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主义批判
柏克著 王天成摘译
一、
论雅各宾派
什么是雅各宾主义?它是一种清除人们头脑中之偏见的尝试(迄今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目的在于将所有的权力和权威都置于对人民的头脑进行启蒙的人的手中。出于这一目的，雅各宾分子们决意摧毁这个世界之旧社会的整个构架和组织，依照他们的模式再造社会。为了拉起为这个目的而奋斗的队伍，他们以掠夺富人作为贿赂的方式，到处招募穷人。我认为，这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业已被启蒙了的，通常被称之为雅各宾分子的人们之原则与主要信条的公正描述。
摘自：Letter to William Smith (1759)
法国所立下的榜样非常重要，不会不产生广泛长远的影响；那个榜样，依恃其力量，一定会强劲地影响到其周边的人，特别是影响到那些将根据那个冒称的共和国现在所立足的原则来承认那个共和国的人。它不是旧的结构，你所发现的那种旧结构，用以构造它的最初的宗旨与意图，已无可置疑地不见了。它是最近犯下的错误，无法举出任何惯例为自己辩护。它侵犯的不仅是法国社会赖以成立的权利，也是所有社会赖以成立的权利。这些权利所依据的原则是普遍的原则，在其他国家与在英国一样是真实不谬［或荒唐不实］的。那些根据信仰承认这些弑君者与抢劫者之权威的人(尽管带着最纯洁的意图)，为弑君者与抢劫者的行为辩护，将其立为先例。这不是法国与英国之间的问题；这是财产与暴力之间的问题。屠戮、掠夺、驱逐业主者群体的人，是谋杀者和抢劫者。国家，在其本质上，必定是道德和公正的：即便专制者或篡权者偶尔掌管着它，仍可以是道德和公正的。那是一种令人惋惜的情况，尽管如此，社会群体仍可能保持完整性，在构成上可能是极其健全的。现在的情形不同：它不是政体上的革命，它不是党派对党派的胜利，它是对整个社会的摧毁和瓦解；这种摧毁和瓦解，不管政治上的党派多么强大，都无法赋予其正当性，也无法使其不给周边的一切带来可怕的后果，即在行动本身中和在示范上都不可能不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个冒称的共和国是在罪恶之中成立的，靠做恶和抢劫而存在；恶行和抢劫，决无权利得到任何东西，而是在向人类开战。与抢劫讲和，就是与抢劫共谋。
摘自：First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1796)
他们［英国辉格党雅各宾主义者］是极端的形而上学家，他们的玄思所产生的可怕后果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他们只问建议是否真确不谬，而此建议是导致善还是恶，则全然不在其关怀之中。
摘自Letter to William Weddell (1792)
这些哲学家是偏执狂：由于他们超然于任何利益之外(如果利益单独发挥作用，会使他们更易受控制得多)，所以他们便被各种没有希望的轻率的愤怒所冲昏，以至于为了他们最微不足道的经验而牺牲整个人类……我在世上已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自信阅历丰富。我对自己身上的文墨没有多少自负，但我一直有志热爱文字作品。我已与那些承认习惯的人，在习惯中生活了很多岁月了。一种主要依靠知识和才智而获得声望和幸运的性格可能会导致什么，我能做出较好的估测，无论这种性格是健康、自然状态中，还是在病变、堕落了的状态中。当然，这样构造和完成的人们，是上帝对世界的第一馈赠，但是，一旦他们抛却了对上帝的恐惧——这种情况在所有的时代都过于频繁地发生过，以及他们在这种状况下达到相互通气，结成军团行动的时候，一场更可怕的灾难将从人类发生以报复人类。不可能想象还有什么东西比一位经过严格训练的形而上学家的心肠更硬。它离一种邪恶神灵的冷酷性，比离人的脆弱和热情更近。它就像邪恶原则之精神本身，是一种没有形体、纯粹不杂、蒸发四散、畅通不阻的邪恶。将人性从人的胸膛清除，决非容易的手术。莎士比亚所说的“大自然的忏悔拜访”有时会敲击他们的心扉，抗议他们谋杀性的思辩。但是有一种手段与他们的天性调和。他们的人性并没有被消除；他们只是让它长期休眠。他们情愿宣布，他们并不认为两千年对于他们所追求的佳境而言，是过于漫长的一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某种邪恶的道路之外，他们从来看不到有什么道路通向他们规划的佳境。他们的想象力不会为人类由于浪费数个世纪又数个世纪而遭受的悲惨和凄凉所拖累。他们的人性就在他们的眼界所及之处)——象他们的眼界所及之处一样，他们的人性总是在他们前头飞行。几何学家和化学家们，前者从其枯燥的图形结构中，后者从其锅炉的烟灰中，养成了他们比对支撑着道德世界的那些情感和习惯漠不关心还要糟糕的性情。雄心突然向他们袭来；他们被雄心所毒害，雄心使他们不畏惧因此可能给别人或他们自己带来的危险。这些哲学家在他们的试验中对人的考虑，丝毫不比对在抽气筒或毒气罐中的老鼠考虑多。
摘自：Letter to a Noble Lord (1796)
他们不是将其共和国建立在他们曾经分享到无数赐福的基督世界的那种信仰和法律之上，而是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这三个基础都是与欧洲建立的政治在根本上对立的。他们的共和国的基础，建立在弑君、雅各宾主义和无神论之上，而且，他们的共和国已将保障这些原则运作的一套系统方法与这些原则结合在一起。
倘使要问我，别人怎样才能理解我使用的这些术语：弑君、雅各宾主义、无神论，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方式与其设定(establishment)，我会告诉你。
我称一个这样的社会为弑君者，即它为所有的政府(如为民主政府或僭主政府)
设定了一条牢固的自然法和一项基本人权，——设定一切这些国家的国王都是篡权者，而且，因为是国王，就应当被处死，连同其妻子、家属与随臣。一贯基于这些原则行事的社会，在废止了所有宗教庆典之后，选择了谋杀君主的最残忍的叛逆行为作为永久的庆典，并迫使其全体人民遵守之，——这样的社会，我便称之为基于设定的弑君者(Regicide by Establishment)。
