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背后的隐忧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访谈录

□本报记者　龙希成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2月5日）

　　２０００年中国经济扭转了近７年增速减缓趋势，经济景气出现转机。就在人们对２００１年中国经济增长展以热望之际，作为社会学家的孙立平，没有掩饰他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矛盾与问题中所生发出来的忧虑。

　　在孙立平看来，中国经济已经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型，一切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建设都应求诸这个判断，否则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无异于无源之水。

　　对孙立平的采访让记者感觉到，他的见解或许不像经济学家那样炫耀，但他的每一个观察都深植于百姓的真实生活。

◎　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若不解决，我们仍将长期为经济低迷所困扰；

◎　根本在于，中国经济已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型；

◎　为建立与耐用消费品阶段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制度创新过程也许是痛苦的；

◎　城市化严重滞后，农村被甩在工业化之外，农民无缘消费耐用消费品；

◎　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人们无法预期未来，无奈之下只能为将来储蓄；

◎　收入预期向支出预期变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尤为迫切；

◎　贫富分化有损社会公正，更妨碍着耐用消费品市场规模的形成；

◎　个人收入结构最显著特征是常规性收入过少，而偶得性收入过大；

◎　“买得起，用不起”现象普遍，它甚至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深层次问题未解决

　　记者：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连年低迷；但是，２０００年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经济增长率达到８％。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您如何看待这次经济复苏及其前景？

　　孙立平：早在１９９９年下半年，复苏迹象就已出现，２０００年复苏迹象更加明显，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经济效益出现好转，国有企业减亏幅度加大。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了信心。

　　但是，这次初步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短期政策效应和外部环境的好转（主要表现为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特别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发行国债，刺激了经济增长。

　　从另一方面看，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如果背后那些体制的和结构的问题不解决，不但持续的经济增长谈不上，我们很可能被长期的经济低迷所困扰。

消费阶段发生转型

　　记者：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人士对于这次复苏持乐观态度。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初期自动增长阶段，只要没有其他偶然因素影响，就会有较快的增长。

　　孙立平：这种判断的前提是错的。

　　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引入一个大的背景：即，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从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消费阶段，向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阶段转变时期。奇怪的是，有关内需不足的讨论并没有关注到这个背景。

　　应当正视：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

　　在西方，２０世纪初就处于这样一个转变时期。但在约２０年的时间里，怎么转也转变不过来；最后爆发了３０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可以说，这次经济大萧条，就是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变的危机。最后是，西方国家面对大萧条，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譬如，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等；紧接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外部市场条件出现了，西方国家才实现这种转变，进入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社会。

耐用消费品消费模式未出现

　　记者：可是，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变，为什么会充满艰难和痛苦？

　　孙立平：其原因在于，一个社会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必须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模式。

　　生活必需品时代，是生产支配着经济生活；耐用消费品时代，则是消费支配着经济生活。这就是“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典型特征。

　　生活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由人们的生理需求支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则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条件支撑。能否创造出这样的制度和结构条件，从而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

　　我的整个判断即以这个观点为前提。明确地说，中国经济正处于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但由于种种制度和结构的条件限制，在形成与耐用消费品阶段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上，遇到了问题或困难。所以出现前几年的经济低迷；现在，由于短期政策原因，出现了经济复苏。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很难顺利进入耐用消费品阶段，内需不足，经济增长缺少内在动力。

城市化滞后导致内需不足

　　记者：具体而言，究竟有哪些制度与结构因素，阻碍着与耐用消费品阶段相适应的消费模式的形成？

　　孙立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城市化滞后；另一个是缺少支撑这种消费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一个就是财富的分配格局。

　　先说第一个方面。

　　我们经济生活中存在一个非常奇特而又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许多生产某种产品的人们并不消费这些产品。

　　譬如，生产热水器的人们，家里基本上不使用热水器。因为那些从事热水器生产的工人，大多是农民工，而农民工基本上与热水器无缘；在城市建筑工地上忙碌着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农民工。他们建起各式各样的住宅，但这些住宅与他们的居住毫不相干。类似的现象还有许多。也就是说，有这样一群人，一大群人，他们生产着各式各样的消费品，却不消费这些消费品。

　　记者：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生产产品的人们并不消费这些产品。真会如此简单吗？

　　孙立平：的确如此。如果使用一些宏观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症结所在。

　　中国目前有大约１３亿人口。其中，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生产，即提供工业品和服务的，大约４亿人。即城市劳动力２个亿，乡镇企业工人１个亿，农民工１个亿。

　　那么，消费这些工业品和服务的有多少人？也是大约４亿人。即城市人口３个亿，富裕农民１个亿。同时，在这个４亿人口中，存在一个高消费群体，他们所消费的物品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国内生产，而是进口物品。

