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

简介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现任教于美国田纳西州猛菲斯大学。著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未断奶的民族》等。

孙隆基

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

　　写这样一个大题目，在一篇文章里只能作一个"长时期"的综观，看能否整理出一些头绪解释中国今日的处境。千年之交是结这种长阶段总帐的恰当时机，公元两千年之初中国是世界领先，至千年之末中国已沦为"落后国家";这个千年又可分为两半，前五百年中国领先，后五百年中国逐渐落于西方之后。"五百年风水"是转了，但未来这五百年会否轮流转，我们拭目以视。

　　只将中国与近代西方比较，仍然有西方中心论的余味。因此，本文亦注目中国本身的发展规律并和西亚南亚的发展相呼应，还涉及内亚洲与中国有关的千年动态。至于本文的比重，是偏重较不为人熟悉的前五百年，近五百年较略。

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公元一千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咸平三年。宋代中国是世界近代化前奏的说法，不限于内藤湖南一流的日本学者。当代美国的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也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1

　　麦克尼尔中国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于世界之说，其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发展出全面的市场经济为归依，并举出惯用的解释，如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对商人的抑制之类。问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形态是否含有达到全面市场经济这个目的，值得商榷。然而，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自隋朝重建科举制度以来，世袭的门阀对政治的垄断被打破，至唐末，中古式的贵族政治整个没落。宋代上承此势，由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变成主流。此外，宋朝的创立者有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遂采取重文轻武的措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统治的国家。

　　在财产关系上，宋代也由门阀私有制和国家分配土地制转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和契约化。世族门阀的消失，使魏晋以来一直盛行的庄园制度为地主制度与小农耕作所取代。至于国家方面，也基本上放弃用国有土地授田给无耕地农民，以减轻土地兼并、调节贫富不均的施政。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国有土地虽仍存在，但占全部土地的很小比例，其功能也不积极。一般是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国家只收登记费用。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 2

　　自汉代以来，中央一视抑制兼并为正途，不但为了防止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也尽量避免因贫富不均导致农民战争暴发。虽然，这个政策成功的时期不多。皇室、外戚、公卿、宦官、豪商或竞争或勾结，对无权无助的农民进行蚕食，结果总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从汉末经魏晋至南北朝，甚至形成世族地主的庄园制度，长达四个世纪。中央试图调节贫富不均是基于皇权生存的考虑，但其立论常依据乌托邦式的理想。王莽的恢复"井田制"，与北魏北周的"均田制"，都宣称是对古代周礼的回归。

　　但自从中唐推行"两税制"以来，直到现代共产党统治为止，国家基本上放弃大规模的平均土地的尝试，虽然这个思想深入民心，时隐时现。由于均田制的崩坏，唐朝于公元780年实行"两税制"，基本上是对两项现实--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让步。在均田制底下，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死后必须归还国家，由国家对新户主重新分配，而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抽取租庸调，并建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两税制把税制简单化，只收户税和地税，分摊夏秋两季征收，地税征收谷物，户税则全以现钱计算。宋代上承唐代两税制，也轻丁口税而重田产税。

　　从此国家基本上认可私有财产，并着眼于政府的现款运转。它"从由来以久的国家必须负责纠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义全面撤退。"3 至于"井田制"或"均田制"，虽然与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引起共鸣，却是财产关系与市场关系不发达的症候。北朝的北魏北周能够实行均田制，正因为华北落后，而执政者又是外族的原因。至隋唐大一统后，均田制并不实行于较发达的华南。

　　宋代"不抑兼并"，并不造成魏晋南北朝式的世族庄园所有制，因为科举制度已大致上决定社会地位的升降，造成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市场的发达也促进地产转手之快速，"三世而衰"变成常态。士大夫和官宦家族为了保持家道不中落，遂有投资于族田之举，为了保持家族的延续，用修订族谱人工地维持家族不散这个风尚也开始盛行。

　　"不抑兼并"虽不造成世族对政权的垄断，仍不可免导致土地兼并。这个趋势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已颇为严重，但王安石主张国家对社会的干涉，不再是平均地权而是对小农作出贷款，亦即是提高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搞平均主义。而王安石把老百姓对国家的服役变成用现钱折算，地方对中央的贡改为比较市价后进行采购，都是市场和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的政策。

　　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制虽仍残存，但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亦即是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无产业的客户则不直接承担。在乡间，客户是指佃农，他们不再是从前世族地主的"私属"，而是直接编入国家的户籍。在城市里，主户身份并不以房地产之有无为唯一标准，也包括有无店铺、库房，以及从事经营的资本，客户则是雇员或房客。这种分类法是根据财产关系，也把契约关系普遍化。 4

　　唐代城市多为行政中心，宋代市镇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放任自由，因此商业区与住宅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很大规模，例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后者为马可波罗在元朝初所目睹，惊叹为前所未有。至元朝后期，世界旅行家阿拉伯人伊本·贝图塔(Ibn Battuta)访问杭州，亦称之为"世上最大的城市"。当时在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

　　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货币经济的发展。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但仍不敷应用，在缺铜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间出现民间发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后来为政府接办。中国发展至宋代，商税也日形重要，它成为城镇征收的主要项目。从远洋贸易抽取的税收，也达史无前例的比重。

　　学者们曾为宋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而进行讨论。在北宋，中国人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企业雇佣数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5 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宋代中国是前现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纸、印刷、火药、罗盘虽然多发明于前代，但至宋代成为大规模制造业。

　　宋代中国的"现代性"，也表现为中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来临。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艺术之时，宋代的绘画题材已开始表现市集与贸易，而文人创造的山水画则呈现一种写实主义，宋代的原创不像后来被注入禅学的明代山水画，而是对自然界忠实的模拟。这个入世的精神也表现为儒家理学之抬头。理学以人伦为天理，在今日或被视为一种宗教，因为今日对世俗化的定义是个人从任何权威底下解放，基本上是西方的设定。宋代的理学不妨视作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人间观的哲学体现。对不服膺神道观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在现世的行为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也如是。

　　宋代承继隋唐帝国，却不能重组"天下"，而必须和辽、西夏、金、蒙古等敌国并存，在中国历代的皇朝史中呈现一种非常态，反倒更近似"近代"的邦国。宋朝长期积弱，非但没法重建汉唐的规模，反而令抵抗外族入侵成为国民生活的常态。长期下来，一种初期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宋代已经有印刷术这种传媒。按照班奈狄克·安德生的说法，印刷术是形成近代国家这个"想像的团体"的主要因素。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后来在中华民国诞生时期编织的"民族英雄"谱系里变成先烈，正因为宋朝有点像近代列强交侵底下的受难国家。

　　宋代这幅图像"近代化"得有点惊人，有加以修订的必要。该指出：它不可免遮盖了地域性差异，一般来说，先进的社会关系是江南盛于华北，东部盛于西部。整体来说，宋代的市场和契约关系的普遍化不及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虽然从宋代以后，土地关系是以契约为主导，但到了清代的雍正朝，国家对残留的人身依附关系还得颁布最后一次解除法令。"两税制"轫始的重产业轻丁口的措施，后起的朝代又必须重新执行--如明代的"一条鞭"和清代的"摊丁入亩"，似乎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循环出现。宋代的文官统治，在后起的朝代--尤其是由外族入侵建立者--也屡受贵族统治的干扰。至于宋代印刷术虽然发达，但大多数人仍是文盲。当时或许已有近代"民族"观念的萌芽，但这和近代国家用国民教育和大众传媒塑造"国民"的积极措施还差得很远。

同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

　　唐宋之交，是今日西欧和俄罗斯文明的婴儿期。在这里，必须交代一些历史背景，比较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分歧性。

　　继中华"第一帝国"--秦汉帝国--于公元三世纪崩坏后，中国进入长达三百六十年的分裂、倒退与恢复时期。此时，华北被落后民族占有，但在他们接受汉化的基础上，中国原有的文化与制度获得进一步发展，种族也被注入新血液。在经历长期分裂、分途发展和民族融合后，隋唐帝国凭大运河整合南北，在此基础上重建"第二帝国"。至十世纪初这个帝国又趋于解体。这次，分裂时期较短，不到一个世纪，中国本部于979统一于宋皇朝。但在上面已经指出：宋代不能构成"第二帝国"的重组或"第三帝国"的韧始，它是中国皇朝史的一个变种，反而有点像近代在列强交侵底下的弱"国"。