雅各宾主义是一个国家中奋发创业的才智对国家财产的反叛。当私人结成社团，摧毁先此存在的国家法律和制度时，——当他们在没有财产的人中分配古老的、合法的业主资产，以此方式来保证自己有一支军队时，——当国家认可这些行为时，——当国家不是因为犯罪而没收，而是因为没收而犯罪时，
——当它以此种方式侵犯财产权而获得其全部力量和全部资源时，——当它立足于此种侵犯之上，以判决或其他方式杀戮那些为过去的合法政府及其法定的世袭财产而进行抗争的人时，——这种情形，我称之为基于设定的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 by Establishment)。
我称这样的国家为基于设定的无神论(Atheism by Establishment)，即当它不承认上帝作为世界的道德统治者而存在时，——当它不给予上帝任何宗教或道德的敬重时，——当它以正式的法令废止基督教信仰时，——当它以冷酷、无情、顽固的残忍，用尽没收、监禁、放逐的手段，迫害基督教牧师时，——当它普遍地关闭或拆毁教堂时，——当所剩无几的这类建筑，共开放仅仅是为了制造对一些怪物的渎神膜拜时，(这些怪物的劣迹与罪恶在人群中登峰造极，其他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些怪物是共同憎恶与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对象。)当它在社会仁爱和个人克制的宗教场所，用对所有宗教信仰的嘲讽确立起不敬、渎神、粗俗的戏剧性仪式，以此来荣耀他们污浊败坏的理性，并以此树立神坛来使他们自己的腐败和血腥的共和国成为偶像时，——当学校、研究室由公共经费建立，以便用这种不敬的信条一代又一代地毒害人类时，——当他们由于被无休止的殉难，以及渴望宗教的人们的呼喊拖得疲惫不堪，而允许宗教只作为一种被容忍的邪恶时，——我称这种现象为基于设定的无神论(Atheism by Establishment)。
当在弑君、雅各宾主义和无神论这些设置之上，再加上相应的习俗体系时，一个思考者关于他们对人类之顽固敌意的疑虑便在心中荡然无存了。习俗比法律更重要。法律高度依赖习俗。法律仅零散地偶尔触及我们，习俗却是象我们吸入的空气一样，以不断的、稳定的、统一的、不被察觉的作用，烦扰或抚慰，腐蚀或净化，提升或降低，蛮化或美化我们。它们将其全部构造和颜色赋予我们。根据它们的品质，它们辅助道德，它们提供道德，或者全盘摧毁道德。对此，新的法国立法者们是意识到了；因而，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权威之下，他们确定了一套习俗，一套迄今所知的最出格、堕落、无耻，同时也是最粗糙、野蛮和残暴的习俗。大革命中没有任何事情，即便一个短语或一个手势，一顶帽子或一只鞋子的式样，是偶然的。一切都是谋划的结果；一切都是设定的事项。为了这套不可信任的邪毒与罪恶的体系，已设想不出还有什么没有用过的野蛮手段。最高贵的感情，对光荣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都沦落为维持和宣传这套体系的工具。旨在刺激和污染想象力与败坏道德感的形形色色的表演与展览，都被设计发明出来。他有时会推出五六百个酩酊大醉的妇人，在议会酒吧喊着要喝保皇党人或立宪分了的孩子的血。有时候，他们弄来一群苦命的人，自称他们是父亲、要求杀死他们的儿子，夸口说罗马只有一个布鲁图期(Brutus)，而他们却能拿出五百个。在有的事例中，他们颠倒孝与不孝，而报复不孝顺的行为，制造要求处死其父亲的儿子。他们共和国的基础，建立在道德悖谬之上。他们的爱国主义总是怪物。能在历史上找到的，无论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公益精神的一切事例，尽管在那里道德被弄得混杂迷乱，理性被弄得不知所措，受到惊吓的大自然望而退避，却都被他们选中，而且几乎是惟一用来教育其年青一代的范例。
他们之建制的宗旨，是与所有国家明智的立法者之宗旨相反的，明籍的立法者的目标是将本能改进为道德，将美德嫁植在自然情感的树干之上。他们，相反，不遗余力地清除人们心中每一种仁慈与高贵的倾向。在他们的文化中，这是一条规律，即总是将美德嫁植在罪恶之上。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不配有公德之名，除非它意味着对私人的暴力。他们的所有新建制(在他们那里每件事情都是新的)，都打击我们的社会本性之根基。其他的立法者，知道婚姻是一切关系的源起，因而是一切义务的首要因素，故此用种种办法使婚姻变得神圣。基督教通过把婚姻限制在配偶之间，使那种关系不可解除，对世界的和平、幸福、安定和文明所做的贡献，比整个神的智慧体系中的其他部分都要多。在反基督教的犹太人教堂中，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针，——我指的是在那个炼造、生产所有邪恶的车间，即那个在1789年立宪会议中占主导地位的党派。这些可怕的怪物，以最大的努力来亵渎、贬低婚姻关系，而其他的立法者历来则是使之变得神圣和尊荣。他们用一个奇怪、唐突的宣言，宣布婚姻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民事契约。他们通常的骗术之一，就是将他们的想法放到某些假冒的角色嘴上，让这些角色以戏剧性的方式在本应是用于严肃集会的议会酒吧中出现。其中的一个角色被以妓女的形象推出来，他们用“一个不是妻子的母亲”这一伪造的名称来称呼他。他们制造这样一个家伙来呼吁废除文明国家中对私生子权利的剥夺。议会的妓女们对他们的这个傀儡给予了更加可耻的认可。根据他们规定的原则和批准的习俗，私生子不久就取得了与合法婚生子女同等的地位。从他们的宪法之最初制定