　　一个恰当的类比是，假设总共有１３个人，其中，４个人以包饺子为生，他们还要靠包饺子的收入来养活另外５个人（以城市劳动力每人养０·５人，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工每人养２人计）。但饺子包出来后，有９个人（包括２个包饺子的人）说，我们吃不起饺子。这样，能够吃得起饺子的只剩下４个人；这４个人当中，又有１个说：我能吃得起饺子，但我不愿意吃，我想吃烤鸭（即那个消费进口物品的群体）。这时，能够成为饺子的现实消费者的只有３个人。也就是说，包饺子的人与消费饺子的人，数量相当。

　　这说明我们的工业化是分裂的，农村被甩在工业化之外。城市化滞后是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当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能够消费这些消费品的大量消费者。这个问题不解决，以生产耐用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增长没有后劲。

没有社保制度无法预期未来

　　记者：人们手中不是有很多钱吗？银行不是有大量居民储蓄吗？这些钱为什么不拿出来消费？

　　孙立平：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方面，即支撑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模式的制度安排。

　　西方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一个重要制度创新就是福利国家的建立。福利国家的作用是，让人们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能够放心地购买并且消费耐用消费品。

　　之所以强调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消费模式根本不同。在生活必需品时代，要消费的东西是必需的，必须消费。而耐用消费品往往并非生活所必需，同时单价又高，购买时常常要动用多年的积蓄，有时甚至需要借贷。

　　可是，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动用多年的积蓄甚至不惜借贷，去购买并非生活所必需的耐用消费品？前提是，他要无后顾之忧。

　　记者：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人们就拼命存钱，以便自己“保障”自己的未来？

　　孙立平：我对短期行为的研究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可是，我也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

　　人们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现在许多人在嘀咕这样的问题：孩子今后上学要花多少钱？不知道；自己将来老了，还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养老保险？够不够维持生存？不知道；一旦病了，特别是大病，需要多少钱？医疗保险能管多大用处？不知道。类似的“不知道”还有许多。

　　这一系列的“不知道”形成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年以后更是强烈。因为没有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们作出预期。无奈之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多存钱，藉此获得安全感。

收入预期变为支出预期

　　记者：这就明白了，为什么银行有大量存款，市场却依然疲软；更进一步，信用消费或借贷消费对于消费的刺激作用甚微。试想，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存款都不敢花，他会贷款买车吗？

　　孙立平：西方社会的超前消费、借贷消费，是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下发生的。人们有明确的预期，无后顾之忧。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从８０年代的收入预期到９０年代的支出预期的变化。

　　８０年代，人们非常重视收入的增加。许多人经常盘算来年每月的收入会增加多少钱，并依此来安排生活。这是一种收入预期。

　　但９０年代之后，人们更多地不是考虑收入会增加多少，而是考虑今后会出现什么新的支出项目，如上面所说的子女教育、养老、医疗或购房等，并依此来安排生活。这可称之为支出预期。

　　为什么支出变得如此重要？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增长与支出增长的幅度对比。正常情况下，月收入增加最多只能是三位数，而上述支出项目，往往是五六位数；相对于五六位数的支出项目，三位数的收入增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背景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人们能够依据制度作出预期，是形成有效市场需求的重要条件。

　　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常规性收入比重过小的收入结构，也会妨碍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

贫富分化妨碍市场形成

　　记者：现在来谈第三个方面，也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人们经常谈论的是，现在贫富悬殊，有悖于社会公正。但财富分配与经济增长会有怎样的关系呢？

　　孙立平：８０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在最初的改革措施之下，原体制中处于不利位置的社会群体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好处。

　　譬如，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得到了好处；城市无业者从发展个体经济中得到了好处；随着放权让利和财税改革，基层组织和企业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初期的平等化效应。

　　然而，到了９０年代，这种趋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基层空心化，边缘区域明显凋敝。更重要的是，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的研究表明：社会不平等程度比之８０年代有明显提高，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接近世界上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社会８０％的财富集中在２０％的人手中，而另外８０％的人口则只拥有２０％的财富。

　　记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但正常，而且对经济增长有利，但您作为社会学家，更关心的也许是社会公正吧？

　　孙立平：过去，人们更多地是从社会正义或伦理的角度关心财富的分配格局，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涉及较少。现在确有人认为，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利于资本形成。

　　这后一种看法似乎有道理，其实十分错误。

　　在生活必需品时代，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因贫富分化而有利于资本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也许有一定道理。但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特别是不可能有海外殖民市场的情况下，过分的贫富差距，就只会妨碍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从而无法形成为耐用消费品大量生产所必须的市场条件。

收入的常规部分与偶得部分

　　孙立平：除了贫富分化会阻碍耐用消费品市场条件的形成，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之外，个人收入结构的影响亦是不容忽视。

　　许多人也许都还记得改革前的情景：人们工资很低，三五十元的月工资非常普遍。但那时候人们的用钱方式与现在有很大区别。花光吃净是当时许多人普遍的消费方式；有人甚至会在发工资的前几天就把工资花完。人们常说：“不怕，过几天就发工资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指望，这就是下个月的工资。他知道下个月的工资是多少，什么时候发。正是这个判断使得他敢于寅吃卯粮。

