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 “明月楼高休独倚” (法学游记之三)

1988-1992 安徽大学法律系法学本科生。 1992-1995 安徽淮南田区人民法院干部。 1995-1999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硕士研究生。 1997 欧洲联盟欧洲委员会第六总局法律部实习。 1999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干部。 1999年至今 巴黎一大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巴黎夜醉，秩序、文明、阴性，之时空倒错

夜半酒醒花都，凭落地长窗。独酌一樽缘李、杜诗篇流淌千年而来的月色，静夜遥思诗仙曾醉步神游的、那一个气象磅礴吞吐大度已成梦境的中国。顷刻，身有彩凤双飞翼、庄周羽化翩翩西来，欧土即是中原任君翱翔。悠悠然，杏花村里沽香槟：醉问千年故国安在、梦里乡关何处寻？

一、地域文化与社会秩序之个性表达

“欧洲文化是‘一束鲜花'”，他说，使用了一个在这个大陆上广为流行的暗喻，“各种鲜花聚合在一起很美丽。但玫瑰依然还是玫瑰，郁金香依然还是郁金香。差异必须保存。”

民族、语言、美食、文化，从巴黎到柏林、从伦敦到罗马，时光之经、空间之纬交织出一个多元文化璧合而成的欧洲。这块大陆上的人们珍视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同，甚至这些不同对外人来说可能经常是被忽略的。不同意味着个性，而个性代表着每一个独立文化形态存在的理由和表征。在西方国家中号称反美先锋的法国人说：“法兰西就是要与众不同”，这句个性表白足以成为欧洲文明多元价值观的注脚。在欧盟内部，自傲的法国对一些欧洲小国的美国化颇显尖刻：“他们不提倡保护自己的文化，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了”。不仅仅是法国强调文化上的个性，今天这种执著已经成为欧洲的共同价值观。对文化的多元生态群落进行保护的观念深入欧洲的各个角落。

保存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同语言的多边共存、和谐相处。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已经成为欧洲人坚定地予以保护的文化遗产。欧洲联盟的第1号法令已经将这一信念制度化，它规定：各成员国的官方语言必须在所有的欧盟机构里作为工作语言而被使用。那么，即使在12个中东欧申请国尚未加入联盟的情况下，以目前15个成员国使用11种语言的规模计，为保证多元语言文化政策而支付的成本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据欧盟官方资料，欧盟花在内部工作语言翻译方面的费用是100万美元／每天 （是的：每天）。

这倒是充分体现了自诩能够代表“半个欧洲文化”的法国人的痴顽劲头：金钱诚可贵，闲暇更重要，若为文化故，二者皆可抛。与北美以至整个亚太相比，欧洲的价值观相对超脱。在旧大陆崇尚文化人文传统的价值坐标系下，物质财富固然是不可缺少的成功标准，然而金钱并非绝对的一般等价物。

２００２年元旦，欧元实体货币投入流通，欧洲经济一体化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自西元五世纪罗马帝国解体以来，欧洲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统一”：从申根协定国家之间边境线上的欧盟盟徽到超级市场货架上的黄油、奶酪标签，从对波罗的海小岛上原生蜜蜂种群保护到控制从地中海上潜入的非法移民，欧盟法律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样一个欧洲之父们虚构出来的现实：我们是法国公民、德国公民、意大利公民、西班牙公民、英国公民……同时也是“欧洲公民”。

然而，一体化整合的是经济甚至部分政治事务，分歧仍然大于一致。比如文化：法国人依旧坚持着素以美妙严谨而无敌天下的法语为欧盟第一官方语言；德国人虽然英语水平明显优于自傲的高炉雄鸡们，却在标准德语之下东西南北十六州以南腔北调的方言齐唱欧盟盟歌欢乐颂。作为欧洲联盟既定不移的文化政策，在语言文化方面，欧洲人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统一”：多种语言文化的欧洲不会因为一体化而丧失自我！这样的一个多元的“统一欧洲”能够走多远，是否可以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呢？欧洲联邦终究是否只是一个“乌托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与欧洲隔一衣带水的美国，全球战略家们于大西洋对岸也在热情高涨地谈论着罗马帝国、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和业已云销霞烬的“日不落帝国”。“美人”们谈论的是：随着反恐战争从阿富汗向全球的扩展和深入，美国借反恐的机会达到了在几十年的冷战历程中都没有实现的军事目标，实现了在全球的军事部署，似乎帝国霸业已经由此而就。