者的精神出发，继任的议会将原则的内容完全展现出来，批准只要任何一方乐意，在给予告知一个月后就可以离婚。在他们那里，婚姻关系被变成一种如此堕落的非法同居，我相信，即使是伦敦经营黑货栈的卑贱之徒，也不会只将他们的侵害对象私自留置如此短暂的期限。在给予女人同样的放荡权力时，真的有了某种放荡的平等。他们选定的理由与实际行为一样可耻：宣称妇女受父母和丈夫的专制统治已经太久。使人类的一半完全脱离另一半之看守与保护，其可怕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离婚的行为，虽曾在某些国家得到允许，但已在所有国家受到反对。在东方，一夫多妻和离婚是不名誉的，习俗因而矫正了有关法律。在罗马，当它是统一的时候，准允离婚的些许理由实际上无异于禁止。只有三个准允离婚的理由。任意性完全被排除，因而差不多三百年过去了，却没有一个离婚的例子。当习俗受到腐蚀的时候，法律便被放松了。因为当法律无力调节或征服习俗的时候，法律总是追随习俗的。对于这种情况，邪恶、罪孽的立法者是乐于注意的，将其视为采用他们的法令的诱因：希望许可得到极度的运用。他们知道相反的一方是正确的，他们业已充分地考虑过法律应该得到习俗的很好支持。他们的离婚法，象他们所有的法律一样，目标不在于缓解国内的不安定，而在于彻底腐蚀所有的道德，彻底搅乱社会生活。
摘自：First Letter on Regicide Peace (1796)
我的观念和我的原则，使得我在这场争论中，不是将法国作为一个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党派来对待。那个国家广袤的疆土，众多的人口，出产的丰富，商业和聚财的兴旺，一切在通常情况下集合起来构成一国之力量的种种事物，于我都只是第二位的考虑。这些都是可能被抵销的，而且常常是加以抵销的。尽管这些非常重要，但它们不是使那个党派可怕的东西。正是那个党派使它们变得可怕。那个党派是支配法兰西躯体的邪恶精神。——作为灵魂给它发出指令，——给它抱负，给它全部追求，给它打上一种特殊的烙印，这一烙印将其抱负、追求，与其他人和其他社会的同样的普遍情感和同样的观点，判然区别开来。正是那种精神使其抱负、追求充满了一种新鲜的、有毒的、导致荒凉的活力。以我们现在所注意到的这种方式动摇、粉碎、淹灭欧洲；就十年以前法国的构成而言，那是不可能在法国发生的。一场确切无疑的破坏正向那些痴迷不悟的国王们逼近，而他们在与这股新的、未曾闻说的力量的争斗中所持的行为方式，却似乎是在进行一场与往昔的种种纷争相似的战斗，似乎他们能用往昔的和平精神缔造和平。在这里，脚下的路实际上正好与安全之路相反。
于我而言，我过去就坚定地认为，这种混乱按其本质不是间歇性的。我不曾设想，争端一旦开始还能再放下，以便我们酌定恢复，而是设想，我们对于这一邪恶的首战，即是决战。我从不曾想过，我们能与这个体系媾和。因为，问题不是我们为了追逐一个目标而相互竞争，而是我们在与这个体系本身作战。根据我对此事的理解，我们不是在与其行为作战，而是在与其存在作战。——我坚信其存在与其敌意是一回事。
那个党派不是地方或区域性的。它是一种普遍性的邪恶。在它最少以行为表现的地方，它仍然生机盎然。当它在睡眠中时，它是在补充力量，以准备施展。其精神就在我们的共同本性之种种腐败的深处。抑制它的社会秩序哺育着它。它存在于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存在于每个国家之人们的全部秩序中，因为这些人都将法国作为共同的首领来敬仰。圆心就在那里，圆周是欧洲世界，而无论欧洲人住于何方。在其他地方，那个党派是好战的；在法国，它是胜利的。正在各国形成的一切毒性原则，其贮存库和传播库就在法国。当其正盛行于其他某个国家的时候，却想加以抑制，将是愚昧的；此种愚昧很少值得同情，其危害仅以用鄙视待之是不够的。战争不是其力量的原因，而是暂缓其动作。战争至少给了基督世界一丝喘息。
雅各宾战争的真正性质在开始的时候，多数基督大国就已经意识到了，并且还被准确地宣布出来。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与普鲁士国王八月四日发表的联合宣言，在阐述其性质时，所用的措辞是最明确的，所根据的种种原则是不会颠破的；如果他们一直忠于那些原则，即将国王列为人类头等恩人的诸般原则的话。发表该宣言，正如他们自己所表达的，“是为了对当代和后代提示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意图和他们个人观点的公正无私，拿起武器以维护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保障每个国家的宗教、福祉、独立、疆土和真正的宪法。——基于这一理由，他们更希望所有帝国和国家协调一致，成为人类幸福的坚定守卫者；这样它们才能成功地联合行动，以便将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从其自身的愤怒中拯救出来，以便使欧洲免于野蛮主义的复辟，使环宇免于胁迫它的倾覆和无政府状态。”那一崇高之举的完整内容，应该在任何以和平为宗旨而召集的国会之第一次会议上，就得到审议。在那份宣言中，“这些强国明确摈弃了一切抬高个人的观点，”而将它们自己奉献于此项如此大度、如此英勇、绝对睿智和明达的可贵事业。我们希望我们的君主和国家赞同的，正是这些作为欧洲一部分的原则，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对于这些原则，除却某些微不足道的例外和限制外，都是值得完全赞同的。我们的朋友们就任部长，(无论是否明智)，从我的一贯理解而言，也是基于对那个宣言和原则的信仰。
只要这些强国自诩暴力的威胁会产生暴力的效用，它们就会根据那些宣言行事；但是，当它们的威胁没有取得成功的时候，它们的努力便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向。于它们而言，似乎美德和英雄主义是不该被数百万里拉所购买的。这是可怕的真相，然而是一无法掩盖的真相：在才能上，在技巧上，在他们的观点之鲜明性上，雅各宾都胜于我们。他们一开始就看出了事势，而无论政客们发动战争的最初动机究竟是什么，他们看出来，根据其精神，为了其种种目的，那是一场内战，他们正是这样来追逐那场内战的。那是古老欧洲古老的市民、道德和政治秩序之支持者与一个疯狂和野心勃勃的、意在改变这一切的党派之间的战争。不是法国将一个外来的帝国扩张于其他国家之上，而是一个党派以世界帝国为矢志，从征服法国开始，那个党派的领袖们得到了欧洲的中心；他们知道，这就保证了他们的事业能获得胜利，而不论战斗与围困的结局如何。无论它的疆土丧失多少，也无论有多少个岛屿被割断与它的商务联系，对他们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征服法国是一场辉煌的收获。那一点一旦被牢牢奠定为帝国的基础，决不会缺乏机遇再度得到失去的东西，以及对他们的反对党派进行可怕的报复。
