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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解释学：宪法学所独具备的“独门暗器”

林来梵

转自行政法论坛

（注：这是林来梵博士的新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的一小段，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9-41页。读到这里感到写的畅快淋漓，于是不愿独享，录入和大家分享，其实中国的行政法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形而上的理论问题没有研究清楚，但也缺少发达的行政法解释学，宪法解释学、行政法解释学并不能简单的被视为注释法学，法律和法学总是面向真实世界的，而法解释学恰恰起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架桥作用。）

宪法解释的方法，在实际中可能会被视为“末技”，以致一些有志于“大成”的宪法学者往往对其报有“雕虫小技，丈夫不为”的疏淡态度。这类倾向，在法社会学渐成一门“显学”的当今中国，更可能演为一种流风。然而，这些宪法解释方法所具有的高度的专业技术性绝不可等闲视之，而由其所构建的注释宪法学的意义更不容嗤之以鼻。因为，对于作为一门规范科学的宪法学来说，宪法规范乃是整个研究对象的核心，而对实在的宪法规范的解释或注释，正是宪法学本身“认识”宪法现象的一种特定方式、一种为其他社会学科不见长的“看家本领”，而上述那些宪法解释的方法，其实也就是宪法学所独具备的“独门暗器”。不能否认，理论宪法学为注释宪法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徒有理论宪法学而无注释宪法学，前者则可能成为泛泛而谈的、难以实现其价值目标的、无用武之地的空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学科，宪法学一如其他部门法学，同样也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同样具有“世俗性”，这种实践性和世俗性，也恰恰是宪法学的魅力之所在，而注释宪法学正是宪法学整体学科之中朝向实践、朝向“世俗”的界面，正是宪法学走向现实世界、走向宪法诉讼的直接通道，也正是宪法学挥手拜别其他相邻学科、并可独自涉足和傲立其中的最后园地。正因如此，小林直树教授直言不讳的指出：

正确解释国家的基本法，以资确切的适用与营运，乃是作为实学的宪法学的最重要的任务。法解释学所拥有的意义，即便从法社会学等立场来看多有须加批评之处，然而决不容受到些微的轻视。无论对于国法秩序的存续，还是对于为着国民生活而对宪法的更好运用，法解释学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在当今的中国，人们往往对注释宪法学的确持有一种鄙夷的态度，甚至宪法学者本身亦然。在论述目前中国宪法学理论现状时，有一种较具代表性、并被广为认同的观点认为：

新中国的宪法学一开始就标榜科学的宪法学，但迄今为止基本上还是注释宪法学，宪法科学或社会科学宪法学的繁荣，当有待于宪法学家的努力。

上述这种观点之精辟，委实发人深思。但如果我们把注释宪法学固定地看成为宪法学理论的低级形态，并认定我国目前的宪法学之所以滞后，是因为正处于这种形态之中，那则可能令人不敢苟同。其一，这类看法没有自觉地认识到宪法学作为一种“实学”的属性，也未摆脱中国古代的那种“重学轻术”或“褒学抑术”的传统思维窠臼，尤与其中的那种轻视法律注释，鄙薄“刀笔师爷”析案的法律传统文化观念一脉相承，本身也就可能被视为一种滞后于时代的陈腐之见。其二，在当今的中国，由于整个宪法规范作为“规范宪法”的特性尚付阙如，宪法体制中也不拥有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机制，甚至连宪法解释的有权机关亦怠于宪法解释的活动，为此，注释宪法学也就难以获取发展的契机和动力。迄今为止，现实中固然不乏一些学理上的宪法解释或释义，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那些均多为“宪法解说”而非“宪法解释”，而在宪法学界中，真正在注释宪法学方面上受过严格学术训练或“无师自通”者，亦可能寥若晨星。质言之，就我国目前宪法学发展的客观情形来看，注释宪法学与理论宪法学同样都处于较为滞后的状况，同样当有待于广大宪法学者的戮力耕耘。

[附：作者简介

作者林来梵，1963年生，福建福州人，原大陆出国留学人员，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日本·立命馆大学）；应聘为日本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外国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专攻宪法学、比较法学；著有《中国的主权、代表与选举》（日文·个人专著）、《中日·日中法律辞典》（日文版、合译著）、《中国的人权与法》（日文·合著）；应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宪法》之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论文散见《中外法学》（北京大学）、《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研究》（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科院）、《立命馆法学》（日本·立命馆大学）以及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内、国际学术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