　　罗马帝国崩溃过程近似秦汉帝国，在时间上也接近。秦汉帝国的余绪--晋室，在中原秩序崩溃、五胡武装勃兴的情形下，于317年南迁至建康〔南京〕。罗马帝国则于331年迁都于拜占廷，帝国的东西分化从此不可逆转，而匈奴和日尔曼蛮族大规模的入侵也开始。至476年，西罗马已无君主，西部地区进入长期混乱。至800年，在中国已经过了中唐盛世，法兰克人在西部始有重建"西罗马帝国"的尝试。

　　这个尝试，促成了西欧文明的诞生。以法兰克人为主的日尔曼民族与罗马教廷合作，在政治上、教义和教仪上逐渐摆脱拜占廷"罗马帝国"的阴影，缔造了自身的文化认同。俄罗斯则在988才脱离原始宗教，从拜占廷处接受希腊正教，进入文明阶段。而1056年拉丁教会与希腊正教正式分裂，西欧与俄罗斯分途发展形成定局。因此，西欧和俄罗斯的童年，都在唐宋之交。

　　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比较合拍的是西亚地区。该地区从古以来就有大一统政权，从苏末、巴比仑、亚述、波斯、亚力山大、安息，一直到撒散匿(Sassanid)帝国，兴衰交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过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因此不像中国的朝代制度。在中国建立"第二帝国"的时候，西亚也为回教"大食帝国"统一。回教创始人谟罕穆德与唐太宗同时，而大唐与大食在古代社会式微后，各自在它们继承的地域里缔造一个"中古"的综合，其辉煌程度超越"古代"。隋唐发扬了秦汉模式、从中土帝国蜕变为东亚帝国，而大食帝国则是接收和改造了两个地盘：其一是古代最后的一个波斯帝国撒散匿王朝，另一则为罗马帝国的整个南半部，从中东沿北非到伊贝利安半岛。大食无疑问是古波斯的继承者，同时与拜占廷和胚胎期的西欧文明争夺古罗马的继承权。

　　大唐进入九世纪，中央政府衰微，地方上节度使割据，皇帝的废立则掌握在宦官手上，政治的腐败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处于重重矛盾中的唐室在907年灭亡。大食帝国进入九世纪，地方割据势力兴起，宗教派系冲突加剧，君主哈里发(Caliph)仰赖由突厥人组成的奴隶军保护，结果哈里发的废立落入他们手中。政治腐败与赋税沉重引起农民、游牧部落、和奴隶起义，至十世纪初期多打着持信仰歧见的十叶派的旗号。至945年，一个信仰十叶教派的军事集团布夷(Buyids)掌控了巴格达，大食名存实亡。哈里发以名义上的共主身分残留，最后一位在1258年被西征的蒙古军杀害。1279年蒙古灭南宋。

　　在这段期间，中国与回教世界是世界文明的两个顶峰，文教和科技发达。回教从阿拉伯征服到大食帝国，走向波斯化，继承了西亚地区的文化遗产。由于它处于旧大陆的中间地位，大食汇聚了希腊罗马、中国和印度的科技知识。后来西方吸收的科技，包括古代希腊罗马的遗产，多经由回教文明之手。

　　公元一千至两千年之交，在印度也是一个大转折点。公元七世纪，当玄奘访问北印度期间，佛教的"第三波"已经在酝酿，那就是"密教"。至978年，西藏第二次引进佛教，即所谓"后弘期"，传入的就是第三波的密教。在佛教的老家印度，演变为密教的佛教与印度教渐不可分，走向没落，而印度教内部则虔诚派(bhakti)兴起，变成大众运动，至一千年之末已经压倒佛教。公元997年，大食帝国瓦解后第一个由突厥人建立的独立回教国家喀兹尼(Ghazni)，从阿富汗不断地侵入北印度，对印度教大加杀戮。但在十二世纪初，一个继起于阿富汗的突厥回教政权入侵北印度，对佛教实行同样的摧残后，根基已大不如前的佛教从此在其本家一蹶不振。在1211年，征服者在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Sultanate of Delhi)，乃今日南亚分成印回两大派之始，取代第一个千年的印佛两大派的对立局面。

　　中亚地区的突厥化与回教化，也在两个千年之交。西域地区的人种自古以来以"吐火鲁"(Tokharian)为主，至唐代，其文化则是佛教、景教、摩尼教的混合。中亚地区最早皈依回教的是原先臣服于回讫帝国的葛逻禄(Qarluqs)，他们在新疆西部和喀什额尔地区建立"黑汗"(Karakhanid)帝国。他们的回教化在公元十世纪中期。在十世纪末，邻居的塞尔柱(Seljuk)族也改奉回教。这些都是广义的突厥民族，今天这整个地区即称作"土耳其斯坦"。

公元二千年前期的"新型边疆民族"

　　一位澳洲学者指出：宋代有当代世界最惊人的战争机器：一百二十五万人的常备军，以及世界上最早的官营的大规模生产的军工业，宋人利用大运河输送的后勤系统无比优越，其国防费用史无前例，其庞大程度会使汉唐大帝国破产，但北宋对辽与西夏在军事上始终吃瘪，于1127年亡于女真人的金朝，至1279年南宋被蒙古人消灭，真是令人费解。还必须指出：宋代的武装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将火药应用在战争上者。

　　在公元二千年之前，文明世界为游牧民族所征服的事常发生。事实上，整个"古代"世界的没落可与文明被野蛮浪潮掩没划上等号。但这都在文明世界自身腐化之后发生的，汉帝国、罗马的倾倒即其例证。当文明处于鼎盛状态，对野蛮民族总是无例外地占上风。汉帝国之击破匈奴、罗马之征服高卢与不列颠、隋唐帝国之降伏突厥，皆其例。

　　然而，宋朝在各方面发展水平都超越汉唐的情形下，又当皇朝建立之始，该是最有朝气的阶段，却从开头就受制于较落后民族，它拥有世界前卫的战争机器，却仅足以采取守势，在负担沉重的国防经费之余，还得对辽、西夏和后起的金付出大笔的岁贡，以购买和平。结果，宋代仍创下中华第一次被非汉族整个灭亡的记录。这个世界史上的大吊诡如何解释? 这里作两处试解。

　　首先，二千年初期的游牧民族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而是蜕化为"边疆国家"。这种新型的边疆民族的特征是"非部落化"，它在军事上保留欧亚大草原骑马民族的凶悍，但其辖地却囊括文明地区的边缘，统治大量的定居臣民和市镇，因此在政教上又得采用文明制度和意识形态，遂兼有两者之长。

　　秦汉帝国面对的敌人匈奴是分为部落的，单于居中，左右贤王居两侧，其下还有大小王公，各领其部落，因此被汉朝分化，各个击破，大部份投降，残余者往西流串，后来侵略北印度和东欧。隋唐两代必须应付的突厥大帝国也一般，可汗居中，其他各汗居四侧，各领自己的部落，而他们兄弟叔侄之间又不断争夺"可汗"之位，遂被隋唐帝国摆布操纵而击溃，不愿降伏的则被赶向西跑。

　　这些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只限于掠夺，而不想加以统治，因为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坐下来抽税不如周期性的来回抢掠来得痛快。迟至947年，刚改国号为"大辽"的契丹人攻入开封，灭掉后晋，仍无留下来常驻的打算，反而觉得汉人难治，饱掠一顿而归。这时，离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的936年还不久，契丹族朝"边疆国家"的蜕化才开始。

　　这类新型边疆国家不同于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后者是占据中原，但全盘汉化。北魏于493年从平城迁都洛阳，皇室把自己和其他部落贵族的鲜卑姓都改为汉姓，以洛阳为籍贯，而且按照汉人世族制度的方式排门第，规定鲜卑贵族只能与汉族士族高门通婚。这是自愿被中国融化，而后来统一中国的隋室和唐室，都来自北魏这一脉。

　　另一方面则有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和回讫的例子，他们虽因接受中国文化而进入文明阶段，但却保留自身的民族认同，特别是语言，而且另创本国文字。朝鲜诸国和日本都是定居民族，与中国或全不接壤，或处于很偏远的边疆。因此，可与后来的辽、西夏和金作更恰当比较的莫如回讫游牧帝国。他们仰慕中国，但为了不被儒教文化吞没，在洛阳遇到摩尼教后即将它奉为国教，又用中亚康国的(Sogdian)字母另创回讫文字。他们相当文明，王室与唐朝和亲，成为长期的盟国。在保留民族意识上，辽、西夏和金与上述这些国家都相同，不同之处是占领了中国的北疆，包括长城一线在内，变成直接威胁内地的敌国。不妨说：中土文明广被四方也有坏的报应。