如今，面对眼前突兀而出的这样一个所谓“前所未有的帝国”，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发展而言，欧洲人的多元文化的“乌托邦”比之于美国人的“罗马帝国”是否更富启示意味呢？

人们常说，今天欧洲的一体化已经使各国尤其是小国变成了一个个行省。在欧洲各国旅行时，尤其是在申根协议缔约国，穿过国界甚至比在我们国内穿州越省还要容易。不过，我们眼中的欧盟各成员国秩序文明依然显现出深刻的民族文化烙印。例如法国、德国、意大利三个大国之间：

德国人最具理性精神，恪守既定规则；意大利人天性热情奔放，不喜束缚，属于变通规则的极端实践者；法国人早在公元前５０年代就因凯撒征服高卢而混合日耳曼和拉丁民族的血液，性情恰居二者之中。德国人守纪律、有秩序，但略显刻板冷淡；意大利人热烈奔放、才情非凡，然而管理能力欠缺、社会层面混乱；有秩序而又坚持“一切规则都有例外”的法国则最逼近中国人的中庸哲学。法国从语言家族的谱系来看其实与意大利同宗：都属于拉丁语族。德国则与今天占尽优势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同属一个日耳曼语族。以西欧发达国家为主体的欧盟核心文化地图不过由这么几个大国来标定经纬。我们看到日耳曼与拉丁两种文化气质影响到了他们各自的秩序文明特性。

而欧洲内部文化的丰富多样与中国的南北地域文化差异颇合其趣。

蛇年春节回家，在白雪覆盖的首都机场转机。头顶传来威严的京腔宣告：“各位旅客，您好！开往香港的某某次航班就要起飞了”，其语气之庄重，仿佛宣读中央文件；紧随着的英文翻译也丝毫没能弱化其威严的皇家口气。倒是在过入境检查口时，一位质朴端庄的北京小姐轻声淡淡问候了一句：“回来了！”几乎让离家经年的“海归”热泪盈眶！

一个小时后，飞抵上海浦东刚刚启用数月的新机场。温润江南，天低柳长，自塞北远远袭来的隆冬似乎也变得柔和了。浦东机场那极具动感的斜拉粱墙壁立面，仿佛即刻就要振翅未来时空。正目光流转时，一泓江南软语潺潺摩挲双耳，声频如乐：中、英、日三语轮替，惟耳鬓厮磨一样的感觉。

能不忆江南！

二、秩序文明之跨界浏览——竟无语凝噎

大凡研习一个学科过久，多少都会患上一点儿视野偏狭的职业性“眼疾”。譬如笔者，常常会偏执于对一个社会的秩序文明之阅读。或许只能是“读”而无心或原本就无力“去推动” 一个应然秩序文明之“建构”。此有意进入的“无心”状态自然可以减轻“眼疾”，可也无疑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堕落；如此每每潜生出一种太史公式的精神自孽情结。尽管萨义德界定知识分子本质上应是一群忧患意识的负载者，窃以为此种自孽情节又何尝不是某种文人立场脆弱性的表征！由此，尝立志不为文所误。于是，背起瘪瘪的行囊越大漠孤烟直达西土之西的彼岸。身陷异域双目不是视线偏狭，反倒觉着近乎全盲了。那么选择归去来兮，可以复明否？

　　先我回国，佳音从北京来电，只有一羽落地似的叹息：“国内，还是亲切野蛮依旧。”想来，这“亲切”盖源于祖祖辈辈世代定居于斯，抓一把黄土便能寻见自己的根须来。而“野蛮”呢？这话儿对于一个稍具“生活智慧”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本应止乎于私家厢谈——不过既然遥寄西欧一隅，怎奈得十指畅快于键盘、无端激情冲动着将之转化为公共话语。

如果谦卑是这样一种美德：忽略邻宅那已经破败了的院门，而留意欣赏院内墙角下的一束小花。则设定以这样一种情怀审视本文命题，笔者纯以个人观感，对一些场景与事例加以无序罗列，以期可以派生出一些比较性的知识！

　　旋即回京，正值申奥成功加入世贸多喜临门。时下诸如京、沪等通都大邑繁荣忙碌景象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自豪不已。即使如我：刚刚得知可以享受新科“海龟”称号的青光眼患者也暗喜涌胸。我们这一代方鸿渐们，起码可以庆幸地说：在正确的时间出生在正确的国度。