　　记者：现在工资不也是按时发吗？工资数额不也是可以事先断定吗？

　　孙立平：不错。但其中一个重要区别不能不注意。

　　在８０年代或更早的时候，因为人们很少有其他收入，工资的按时而稳定发放，意味着几乎全部收入的按时而稳定的获得。

　　但现在，人们在常规性收入之外，还有很大的一块非常规性收入，或称为偶得性收入。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畸形，即使在工薪阶层中间，偶得性收入也占相当重要部分；而常规性的工资收入，往往成为生活津贴，仅能维持生存，甚至连基本生活也维持不了。这说明，尽管现在工资按常规发放，但其他收入并非按常规获得。这种收入结构，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会产生巨大影响。

偶得性收入过大

　　记者：可是，目前人们收入中常规性收入和偶得性收入的比例关系究竟如何？

　　孙立平：具体比例当然很难准确回答。让我们从一个事例谈起。某个素来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单位搞集资建房，由于所处地段较好，户型设计也不错，一套三居室，需要集资２０多万元。

　　开始，人们还以为职工不可能支付得起这笔集资款。消息刚传出时，大家议论纷纷：“谁出得起这么多的钱？我们一年的工资才多少钱？”

　　但出乎意料，真正报名时，集资非常踊跃，许多具有支付能力的职工，根本排不上队。而且在谁有排队资格问题上引起一场争论。

　　２０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按这个单位的平均工资计算，它相当于一个职工２０多年的工资。考虑到前些年人们工资水平更低，其中一些职工自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的全部工资收入，到不了２０万元。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的？这个单位职工不掌握行政权力，腐败因素大体可以排除。据了解，这些钱一般来自“外快”收入，即第二职业收入，或其他临时性收入。

　　任何社会都存在这种偶得性收入。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偶得性收入比重过大。

　　９０年代中期某年，全体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劳务收入是６０００亿元，而当年全国储蓄余额的增长则是６０００多亿元。当然这里包含一些农民存款，但农民存款在全部存款中只占很小的部分。

　　因此，这个数字给人一种印象：即这一年城里人是没吃没喝过一年。但事实上，不但吃了喝了，而且吃喝得还不错。问题是，这吃喝的钱从哪里来的？来源就是偶得性收入。由此不难理解，在单位发放工资之后，有些人总是将工资存到银行，而日常生活靠的则是偶得性收入。

“买得起，用不起”

　　记者：这种收入结构，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而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孙立平：概括地说，这种收入结构造成人们支付能力的如下两个特征。

　　首先，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就像前举例子中，那个单位的职工一次性拿出２０万元用来购房的能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其次，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人们能够一次性拿出２０万元，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轻松地承担每个月几百元或者上千元的支出。更确切地说，人们对于一次性支付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的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同。

　　你让他们一次性地拿出一个较大数目的钱来，可能咬咬牙就拿出来了；但如果让他每个月固定地拿出一笔钱来，很可能就拿不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后者压力太大。原因就在于上面所说的收入结构。一次性支出，使用的是以前偶得性收入的积累；而常规性支出，意味着要以今后的稳定收入为基础。

　　这就导致中国目前消费市场中一个普遍现象：即“买得起，用不起”。

　　最典型的就是汽车消费。“买得起，养不起”是许多人的感慨。几万元的价格，对于相当一部分城市人来说，可以支付得起；但每年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费用，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当然，这里有养车费用过高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与人们的收入结构有关。

　　商品房的消费也是同样。购买商品房，不仅仅要支付一笔巨大的购房款，同时也意味着每个月一笔不菲的物业管理费用：多则一年一两万，少则数几千元。调查表明，许多消费者购买商品房时的一个重要顾虑，就是物业管理费负担。

畸形收入结构钳制经济增长

　　孙立平：住宅和私人汽车，是中国目前产业政策的两个重点项目，或者说经济增长点，但上面的分析发现，这两种产品的消费，需要以较高的个人常规性收入为基础。而现实情况是，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恰恰与这种要求相矛盾。

　　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基础上，信用消费、分期付款等所能够刺激起来的需求相当有限。偶得性收入过大而常规性收入过少的收入结构特征，加上前面所分析的制度不确定性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连自己的银行存款都不敢花掉，你让他去贷款购买汽车和住房，而且此后还要固定地支付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难以想象。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这种说法太含糊笼统了。确切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

　　就整个社会而言，人们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渠道分配的。这种格局，不仅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着市场需求的形成，从而紧紧钳制着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

孙立平

　　１９５５年生于辽宁，１９８２年起历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教、讲师和副教授。２０００年１月调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在８０年代的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９０年代后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近年来研究农民工流动、社会公平和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等课题，并主持大型课题“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