他们看出来，那是一场内战。它们的任务是说服其对手，那应该是一场对外战争。
摘自：Secon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 (1796)
当我沉思法国所赖以组成的体制(scheme)时，当我将该体制与现在无往不同其冲突的种种体制(systems)比较时，那些在她的政体中似乎是缺陷的东西，正是令我焦虑的事情。基督世界的诸多国家，用了漫长的时间，经由了许多不同事变，才成长到它们现在的规模。它们之被改进到我们眼前的样子，用了不知多少的巧计妙法。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基于某个规整的计划，或用任何统一的设计形成的。因为它们的宪法并不是有计划地制定的，它们并没有被指向任何卓然显著、超越其他目的的某个独特目的。它们所怀抱的目标，有着最大可能的多样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在所有这些古老的国度，国家是面为人民建造的，而不是使人民适应国家。每个国家不仅追求各种社会嘉惠，而且培植每一个体之福利，他的要求，他的期望，甚或他的趣味，都在顾念之中。这种统合的体制(scheme)，实际上产生了在形式上与之截然相反的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人们发现那种自由，在绝对风格的诸多君主国之下，是古代所漠然无知的。由于这一原因，我们的一切现代国家，在其所有运行中会遭遇到某种阻碍；这样就不必感到奇怪，为什么当这些国家被视为机器为某个重大目标运作时，如此被离散和抵销的力量不易于被集聚，或不易于以国家之全部力量作用于某一点之上。
不列颠无疑是追求最多样化目的的国家，是最不情愿将一个目的牺牲给另一个目的或全部目的的国家。它的目标是怀纳所有人类愿望，保障人们充分地实现所有愿望。我们的立法机关，在其最有效的部分，一直与个人的情感和利益紧密相连。个人自由，即这些情感中最具活力的成分，以及这些利益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其他欧洲国家来自于风俗体系和种种生活习惯而不是国家的法律，(在风俗习惯中它更多地是从不经意而非刻意中茂盛起来)，在英格兰则一直是政府的直接目标。
基于这一原因，英格兰在整个欧洲体系中可能会是最弱小的大国。然而，幸运的是，这个王国巨大的财富来自多种多样的原因，而花费与积聚同等巨大的民族禀性，又轻易地提供了一种能支配的、赋予国家非凡力量的余额。可以用这些优势去克服的这一困难，唤起了英国财政家们的才智，他们利用奢侈所激发出的勤劳带来的赢余，绰绰有余地做到了其他国家做到过的一切事情。现任部长胜过其诸多前任，他做为一位财长，其卓越是我赞美的能力远远难以言表的。不过，仍存在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下，英格兰比若干其他国家更能感觉到错综繁杂的利益平衡及个人要求与整个群体的差异性带来的种种困惑。
法兰西在根本上不同于一切没有计划地形成的、依恃习惯而存在的、与黎庶及其复杂的追求混然一体的政府。目前在法兰西作为政府存在的，是一砸即生的火花。其设计是邪恶的，不道德的，不虔诚的，压迫性的：然而，却非常活泼，大胆；系统连贯；在原则上简单，有着完美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在那个国度，完全切断某一支商业联系，消灭某一种制造业，破坏货币的流通，损坏信贷，暂停农业进程，甚或烧毁某个城市，蹂躏他们的某个省份，都不会让他们感到片刻的焦虑。对于他们而言，意志，希望，要求，自由，劳苦，个体的鲜血，一如乌有。个性不在他们的政府安排之中，国家重于一切。每一件事情都涉及暴力，然后每一件事情便托付给暴力。在其原则中，在其信条中，在其精神中，在其一切活动中，它是好战的。国家为了其独自的目标而进行统治与征服，——以改变统治思想，以武力统治团体。
以这样繁多的天然手段进行统治，只是为了加强统治效果。法国自大革命成功以来，在方向上取得了完全统一。它摧毁了每一种取决于观点和个人善意的国家资源。丰富的习俗财富消散了。大自然的嘉惠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留着；可是，即便是这些嘉惠，也令人瞠目地被减损了；对于存留着的东西的支配，是彻底和绝对的。我们四处询问分配证(纸币)何时期满，我们嘲笑它们的最后价格。然而，专制主义的这些票据的命运有什么意义?专制主义会找到专制的供给手段。他们已找到了通向大自然之产物的捷径，而其他的人，在追求大自然之产物的时候，不得不蜿蜒曲折地穿越一种非常复杂之社会状态的迷宫。他们攫掠劳动的果实，他们攫掠劳动者本身。设若法国在人口密度上、在暴力的使用上只是现在的一半，即使它角座落在现在的地方，象现在一样，对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它仍然是太强大了。根据对寒冷，贫脊，偏远的鞑靼人居住地之资源的考虑，——从那个地方曾首次发出对人类的鞭答，而揣测亚洲世界，还有欧洲世界，惧怕成吉思汗的是什么，难道是明智的吗?穆罕墨德及其部落一掌握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帝国，就将其中一个完全击倒在地，将另一个破为碎片，在并不比我生活的时间长许多的期限内，推翻了政府，法律，习俗，宗教，将一个帝国从鳊河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我们是否应该从硬糖果的消费和印花税，从阿拉伯沙地的纸币发行量，来鉴别穆罕墨德及其部落借以掌握世界上这两个最强大帝国的力量?