老脸糙皮很快也就适应了北方干燥浑浊的空气。然而稍稍经意解读再现眼前的生我养我二、三十载的土地上的秩序文明：嗟因叹，久作天涯客。

不厌琐碎，笔者下文穗选几例国门内外所见的不同文明体系中人的行为方式之片段。

片断一：对秩序文明的关注与社会责任感

身处异国，站得高一点、上到民族立场：可以说，维护国人形象对多数海外华人而言不过出于本能。在这种条件反射模式里，“中国”二字已经与个人的自我意识暗合。偶尔在一些国际交际场合，尝拿国人与“布尔乔亚”们喜好的话题作对比：发现许多中华学人“鬼撞墙”似的容易流露苦大仇深的忧患意识之群体倾向，明显属于“愤青”一族。巴黎的“土人”们呢，八成贪图声色欢愉、爱好挖掘生活细微、全面关照感官资源、享乐到位，“小资”心理情节根深蒂固。盖有此结论一项：中国人社会责任感比法国人强。

　　唯独在场的法人雷诺反问：“既然说中国人普遍有比法国人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那么为什么一般而言法国人履行公民基本纳税义务比中国人要好；而对于社会公益事务的关注，比如对公共环境卫生的维持，法国人的自律与自觉程度更要比普通中国人高呢？”由于在场的“愤青”对“土人”雷诺的论据并无异议，那么暂且认为他引用的两例均为真判断。如此，我们是不是得扪心自问：社会责任感方面，我们难道真的是高谈阔论多、而身体力行少了点呢？

片断二：人在旅途

巴黎南郊的羊蹄驿Mercure旅店。也许这只不过是一件偶发的琐事，可能同样会发生在南京、上海或是广州的旅馆大堂中。只不过这次场景转换到了巴黎。

一日早餐后，酒店前台接待非常上火地找到了一个中国旅行团的领队，看着这位阿拉伯裔的老兄扭曲了的面孔，领队知道这次又要发生点儿不愉快的事情了。这位前台气愤地说：“领队先生，请您告诉团员们——第一，请勿随地吐痰。第二，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要高声谈笑，影响别的客人。”

这已经不是该领队第一次遇到来自欧洲人的此类抱怨了。是的，并非国人都会遇到这种尴尬的场面；也并非洋人们从来都不随地吐痰。何况，在这个世界上不高声大嗓说话的也就是一些欧洲国民而已（例如，当今自认第一“牛国”的美利坚人嗓音也是天下第一；欧洲自家后院里的西班牙、意大利同样嗓音高亢质朴，籍此方能养育出当代西方歌剧艺术的三大男高音）。但是，这位阿裔最后加上了一句情绪化的以偏概全的气话：“在这方面，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唯独，以中国人固有的严以律己的道德精神，在对抗或然的种族歧视的敌对情绪之外呢……

谈到西方人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认知，领队先生不禁想起去年夏天在罗马斗兽场附近，作为地陪的意大利同事格莱齐亚小姐非常善意地指着远处的一位亚裔老先生说：“他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长期居住在欧洲的老华侨，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从中国来的游客明显不同。但是，我个人其实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直率，往往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却会捅人刀子。”

看来，在对一个文化或者亚文化人群进行粗浅、概要判断时，以偏概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偏见。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的行为方式，一般而言如同文化本身并无优劣之分。然而，有时同胞面对同胞，比较一下西人的举止，也难免会因少数人在公共场合的失礼行为而抱愧。

片断三：十字路口

　　回国。出机场上高速路。车到交叉路口，如脱缰野马的各色车辆只争分秒、不落人后。面对滚滚车流，我们的儿童于是总结出了十字路口“习惯法”一类的“本土资源”：红绿灯，那是摆给有警察叔叔们的时候看的——因为爸爸、妈妈和老师，都是这么看待规则的。在国人眼中，这种充满了变通的实用主义规则观常常成为东方人比西方人灵活的论据。

在交通标志系统设置相同的另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德国人这么着对一位来访的中国学者解释他们对交通规则的不可变通的原则。“如果有一天，我在没有来车的情况下顶着红灯穿越十字路口。那么很可能在路边的某一个房间的窗口就有一个儿童看见。这个儿童很可能会认为，交通灯只是个摆设。那么某一天如果他闯红灯独自穿越十字路口时恰好来车，就可能成为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因此在守规则的问题上是不存在变通的合理性的。

