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海外汉学家的现代性问题（演讲）

很抱歉让大家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晚上听这么枯燥的讲座，我会努力讲得活泼一些，不过这个话题不会太轻松。

现代性跟传统性、后现代性紧密相关，它复杂而枯燥。海外汉学家对于现代性的思考对我们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他们具有先行意义，使得我们对他们的思考进行再思考。我今天的讲座分五个部分：

（一）、什么是现代性？

（二）、杜维明现代性反思与文化中国

（三）、李欧梵的现代性与上海文化

（四）、关于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

（五）、后东方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先对几个相关人物作简单介绍。杜维明的现代性思考代表一种北方模式，主要是对北京的现代性模式的思考。李欧梵主要是探讨上海的现代性问题。周蕾思考的主要是有关香港的现代性问题。甘阳、张旭东则代表了广东模式的现代性问题。

（一）现代性概念的分层即什么是现代性？

1、从词源学上说，它源于拉丁文，意思是“刚才”、“刚刚”，是即将出现的刹那间的事情，比过去要前。

2、与宗教的关系。在从中世纪到现代再到当代的进程中，现代性的世俗化把中世纪的神性消解了，有人认为当代也就是后现代时期是对现代的批判对中世纪的复归，我觉得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后现代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地基都颠覆了。

3、与工业化、信息化紧密相关。金钱冲动成为唯一合法的冲动。

4、现代性不仅关系到社会制度、形式组织的问题，即它不仅是社会现代性且是审美现代性。制度现代性使整个社会越来越理性，审美现代性则使整个社会越来越感性，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和张力。

韦伯认为现代性的主要问题是理性化。理性化分为三个部分：

（1）工具理性：现代之前是冷兵器时代，现代是热兵器时代，后现代是热核兵器时代。每个时代的更替都使游戏规则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冷兵器时代到热核兵器时代，人的理性越来越强，人的命运却越来越脆弱。当代关于宗教和科技的结合，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中大多数人有高学历。当科技与宗教特别是邪教结合时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丰子恺的小说《错位》写的是战争和军国主义造成的错位。今天科技的发展却造成了伦理的错位。热核兵器、爱滋病和克隆技术这三种技术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战争、灾难、破坏、伦理错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工具理性的存在意义。

（2）历史理性：历史理性也是20世纪的妖魔。它的一个典型是乌托邦。在伟大的乌托邦理想的召唤面前，人们抛弃个体，追求一个完美的集体，为此疯狂杀人，仅仅为了一个乌托邦的理由而杀人，人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蔑视。这种历史理性表现在纳粹主义、苏联建立后不久为了所谓的最高理想、终极的乌托邦大肆杀人或者流放。中国也曾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乌托邦而导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据统计，历史理性主义杀人比战争还可怕。1967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出现了解构主义，代表有萨特、福柯等人，解构主义对历史理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3）人文理性：它通过人文关怀来制约工具理性、历史理性的无边膨胀。当前人文理性被推向边缘。在不久的未来，北大的文、史、哲三系会合并成一个文学院，与此同时，经济学院却在不断的衍生，这一情形让我们不难看出人文理性的命运。这是一个被技术官僚控制的时代。理科生曾被誉为时代的列车，而文科生则是列车上的司机。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没有司机，列车以生死时速向前发展。让我们看到一线希望的是清华正在大举招收文科生。

（二）杜维明的现代性反思与文化中国

杜维明对现代性的思考主要是反思、参与、进入现代性。

1、反思现代性：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性使得整个社会惟利是图、伦理崩溃。我们只有让传统文化吸收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宗教精神乃至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使儒学复兴。

2、参与现代性：他认为今天的文化没有根，因此我们只有重新挖掘知识分子中的文化传统，抛弃工具主义、物质主义等等。

3、进入现代性：他认为中国要把一切说汉语、用汉语思考的人都包括进去，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上的中国。

有些西方人说杜维明的野心很大，是要把儒学变成儒教。德里克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我认为杜的想法是要把“中国的文化”变成“文化的中国”，通过语言到文化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我认为任何宗教都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如果要强加于人就成了历史理性。任何人都不可以以任何理由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

杜维明的现代性其实是一种文化救国的想法，这种想法在五四时就有了而且失败了。

李欧梵对上海有很深的研究，他提出的问题有：

1、上海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聚集地，如何突破香港的影响，走向现代化道路？他认为上海更适合于中国西化。

