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旭东 论法律解释的体系因素

行政法论坛

壹、前言

贰、法解释的「体系因素」概说

一、用语的说明

二、「体系因素」的主要功能

三、关于「体系解释」在文献上的一些问题

参、结论

壹、前言

在法律实务及法律教学中，法律的解释（Die Auslegung der Gesetze）总是扮演着吃重的角色。就如论者所指出的：「解释」乃是一种媒介行为，藉此，解释者将他认为有疑义文字的意义，变的可以理解1。只是，要如何才能「透过解释来理解」（Verstehen durch Auslegen）？就此，我们可以提出习法者耳熟能详的「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 …等等「解释」来加以说明2。但，这些「解释」究竟是指什么？其目的何在？功能为何？这似乎都必须再加以探究？于此，方法论（Methodenlehre）势必将担起相关的重大责任3。

基于上述的想法，本文尝试由方法论的资料出发，选择上述各「解释」之中的「体系解释」一项，来加以说明。所谓的「体系解释」，是从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1861）4开始发展近代的法学方法论至少─在德语区－以来5，就一直为学者所强调的6。此外，由于诠释学（Hermenutics; Hermeneutik）7－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考方式－对法学的影响8，使得在法学方法论的论述中，不断出现诠释学的专用术语9。在这之中，基于所谓「诠释学循环」的说明，指出了在理解／解释过程中「整体与部分间」的「循环」现象。如此一来，使得我们对于解释里「体系」、「整体」的观点或因素，得以有着更为重要的认知。

基此，本文的论述次序如下：首先，对作为解释因素之一的「体系」，加以说明；再将该因素在功能上的特征为一简单描述；最后，提出某些文献上关于「体系解释」一词的看法，并尝试厘清之。

贰、「法律体系的解释因素」概说

一、用语的说明

如上所述，一般教科书中，大多使用「体系解释」一词。但，这样的使用方式，似乎会令人认为：单纯使用「体系解释」就可以做出一解释结果。其实，如论者所指出的，自萨维尼区分「文法」（grammatikalische）、「逻辑」（logische）、「历史」（historische）及「体系」（sysematische）的解释因素（Elemente）时，也已提及：这些因素不应个别地发挥作用，毋宁应相互合作。可以说，这些因素并非如许多人所想象的，是不同的解释方法，毋宁是一些解释观点（Gesichtpunkte），任何主张其解释结果正确（指：做出适当的陈述）者，对这所有的解释观点都必须一并考量10，就此以观，似乎使用「体系解释」，可能会造成许多理解上的困难和不便；以致于甚至有论者指出：这些因素根本就不是解释的方法11。

对此，本文认为：的确，使用「体系解释」一词，容易使人产生上述的误解。不过，要消除误解，除了找出更为贴切的语词来替换外，就一般人所习惯的语词，加以说明，也未尝不可行。更何况，这些「因素」是否是一种「方法」（method），这尚涉及到吾人对「方法」，甚至是对其余所谓「标准」（Kriterie）12、「要素」（Canon）13‧‧‧‧‧‧这些词语的内涵认定上。是故，笔者基于前述避免误解的考量，以下将主要使用「解释的体系因素」做为讨论的使用语14；但如处理到现有文献中使用「体系解释」者，本文仍不会加以变更。

二、「体系因素」的主要功能

如同前面所说的，在解释，必须将一切与解释相关的观点或因素考虑进来。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要妥当地决定法律解释的目标15。在方法论的发展中，对法律解释的目标，曾有过争议：究竟是探究立法者的意志，抑或是法律内存的意义16？不过，这二种说法似乎都有所偏颇；故现今大多数的讨论，均非全然的偏向前者或偏向后者。如论者所指出的，法律解释的最终目标只能是：探求法律在今日法秩序的标准意义（其今日的规范性意义），而只有同时考虑历史上的立法者的规定意向及其具体的规范想法，而不是完全忽视它，如此才能够确定法律在法秩序上的标准意义17。

如果上述的说明成立，则若要达成寻求所谓的「规范性的意义」，则必须要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加以考虑18。就此，各个因素在解释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要功能（即，非唯一的功能），仍然可以稍做区分。譬如说，我们可以拿文义因素作为解释过程的出发点19，因为法律是由文字及语词所构成。只是事实上，单单如此是无法对法律的内容及其意义有所了解的－因为，我们将会发现「可能」的意义实在太多了（换句话说，根本毫无意义）。因此，我们还必须将此等法律文字放入「文字的脉络」之内，才能找出较确定的意义20。而此所谓的「文字的脉络」，包括具体的社会情境，以及其余同样构成法律的文字群。在这里，「文字」是「部分」，而「文络」则是「整体」。故，要了解文字的意义，就必须掌握文络。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问：文络（整体）的意义是如何而来的？于此，前述所谓的「整体与部份之间的诠释学循环」之形式即可作为说明。如论者所指出的，这种循环是指：在了解一个对象时，诠释者要借着整体去了解部份，也要借着部份去了解整体。换言之，整体的意义限定了各部份的意义，而各部份的意义也限定整体的意义。因此，诠释是从整体到部份，部份到整体的循环过程中。当整体与各部份的意义能相互和谐融贯，则诠释是成功的；相反，当整体与部份的意义仍有冲突时，则诠释失败21。