见微知著。一个经常行车德意志的意大利朋友哀叹自己国家社会管理的混乱：“一个民族遵守交通规则的程度，反应了其整体社会秩序发育的成熟度”。

片断四：排队文明

回国。公共场所购票，独自一人站在了等候线后。出乎意料地：左、右、后三方有同性、异性乘客们蜂拥而来，“千手观音”般的佛指齐刷刷地挤进小窗伸向售票员，我在一阵忙乱中开始了与同胞亲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试图抗议一个上身着西装、下身穿运动裤的青年“你怎么不排队？”立刻从对方的眼中读出了被冒犯后的愤怒惊叹号、外加“你是外星人”之疑问号。他身旁两同伴冲我不屑一顾的嚷嚷：“精神病！一阵摩拳擦掌炫耀之下，我开始接受第一轮重返社会的强化再教育。

次日，已经更名为国家图书馆的北图读者阅览证办理处。站在官方标明的等候线后，我想前前后后都是熟悉了7、8年的同学师友，不会有街衢遭遇的“文化冲突”吧。没料想一个书生小弟这回又忽视了我的存在、插到我前方。看来这回连外星人都做不得了，或许已经蜕化成了隐形人。为保“人格”，再提抗议。

这次大获全胜，书生小弟连声道歉。只有办证处的老师对我提出质疑：“为什么站那么远呢？人家还以为你在远处等人”。再看那书生小弟则满脸委屈地打量我，琢磨着这么一个思维怪异举止唐突的 “外星人”。唯有自问：何苦又设定这么一条官方等候线？可以想象我师弟会高高举起“真是死脑筋”这一答题板，才没敢当面提出疑问。

再回我的学园，在饥饿时排队：从大学到研究生阶段，因为学生食堂中排队、插队而产生的纠纷甚至拳脚相见的镜头，如同电视连续剧不断上演闪现。以至于1997年底结束了欧洲近一年的实习回京后，面对我们社会中的高文明素质群体在大学食堂中排队时的无序与混乱感到“很难适应”！

更不用说在节假期那人满为患的火车站了。试问没有军警维持乘车秩序，我们仅仅依靠传承千年的内心人文地图还能找得到回家的路吗。

回到欧洲，在同样熙攘繁忙的火车站，每每吃惊于欧洲人的不慌不忙。再紧急的场合，绅士还是绅士、骑士仍是骑士。永远不变的是秩序。正如萧乾先生在二战时的伦敦所看到的：即使在纳粹空袭的死亡威胁下，普通市民们依然能够保持正常的排队文明。这种秩序文明之所以如此强大，靠的不是外来的强制力而是英国人心灵中的秩序文明地图。

那么，我们民族的秩序文明地图呢？我们的秩序文明基因的断裂是如此惨烈：疾病已经从社会表层渗透大学——这本应相对独立的社会自省机构。

片断五：地铁观止

　　地铁西单站。车站月台前书报销售点，时尚男女优雅地翻阅着《世界时装之苑》。片刻后地铁车辆到站。车门开启，站台上人群顿时一阵骚动，原本风度翩翩的都市风景线顿时大河滔滔、立刻放弃须臾前的闲适雅致投入赤膊拼杀的竞技场。一分钟的冲锋陷阵，天下甫定，有限的座位瓜分完毕。一切又都神奇地恢复了安定，阅读时尚刊物的同胞又重归气定神闲，仿佛一切都和地铁列车到达前半分钟一样。这是怎样一种反差强烈的场景啊！吾自追问：如此分裂的群体性的社会行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呢？

看看身边的巴黎，市中心地铁最大的一个中转站：夏特来·雷阿勒，共有８条地铁线和大区轻轨线相交。这座地下街区每天都吞吐着巨量人流。月台上，上下班的人群川流不息，井然有序。

在当代中华文化的基因中，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作为一种秩序建构资源应该说是极为丰富的。或许由于社会转型期新旧规则交替所引发的规范真空，导致对一切传统道德规则的重估与背反。实用主义、短期行为方式的巨大侵蚀，致使公益观念流失。我们民族的传统公益性行为方式作为一种秩序文明的资源失血严重。