2、上海怀旧。在当今全球化时，上海否定大趋势，用老照片代表个人、家庭、集体的回忆，对抗国家、民族的趋势。

（三）、周蕾的现代性思考

周蕾现在是风靡西方的一个学者。她的迅速串红有三个因素：首先作为香港人她代表了大陆压榨下的香港文化；其次作为女性她代表了男性文化压榨下的女性文化；再次作为黄种人她代表了在白人文化压榨下的黄人文化。正是周的这种边缘身份使她更具可读性。

周蕾关于现代性的思考有以下几个特点：

1、她第一次把后殖民主义引入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研究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她认为中国文化是女性化的具有柔美害羞的特征，西方文化则是进取的窥视的。所以中国文化是“被看”，西方文化是“看”。

2、她认为当前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汉学家成了了解中国的途径。汉学家对当代中国评价很低，认为当代中国与西方失去了差异。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的方法已经西化如现象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他们还认为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不是传统中国的生活了，而是西化了的中国的生活。有人去云南参观时说希望云南能像过去那样生活，这种要求实际上是一种对景观的要求，但是在上帝面前我们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同胞依然是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周蕾批评了哈佛大学的汉学家伊文。伊文批评北岛，认为他的诗翻译成英文之后不用解释就能看懂，所以北岛的诗不是真正中国的东西，他不能代表中国。周蕾认为研究古代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对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已经没有阐释的权利。

3、周蕾认为香港文化不同于大陆文化也不同于英国文化，而是第三空间。她提出要从中华性过渡到现代性。她认为所谓中华性是对宗族文化绝对服从的暴力文化。我认为传统是生生不息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走向现代性是必然的，但我并不赞同她在这点上的看法，我要提出几点批评。

（1）、周认为大陆文化要侵占香港文化，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周的这种看法是文化恐怖症造成的，因为97年香港回归，大多数人都以为共产文化会占领香港文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2）、周认为香港是中国的最前线，但其实不是，应该是上海。

（3）、周认为罗大佑的歌没有涉及到任何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中国血缘关系。但歌词里“东方之珠”“黄色的脸”作何解释？

我认为周的说法也或多或少的误读了中国。周很善于泼洒自己的思想，在大陆、日本、香港出书时所用的书名都是不一样的。周否定大陆，她说“台湾英语不行，香港国语不行，大陆两者都不行。”她的这种说法恐怕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四）、张旭东的现代性思考：关于现代性与后殖民主化

张原来是北大的学生后来出国，在国外他渐渐和一些人形成了圈子，比如甘阳。其实知识分子的分裂是必然的，在这个时代没有一只大手控制着你的时候，每个个体是自由的也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通过自己的思考选择自己的道路是必然的。

张旭东关于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对中国的后现代性评价很高，他把当代七位学者列为中国后现代性的代表。但其中的戴锦华并不完全是支持后现代性的，她对下岗女工的关怀，她对大众传媒的思考都有很独到的见解。所以我认为张旭东把这七位学者都列入推进现代化的范畴是不合适的，我的观点是中国学者对后现代性的态度有五种：批评者、推进者、相对客观者、漫骂者以及海外汉学家“看”的立场。张把七位学者归为一类的方法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

以上讲的是海外汉学家关于现代性的思考，我自己的看法是海外通过汉学家阅读到的中国是变形的中国，是想象中的中国。宗白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说过一句话：“中国要开窗，让欧风美雨吹进坟墓般的中国房间。”宗先生在临终时又说了一句话：“本世纪末要开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是的，中国文化必须走出去才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它。通过海外汉学家的中介传播的中国是被扭曲了的中国。所以我们不能光听老一代汉学家的话也 不能只听新一代汉学家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思考。我在这里要提出的几点问题是：

1、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演说是否具有合法性？海外汉学家与国内知识分子谁更有发言权？

2、汉族模式和他民族模式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的现代性该怎样完成？

3、通过海外汉学家阅读中国实际上是由他人言说，这是一种精英僭越。

邓小平说过：“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做法。今天现代性已经不是一条小河了，它是一片汪洋大海，任何人都不可能摸着石头过河了，唯一的方法是依靠自己的思考，回到个体思考，对今天出现的各种思考我们都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