事实上，上述的诠释循环，可以说比一般我们所了解的「法律解释的体系因素」要大得多。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把上述说法局限在法律中，则所谓的「整体」，则就是指「法律体系」，而所谓的「部份」，则可视为是「个别法律的字句」22。就如论者所言：每一个法律上的字句，都紧密交织在法体系中，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关系。因此，要了解它们，首先应顾上下文，且不得断章取义23。譬如说，若我们想要了解刑法第271 条第2 项所说的「未遂」，则我们也必须要同时了解同法第25 条所指的「未遂」是什么；不仅如此，我们对刑法第271 条第3 项的「预备犯」的理解，也会影响到我们对「未遂」的理解23a23b。事实上，除了对这种单一概念的理解，需要藉由体系因素的介入之外，法学上对所谓「不完全法条」（Unvollstandige Rchtssätze）的说明，也是基于体系因素考量而来24。此外，学说上关于解释时要顾及「事理上的一致性」（die sachliche Übereinstimmung）的这种要求，也依然系基于此种考量而来。25

不过，尚须说明的是：我们所理解的法律「体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体系？论者指出，法律体系并非单纯的由形式的逻辑规则及抽象概念所组成，而是「逻辑地」同时也「目的地」蔚成一个体系。也就是说，价值标准或目的，透过「体系化」已被纳入法律体系中26。如此一来，法律体系同时有着一个「外部体系」（由逻辑或概念构成）和一个「内部体系」（由目的与价值所构成）且此两体系已是交织成「一」体系了27。

因此，当我们讨论到「体系」因素时，势必对于上述之「外部」及「内部」体系，都必须加以考虑。但，如此一来，在讨论的同时，一般与体系因素相并举的「目的」因素也将会伴随着出现在解释的过程之中。不过，在一般情形下，论者所探讨的体系因素还是依循着所谓的「外部体系」；而「内部体系」则是放在目的因素之下予以考量28。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情况之中，再次印证之前所提的：「各种因素均必须一并考量」29。而基于前述的说明，也可得知，如果我们将体系因素仅放在外部体系时，则关于解决外部体系－「规范矛盾」（die Normwidersprüde）－的竞合理论（Konkurrenztheorie），也是由于体系因素观点下之考量而来的3030a。

三、关于体系解释在文献上的一些问题

以上，我们大致的浏览了体系因素在解释过程中的一些面向。此外，在文献中有不少将「体系解释」与其它「某某解释」做关连性说明的例子。举例如下：

（一）、将「体系解释」放入「论理解释」之下31。

（二）、「体系解释」包括「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当然解释」32。

事实上，在（一）之中，所谓的「论理解释」，是从”logische Auslegung”翻译而来33，且「论理」一词应系日文34；故可知中文文献的「论理解释」，应系由日文文献直接引用而来。但在日文文献中，「论理解释」与「体系解释」乃系指同一件事35。就此以观，将「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比较法解释」均放入「论理解释」之中36，是否妥当？似乎不无疑问37。

又，在上述（二）之中，「体系解释」是否包含「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当然解释」？首先，「扩张解释」及「限缩解释」，是指将由文义因素所得的初步结论，经由其它因素的交互作用加以调整而得之「解释结果」（针对文字的一般意义而言）38；其应非解释的因素。是故，中文文献的处理方式，仍有商榷余地39。

至于「反对解释」（argumentum e contrario；Umkehrschluss）40、「当然解释」（argumentum a fortiori）41 是否是「解释」？笔者认为，此二者之所以会被称为「解释」，可能系受日文用语的影响。在日文文献中，很容易就会见到把”Schluss”翻成「解释」的例子42。在中文使用上，笔者认为”Schluss”应翻成「推论」，是较为妥当的。就此，该二者应系「反面推论」及「当然43 推论」，实较为妥当。

在用词上加以调整后，应可发现，此二者并非是解释的因素或观点，而系与类推（Analogieschluss）相同，均为推论的一种而已。如果我们将此二者比照类推之于法律续造（ Rechtsforbildung）的关系时，则前者可视为是类推的反向操作，而后者则可以视为是类推的一种44。故，此二者与解释因素应无太大关连。