　　因"非部落化"而蜕化为新型边疆民族最成功者，莫如大食帝国衰落后称雄于西亚的突厥人。突厥游牧帝国在大唐帝国处碰了壁，在中亚零星的突厥部落则与回教世界接邻，有被俘虏而在市场上拍卖为奴者，也有自动归降的，不少成为奴隶士兵，因此他们"非部落化"极彻底。9 后来，他们在大食帝国内部用武力代替了原来的波斯和阿拉伯主人。这种渗透方式与辽金夏民族的"边疆化"不同，后者是游牧民族之定居化与汉化。前者虽然也导致突厥民族皈依回教，并成为该信仰的最后一支生力军，但同时造成回教世界定居与游牧之分界崩溃--这个疆界模糊化的特色至今犹存。

　　大食帝国后期，不只是中央政府，连地方割据势力都招募奴隶兵团。公元937年，里海边的一个十叶派割据势力被它自己的雇佣军--包括有大量的突厥奴隶骑兵--篡夺，建立布夷政权。也就是他们在947年掌控了巴格达的哈里发。在咸海的河间地带(Transoxania)，一个波斯人地方政权撒蛮匿(Samanid)候国防御中亚游牧区，本是守土有责，但当作为对手的突厥民族纷纷改奉回教，造成"圣战"出师无名的形势后，突厥人即大量成为撒蛮匿边区政府的士兵。前述侵入印度的喀兹尼政权即由一位叛离它的奴隶将军在阿富汗建立的，是第一个脱离大食独立的奴隶王朝，并且把这种军事奴隶制和回教一起输入北印度。它可以说是回教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的"双重边疆国家"。

　　公元999年，黑汗帝国灭撒蛮匿。1040年，刚改奉回教的塞尔柱突厥人从咸海的河间地带南下，消灭了喀兹尼国，进据伊朗东部的呼罗珊(Khurasan)地区，于1055年又西向消灭布夷政权，占领巴格达，其领袖自号"苏丹"，仍奉哈里发为傀儡，不同者是他们用主流的素尼教派取代了布夷的十叶教派。塞尔柱的兵威继而扫向小亚细亚，意图消灭拜占廷的东罗马帝国，亦即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乃引起西欧十字军东征的导火线。

　　此时，回教世界的旧领导阶层--地主和官僚--已失势，统治阶层走向军事化。这种形势造成回教世界从十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一个模式：突厥军事集团吸收回教的都市文明，和阿拉伯、伊朗和印度的城市住民尤其是大商人勾结，共同剥削广大农村里的劳动者。10 这与中国的文官统治在城与乡、商人和农民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的试图比较，无疑是落后的制度。突厥统治者还继续招募奴隶军来延续自己的王朝，并发扬大食帝国凭军功领受"食邑"(iqta)之制。这种制度在中国秦朝以后已非主流。

　　但近代以前的世界之汇通，却非关在家里在一个举世无双的庞大人口间力图保持"太平"、憧憬"大同"的中国文官统治所促成的。它反而是野蛮的武力利用文明的资源创造的业绩。这句话最适用于突厥人的后继者蒙古人身上--他们是西方人用海洋贯通全球以前首先用欧亚大草原来畅通旧大陆的先导。

　　在这里，正是提出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宋朝为什么灭亡的第二重解释之处。宋代的军工业，如炼钢和火药之用于战争，其成果很快就为敌手所分享。中土的军队逊于游牧民族者主要在骑兵，因此宋代大规模生产的钢铁多用在装配步兵的盔甲、强弩和装甲战车方面，它们配合城墙，基本上是采防守战略。发达的炼钢技术到了金人手里，就设计连人带马全部用钢铁包装的拐子马。北宋的火药武器还在燃烧弹阶段，抵御胡骑的效用不大。到了南宋时代进展至爆炸弹药阶段，但此时的发明已非宋人的专利。用铁壳内装火药的"震天雷"--即世界史上第一种榴弹--是金人发明的。最早的管形射击武器--亦即是枪的前身--是金人用纸筒做的"飞火枪"，南宋为了对付蒙古，于1259发明"突火枪"，用巨竹为枪筒，用火药射出"子窠"，乃子弹的前身。灭宋以后蒙古人用金属管子代替竹筒。11

　　从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宋辽金西夏蒙古之间的长期"战国"状态，是当时世界"高科技武器"的实验场所。后来蒙古以世界上最优秀的铁骑，配合第二千年初期东亚战场的战争水平和战争科技--火药和宋人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如"毒烟"，等等，横扫欧亚大陆无敌手。当时的蒙古人只有一百万人左右，比宋朝的军事部门还要小，却几乎征服了全世界。

蒙古大帝国：全球史第一个"世界系统"

　　在新千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选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仑布，不是牛顿，而是野蛮人成吉思汗。他虽然杀人如麻，但"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一个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横跨欧亚大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文明的连接。" 这是现时代的"全球化"眼光。

　　蒙古人是很落后的。在成吉思汗草创时代，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不属于包含文明领域的新型边疆国家，他们顶多只是辽金西夏这类边疆国家的边疆国家。但成吉思汗统一大漠时，已用人工方式把部落融合为"国家"。他"非部落化"的改革是模仿契丹人打散部落结构，用十进位方法建立起一个指挥系统，因此到后来所谓"蒙古"已非几个蒙古人部落的联盟，而是所有草原民族统一起来的国家。虽然这种组织是新型的，但蒙古人起步阶段的落后性，仍使他们早期行动之破坏性压倒任何建树。

　　在1219-1221年间，成吉思汗消灭塞尔柱的继承国--花拉子模，对咸海的河间地带、阿富汗与呼罗珊进行大破坏、接二连三地屠城，消灭了五份之四人口，使这个定居与游牧分界已经不稳定的地区，被进一步推向"大漠化"。当时的蒙古人与定居民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根本不懂得如何统治。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汗于1234年消灭华北的金朝，仍作把该地区的农耕文明铲除、将它变成大牧场的打算，被契丹贵族耶律楚材劝止，说明治理定居民族征取税收的种种好处，并建立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机构。从此，蒙古人在中国就不只朝"边疆国家"形态蜕化，而变成与南宋对立的中原"北朝"，最终成为继统的"元朝"。

　　在新大陆还没发现，海洋还未成为连贯世界各地的媒介的时代，欧亚大草原是唯一贯串旧大陆的通道。像蒙古这样一个统一了整个欧亚大草原的势力，又是东亚这片"高科技战场"的最后赢家，其打偏天下无敌手，乃顺理成章。除了东亚之外，蒙古还征服中亚、西亚与俄罗斯。南亚是蒙古人不感兴趣才幸免：蒙古扫荡花拉子模残余，于1222年曾侵入北印度，但因气候太热而回师。欧洲也如是：至1241年蒙古人已征服今波兰、匈牙利等地，因窝阔台汗去世，各路军首脑必须回蒙古大漠选举新的大汗，因而回师，才没有侵略日尔曼和意大利。蒙古第二次攻伊朗，杀掉了最后一位哈里发，想一鼓作气征服整个回教世界，已扩张到达地中海岸，准备进入北非，因蒙哥汗去世(1259)而故事重演。但回教世界已残破，最幸运的倒是西欧。

　　总的来说，蒙古帝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创造了一个世纪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保持陆上国际贸易\繁{干}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也使从西欧经中东经印度洋经东南亚到东亚的海上贸易空前蓬勃。

　　近来，有人从"后殖民地主义""多中心论"角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例如阿布-勒霍德指出：近代西方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非世界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世界系统"。十三世纪时，一个前近代的世界系统已经成形，中国在形势上该执该系统的霸权，但宋元时代的中国并没有走这条路，因此，这个前近代的系统并不像今天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而是多中心的。她把十三世纪的世界系统分为八大圈，从泰西到远东计有：(1)西欧圈，它与(2)地中海圈有交叠点，后者与(3)欧亚大草原圈、(4)埃及红海圈、(5)中东波斯湾圈交叠，(3)(4)之间亦有交叠，而(4)(5)则与(6)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圈交叠，后者又和(7)东印度洋东南亚圈交叠，后者则与(8)中国南洋圈交叠，最后这圈又和(3)的极东部分交叠。13