物质资源从来不曾，亦永远不可能提供计划的统一性与追求的不断性所缺乏的东西。但是，计划的统一性与追求的坚韧和大胆，从来不需要，且永远不需要物质资源。我们凤有考虑过一个财产与政府没有关涉的国度的可怕的能量。思量一下，我亲爱的先生，再三思量一下那样一个财产在其中处于彻底臣服状态，惟有绝望的心灵而非其他事物在进行统治的政府。一个不由其财产统治的社会的状况，是一种混和物；这样一种混和物是那位博学和天才的思辩者，即将社会摇幌成各种形态的哈林顿(Harrington)都想象不出来的。我们业已看到了这种状态，世人业已感觉到这种状态，而且，如果世人闭目不看这种事态，他们会对其有更多的感觉。那里的统治者们在犯罪中找到了他们的资源。这种发掘是可怕的，矿藏已竭尽。他们拥有供其获取的一切，而他们又没有丝毫可丧失的东西。他们有希望享有无限的遗产，对于他们，在颠峰与不光彩的死亡之间没有中介。办公桌的可怜服从就已使其上升为帝国的人，是决不会再次臣服于饥饿的写字台之束缚的，或臣服于用纸抄写乐谱、书写法庭辩辞的利润的。当我听说假如这种人恢复其忠诚的话，便给其以补偿，我常常苦笑。
我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那就是，法国的这种新抢劫体制，绝不能以任何方法使之安稳；必须毁灭它，否则，它就会毁灭整个欧洲；为了以某种方式毁灭那个敌人，与之抗衡的力量应该与那个体制主张的力量和精神有某种相似之处，那场战争应该针对它脆弱的部分。这些就是我的结论。一言蔽之，没有任何独立的事物能与这个共和国同在。而对路易十六的过错，较之可能会联合起来的朝庭的君主的过错，更可以被原谅。他们可以从路易十六的可怕事例中得到教益。
路易十六勤于阅读史书。但是，正是审慎这盏烟蒙蔽了他的眼睛。人类生活的指南将他领入了岐途。道德世界悄无声息的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它比给出什么事例，采取什么措施更重要。它们的动因不再潜伏于密室深处或乱党的阴谋之中。它们不再受大人物们的力量和影响的控制，而大人物们过去曾经能够以其不满煸起纷乱，以其腐化平息纷乱。服从的链条，即使是在秘密组织和叛乱团体中，也在最重要的连接点上断裂了。事情不再是大人物加平民。另外的利益，另外的附庸，另外的联盟，另外的交流形成了。中间阶级已膨胀起来。远远超出了以前的比例。象任何实际上在社会中最富有、最重要的事物一样，这些阶级成了一切积极的政治活动中心，成了决定那些活动的压倒性力量。那里有着使人走运的所有能量，有着他们的成功带来的结果。那里有着申张其抱负、不满意稳定的社会给予他们的位置的所有才智。这些人已介于大人物与大众之间；对于下层阶级的影响力就在他们那里。野心的精神已支配了这个阶级，象其曾支配任何其他阶级一样激烈地支配了这个阶级。他们感觉到了这种局势的重要性。富有者与商界的沟通，学院的书面讨论，然而，首要的是新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控制着的新闻，四处造就了一种电流般快捷的交流。确实，新闻使得每一个政府，在其精神上变成民主的了。没有大人物们，这场革命之最初的运动，或许还没有被发动。然而，野心的精神，现在首次与思辩的精神结合起来，是不可能被任意限制的。再也没有手段将一种原则在其行进中拘禁起来。当路易十六，在君主政体之敌人的影响下，意在只建立一个共和国的时候，他却建立了两个；当他意在取走其邻居的半个王冠的时候，他却丧失了其整个王冠。
路易十六不可能不受惩罚就支撑一个新共和国。然而，在他的皇冠与他为敌人建立的危险的寓所之间，他将整个大西洋当成了一条濠沟。他将英国，对自由友善、反对流行的自由方式的英国，当作外围工事。他被君主们的堡垒所环绕，大多数君主与他联合，而且一般在他的影响之下。但是，即便有这样的保障，一个在他的庇护下建立、仰赖于他的权力的共和国，对于他的皇位却成为致命的东西。恰恰是他借出去用以支持这个共和国的钱财，背叛了他的初衷，不折不扣地支付给了他的敌人，成为其谋杀者手中的资源。
面对这个事例，英国的大臣们，澳大利亚的大臣们，难道真的自诩，他们能不在大西洋僻远的海岸，而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在自己的邻近地区，在与本国绝对接触的范围之内，建立一个并非商业的军事共和国，——一个不是简朴的农民和渔夫的共和国，而是阴谋家和武士的共和国，——一个最不安定、最冒险、最不虔诚、最暴烈和血腥、最虚伪和邪恶、最大胆和放肆的共和国，而不会导致他们必然之灭亡?这就是我们即将在人类社会中给予其一席之地的那个共和国，——那个共和国，我们一致同意要将其建立在欧洲的中心，一个可以监视和指挥其他所有国家的位置。那个共和国，显然是与这个王国对立的，威胁着这个王国。
摘自：Secon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 (1796)
二、
论法兰西与卢梭新道德
那些导演了7月14日事件的人，是有可能犯下罪孽的。他们虽没有因执行他们的计划而犯罪，但他们制定了可能犯罪的计划。不是事物的必然性，而是他们的本性，驱使着他们。他们是现代的哲人，当你说到这些哲人的时候，你是在说所有卑鄙、野蛮、冷酷的事情。