参、结论

以上，只是在中文文献内，就法律解释之体系因素的相关论述作一整理。必须说，从某个角度而言，本文的尝试是失败的45。不过，对于「解释」这一看似简单，但却复杂的思维过程，也许本来就可允许各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及说明－即使所说的都不正确，也必然能从中寻得一些价值。

参考书目：

1. Karl Larenz 着，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初版，1996

2. 林山田，刑法通论（上），七版，2000

3. 黄立，民法总则，二版，1999

4. 法治斌/董保城，中华民国宪法，三版，2001

5. 邱聪智，法学方法论之课题－法学方法论导论之一－载于辅仁法学，第十三期，1994 年6 月

6. 陈爱娥，萨维尼－历史法学派与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创始者，月旦法学杂志，62 期，2000/7

7. ---，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歧路彷徨－德国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路径，警大法学论集，第二期，1997/3

8.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三版，1993

9. 刘台强，法律诠释学之研究，文化法研硕士论文，1998

10. 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初版，1998

11. 秦季芳，概括条款之研究，台大法研硕士论文，1994

12. 刘幸义，法律概念、类型与分类－以行为主体要素为例，载于：法与义－Heinrich Scholler 教授七十大寿祝寿论文集，初版，2000

13. ---，法律规范之结构及其关联性，中兴法学，第二十二期，1986/3

14. 陈荣华，诠释学循环：史莱玛赫，海德格和高达美，台大哲学论评，第25 期，2000/1

15. 碧海纯一，新版法哲学概论，全订第一版，1977

16.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初版，1991

17. 郑玉波，法学绪论，四修订再版，1994

18. 林纪东，法学绪论，初版，1978

19. 韩忠谟，法学绪论，再版，1994

20. 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一版，2000

报告日期：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 Karl Larenz 着，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初版，1996，页217。

2 在坊间总论式的教科书中，大部分均设有专章探讨此几种「解释」，如林山田，刑法通论（上），七版，2000，页108 以下；黄立，民法总则，二版，1999，页35 以下；法治斌/董保城，中华民国宪法，三版，2001，页52 以下。

3 当然，除了探讨解释之外，法学方法论－作为法学的后设（meta-）理论，还必须探讨其它法学的重要问题，如体系化、法的续造… … 等。关此，见Larenz，同注1，页277 以下。至于，法学方法论是否仅限于「法律（信条论）学」（Rechtsdogmatik）的方法论？还是可以涵括法社会学、法史学… … 等等广义的「法（律）学」（Rechtswissenschaft;Rechtslehre）？可见邱聪智，法学方法论之课题－法学方法论导论之一－载于辅仁法学，第十三期，1994 年6 月，页2 以下。

4 关于萨维尼的简介，可见陈爱娥，萨维尼－历史法学派与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创始者，月旦法学杂志，62 期，2000/7，页167 以下。

5 见陈爱娥，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歧路彷徨－德国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路径，警大法学论集，第二期，1997/3，页2。

6 当然，「文义解释」与「历史解释」也都是如此。但，若观之于所谓的「主观解释理论」（Subjektive Auslegungstheorie）及「客观解释理论」（Objektive Auslegungtheorie）间对解释目标（Auslegungsziel）的争论，就会发现，二派学者对「文义」及「历史」因素，赋予不同的功能。关此，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三版，1993，页294 以下。

7 国内对Hermeneutics 一词的翻译不一；有译为「诠释学」者，有译为「解释学」者，也有译为「释义学」者，且似乎论者均能提出一套之所以采此译法，而不采彼译法的理由。于此， 笔者不介入关于译名的争论之中，故此采「诠释学」作为译名，只系笔者之习惯用法。若对该词译名有兴趣者，可见刘台强，法律诠释学之研究，文化法研硕士论文，1998，页22 以下。

8 就如论者所指出的：以诠释学的眼光对法学作自我反省。见Larenz，同注1，页134.135。

9 如「前理解」（Vorverständnis），「诠释学循环」（hermeneutischer Zirkel），「视域融合」（Verschmelzung der Horizonte） … … 等。

10 以上所述，引自Larenz，同注1，页224-225。

11 黄茂荣，同注6，页320。

12 这是Larenz 的用语，见Larenz，同注1，页225。对此用语的批评见黄茂荣，同注6，页303 注84。

13 这是我国学者颜厥安的用语。见颜厥安，法、理性与论证－Robert Alexy 的法论证理论，载于氏着：法与实践理性，初版，1998，页156。

14 笔者此种看法，来自秦季芳，概括条款之研究，台大法研硕士论文，1994，页114 注8 所言。

15 黄茂荣，同注6，页303。

16 也就是前所提及的主观解释理论与客观解释理论之争，关此，见Larenz，同注1，页221 以下；陈爱娥，同注5，页3 以下之介绍。

17 Larenz，同注1，页224；另见黄茂荣，同注6，页302.303，不过，笔者认为，以Larenz 是从「可能的字义」（der mögliche Wortsinn）作为划定「解释」与「法律续造」（Rechtsforbildung）（或漏洞填补）的界限看来，其似乎仍是属于客观解释的一员。