作为单独的个体，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说在文化的基因当中，储备着充足的有序化的排列。旅居海外的华人能够普遍的得到旅居国国民的接纳与好评本身就是一个明证。只是，我们整体秩序格局的不确定性，游戏规则的多标准性；尤其是等级、特权性质的群体行为、观念之存在以及某程度上的强化，降低了基于遵循秩序而应得收益的可预期性。

片断六：公共服务文明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曾经发问：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穷？他举出了包括从商业领域的假冒伪劣，到国营公交车司机见到乘客远远跑来却无动于衷地关闭车门扬长而去。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吧：假冒伪劣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公交车司机的上述行为既不违法也不违章，甚至可以籍口严守操作规程而拒斥任何涉及不道德的指责。

只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这种缺少道义责任的行为增加了社会经济成本，降低了社会可得收益。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有关在邮政、银行等公用事业垄断部门的类似经验应是不少。而对我们社会秩序文明形成的关键的行政机构，寄居或者移居西方发达国家的国人在对比两者的办公作风之后，更是欲哭无泪！

由此，我想中国贫穷的原因中当然应该列入秩序文明缺位一项。

那么，在欧洲的情形呢？打完网球之后，出巴黎国际大学城搭乘环线PC1公交车。正要穿越马路，发现车已经在几十米外的站台。司机先生看到我们向汽车追来便耐心地原地等待。上车时，我向司机先生出示月票，他十分温和地答道：“谢谢”。

回京寄住鲁谷小区，从小区进城得先乘公共汽车到地铁站。开头并不了解公共汽车穿越小区的往返方向，而在此遭遇城市公交标志不清的公共产品瑕疵。于是，急忙跳上一辆行将离站的３０８路公交车询问司乘人员“劳驾请问一下您这车去地铁站吗？”

没料到司机恶狠狠地大叫了一句“下——去！！”语气之威严，让我回想起当年大学实习在派出所喝斥嫌犯、或是落入黑社会地界领教龙头老大发威施令的口吻。于是反问“您说话怎么这么粗啊？能不能温和点儿？”

“你还要怎么温和呀，操。”看来这位司机老兄也只不过粗野惯了，并不属于我上面猜测的两种身份。不过，想来咱一旦开奥运，所有的公交司售人员起码对参赛的老外不会采取“国民待遇”吧，如此便也就了却了这份担心。

这位自认为非常“男人”北方汉子，恐怕永远也不会认同巴黎公交车司机先生那种已经渗透到法国全社会的“女性化”的温文尔雅。那样会让他更有男子气么？

片断七：利他行为、同情心缺失

京沪线上，国内目前等级最高、速度最快的城市区间列车的一节卧铺车厢内。

刚上车的一位身材矮小的中年妇女，吃力地举起一个大包裹，在多次试图往头顶上的行李架上放置失败后，怯生生地向近旁的小伙子求助。三个小伙子忙着整理自己的行李，对她的请求置若罔闻。

刚刚离开欧洲不到两周，我的眼前甚至清晰的浮现着多次搭乘的高速列车TGV车厢内的秩序文明图景：整个车厢内清静安宁，没有五讲四美的标语口号，人们挂在嘴边的就是您好、对不起、谢谢。走到自动关闭门前，前者每每为后者支撑门扇。因为背负着大包裹行李，一路之上尽享他人提供的举手之助……没有人到处的高歌“我们东北人呀都是活雷锋”。

是我们的社会过于险恶，大家才因此以邻为壑？

即使不至于认为他人皆为地狱，在一踏入国门之后，本能的戒备心理似乎就启动了程序。

片断八：学术讨论、发言的秩序文明

八十年代，海峡两岸刚刚开始学术界的交往时，两岸学者高兴地发现彼此的语言交流没有障碍。然而，两岸相隔近四十年，人们的行为方式倒是有明显的差别。比如，我们大陆一位学者指出：台湾学者的发言一般比较委婉，总是先肯定前面发言者的优长，然后再以协商的口吻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而我们大陆学者多是直截了当，并且多有一棒子打死的否定对方倾向，仿佛真理只在他一人手中。尽管显得立场坚定，但亦有失之于武断的嫌疑。

