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的魅力
　

□叶秀山
　　法国保尔·利科以86高龄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华做学术演讲，其时我因事忙，未及前往聆听；所幸隔天来社科院做学术座谈，我自然不能再错过机会。
　　十多年前，我集中地读过一些法国当代哲学的书，其中包括利科的几本书，还写过文章讨论过他的思想，对他应是不太陌生的，但因时间较久，而我的兴趣又常在变，所以对其学说也忘了不少，这次趁机复习了一下。

　　在当代法国哲学的趋势中，利科不是最激进的一个，但却是基础最扎实、最为博学慎思的一个。当然，我不是说像福柯、勒维纳斯、德里达他们就没有基础或学问浅薄，我只是说相对而言；同时，我也是在利科的思想更加注重与传统接续这一点来说的。

　　比较而言，利科更加接近胡塞尔，而胡塞尔是自觉地把他的现象学和整个欧洲哲学传统接续起来的，他说他的学说是解决了柏拉图当年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是把西方哲学传统的“超越”推到极致的变革，所以并非离开哲学史另起炉灶。利科的工作也是在坚实的哲学史的基础上进行的。

　　我们知道，利科以他1969年出版的《解释的冲突》闻名于世，可以说，在“解释学”里独树一帜，与伽达默分庭抗礼。那么，在《解释的冲突》里，利科强调的什么？我认为，利科的工作重点在于把“时间”引入“解释”。“时间”的进入，“解释”起了“冲突”，有了“辩论”的基础，有了“辩证法”。

　　我们也知道，“时间”进入了“哲学”，西方这个来自古代希腊的“哲学”传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而“时间”引入“哲学”，更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

　　我们也许还可以说，“时间”的问题大概是利科一生哲学思考的重点问题之一。他在1983年开始出第一卷的长篇巨著，就以《时间与叙述（TempsetRecit）》为题目。可惜这本书篇幅太大，当时我们只有法文原本，我只读了几页就搁下了，但这部书一直是在我的读书计划之内的。我们看到，“时间”和描述、记录它的“叙述”，比起传统的“逻辑”、“方位（topos）”、“陈述”、“命题”来说，固然是“新”的，但它所要“贯串”的问题，却有深厚的哲学传统和基础，这样才能使“传统”有一个“新”的面貌和方向，而“新”问题也才能在“基础”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这种理解下，当我听到利科在回答问题时说，他相信从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传统仍须继续研究，不可废弃时，我感到十分的高兴。

　　就我自己的工作来说，起初我觉得我们脱离世界潮流大久，最需要的是掌握新思想、新潮流，这当然是应该的，什么时候都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过这几年，我又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把过去读过或尚未读过的古典著作仔仔细细读它一遍或几遍。我从法国当代诸公，退到海德格尔，退到胡塞尔，退到了康德、黑格尔，我现在读谢林的书读得津津有味。我还计划退到中世纪去，读奥古斯丁、托马斯的书。

　　我觉得常读古典的书，可以更好地使自己的思路牢牢走在“哲学”的大路上，而不会旁生枝节。

　　现在是开放的世界，“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和“现象”，比以前要丰富多采得多。我尝想，“哲学”在古代希腊为“metaphysics”，跟“物理学”密切相关；后来又跟“心理学”密切相关，有“感觉”、“印象”、“意识”、“直觉”等等问题；如今高科技时代，大概会有“metatechnology”出来，而社会的问题，大概也会有“metasociology”出来。这些问题“哲学”都不能置之不问；如何在过问这些问题时仍有“哲学”自己的特色，则是一个问题。

　　利科是很关心时代的哲学家，他在北大演讲“公正与报复”，我虽没有去听，但后来得到一份译稿，我读了以后，觉得他的讨论是“哲学”的，而不是一般法学的。

　　“哲学”从哪里切入“社会”？法国人有一个途径即强调“他者”。当然这个思路是从马丁·布伯来的，但法国人将其更加系统化了，这得力于勒维纳斯。利科提到他近年的力作《作为“他者”的“自我”》，据他说也受到勒维纳斯的启发。顺便说到，我早就有了这本书的英译本，也只读了几页，读书太不用功了。

　　我们知道，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强调“自我（意识）”，当然也讲主客体的关系，尤其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十分重视“主体”“外化（开显）”为现实世界的全过程，蕴涵了深刻的“我”、“他”关系。

　　现在，勒维纳斯强调了“他者”在哲学里的重要地位，以“绝对他者”来理解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以致来理解“神”；“他者”不是“另一个”“自我”，这一思想深入人心，使他的“社会”高于“个人”，“社会”、“他者”进入了“哲学”的核心地位。

　　然而，古典哲学讨论“自我”的那些深刻的问题，并没有被搁置，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得到阐发。“社会”和“他者”不能仅仅是一些抽象概念，因为古典哲学里的“人”原本也不是抽象概念。

　　从康德到黑格尔，“自我”不是经验的“我”，而是“自己”——“自在之物”。我们在读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时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在这个“理性的王国”里，人人都是“自由——自己”，那么如何协调众多“自由者”的关系？

　　勒维纳斯有一个高出于“我”的“他者”，利科则有一个“第三者”——这就是社会法制的根据所在。“报复”的尺度要由这个“第三者”来裁决。

　　我们知道，“公正”是伴随着哲学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远古希腊的神话中，有所谓正义之神来平衡人间的法码。“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自古以来，人们也意识到，高层次上的“公正”、“正义”，不仅仅是维持天平（称）上的砝码（斤两），所以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已经分了一些等次；而中国古代儒家也就有了“忠恕之道”，“恕”者意味着砝码不一定对等才叫公平。于是，“报复”、“暴力”、“强制”等等，不能在“公平”的表面旗号下维持形式的“对称（对等）”。

　　“自由者”之间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自然者”之间的关系。

　　当我看到利科这个演讲题目时，我估计到他大体会怎样说，因为他讨论这个问题有他的哲学基础，所以尽管我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但切入的方向还是可以把握的。顺便说说，利科在我们所里回答问题的主要内容，倒也没有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说明我们过去对他思想的了解，不离大谱，所写文章也没有太多的误导读者的地方，或可聊以自慰。

　　我在1988年英国的不赖顿会上见过利科，但那次会上会下人山人海，印象不深；这次见他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癯烁，思维缜密，尤其是他从“生”的角度阐述海德格尔的“趋向死”的观念，动情地说要跟下一代人一起活下去，可谓得海氏思想神髓，令我激动不已。

转载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