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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盛洪
在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问题之前，先谈谈我心目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什么样的。人的经济活动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制度经济学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注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对于这种关系，制度经济学用交易（Transaction）这一概念加以概括。
对于这一概念，我接受康芒斯的解释：交互影响的行动（Trans-action）。从交易概念，我们能引伸出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特征。第一它注重微观分析，第二它注重同法学研究的结合，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揭示的经济含义，第三它从交易双方都具有同等的对策能力这一观念出发，注意将经济学家自己与研究对象（即交易和制度）放在一种恰当的关系之中，对自然发生的制度变迁过程保持充分的敬意。在上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交易活动要付出成本，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特征。交易费用是这一理论学说的关键概念。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那就是，交易费用概念加新古典经济学。用这种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的，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Institu-tions）是以交易为基本单位的。一方面，制度是多个遵循同一规则的交易的集合；一方面，制度是经过交易多次重复形成的。因此，我认为比较恰当的制度的定义是：在多人、多次重复的情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或者按博奕论的说法，制度是Ｎ人博奕的均衡解。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新制度经济学有两个的特点：（１）它通过研究制度（即规范的行为）来简化地研究人的交易行为；（２）它强调制度是至关紧要的。
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已经应用到了许多领域，但概括地说，主要研究的问题有：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科斯近来强调的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
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是否可以在中国应用呢？答案是肯定的。第一，老子有一句话，叫作“太上，不知有之”，如果我国经济的制度结构很完善，运转得很有效，我们也不会感到要考虑制度问题。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制度结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有研究制度的需要和热情；第二，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只有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制度才是重要的。而在我国，单位交易费用远高于许多其它国家，因此更有必要引进和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和探讨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我所想到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观重新评价我国几千年的经济史。以往的历史观只注重用技术水平来评价我国经济史：对于几千年，除了四大发明以外就是一片黑暗；我国近代以来的落伍是由于没有发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工业革命。只有用对制度的描述和分析，才能重新肯定我国在历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才有可能找出工业革命何以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制度原因。并且我们也会从新的角度去评价中国古典哲学。例如孟子曾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意思是说，好的治国方略，必须从界定产权开始。第二，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过程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世界中都是不多见的。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有幸处于这样一个亲临其境的位置上，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和解释，本身就具有世界文献价值。反过来，大量生动的制度变迁的事实，会进一步充实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并且有可能将这一理论推向前进。第三，科斯近来强调的生产制度结构的含义是，对制度，对交易费用的研究的意义，不仅是要节约一点交易费用，不仅是要解释契约安排，而是要通过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变革，使得降低生产费用的生产方式成为现实。在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我国，我们可以通过对技术进步何以缓慢，分工和专业化为何难以发展，大规模生产方式为何发展不快的分析，从反面、从而更完善地构画生产的制度结构及其功能。第四，尽管制度经济学家强调对制度变迁过程保持敬意，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竞争性制度设计。只要我们不把自己的制度设计看作是唯一应该接受的、排他的，而是当作可被政府、企业以至个人自由选择的备选方案，制度设计就有积极意义。在目前，我们可进行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１）对我国正在经历的制度变迁过程提供变迁形式或过渡形式的备选方案；（２）为解决与其它国家共通的外部性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贩毒问题，提供备选方案。第五，我们是中国人，也是世界经济学界的成员，因此不仅要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也要为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较年轻的经济学分支，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推进。（１）要推进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形式化；（２）要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现有理论进行分析、推敲以至批评，如果我们能在这一过程中超越现有理论，我们就等于把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推向新的高度。
资料来源：思想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