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

近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似乎有了新的认知和比较确定的看法。一个新的概念正在各国政治人物和决策者中间流行起来。这个概念就是“中国模式”。在学术界，这个概念并不很新鲜，人们在邓小平南巡以后就开始讨论“中国模式”问题了。不过，最近各国政治人物的认同已经给这个概念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

　　确切地说，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早就开始重视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对本国经济得不到发展，民生得不到改善一直忧心忡忡，苦于找不到好的模式。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历来就主张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政治模式。很多国家也的确在这方面做了诸多的尝试，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反而导致政治失序，经济落后，民生艰难。 　　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国家，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第三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人自己现在认为，毛泽东式的发展模式是失败的。但是，即使是毛泽东模式在当时也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所青睐。

　　现在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发展模式。最近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正式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概念”会对这些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俄国也学中国模式

　　无独有偶，曾经发展出西方世界称颂一时的“俄罗斯模式”的俄国也开始对自己的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些内部场合透露，俄国要学中国模式。俄国采用的是激进改革模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

　　尽管这一激进模式为西方世界所看好，但现在俄国领导人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这一模式的内在局限性。经过多年的努力，俄国经济复苏并不很顺利。普京开始领略到，无论对本国资本还是对国际资本来说，民主政治或许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更重要的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是中国吸引庞大的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秘诀。 　　实际上，自普京当总统开始，俄国的民主政治有了新的发展倾向，即巩固中央政府行政当局的权威，努力为经济活动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不过，最重要的乃是身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大本营的美国的一些政界人物开始对“中国模式”另眼相看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模式”早有议论，但政界人物不以为然。

　　在苏联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以后，美国一些政界人物希望接下来的就会是中国，更有一些人把摧毁中国这个共产主义最后一个大本营为己任。所以，从9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就有一波接着一波的“中国威胁论”及其孪生体“围堵中国论”的出现。但是，“中国模式”已经历时20几年而不倒，并且也没有衰落的迹象。所以最近美国政界就有重新评估“中国模式”的努力，出现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

　　很多政界人物开始意识到，如果中国要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于被忽视已久的“中国模式”。他们看到，尽管中国在快速发展，但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美国似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或许永远赶不上美国。

放弃美国民主模式

　　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也不太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和美国较量。但是，“中国模式”就不一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不遗余力，花费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结果不佳。很多人对最近在中东地区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的前景也不乐观。

　　美国民主似乎只能在美国本土内运作，出了国门成功的希望并不大。现在，随着“中国模式”的成功，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似乎正在放弃美国民主模式而转向重视经济的“中国模式”。如果“中国模式”是可持续的，那么，会在不远的将来对美国模式构成莫大的威胁。显然，这种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 　　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成就非凡。20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在这短短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面一定是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总结的。

　　在亚洲，日本曾经创造了经济腾飞，称之为“日本模式”。之后，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也创造了发展奇迹，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尽管“中国模式”的概念还是模糊不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正在认识其内在的合理性和经验的可取性。

　　对在国际舞台上缺少软力量基础的中国来说，“中国模式”的崛起当然是个喜讯，也可以在国际软力量舞台上争取一些发言权。但是“中国模式”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模式。经济上的成就很显然，但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得到解决。 　　俄罗斯等国家面临着如何尽快发展经济的问题，所以，他们转向了“中国模式”。但他们毕竟已经有一个良好的民主政制的构架。而政治改革正是“中国模式”所缺失的。

　　同样是第三世界一员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在近年来的出色经济表现也已经对“中国模式”构成了相当的挑战。对中国领导层来说，总结已有的经验很重要，既有利于中国自己的未来，也有利于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软力量。但更为重要的是虚心努力，着眼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