18如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般。

19黄茂荣，同注6，页304 以下将此称为「范围性因素」。另见刘幸义，法律概念、类型与分类－以行为主体要素为例，载于：法与义－Heinrich Scholler 教授七十大寿祝寿论文集，初版，2000，页5。

20当然，其也未必就是终局确定的意义。

21 见陈荣华，诠释学循环：史莱玛赫，海德格和高达美，台大哲学论评，第25 期，2000/1，页103。

22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为何Larenz 在其著作中要使用「法律的意义脉络」作为解释因素，而不使用「体系」的原因了。因为「意义脉络」似乎比「法律体系」的范围（或整体性）要来的更广(换句话说，更有诠释学的味道)。

23 黄茂荣，同注6，页312。

23a 这个例子是来自于碧海纯一，新版法哲学概论，全订第一版，1977，页150。

23b 当然，这种影响是相互的。所以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对于「预备犯」的理解也会受到我们对于「未遂」的理解所影响。

24 关此，可见黄茂荣，同注6，页312；关于不完全法条，见Larenz，同注1，页149 以下；刘幸义，法律规范之结构及其关联性，中兴法学，第二十二期，1986/3，页20 以下。

25 对「事理上的一致性」之说明，见Larenz，同注1，页230。

26 黄茂荣，同注6，页311。

27 见Larenz，同注1，页357 以下。

28黄茂荣，同注6，页311。另因本次研讨课已有同学选择「目的论解释」作为题目，为避免内容重叠，本文对此将不予深论。

29此可引一段话为代表：意义脉络的标准首先要考虑上下文脉络的关系… … 然而，这所有种种对解释的价值都有限。经常只有追溯到法律目的，以及（由准则性的价值及原则所构成之）法律基本的「内在体系」，才能真正理解法律的意义脉络。意义脉络的问题本身以引出目的性的标准。… …不应视「传统的解释规则」为各自独立的「方法」，而对之作个别观察。在具体的程序中可以证实，它们不仅相互补充、支撑，毋宁自始就交结在一起。见Larenz，同注1，页232。此系Larenz引用另一位法学者Friedrich Müller 的说法。

30 见黄茂荣，同注6，页313；Larenz，同注1，页231；刘幸义，同注24，页41 以下。

30a 其实，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观察，则可以发现：许多法律(信条论)学(Rechtsdogmatik)上的理论，也都是从各个解释观点所来的。可以说，当我们在(正确)使用法律信条论之时，其实已是在考量各种解释因素了。

31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初版，1991，页123。

32 杨仁寿，同注31，页134。

33 碧海纯一，同注23a，页148。

34 中文应为「逻辑」之义。

35 碧海纯一，同注23a，页148。碧海氏认为，所有解释都当然是要依「论理」(逻辑)来进行。故其用「体系解释」来代替「论理解释」一词。

36 如杨仁寿，同注31，页123。

37 尤其是当著作中大部分系引用日文文献时？

38 碧海氏论及「扩张解释」及「缩小解释」(即中文之限缩解释)时，也是指在「文理解释」出现复数的意义时，再以「体系解释」加以修正的结果。故，其应并非将扩张及限缩解释视为是「方法」或「观点」。见碧海纯一，同注23a，页152。

39 除杨仁寿氏外，郑玉波，法学绪论，四修订再版，1994，页62 以下「论理解释」之条目；林纪东，法学绪论，初版， 1978，页96 以下「论理解释」之条目，以此观点看来，均值得再商榷。韩忠谟，法学绪论，再版，1994，页87 谓：「依论理解释之结果，可能扩张法文适用之范围或限制其范围，因此论理解释，又可分为扩张解释及限制解释两种。」比之其余著作，似较为明确。

40 有译为「反面推论」者。见Larenz，同注1，页430。

41 日文系译为「勿论解释」。见碧海纯一，同注23a，页152。

42 比如说，日文文献中时常可见将”Analogieschluss”译为「类推解释」的情形。

43 关于「当然」一词是否适当，笔者也认为可再加以讨论。

44 碧海纯一，同注23a，页152。不同看法，见杨仁寿，同注31，页147。杨氏主张「当然解释」系直接推论，非为类推。不过笔者认为，杨氏的看法系基于目的因素而来，此时应可视为系一目的论扩张。然而，目的论扩张与类推之间，能否截然区分？不无疑问。关此，可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一版，2000，页78 注3 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