　　这个世界系统至十四世纪初达巅峰状态，但亦于该世纪中后期趋于瓦解，与"蒙古和平"相始终。1335年，在西亚的伊儿汗国，创始人旭烈古一脉的统治已中断。1368年，蒙古在中国的统治被明朝推翻。1380年，钦察汗国的附庸莫斯科对其主子提出挑战，并初次在战场上获胜，虽然汗国在十五世纪中期内部闹分裂后才真正完结。蒙古世界秩序的瓦解并非十四世纪世界系统散套(delinking)的原因，而是它的症状。学者对其原因还在探索中，在本文里也无须置言。

　　"蒙古和平"保障了欧亚大陆的汇通，这个世界市场是多中心的，但其精华地段无疑是中国，因此它成为大汗自身的领地。在中国悠长的皇朝史里，元朝把宋代无法重建的"天下"以外族入主身分加以恢复，似乎可当做中华帝国第三次重建。但元朝并非一个纯中国的朝代，大汗除了是"天子"之外，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名义共主。蒙古把中国纳入"全球化"，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加深，并与西欧首度接触。元时，天主教首度在大都设主教区。另一方面，元朝统治有很多地方似乎背离中国传统。

　　首先，宋代的儒家文官体制不受重视。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虽然也重用汉人，却并不恢复科举制度，至1313仁宗朝才恢复，但由此渠道出身的士人居于高位者大不如前代。元代在运用多民族的人才方面的确冲破儒家教育的局限，但居统治地位的仍是蒙古王公，而不是文臣。蒙古人本身数量少，又在降伏欧亚大陆之后才征服南宋，因此，他们的统治集团中包含很多中亚和西亚的"色目人"。这些人办事的方式有异于中土，常造成文化冲突。世祖时的财相阿合马、卢世荣、桑哥虽然解决了中央的财务，却引起政争而被杀，乃因为他们那套是西亚的突厥军事集团与城市里大商人勾结的方法，在儒臣眼里变成"聚敛之臣"。

　　这一切，以宋代中国已达到的文治水平看似乎乃倒退。另一方面，元代是中国史上最不"轻商"的时代。其实，南宋已经朝这个方向走，而元代则发展至商业全面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地步。元世祖又在宋代的基础上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全国统一的纸币制度。

蒙古世界统治的遗产

　　对中国整体来说，蒙古的遗产有下列数项。蒙古灭金时在中原长期作战，造成华北的残破。一度是北宋重工业区的河南东部和河北南部，从此一蹶不振。蒙古虽然与南宋长期在国界上交战，但灭宋过程却很短，因此江南比较完整。至元代，华南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贸易又获进一步发展，北衰南盛的形势从此成定局。蒙古消宋之前先灭了大理国，蒙古统一中国，使云南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也于元时内附，从此中国人习惯上觉得西藏是国土一部分。

　　从元代开始，"回民"成为中华五大族之一，尤其集中在西北与西南。他们多是随蒙古人入主中国的"色目人"之后代，他们在元代又称作"回回人"，多信奉伊斯兰，因此后者被中国人称作"回教"。在中国本部以外，以今日新疆为基地的察合台汗国受了该地臣民的影响，后来也皈依回教。改信了回教的蒙古统治者，在十四世纪末又强迫最后一批不信的回讫人改奉回教。14 后者是今日中国境内回民之大宗的维吾尔族。

　　对亚洲总体来说，蒙古东征西讨的遗产受益人反而是突厥人。表面看，初期的蒙古军西征接二连三地摧毁了突厥人政权，尤其中止了塞尔柱人的西进，把东罗马帝国的寿命多延长了两个世纪。但蒙古人本身只有一百万人，为了扩充队伍，把所有的游牧民族都变成"蒙古军"。因此，所谓"统一大漠"其实是把原先地域已经很广却很分散的突厥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的地盘进一步扩展。因此，当蒙古浪潮退潮后，西亚的突厥人继续西征，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土耳其帝国，在伊朗者则建立十叶派政权，是为近代伊朗之始，另一支入主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

　　蒙古人进军俄罗斯时，自身的民族只能拨出五千人左右，其余是内亚洲的其他游牧民族，可想象是以突厥人为主。他们征服的南俄地带原先已为钦察(Kipchak)游牧民族占领，也属突厥人的一支。蒙古人建立的"钦察汗国"索性以他们为主力，以其名为国号。后来，蒙古人、突厥人、斯拉夫人、芬族彼此交配，混出一种说突厥语的"鞑靼人"(Tatars)，在今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共和国里是第二大民族。

　　对世界总体来说，蒙古人的所为有利于欧洲的兴起和亚洲的落伍。蒙古旋风对西亚回教世界的摧毁特别沉重。他们对前大食帝国的核心地带--伊朗--破坏未尽的地方，在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为瘸子帖穆儿(Timur Lenk)完成。他是突厥人，出身察合台汗国辖下的咸海河间地带，属于文野分界的定居民这一方。但他自称察合台汗的继承人，非但没有保卫文明，反而刀刃向内，捣向伊朗腹部，并模仿野蛮阶段的蒙古人屠城、筑头颅塔，而且蓄意破坏文明的基层建设如灌溉系统之类。该地区定居与游牧的界线早已不稳定，从此，伊朗--尤其是东部--基本上变成大漠的延伸。今日伊朗境内四分之一人口是突厥人，游牧是国民生活很重要的部分。

　　回教世界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死敌。蒙古在西亚地区造成的后遗症，无疑是帮了西欧的一个大忙。欧州在当时是发展中地区，如同今天的"第三世界"。西欧人避过了蒙古世界征服的兵锋，在"蒙古和平"期间首次与中国直接接触，他们从欧亚大陆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亲自目睹中国的富庶。此后，西方的经济发展总有一股东向的欲望。哥仑布就是看了马可波罗的游记，想从大西洋另辟新航路到达中国，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

　　蒙古军西征也把中国的"高科技"西传。尤其是火药武器来到欧洲，其水平又往上翻了一番。十五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是继东亚之后的第二个"高科技战场"。从此，欧洲在这方面领先。至十六世纪初，西欧人将最新型的火炮装在战舰上，配合中国发明的罗盘，开始征服海洋。15

　　综观第二千年的前五百年，可以说是中国遥遥领先，但中国的高度发展结果是替别人作嫁衣。这种观察即使确实，仍失诸狭窄。中国的贡献如果成全了蒙古，后者的业绩又何尝不是替第三、第四者作嫁衣。今日蒙古人局促于内亚洲的一个小国内，人口只有两百万，而突厥人的国家至少有五个。至于受益于蒙古旋风的欧洲人则在后五百年代之而兴，成为世界的新主人。世界史似乎有它自己的逻辑，不为狭窄的民族主义思维所框范。中国在后五百年重演这场戏，也当作如是观。

青黄不接的十五世纪：中国的海上霸权

　　在第二千年的前面五百年，新型边疆民族是天之骄子，到后五百年，则由航海国家独领风骚。这个变化有其内在逻辑。在前阶段，旧大陆的欧亚大草原是世界的通衢大道，草原民族的铁骑加上文明国家的高科技武器，即合成支配世界的方程式。但火药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却宣判了草原帝国的死刑。世界史进入我们的"近代"，海洋继大草原成为世界的新凝固剂。有走向海洋的意志、并能把新型火炮装上远洋船舰的海权国家就成为时代精神的使者。

　　在这第二场径赛还在暖身阶段，当时的中国已经以"世界冠军"身分出现。后来连这种稳操胜卷的事都不干，乃由于志愿放弃出赛。如果宋代中国有世界最庞大的陆军和最先进的战争工业，明代中国则有世界最庞大的海军和超前的航海技术。当全球史上第一个"世界系统"散套以后，离西方海上霸权的兴起还有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内，中国完全齐备称霸海洋的条件，而且也初试啼声--其表现即郑和下西洋。

　　明初海上霸权，有前人积下来的基础。首先是宋室南渡，赖江防抵御胡骑，在中国史上首次建立独立的海军衙门，战舰上的标准火器装备是霹雳炮。除了国防之外，失掉中原的南宋在税收上越来越依靠远洋贸易，在高宗时代曾占政府财政收入中现钱的百分之二十。16 唐朝对远洋贸易只开广州一埠，至北宋则另增杭州、明州、泉州、板桥（青岛附近）、华亭（今上海）等九个港口。南宋为了扩充贸易量，甚至在海南岛新建一个神应港。南宋对海洋贸易大事奖励，不论官民，能招来外商增加国库收入至某数额者，都予以加官进爵，政府负责维修海港、建立仓库、在沿海一路置灯塔，并于海上岛屿设立水师寨，替进出的商船护航。17