　　曾经在西班牙的旅途中与几位来自台湾的年轻朋友交谈。其中有一位是留学意大利的艺术家，尝获台湾青年歌曲创作的金曲奖。他曾经非常委婉地评论我的讲话方式：“非常幸运能与你认识，对你的丰富的知识与口才真是钦佩。不过，我觉得大陆与台湾两种教育体系培养的风格真的有差别。比如，你能够一口气语流不断地说下去，口才十分的优秀，令人吃惊。而以我们在台湾接受的教育，这种不让别人有机会表达的方式是不符合自己所接受的训练的”。

片断九：威尼斯，圣马可方场上的鸽群

深层的秩序文明构建不仅是公共制度资源的构建，而且包括个人文明行为方式在全社会范围的渗透。一个社会秩序文明的根基在孩童一代开始奠定。

想起去年夏天的这个场景，是因为在巴黎北站给朋友送行时，一只小麻雀轻盈而大胆地落在了我们面前的咖啡座上，优雅闲适地啄食着碎面包屑。朋友惊呼：“欧洲的麻雀胆子好大呀，要是在中国它们一准是不敢的。”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天生杠子头，这次能够不对一个以偏概全的判断作出“非理性”的反驳，让朋友很感意外。

此时的思绪，回到了一年前的威尼斯。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在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露天客厅的圣马可广场上，悠闲地选择了一个位置。就在那个曾经坐过歌德、拜伦、狄更斯、还有普鲁斯特的FLORIAN咖啡馆的一个露天台座。无数只鸽子从海上、运河边、总督府屋脊上飞来，它们在广场上成群地起落，悠闲大方。一个刚刚学步的金发小男孩，轻手轻脚地蹒跚着把爸爸手中的面包屑递送给鸽群。一只鸽子盘旋在小男孩稚嫩的胳膊上方，紧跟着又飞来第二只、第三只……

突然，一阵翅膀紧急煽动的忙乱声音，出现了一个亚洲小男孩：一阵勇敢的冲锋，竟然用我们的母语高喊“打、打、打……”。“好好好！”孩子身后一个亚洲面孔的青年男子举着数码相机为儿子拍下了群鸽惊慌的乱舞。

三、阴性气质的文明和秩序

寄居在巴黎这么一个感性的城市，私下作出这样一个感官化的判断：“文明发展的结果是阴性气质的泛化”。文明的阴性气质体现在社会对多元性的吸纳、宽容。一种秩序文明的规则设定，应该充分考量对作为本体的人的本身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人文关怀精神对社会秩序文化的长期持续浸润，决定了文明的阴性面孔。

自然地，秩序文明的阴性气质从其构建到维护都离不开公共权力。

作为公共产品的秩序文明

还是住在八鸟来（BAGNOLET ） 时，每日出地铁口，都要在122路公交线始发站的公交车上等待司机来发车。我透过洋人毛茸茸的臂膀浏览窗外的过往行人，不经意地发现宽敞的车窗玻璃上印着几行小字，大意如右：“车窗可以开启也可以保持关闭。如果有乘客就车窗之开关问题发生争议，应该以主张保持关闭的乘客意愿为优先。”

在往返１３区中国城时，经常乘坐的环城公交车上。一位刚从国内来法的同学抱怨说，一位法国老太太手持身份证，请他让座；而对面的黑人看起来青春、健康，没有任何老幼病残孕的征象，却没有老人手持法定证据向他讨座位。郁闷良久，抬头发现在他刚刚让出的座位上方的车窗旁边写着“老幼病残孕专座”字样。其中老年人优先取得专用权的年龄标准为７5岁，出示身份证的老太太在法律上是严谨的。而这位同学还注意到有座位优先权的法定儿童年龄是4岁以下。此外，地铁或是机场的地平滚动电梯上，大家均靠右站，让出左侧给快速者或紧急者优先通过——原来，也有一条法律写在扶梯尽头的墙壁上。

法国民法典问世后近２００年以来，立法者有充足的时间细细梳理社会关系，一个由法律、行政规章、公共生活规范以及受上述规范影响的道德规范网结而成的结构支撑起现代秩序文明。

我们发现：秩序文明首先是一种公共产品，其建构是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法律制度构筑起钢筋混凝土骨架，道德风尚、社会集体行为模式为其血肉。去国前，读到北京公开招收地铁警察的消息。在一片对“新加坡化”的批评声中，其实可以看到公共权力机构对秩序文明形成之主导作用的一个实例。