除了他们的特殊安排之精神所发出的确切症兆以外，在你们狂躁的专制主义之总政策中还有某些独特的气象，在我看来是无疑表明了不希望在他们的专制主义中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发生：我指的是他们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的计划，指的是他们试图灌输的原则和他们希望在头脑最易于接受的季节，使之在头脑中形成种种同感。他们不是让他们年轻一代的头脑变得温顺和谦逊(温顺和谦逊是青年的体面的魅力)，从而能抵制任何近于傲慢、易怒、和自大的事物，(生活的那种时光自然是绝对易于导致精神状态失常的)，而是人为地挑起这些恶劣的情绪，甚至使恶劣的情绪化为行为的源泉。没有什么比公共机关推荐的书籍的性质更严重的了。由于象这样来推荐，这些书不久就造就了时代的性格。一种有德性的机构的效能诚然是不确定的，其覆盖面诚然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教育将邪恶收纳为其组成部分，邪恶必定会以十足的活力发生作用，达到不可估量的程度。行政司法官，如果认为自己必须宽容各种出版物以支持自由，他便比其他任何人更有着严格的责任，应妥善考虑他应该授权给什么种类的作家，而且应该以所有认可中最强有力的认可—即公众给予的荣誉和酬报——来推举作家。他应当小心谨慎地识别道德驳杂或含混的作者，他应当害怕将纵容自己孤僻气质的作者放到年轻人手上，以免他们传授的是教授的性情，而非学科的原理。最要紧的是，他应当小心谨慎地辩析带着悟性错乱标记的作用：因为哪里没有健全的理性，哪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德性。因为疯狂无往不是恶毒、雅辟的。
国民议会根据正好与此相反的原则行事。国民议会劝告其青年学习道德上的大胆实验者。尽人旨知在他们的领袖之中，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他们的领袖是他们中最像卢梭的人。确实，他们全部像卢梭。他的血液，他们注入到了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举止之中。他，他们研究。他，他们沉思。他，他们透彻探讨。在他们白日辛勤后的闲暇与晚上轻松的所有时光中，卢梭是他们的圣典，是他们的玻利克拉斯(Bolyctetus)准则：他是他们完美的模范形象。对于这个人和这个作家，作为作家们和法国人的样榜，巴黎的铸造厂正在竞相为之制造雕像，用的是他们富人的水壶和教堂的吊钟。假使一个作家象一位伟大的几何天才一样写作过，虽然其实际的和设想的德性极端邪恶，在投票赞成雕像的时候，他们也许会给予几何学家荣耀。然而，卢梭要么是一位道德家，要么什么都不是。所以，将种种环境情况结合起来，是不可能误解他们在选择这样一位作家时的意图的，他们业已用他来着手推荐一种学习课程。
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找到一个替代品，取代迄今为止一直被用来调整人们的意志与行为的全部原则。他们在由这样的强力与品质构成的心灵中找到情感，亦即就他们那样的国家之目的而言，可能适合于人。比旧道德优越的强力与品质，在支撑他们的权力与摧毁他们的敌人时可以起到大得多的影响。故此，他们选择了一种自私、吹捧、诱骗、虚夸恶习，取代明显的义务。真正的谦卑，是基督体系的基础，即是一切真正的德性之低下但深厚而稳固的基础。然而，这一点，因为在实践中非常苦痛，他们业已彻底抛弃。他们的目标，是将一切自然的、一切社会的情感融入没有止境的虚荣之中。当虚荣轻微地表现在琐事上的时候，虚荣是无关紧要的。当虚荣充分膨胀的时候，它却是恶劣品质中最恶劣的。它使得整体虚假，它使虔诚或可信在人身上荡然无存。人之最优秀的种种品性为它所毒害和败坏，因而它恰如最恶劣的品性一样发挥作用。当他们的大人先生们中出现了很多象他们的雕塑对象那样不道德的作家(如伏尔泰和其他人)时，他们选择了卢梭；因为在他身上，这种他们希望树立为主要品性的特殊的恶劣品性，是迄今为止最昭著的。
我们英格兰业已有了“虚荣哲学”的伟大的教授和创建者(在1766—67年)。当我有机会知晓他日复一日的行为时，他在我头脑中留下的，无疑是不抱任何原则的态度，而左右其思想与心灵的只有虚荣。这种恶劣品性对他的支配，几近疯狂的程度。正是同样的错乱，奇异的虚荣，国民议会之精神错乱的苏格拉底们，发表了他疯狂而错误的忏悔，因而通过大胆地暴露那些我们知道有时可能是与卓越的才智混杂在一起的不明确的粗俗与恶习，以尝试一种新的光荣。凡是不知道虚荣是杂食性的人，还没有注意到虚荣的性质——它是不择食的，——它甚至乐于谈论自己的过错与劣迹，因为这样的举动将会激发惊讶、引起注意，至少会冒充开放和坦诚。
正是此种由虚荣与伪善造成的滥用与歪曲，驱使卢梭将一种毫无美德、甚至连一个值得张扬的善行都没有的人生记录下来。那是一种他选定的主动唤起人类注意的人生。那是一种他以野蛮的不敬在其创造者面前抛掷的人生；所以，对于其创造者他只能承认需要勇敢地面对。你们的议会，知道榜样较之道德训戒力量大得多，所以选择了这个人(根据其没有一点德行的纪录)作为一个楷模。他们为他树立第一个雕像。他们从他那里开始取得一系列的荣誉与声名。
正是你们的主人永久认可的那种新创的德性，使得他们的道德英雄不断地耗竭他雄辩的词藻库存，而他的心灵却不能容纳普遍的父爱之一点火光。对整个人类的慈爱，与缺乏对教授们接触到的每个个人的感情，构成了这种新哲学的特质。他们这位虚荣的英雄摆出一幅非社会化的独立架势，既拒绝富人给予天才的贡品，也拒绝普通劳动的公正价格；事后他便将他的穷困作为借口为其犯罪行为辩解。他陶醉在以极其疏远的关系接触到他的人的柔情之中，而不带丝毫自然的痛苦，将其令人憎恶的爱情的产物，作为一种垃圾和粪便抛弃，并把他的孩子送进育婴堂。熊倘且爱抚、舔舐、育养她的幼子：但熊并不是哲学家。然而，虚荣在颠覆我们的天然感情之链上找到了其价值。成千上万的人景慕这位多愁善感的作家，而慈爱的父亲于其所在的贫民区却鲜为人知。
在这位虚荣伦理学之道德说教者的倡导下，他们在法国试图重建人的道德结构。象你们现在的统治者那样的政治家，其存续靠的是一切伪造、虚构、假冒的事情，——一切将人从其住舍强拉出来，将其放到舞台上的事情，——舞台将其打扮成一种人工动物，带着种种矫饰的、戏剧性的情绪，适宜于以烛光照亮，有着可以在适当的距离被玄想的形状。虚荣太易于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在所有国家占上风。就改进法国人而言，虚伪似乎绝对不需要系统地教授。不过，十分明显，眼前的叛乱曾是虚荣的合法产儿，并且它又由那场叛乱每天给予救济与虔诚喂养。