　　从宋代开始，外贸已经摆脱"朝贡"体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袭此势，而它的政权性质又是"全球化"的，中亚西亚的蒙古政权是姻亲，并不是化外，因此，外商来中国的特别多，中国商人对外国也更为熟悉。这个全球化倾向到了明朝开始逆转。要了解明代中国，必须将它放在全球史里面看。蒙古是世界帝国，其崩溃后必然出现地区性的"民族主义"逆反。这个逆反也包括莫斯科的俄罗斯以及十叶派伊朗--该两地今天的民族认同都是"后蒙古"产品。

　　有人认为明帝国重建的是较狭义的、亦即是只包括汉族的"天下"。18 这在开国时就势所必然。明太祖虽然把定居中国的色目人一视同仁地当做子民，但元代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三头马车式的政治体制势必然告终。明太祖为了继统，仍把元朝视作中土的正统皇朝，把忽必烈牌位拱在历代帝庙，但他并没有消灭蒙古人，只把他们逐至塞外，结果他们又重组游牧帝国，威胁时刻存在，结果北疆重新成为第一国防线。这不可免地造成"夷夏之防"意识之重炽。明中期以后，屡遭倭寇、满州侵略，于是逐渐出现宋代那种汉人民族意识，而抗倭抗清的英雄戚继光、史可法也继岳飞、文天祥之后，被编织入民国革命时代发明的民族英雄谱系。

　　明太祖在沿海一带也颁布海禁令，当初乃纯行政性质。朱元璋打天下时的劲敌张士诚、方国珍等的地盘，就是具海洋帝国雏形的南宋旧地。这些势力的残余拒绝接受明统，逃亡到南洋，甚至日本。1380年，太祖借"胡惟庸案"诛杀中国最后一位宰相，罪名是他雇佣日本武士图谋行刺皇上。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耐人寻味，它与"去父母之邦"的"天朝弃民"同样令中央不放心。

　　海禁令禁止民间出海，却没有终止晚唐以来的远洋贸易，它如今成为中央的专利。中国人不可以出去做生意，而来"天朝"经商的外国人从此必须打着来"朝贡"的旗号。于是，国际通商被加上"政治挂帅"的紧身衣。

　　这个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使明初的海军一度膨胀。中国至南宋时已有独立的海军部，蒙古为了灭宋也在金朝水师的基础上扩建，最后是海上的崖山一战灭掉宋朝。元朝合并了金、宋、朝鲜的舰队，成为世界第一海军大国，曾两次东征日本，一度南征爪哇。明初的舰队在数量和船只体积方面又超越前人。明海军在十五世纪初的鼎盛时代有三千五百条船只。

　　郑和于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率领两万八千人，用六十二艘船分载，最大的"宝船"长四百四十尺、横梁长八十尺，有九桅，可载千人。它比八十七年后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的三条小船大将近五倍，而且设备亦较为先进。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宋代已经发明水密隔舱，欧洲船舶到十八世纪才有这种设备。19 最令人瞠目的是对如此庞大的远洋舰队的补给，这个问题必须拥有海外殖民地或海军基地才能解决。明朝没有在海外殖民，但附庸国麻六甲可能是它海外基地之一。

　　郑和六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朝，最后一次(1431-1433)在宣宗朝，郑和死于回程中。自此，中国从海洋退缩，而如此壮举最后连一点涟漪都不剩下。在郑和时代，回教势力--尤其从印度南端扩散的--已在印度洋伸张。郑和本身是回教徒，明朝势力达到该区，亦是顺其原势，并无横加干涉。中国人撤离印度洋后，它很快成为回教的内海，西至西非海岸，东至大明在南洋的据点麻六甲，都渐次皈依回教。这是透过商旅和传教士的活动，非经由武装征服。因此，当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侵入印度洋，该区毫无抵挡能力。

　　问题在于：当蒙古的"世界系统"散套，而西方海权还未兴起之际，最有资格带头重组新世界系统的该是中国，但它却在关键期间撒手不管。原因何在? 它有表面的，也有深层的。

　　表面上是成祖朝开销过于庞大，他的继承人势必采取紧缩政策。除了派大舰队"下西洋"耀武扬威之外，成祖朝还六次征讨蒙古、长期对安南用兵，同时建筑紫禁城--即今日的"故宫"。罗荣邦认为成祖以后明朝出现财政困难。但他同时认为郑和时代的外贸对中国是极端有利的，因为明朝强大，能够单方面决定价格。20 这引起了两点疑问：远洋贸易足以补助国家的财政困难，何必裁减? 外国和中国做生意每次都吃亏，还有谁千里迢迢到中国去"朝贡"?

　　答案或许在明朝外贸与"朝贡"不分这点上。郑和的下西洋并非孤立现象。成祖一朝，对不包括安南在内的南洋国家就出使了六十二次，多半是只前往一个国家，规模没有郑和那么庞大。但它们的功能相同，那就是负责朝贡国使团的接送。郑和第一次的航行带回爪洼、麻六甲和苏门搭腊的使团，而第六次于1423回国，带来包括波斯湾区的六国使团，共一千二百人。这些人到了中国，尽了"朝贡"礼仪后，就可以在市场上贩卖夹带的免税的私货，并等待下一班中国船把他们送回去，多半一等数年，每天都由主人盛意招待。明朝既然当了宗主国，有藩属的君主被推翻的，亦得派海军保送他回去复位。

　　这个负担的确沉重。成祖死后，北京连前往黑龙江生女真地方的使团亦裁掉。中亚地方有代表子虚乌有国家的使团，希望来"天朝"讨赏的，明廷也加以谢绝。"下西洋"自然是被优先开刀的项目。但遗憾的是明廷连远洋舰队也裁掉。

　　成祖死后，攻打安南的战役还持续中，但1426年明海军在东京湾吃败仗，使明廷放弃征服安南的打算，亦使人怀疑海军是否有用。此时大运河也已经修复，并且装上新发明的闸锁，内陆的运河漕运比沿海运粮安全得多，于是，海军被大量裁减。1449年发生土木之役，蒙古势力复炽。明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内亚洲国防线，不久就开始建筑长城，从西到东，达一世纪才完成。当时的海疆并无威胁，明廷不会同时维持两大笔国防经费。

　　但明朝显然放弃南宋用外贸养海军的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海洋国来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而且完全为政治服务。有邦交的"一年一贡"、差一点的"三年一贡"，像日本那样关系极坏的则"十年一贡"。令人费解的是明廷接二连三地下令，把造船的体积越限越小，禁止尖底的只准造平底的。至1500年，造多于两桅的船只变成重罪，1525年朝廷又下令各地方捣毁远洋船只，逮捕所有使用者。21 如果政府裁减海军，只是政策性的问题，无须变成法令。它们显然是针对私营企业，国家自己解散海军，但又防止民间的力量超出官方。这种限制导致明末制造郑和时代那种九桅大船的技术失传。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锁国心态抬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有如二十世纪共产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断裂一般，都不可免作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明太祖有平均天下的思想，他虽然没有制度性地平均地权，但用罗织的方式消灭富户，尤其把江南的大地主诛戮殆尽。"几场大清算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全国充斥了小型的自耕农。"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是乌托邦式的，"它更像一个庞大的农村公社而不像一个国家。"亦即是商业不发达的纯朴的不流动的农业国。22 他无向外扩张的野心，生前为子孙列下一份"不征国"的名单，其中包括朝鲜、日本、安南以及南洋诸国。

　　元代和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明成祖想保留并发扬光大之，并委派回族色目人后代郑和主其事。成祖以后这条路没再走下去，实在是遗憾。成祖这个明代第三位帝王，其实更像是最后的一个蒙古"汗"。他五次到塞外亲征蒙古，不像华夏君主所为。已有人指出：成祖的"态度和元朝的皇帝几乎雷同，他们热切地到外国去拉关系并且聘用外国人为他们服务。"23 忽必烈想征服安南，劳民伤财而终告失败，成祖又把这件蠢事重演一遍。忽必烈建立的朝贡体制，承袭蒙古"大汗"的派头，强制外国君主亲自到北京朝觐中国大皇帝，他们不肯来，就派海军去攻打。成祖的体系则是成立对客户友善的接送服务。但两者耗资同样巨大。成祖以后，儒家文官政治的"不劳民伤财"的"祖训"就变得更无可非议。

