、最具影响的能力。如果人能预知，人就不可能是人。人生受到时空的限制，太不自由，而不自由的主因，在于人不能自制。为什么不能自制呢？那是因为有了私心，人能不能把私心去掉呢？
    于是有人起而行，到深山去修炼，同时细参《易经》的微妙。终于，有人发现了：
    人受限的不是时空，而是私欲。去掉私欲，就不再有时空！
    人去除了私欲，就如老子所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人生之乐乐无尽。这种人何以名之？有谓得道者，有谓真人，有谓神仙，此道即为仙道。
    在人间修炼着实不易，因为红尘万丈，正是陷溺人心之地。所以初炼的人，必须到深山大泽、荒无人迹之处。而那些地方虫蛇出没，生存堪虞。可是，若勘不破生存，就不必追求那些虚无飘渺、未必存在的幻想。须得先豁出去，才能闯得进来。
    财狼虎豹是无理可讲的，人要生存，便要与之搏斗。于是“山术”应运而生，其中的强身之术流传下来，经过不断的改进，成为中国功夫。
    人有境界的高低，仙有神通的大小。修炼失败的人，多半葬身草莽，成功的业已物我两忘。以致不论或成或败，对于重名尚利的人间而言，此道当然不属“正道”。但是有人在得道之余，为了传道济世、指点迷津，也有回来传达讯息的。
    如何接引沉迷在功名利禄欲海中的众生呢？不外随缘种因，趁势渡化。其中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就是洞天福地的描述，以及长生不死的象征了。所谓的洞天福地，是指心平气和，而长生不死，则是精神境界能与宇宙共存。
    这些道理口说无凭，有道之士遂以易理的预言为证据，使人略窥天机，得知人生不外阴阳互易，不过一种流程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