如果国民议会推崇的风俗体系，是虚假的和戏剧性的，那是因为政府体系具有同样的性质。这种风俗体系严格服从于那种政府体系。要理解其中任何一边，我们必须将道德与立法者的政策联系起来。你们注重实际的哲学家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有系统的看法，机智地从本源上着眼。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世俗的自然的道德之首要因素。
他们一般说来具有美好的感情。但你们却为野蛮、暴躁、思想卑鄙、心肠冷酷的人树立雕像，——为这个爱其同类但恨其亲属的人树立雕像。你们的大人先生们拒绝这一世俗关系的诸般义务，认为它们悖逆自由，不是基于社会契约，根据人的权利不具有约束力；因为这种关系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当然不是，就子女一边而言从来不是，在父母方面也并非总是。
通过为卢梭塑像，卢梭与他们的关系马上发生了变化，即卢梭马上变成了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教父。他们不同于那些将幼儿教师视为严肃和可敬角色的人，也不同于把父母看做是同盟的旧派思想家。黑暗时代的道学家Prceptorem sancti voluere parents esse loco (会在父母的神圣地位中找到教师)。在这个光明的时代，他们教给人民的是，导师应该取代骑士。他们系统地腐蚀了一个可以腐蚀的族类，(某些时候是你们中间一群日益成长的令人厌恶的人，)——一群无礼与易怒的墨客。他们不是将当然而严格的朴实义务赋予这些墨客，而是将机智快活与年轻好斗的人们以及在卫生间追逐女人的男人们最臭名昭著的恶习赋予这些墨客。他们号召法国正在成长的一代追求冒险和运气，他们并且力图在感情上接受那些背叛最可敬的家庭义务和败坏女学生道德的小学教师。他们教导人民说，败坏还在父母怀抱中的处女的人，在她们的房子中可能是安全的同居者，甚至是某些丈夫们之荣誉的适当守卫者；而这些丈夫们所继任的位子，是年轻的墨客们曾经没有法律或良心的许可就完全占据的位子。
他们就这样处置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通过同一个教导者，他们败坏了道德，也败坏了趣味。趣味与优雅虽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被归于较小和较次要的道德之列，但对于调整生活意义决非微不足道。一种道德的趣味无力化邪恶为德性，却以某种类似于快乐之诱惑的东西使德性受人喜爱，而且不可估量地贬斥邪恶之罪孽。卢梭，一位有着巨大影响和活力的作家，全然缺乏趣味，从“趣味”这个词的任何意义讲都如此。你们的大人先生们，是属于卢梭的学者，以为一切精致均带着一种贵族特质。过去的时代竭尽全力将体面和高贵赋予我们，使我们的口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等级，比似乎是属于它们的适当层次和等级还高。你们的大大先生们决意通过卢梭来摧毁这些贵族的偏见。被称之为爱情的激情，有着如此普遍和有力的影响，是如此重视享乐，在人生中决定终身性格的部分占有如此重要的份量，所以，它据以唤来同情与激起想象力的方式和原则，对于每个社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你们的统治者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们改变你们的习俗使之适应他们的政策的体系中，他们发现没有什么比卢梭更方便的了。他们通过卢梭教导人们仿照哲学家的方式去有，也就是说，他们教给人们，教给法国人一种没有骑士精神的爱情，——一种没有青春秘文雅之漂亮花朵的爱情；而那种漂亮花朵，即使没有将爱情置于德性的范围，也会将爱情列入生活的诸般装饰之中。他们灌输给青年的不是这样一种天然与体面和礼貌相伴的激情，而是一种充满学究气与淫荡的不入时、不精致、乖戾、暗淡、暴躁的混合物。这就是可以在他们的著名哲学家身上，在他的哲学淫荡名作——《新爱洛伊丝》中找到的东西。
当道德告戒者勇敢树起的防壁倒塌的时候，当你们的家庭不再受庄重的骄傲与适宜的内部偏见保护的时候，离一种可怕的败坏便仅有一步之遥了。国民议会中的统治者们满心希望法国一流家庭的女子，有可能成为舞蹈教师、游手好闲者、理发师、花样翻新者、男士随从及其他同类的活跃公民容易对付的猎物；这些人因为进入了你们的房子，而且由于他们的地位而获得了你们半家庭成员的身份，可能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关系与你们混杂在一起。他们业已用一条法律使这些人成为与他们平等的人。他们由于采纳了卢梭的观点，使这些人成为你们的竞争对手。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伟大的立法者完成了他们平等化的计划，将他们的人权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基础之上。