秩序文明的人文精神

在制度设计上，文明的阴性气质体现在秩序的创建是否以对公民个体的具体关怀为出发点。举一个公共产品的信息供给方面的例子：对于外来游客，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标志系统可以表达出特定文化群体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细微周到与友善体贴。

环视整个欧洲的城市，巴黎当之无愧的可以被列为“旅行者城市”中之第一温情的。不论是驾车还是徒步，无论地上抑或地下，精心建立的城市交通标志系统指示出一个完善的立体公交网络。异乡人在需要的时候总是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公益标志系统的细致关照。即使第一次来到巴黎，只要你手持一张巴黎地区公交公司RATP免费提供的大区交通图，锁定目标，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始你的都市冒险。

秩序文明之公共资源的本质，必然要求社会公共机构的话语和行为方式的人文化、规范化。公益语言的使用与行政及社会文明的成熟度密切相关。笔者在京城某处老年活动场所看到如下一幅标语：“老年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且拿来分析一下——标语的描述对象是老年人，在中华传统文明的语境下，公益性的文体想要表达的是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尊重和关心。然而，从“宝贵财富”的界定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功利价值判断，并且这种判断句式充满了等级意味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化语气，而非平等对话者的关心或者尊敬。这是缺乏人文关怀精神的氛围中一种价值判断标准的泄露。换一种视角，在剔除功利化的价值判段之后，设想你我都已经年老之后，把那个老年人从潜在的“他”者替换成“自我”呢。或许我们的社会正需要基于另外一种视角的温情口吻。

人文精神将促进社会公共生活中礼节的复归与新建。当代中国秩序文明的新结构，当然要继受历史传承。不过对民族文化复兴过程中的古人所谓之“礼”，应该剔除基于社会地位、地缘、亲缘标准而形成的等级差别。这种等级差别，是几千年的中华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历史上固然承担过重要功能，但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不相容。

关于道德的底线

法律是秩序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建构手段，但非唯一。甚至从行为规则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数量上来看，法律规范也非最主要的。道德性规范覆盖了大部分社会关系领域。法律表达的应该是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２００２年4月20日，在旅法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法律经济分会组织的《解构与宽恕，德里达的“宽恕”思想》的研讨会上，刚刚陪同德里达先生结束中国之行的报告人张宁女士谈到这样一个哲学史学上的论断：西方文化的主流传统是形而上学的．它体现为西方哲学围绕基督教的抽象思辨的发达。中华文化主流传统则关注形而下的。表现为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世界、国家、家庭多层级的单位结构）中对伦理价值的非常关注。

或许东西方文化主流传统的不同路径，导致两种文化语境下对道德规则底线的坚持与突破的不同社会实践。弥漫于当代中国整个社会层面的信用危机、道德危机、社会秩序文明诸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深刻的信仰危机。萧瀚先生说：“中国人在历史上就没有以正义观念为核心的民众信仰基础”，“于是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中国人感到神圣，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中国人感到敬畏。” 殷鉴不远：文革，一个经典的群体性反秩序文明的标本就在约四分之一世纪的近处辐射着冷冷寒光。“文革疯癫”作为一种现代中国社会症结，构成了民族基因中反秩序化倾向的一个颠狂源头。

由于基督教信仰作为现实社会对话者的长期存在，现代西方人在面临个体道德抉择时，基于宗教敬畏心理，在法律、社会规范控制范围之外依然会受制于宗教信仰设定的伦理底线。类似于基督情节的本土宗教性伦理底线当然是存在的。例如：国人潜意识中的本土原始世界观中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佛教所谓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理论；儒家学说中内圣外王的个人内在修养追求等等。这“天”、这“因果”铁律、对古代圣贤的信念与西人基督上帝属于同一层级的伦理监督者。不同的是中西两种传统的命运。近现代以来，历次社会革命基本摧毁了我们传统信仰的原始生态。而伴生市场经济的滔天功利主义巨浪而来的新生伦理秩序，由于缺乏时间与实践的砺炼难以迅速形成新的传统。然而，我们看到：在秩序文明的图谱中最后的审判者是伦理道德；最后的秩序防线是我们内心的虔诚信仰。如果我们的主流社会缺少虔诚基因，秩序文明终究只不过是一个镜花水月的梦境。

“明月楼高休独倚”，两百多年后的范文正公如此劝导酒中仙。本篇三题莫非凭栏吴钩而会。

数声西雀、又报芳菲歇

壬午孙涛写于巴黎旺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