印度洋：从中国的"朝贡体制"到西洋人的"公司体制"

　　西欧人对远东和印度洋的财富有一种饥渴。为了另辟到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逐步南航，摸索了大半个世纪，终于在1487年绕过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随之而来的就是武装恐怖行动。达迦玛于1502年率领十五艘全面武装的船舰，炮轰印度南端的港口喀里古(Calicut)，建立霸权。东非海岸斯瓦锡利城邦(Swahili city states)--是郑和航海到达的地方--是靠印度洋贸易繁荣昌盛的，现遭葡萄牙人的侵略而撤退入内陆，整个斯瓦锡利文明从此衰亡。西欧人带来地中海作战的暴力水平，印度洋诸邦根本无招架之力。

　　1511年，葡萄牙人灭掉中国的藩属麻六甲，把它变成殖民地。这一带，早已由华侨所殖民。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程之时，曾与盘踞在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的华人领袖陈祖义作战，杀掉五千人，并把陈本人带回南京正法。这些人可能就是和朱元璋争天下的元末群雄逃到海外的残余。明廷的政策是消灭海外不肯就范的华侨，宁可扶植地方土著，对马来海峡对岸的麻六甲恩泽有加，郑和几次下西洋都用它当基地。后来中国势力自动撤出，让麻六甲自生自灭。但葡萄牙之消灭麻六甲却获当地华侨协助。这些海商在明廷的海禁下已经处身法外。当他们与麻六甲政府发生争执，需要国家力量撑腰时，就索性找葡萄牙人帮忙。明廷则对整件事无关痛痒。至1557年还把澳门给了葡萄牙。

　　早于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西班牙的哥仑布已经发现新大陆。葡英法等国也在美洲占一席之地方。从此，大西洋变成西欧人的内海。在这个大西洋圈，西欧提供资本和经理人才，从西非把黑人运到美洲当劳动力，去开发美洲的资源。一个建筑在三洲分工体制上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开始冒现。在这个大西洋圈成形后，西洋人又从美洲和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诞生，并对欧亚大陆造成合围之势。1565年，西班牙因没法弄到像澳门那样的据点，就在太平洋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菲律宾。

　　当时的明廷在干什么? 明世宗一朝(1522-1567)大半在闹"倭寇"之患。它的起因表面上是1523年日本"朝贡团"在宁波闹事引起的。但后来几十年延续不断的犯境，船队和人数规模都很大，不像是当时的日本所能发动。学者们也已经证实："倭寇"里有日本人，但头目都是中国人。他们是宋代以来已成气候的沿海豪强，在海外早建立关系，如今被明廷禁令变成"法外"的海盗。中国当时海上力量的强大，反而表现在这些非法分子身上，他们有大型船队。在对"倭"作战时，曾一度傲视世界的明帝国海军没有踪影，甚至连有效的海岸巡逻也不见。待海盗登陆深入内地，占领县城和卫所后，才由陆军将领戚继光等人去围剿。

　　由于海禁越禁乱子闹得越大，明穆宗(1567-1572)朝只好让步，局部解禁，在国家垄断之外允许有限度的"私营化"，限在漳州一个口岸。明神宗则于1589年把民间能出海的船只限定为每年八十八艘。这不只太少，也太晚。至此时，明帝国的海洋朝贡体系已经七零八落。在葡萄牙人的新体系里，"中国贸易"变成澳门--果阿--里斯本路线和澳门--长崎路线的一个环节。西班牙人亦建立漳州--马尼拉环节，和他们的马尼拉--墨西哥的阿喀普可(Acapulco)环节在菲律宾接驳。

　　十六世纪末，英法荷继葡西等国在海上称霸。他们为了打击后者的专利，从事的海上活动是军商贼不分。和明朝把自己最优秀的航海人员逼上梁山、变成海盗、反攻祖国的情形相反，英法荷的海盗是他们的海军之源始，政府鼓励他们去劫掠西葡船只。英女王伊利沙白对这种海外活动，甚至像现代买共同基金般作逐次性的有挑选的投资。

　　西欧新教和旧教国家的斗争，不限于商战和殖民战，他们把宗教战争也带入平静的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在新旧教国家的火拼还未开始，葡萄牙人已夹着"十字军东征"的狂热而来。他们对回教商贾的航路尽量堵塞，对回教徒动不动就屠杀，尤其在攻占印度洋最富庶的商埠麻六甲时曾进行屠城。后来葡萄牙逐渐收敛恐怖行动，适应印度洋原有的商业网。

　　从葡萄牙人开始，西欧人把印度洋的贸易接驳上欧洲的市场，把它变成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的一个环节。从前，大西洋国家必须从中间人--意大利商人和亚洲的回教商人--手上获得东方货品，如今亲自在印度洋占了一席地。他们如无力用白银去支付南洋的香料和中国的精致品，就在印度洋从事跨国贸易(country trade)，就地累积商业资本。例如，明朝与日本断绝邦交，两国之间的贸易就落到了葡萄牙这个中间人手里。他们把日本需要的中国货贩运到日本，在那里赚了大量的白银后，又回过头来购买欧洲人渴望的中国产品到欧洲去抛售。

　　葡萄牙人还成立在海上收"买路钱"的制度，但他们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葡萄牙国王像南印度和南洋的土王一般投资海洋贸易，和他们一样都没有现代公司的观念，其作风也一概是国库与私库不分，国家收入与商业盈利混淆不清，有盈利也不见得投资于其他有生产性项目。25 而且葡萄牙这类的旧教国家，其动机也非纯为利润。葡萄牙人不断强迫土著皈依天主教，引起反感，根本不利于做生意。法国人一开始只注重传教，生意做得并不成功。在远东只有菲律宾一处殖民地的西班牙，则视把土著变成天主教徒为首要任务，并相当成功，该地如今成为亚太地区最天主教化的国家。

　　因此，我们不看谁先占据印度洋这个当时世界经济的枢纽--盖盘踞旧大陆中段的回教文明早已把它化为内海--而是看谁为这个枢轴地段带来了革命性的新组织原理。它是英荷等国的贡献。这个新原理就是唯"私利"是图，撇开宗教甚至政治。1622年，葡萄牙人在波斯湾口的据点荷尔穆兹(Hormuz)--该地的使团两个世纪前曾乘搭郑和的船到过中国--被英国攻占。在1580至1640这段期间葡萄牙是与西班牙合并的，而1622年的英国外交政策极注重与西班牙结盟，但还是受了英属东印度公司之请侵占了对方的海外据点。在这里，非但私库不为公库所沾，政府的行动自由反被私营公司的利益左右。26

　　荷属东印度公司也是只顾私利，至于政府，是该替它服务，它对政府却无任何义务。它的董事会宣言里居然包括有公然"卖国"的权利："公司在东印度群岛夺取的地方与据点是私商的财产，不得视为国家的征服，私商有权把它们卖给任何人，甚至是西班牙国王或联合省（即祖国荷兰）的另一个敌国。"27 十七世纪初，为了共同对付西葡，英荷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共享亚洲贸易。但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群岛的大班眼里只有公司的利益，在1623年把侵入他地头的同盟国英国人进行屠杀。

　　十七世纪是荷兰人的海上霸权时期。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初攻占了葡属东印度群岛。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分一杯羹，被荷兰人驱逐，只好专心发展印度。荷兰人则往亚太区发展，在德川幕府"锁国"以后，成为唯一的欧洲人在日本长崎还保留据点的。他们搞"中国贸易"也想弄一块象澳门那样的落脚地，遂强占舟山群岛，1623年明朝地方官叫他们去台湾落脚，根本没把台湾当做中国领土。1641年，荷兰人把麻六甲从葡萄牙人手里夺了过来。1656，他们又攻占葡属锡兰。

　　十八世纪则是英法两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争霸的时代。先是法国人发明用土著组成公司军队的方法，英国人效尤，并于1763将法国击败。由一家英国公司在印度洋建立"大英和平"后，英国人就继续东进搞"中国贸易"，在贸易逆差无法平衡的情形下，遂在孟加拉种植鸦片贩卖给中国人，挑起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不能维持锁国，被强迫纳入西式"全球化"。

"海洋中国"是否成气候?