我确信，卢梭的著述会直接导致这种可耻的邪恶。我常常不得其解，他在大陆为什么会比在我们这里，得到了远为广泛的羡慕和追随。或许，语言上的某种神秘魅力，可能有助于产生这样非凡的差异。在这位作家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了一种闪光，活泼，热情的风格，同时我们发现他的风格松懈，散乱，没有作文的最佳趣味，——作品的所有部分都非常平均地制作和详述，没有适当优选或从属的篇章。他一般说来总是十分紧张，而且他的方式也很少变化。我们不能信赖其著述的任何部分，尽管他的著述包含着一些观点，偶尔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然而，他的学说在整体上非常不适用于真实的生活与行为，因而我们决不可能构想从中抽出法律或行为准则，或引用他的观点理解任何事情。他的学说于我们而言，有着昔日悖论的命运：
Cum ventum and verum est, sensus moresque repugant, Atque ipsa utilitas, jucti prope mater t qui
(贺拉斯说：“那些乐于相信侵犯没有程度之分的人，当他们转向种种现实的时候，他们便发现自己身处真正的困境之中。他们站在思想共识、道德情感、甚至公众福利的对立面，而公众之福利，人们几乎可以称之为正义与平等之母。”贺拉斯：《讽刺集》第一卷第三章，96—97页)
或许大胆的玄想对你们较我们更新鲜而更易被接受，而我们对大胆的玄想长期以来已厌腻了。我相信，与现在的欧洲大陆相比，我们更普遍地继续象过去的两个世纪一样，阅读十分古老的作品。这些作品占据着我们的大脑；它们给予我们的是另外一种趣味和偏向；不会让我们超出道德的范围。这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位作家全然缺乏恰当的观念。在他的诸般不正常中，必须承认他有时是道德的，而且以非常卓越的笔调表现道德。但是，其著作的一般精神和趋向是有害的，——而且对于这种混合物而言越发有害：因为情感的完全堕落是无法与雄辩调和的；头脑会拒绝并厌恶地抛弃纯粹的邪恶之说教。这些作家甚至使德性成为罪恶之淫媒。
然而，我对这位作家的考虑，不及国民议会体系对用他的办法败坏道德考虑多。这一点，我承认，使得我对于以推理、荣誉或良知，试图影响其追随者思想的任何努力，几乎绝望。你们的专制者们的重大目标，是摧毁法国的绅士；为了这一目的，他们竭尽全力摧毁那些关系之效果，即可能会使重要人物有力量维护稳固的关系之效果。为了摧毁那种秩序，他们败坏整个社会。为了使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专制的任何手段没有可能存在，他们便力图以《新爱洛伊丝》的虚假同情来颠覆家庭的信任与忠诚原则，而这些原则构成了社会生活之纲纪。他们宣传的是每个仆人都将出卖其主人，将此视为如果不是其义务，至少也是其特权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每一个显要的父亲都失去家庭这个避难所。法律说，每个人的家都是其避难所(Debet sua cuique domus esse perfugium tutissimum)而你们的立法者首先不遗余力谴责这一法律，然后便予以废除。他们摧毁家庭生活的一切宁静与安全，将家庭这个避难所变成幽暗的监狱。在那里，家庭的父亲必须苟延一种悲惨的生存，遭受与其表面的安全成正比的危险，——在那里，他比孤单一人独处还要遭；他同其仆人和同室而居的人相处感到的不安，远远超过了他同嗜血成性的、将要被拉到断头台上的入室暴徒相处感到的不安。
就这样，为了相同的目的，他们力图摧毁那个独立于敕诏和律令的良心法庭。恐惧上帝的人不恐惧其他任何东西，只恐惧自己的良心。因此，他们就利用伏尔泰、爱尔维修以及其他无名之辈的蛊惑强辩，从人们心中除掉那种惟一能产生真正勇气的恐惧。他们的目标，是他们的同胞除了受他们的调查委员会和断头台的恐惧统治以外，不受其他恐惧的统治。
发现了谋杀在形成专制统治中的优点，他们就指望以谋杀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无论谁反对他们的进程，或涉嫌有反对的企图，都要以其生命、或其妻儿的生命来抵偿。这种无耻、残忍、怯弱的谋杀行径，他们竟然有脸称之为仁慈。他们吹嘘说，他们用恐怖而不是武力实施了夺权，几起及时的谋杀便防止了许多战斗的流血。毫无疑问，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看到这个机会，他们都会扩大这种仁慈的行为。然而，他们试图以谋杀者的仁慈政策避免战争的罪孽，其结果实在是太可怕了。
摘自：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honal Assembly (1791).Ⅳ，2324
应该做些什么呢?
如果我所做的超出了提供有利观点的范围，那可能是我的推测。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但是，由于象所有的政治措施一样，它们取决于性情、脾气和外在环境，其一切结果将如何，我对此并无确切把握。所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在这一问题上的推测。在我看来，邪恶是千真万确的，正如其普遍存在一样。我希望矫治的手段存在于力量、智慧、资讯与良好愿望的结合之中，而不存在于我单方面的努力中。我相信我已永远结束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如果一场巨变将在人类事务中发生，人们的思想将与之适应，普遍的观点与情感将会为之开出道路。每一种担忧，每一种希望，将会促进之；那时，那些坚持反对这种人类事务大潮的人，看起来象是在抵制上帝的律令而不是人的企划；他们似乎不是果断和坚定，而是乖张和顽固。
摘自：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 (1791).Ⅳ，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