　　自南宋以来，华南已逐渐形成一个"海洋中国"的胚胎。但因为面对东海和南中国海的海岸地区不宽大，无法和西方海权发源地的地中海比较，它总无法形成一个可与大陆帝国抗衡的力量。在一位美国学者眼里，明代的华南沿海是大陆中国与从海上来的外人之间的折冲地带，华南的海上豪强虽然不得已时充当一下"倭寇"，但他们通常扮演的角色是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这个夹缝地位显示他们本身无法形成强大的自身认同。 28

　　但自南宋以来，华南也是抗拒北方征服者的最后基地。这类对抗一般是北胜南，而后者的反抗余波总会荡漾于海外，使南北战争导致内陆中国与具雏形的"海洋中国"的对局。临安陷落后，宋室逃到泉州，图谋以市舶司使蒲寿庚的船队为根基继续抗元，蒲为波斯人后代，他把全部船舰投降了蒙古，元水师乃得在崖山海战中消灭南宋。宋亡后，宋遗臣还想到占城继续抗战。明朝夺得天下期间，元末群雄不服朱明者逃遁海外，而太祖始有海禁之令。明成祖篡夺建文帝之位，仍担心乃侄远遁海外以图复辟，为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之一。至1644年清兵入关，南明在江浙福建的小朝廷都依靠海上势力，其中包括海盗郑芝龙。他是"倭寇"的后身，年轻时曾居日本平户岛，与日本妇人结婚，生下儿子郑成功。后来，就是这位中日混血的海寇之后在台湾继续抗清。

　　郑氏的海上力量强大，足以在1661年驱逐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翌年，郑成功想进一步攻占菲律宾，建立海洋帝国，因去世而中止。台湾田赋收入少，多赖海上贸易维持国用，因此郑氏台湾具海洋帝国的雏形。它是第一个与大陆中国公然对抗的海上政权，对大陆帝国的威胁远胜于明初，因此清初的海禁甚于前代。清廷靠荷兰人帮助灭掉郑氏后，逐步放松海禁，后与西洋人贸易中频频发生事故，至十八世纪后期遂把它限于广州一埠，倒退到唐朝的水平。

　　这不是"海洋中国"的全体命运，还有海外华侨的故事。华人对亚太地区和南洋的殖民早于西洋人。但因为国家非但不支持，还视为"天朝弃民"，因此海外中国人的生存采取"寄人篱下"方式，变成后来世界各地所有华侨的一个模式。

　　当西洋人就在中国前门处建立殖民地，华侨的这个模式就已造成。例如，西班牙人未能像葡萄牙人一般在华南弄到一个据点，唯有在菲律宾从事"中国贸易"，并全面依赖华商从漳州进货到马尼拉，因此引来大批华人定居马尼拉。但中国人有自己的儒教文化，很难为天主教所吸收，因此他们变成像西班牙本土的犹太人，只在经济上有用，除此之外则构成一个威胁。在菲律宾，华人的人口比西班牙人还多，使后者寝食难安。结果，明末发生两次大屠杀。1603年那次把两万人的华侨社群全消灭。事后，华人移民又陆续从福建来到，发展成一个三万人的社群。至1639年，第二次大屠杀时又被干掉两万。

　　对这些在自己前门口发生的惨案，明廷漠不关心。第二次明朝已接近灭亡，自顾不暇。第一次是万历年间，也不闻不问。1740年，荷兰人在爪洼的巴塔维亚（今耶加达）亦对华侨进行屠杀。此时，已经是清代的乾隆盛世，也不见北京有何反应。

　　中国人寄人篱下式的生存方式，使他们夹在白人统治者和当地土著之间，为前者服务而为后者所憎恨，把南洋的经济发展起来但对自己的命运却无法控制。这个遗产至殖民地时代结束后仍为华侨之大患。在战后独立的东南亚国家里，排华的事情常见发生。1998年印尼暴徒蹂躏华侨妇女事件，两地中国政府的反应和明清两朝差不多。

海洋时代的大陆帝国

　　西方海权的兴起，最初并不代表陆权的衰落。如果我们身处十六世纪，最看好的当是回教势力。回教文明在蒙古时代受了很大的打击，虽然其腹心地带的西亚已走向"大漠化"，但其疆域却随着突厥人的武功而向外延伸。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后，土耳其帝国仍进军东南欧，至1529年甚至围困欧洲心脏地带的维也纳。十叶派的伊朗也在十六世纪初诞生，是波斯帝国在突厥人领导下的重造，亦是现代伊朗的奠基。1526年，瘸子帖穆儿的后代侵入印度，仍自称是"蒙古人"，建立辉煌的莫卧儿帝国。葡萄牙人在南洋一带横行，导致许多土著倒向回教，造成回教地盘西起摩洛哥、东至菲律宾南部，北达土耳其斯坦，南及黑色非洲。

　　换而言之，当西方开始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并占据美洲这个新大陆之同时，回教在欧亚非旧大陆和印度洋都发展了新地盘。其在南菲律宾和西非沿岸的势力，甚至还沾到了一点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边。在十六世纪的棋盘上布成这样一个局，其实顶不坏，谁会预测它后来会变成输家。

　　在西洋海权时代，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则变成中俄两国的天下。这两个定居的"火药帝国"从东西夹攻，把最后的草原帝国消灭殆尽。1581年，俄罗斯已派哥萨克人进入西伯利亚，至1639抵达太平洋岸，1647年开始侵略黑龙江流域，后为清帝国所阻。满清以"边疆国家"覆灭明朝，未入关以前已经降伏漠南蒙古。入主中国以后，代表定居帝国向内亚洲进军，于十八世纪中期消灭盘踞新疆的漠西蒙古势力，并重新控制了西藏。至此，内亚洲被中俄两国瓜分几尽，剩下的西土耳其斯坦在十九世纪被俄国吞没。

　　满清上承明代，但把疆域扩大一倍，加入了满蒙藏，重建了广义的"天下"。从漫长的中国史来说，清代该是中华大陆帝国"功德完满"的阶段。历朝的第一大患--传统的内亚洲防线问题--被它基本解决。清朝也把历代的内部威胁--外戚、宦官、强藩--控制到最低程度。它又是历代最儒家化的皇朝，连皇帝都谨守它的教诲，因此没有太坏的君主，在现实的限制下最接近儒家的德治。清代学术是传统学问的总结帐，不但把儒家经典全部整理了，诸子百家也考据普遍，似乎旧学问也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清代中国在西洋人面前吃瘪，并非中华帝国已经走向颓废，反而是发生在它各个方面都臻于完善的时刻。

　　无疑，在西方称霸海洋时代，掌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帝国仍有对抗的余地，甚至还可以造成分庭抗礼的气势--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俄国。中国在现代革命以后也起而效尤。但回顾过去五个世纪，不论在政治、社会、思想、文明各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仍然是西洋的海权国家。大陆帝国背负传统的包袱--无论农耕帝国还是草原帝国的--比较沉重。

　　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都必须设定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才能把广袤的大陆帝国维持不解散。

　　在"后蒙古"时代的俄国，恐怖的伊凡为了建立专制国家，已把中古的王公消灭殆尽，代之以"服役贵族"。彼得大帝进一步把这个阶层栓在国家役使的功能上。该时社会上极大多数人已降为农奴，彼得将其奴役加深，去满足服役贵族的需求，作为他们被国家奴役的补偿。俄国专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利用传统的东正教来控制愚昧的农民，另一方面用实施某程度的欧化（现代化）来肯定现形式的国家机器之存在，以及其铁腕手段的合理性。在处理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上，俄国模式采取的是强制性俄化政策。这个模式唯有中央不断施用高压，才不导致分崩离析。

　　中国模式在近代之前该说是最"平民化"，它至宋代基本上淘汰了世袭贵族阶层，用科举的方法从民间挑选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流动性很大，也代表了各地区。他们组成文官体制替皇权的秩序服务，但比较不脱离草根。它的治理方法是维持社会均平，不让出现太大的阶级分化。它也力图减轻城乡矛盾，避免造成西亚和南亚的军事集团和都市豪商勾结共同剥削农村的格局。它最成功的莫如防止军商勾结，保障了内部和平，但代价是只能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不能像西欧那般不断把军火工业推往前走，用战争来养活武器市场。

　　自宋代以来，市场化和契约化已经变成普遍，因此国家不再能采取秦汉时代那种"抑商"手段。事实上，帝国的庞大领域有赖商业网络凝合，北边的国防军需亦得靠商人运转。因此，这个时代的"抑商"，是将商人活动限制在维系大一统国家这个目的之内，不让他们形成本阶级的意识。这个措施相当成功，即使到了帝制晚期，商人资本仍倾向朝土地方向发展，亦即是和文官集团认同。同一个保持稳定的意向，也令帝国政府对任何"海外关系"极端不信任。

　　这整个意识形态体现的是儒家"平天下"理想。但正如现代中国的革命政权的教训所示，一个有均平天下理想的统治集团，在发挥它的功能的同时，也会堕落为国之大蠹，自身变成制造社会两极化的媒介。它虽然防止了军商勾结，但引来的也会是同样不妙的官商勾结。到了这一田地，均平天下的理想就转由农民战争来执行。中国的农民起义，从东汉的"太平道"到清代的"太平天国"，都是打着均平的旗帜。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深层的特色。中国这样一个能把世界最庞大的人口保持在一个历久不散的团体内，其付出的代价是各单元都不该走向分化，也不能过分垄断。一位西方学者把西方近代初期的企业组织方式和同代的中国作比较，指出：初期的西方企业家已有控制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意欲：从采购原料，到分派给各地的纺织户，到再分派给加工单位，到回收，都一把抓。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很少有操纵生产作业全部过程的情形。可能是中国的市场机制比较发达，各种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购得，因此出现"用商业代替管理"的安排。"但总体来说，一个累聚成规模庞大的工业，不是靠扩充生产单位的体积造成的，而是凭市场串连日见增长的大群小生产者，整个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直接功能整合尽可能低。"29 从目前流行的文化解释看问题，可视为不能让一方垄断，"让大家都有口饭吃"的心理。

　　中国是这一千年来世界上政治、社会、文化最稳定的地区。这个罕见的成就也是致命伤：新的结构性的变动难以产生

中国历史的"长时期"结构

　　第一个"中土"帝国其实已结束于汉帝国的覆亡。与西方罗马帝国不同，中华帝国的框架屡次获得新生。蛮族入侵使罗马帝国永不复元，却被中土文明多次吸收为新血液。例如，隋唐帝国上承北魏，乃具鲜卑血统的统治集团与汉人士族合作的产品。在野蛮民族的汉化使北方获得更生的同时，中原旧族则移植和开发南方。于是，一方面中土旧体制获得持续，另一方面地盘却从北温带扩充到亚热带。隋唐以后南北两区得赖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整合。在中国本部以外，隋唐"第二帝国"也将中土帝国规模扩充为东亚帝国的规模。

　　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这个模式重复出现。隋唐"第二帝国"解体后，宋明两个中土皇朝都先后亡于"外族"的蒙古与满州，后两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同时，这类中国化的边疆国家又把东亚帝国扩充到内亚洲。

　　另一方面，宋上承唐代华南地区兴起的趋势，使经济重心移到江南，并顺理成章地走向海洋。这个轨迹可勾画如下：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从北温带延伸到亚热带，第二个千年则出现从亚热带走向热带的冲动。在忽必烈派遣海军去打爪洼，以及明成祖用更庞大的海上力量"下西洋"这些宏伟的业绩背后，是沉默的中国商旅和移民朝同一方向推动的波浪。唐代在华南只开广州一埠，从宋到元，甚至包括国家垄断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华南--都设有一连串的海口在吐纳着远洋贸易。这一带可以说已经变成大陆帝国的"经济特区"。

　　因此，第二个千年造成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发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西移向东。今日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调整南北的先进和落后关系，但这个对比还是比较轻微的，难题是如何发展整个大西部。

　　的确，第一个千年末，中国的首都已经越来越往东移--从长安到洛阳到开封。从宋朝开始，首都--开封、临安、燕京--都得靠在大运河边上，因为它是南北经济的大动脉，而较落后的北方越来越依靠富庶的华南支持。至于古代的"关中"，早已被这个时代潮流远远抛弃于后。

　　既然如此，为什么首都一定得设在北方? 为什么政治中心不能和经济重心合而为一。答案是：政治中心非但必须在北方，而且还必须处于北方国防线上，除非这个朝代不是大一统政权。事实上，中国历来定都于南方的政权都是半壁江山。在古代和中古，对中国的威胁多来自西北方和正北方，因此国都亦设在长安或洛阳。然而，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亡国的肇机皆来自东北地区。刚进入第二个千年，这个地区已兴起史无前例的新型边疆国家--辽与金--它们成为宋朝的大患。继起的蒙古则在灭金的条件下灭南宋，而造成汉人的天下首次全亡于"外族"之手。后来明亡于清、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及共产党之取代国民党，都从东北开始。

　　因此，在近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然设在农耕和草原交界的东北国防线上--金、元、明、清都奠都于燕京。历来能统一或征服中国的武装力量也必来自北方，甚至连两次成功的北伐--明室和国民政府--都不例外。明朝不过是将蒙古人赶回漠北，蒙古人放弃对汉人的统治，回到塞外仍然是一个游牧帝国，继续对缩小了的中国造成威胁。至于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则是半壁江山。

　　内亚洲既然是帝国第一防线，自南宋以来形成走向海洋的华南则势必屈居附庸地位，它用"南粮北调"的方式支援北边的国防。而南北的这种协调也成为整合面对内亚洲的华北和面向海洋的华南的唯一可行方式。但是，这个双面神(Janus-faced)式的帝国归根结底仍然是大陆性质的，它对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国"部分会感受威胁。明清两代都实行海禁。台湾在清代开始成为对大陆中国的一个具体威胁，这个威胁至今照旧。

　　当葡萄牙侵入印度洋的时候，它的人口约一百万，只抵中国沿海的一个大县，其海上力量不见得超过明代的沿海豪强。但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大西洋国家如今都把人口疏散到海外去，尤其是英语民族，从一个岛国繁衍为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大国。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还很多。中国在这个千年内不面向海洋的后遗症是造成今日人类百分之二十三局促在百分之七的可耕地的现象，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反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时代已经结束。迈入了核战时代，内亚洲还是沿海是第一国防线的问题也变得无谓。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太空和电子资讯的时代，用什么态度应付它，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在这个转型期间，回顾一下这一个千年是怎样走过来的，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性格，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留下了今日的难题，是十分应时也是十分有益的。

注释：

1.William H. 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25.

2.鲁亦冬：《中国宋辽夏金经济史》，页3-5, 21-24, 30-35。收入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Charles O. Hucker：《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86.

4.鲁亦冬：同前书，页51-52。

5.Robert Hartwell：〈Markets,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26 (1966), p. 33.

6.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ie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n, 1991), pp. 34-35, 67-68.

7.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42.

8.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84.

9.Daniel Pipes：《Slave Soldiers and Islam：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46-147.

10.McNeill: 前引书，p. 61.

11.Elvin: 同前书，pp. 88-89. 郭志猛：《中国宋辽金夏科技史》，页66-70。收入《百卷本中国全史》。

12.Joel Achenbach:〈The Era of His Ways: In Which We Choose The Most Important Man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Washington Post》, 12/31/1995.

13.Janet L. 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40, 259-260.

14.Rene Grousset, trans. by Naomi Walford：《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25.

15.William H. McNeill:《The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 1450-1800》(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89), pp. 7-18.

16.Jung-bang Lo：〈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ong and Early Yung Period〉《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4, no. 4 (August 1955), pp. 489-503.

17.Jung-bang Lo:〈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ng Navy〉《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no. 12 (1969), pp. 57-101.

18.Edward L. Farmer：《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The Reordering of Chinese Society Following the Era of Mongol Rule》(New York: E.J. Brill, 1995), chapter 1.

19.郭志猛：同前书，页148.

20.Jung-bang Lo:〈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Oriens Extremus》, vol. 5 (1958), pp. 153-154.

22.Louise Levathe:《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33》(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 174.

22.Ray Huang：《China: A Macrohistory》(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pp. 172-173.

23.Edward L. Dreyer：《Early Ming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1355-1435》(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

24.So Kwan-wai：《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n.p.: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5.Niels Steensgaard：《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 101.

26.同上书，p. 117.

27.同上书，pp. 130-131.

28.John E. Wills, Jr.：〈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s:《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01-238.

29.Elvin，前引书，pp. 279-282.

　　　　上网日期 2001年02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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