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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百年回顾
何光沪
历史的重大转折，常常并不发生在整数年份。但是，在世界进入第二十一个世纪和第三个千纪的时候，回顾既往，瞻望未来，对于千百万人来说，却又是再自然不过，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在宗教领域尤其如此。因为，且不说世纪和千纪的纪元方式本身就同宗教有关，而且，同别的文化形式或意识形式相比，宗教似乎更加重视回顾和前瞻；坚持要人们记住“起初”，又常为人们预言“未来”的宗教，当然特别重视远不可稽的“原初”以及渺不可测的“终末”。那么，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宗教本身的百年概况罢，至于前瞻，我们既然不会预测，就只好寄寓于回顾之中了。
如果把回顾的视线投得更远，投到一千年前，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世界各大宗教，似乎处于某种巅峰状态。在“旧大陆”（欧亚大陆）的西端，基督公教（天主教）以其精神力量和独立体制同专制君主相对立，并典型地表现为一个戏剧性事件：1077年，教皇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处以“绝罚”，这位不可一世的皇帝到教皇住处门口忏悔罪过，身披麻毡、赤裸双足，站在雪地里三天三夜，方得赦免。由此往东看，1054年与公教正式分裂的基督正教（东正教），则靠拜占廷和俄罗斯的皇权扶持而维持着垄断地位。再往东往南，与哈里发帝国结为一体，从北非到西亚到中亚广大地区政教合一体制中的伊斯兰教，更处于唯一独尊、控制一切的地位。再看旧大陆的东端，从商周以来绵延不绝并处于正统地位，得到儒家全面支持的祭天祀祖的宗教制度，也在一种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中得到独尊地位；儒教自10世纪即宋朝开始，地位更加巩固，体制更加完备，而整个社会思想控制，则一朝比一朝更加严酷……
然而，此后的一千年，总的来看，体制化的宗教逐步走下了自己的巅峰：从西向东，西欧天主教的一统天下被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所打破，随后出现了基督教的多元并存状态；拜占廷帝国和沙皇俄国皇权控制教权的制度，分别在15世纪和20世纪彻底覆灭；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先是被塞尔柱突厥人废除，在20世纪又被土耳其共和国更彻底地废除；两千多年来中国“天子”垄断祭天的郊社庙堂制度，也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而不复存在……
然而，到了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各样的宗教依然存在。一方面，由于政教分离制度在现代国家确立，由于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使得思想交流更容易也更频繁，几乎在所有的社会、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之中，都不可能再现以往一种宗教垄断一切的局面了；另一方面，由于思想自身的法则或意识形态自身的规律，各种宗教仍在以不同的形式传播和传递，还在以不同的体制同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地卷入百年以来的风云激荡之中。
还是自西而东，我们看到，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现代科学兴起到工业技术革命，从尼德兰的“共和”到英格兰的“虚君”，从美国的独立战争到法国的大革命，历史的发展是以加速度进行。一方面，这些巨大变迁的“云荡”后面，常有基督宗教的“风激”：文艺复兴后面的教廷赞助，宗教改革后面的“因信称义”，现代科学后面的“创世”观念，各国革命后面的平等思想等等。另一方面，它们所造成的结果，又引起了天主教会的极大不安。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这些变迁所带来的现代化及其伴随物──社会的世俗化已经十分明显，各种自由和进步思潮也到处流行。正是在这一时期，也许出于保持制衡的传统，天主教会总体上采取了十分保守的态势。从外部现象看，罗马教廷因意大利统一而退居梵蒂冈一隅之后，教皇长期闭门不出，号称“梵蒂冈之囚”。二十年代与墨索里尼政府签订拉特兰条约后，梵蒂冈城国重新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地位。也许部分是由于在法西斯意大利的这种处境，部分是由于其明确的反共立场，但我想还由于其总体上的保守态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教廷采取了暧昧不明的立场。从内部思想看，教廷针对天主教思想界学术界的所谓“现代主义”思潮，一面严加谴责，一面积极对抗，尽力倡导正统的所谓“永恒哲学”即托马斯主义思想，由此而造成，至少是助长了新托马斯主义的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兴盛和发展。
但是，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世界潮流之浩浩荡荡，使罗马教廷开始彻底反思这种立场。这种反思的结果便是1962年至1965年举行的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适应时代”（aggiornamento），它通过的一系列旨在促进“革新”和“开放”的文件，使得全世界的天主教会更加关注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更加注意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同时也造成了信仰更加自由，神学更加多元，对其他教派、其他宗教、其他意识形态也更宽容更开放的状态，以致被教会内外的舆论赞誉为“君士坦丁时代”的结束，“清除教内封建主义”的开端，“使教会返老还童”，“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尽管会议结束十几年之后上任的若望·保禄二世教皇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恢复保守的倾向，但是时过境迁，新的形势已不允许天主教返回老路。
无论如何，一方面，在整个20世纪，天主教内部可说是保守倾向与改革倾向并存，在从教会体制到妇女任职，从社会政治到婚姻伦理的众多问题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并存。另一方面，在20世纪后期，天主教思想无论是保守的（如传统教义）还是激进的（如解放神学），都仍然对人类世界发挥着至少是间接的巨大影响，从东南欧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巨变到拉丁美洲军人独裁的倒台，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如此看来，尽管连罗马教廷所在的意大利都取消了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这确实是其一百年来沧海桑田的一大象征，但是天主教作为信徒人数仍居首位的世界宗教，仍然是世界形势风云激荡中的重要精神力量。
再往东，我们可以看到，东正教也许正面临着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关头。它一百年来的沧海桑田，也有一个最好的象征，那就是在号称“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五百年前变成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首都之后，号称“第三罗马”的莫斯科在1917年之后变成了世界无神论的首都。一方面，19世纪借助沙皇俄国政治力量进入中国的东正教，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几乎趋于消失；另一方面，从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进入西欧和北美的俄国移民，却使这些历史上并无东正教的地区出现了东正教的社团，甚至使西方国家一度成为现代东正教思想的原产地。众所周知，东正教在历史上先是在拜占廷帝国和其他东正教国家，后来主要在俄国都成了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随着拜占廷帝国势力的减弱和奥斯曼帝国势力的入侵，它早已变成相互联系较为松散的一些较小的教会，现在，随着俄国形势的变化，在那里人数最多的东正教会也有可能摆脱工具的地位，而走上一条同以往一千年不同的发展道路。
基督新教在德国产生以后，走的大致是先自东向西再自西向东的路：16至17世纪由德国、瑞士到荷兰、英国，直到美国，18至19世纪由英国到印度、中国，由欧洲到亚洲、大洋洲。这似乎也象征着新教的发展方向既是彼此歧异，但又殊途同归的。它在20世纪之前，即已确立了各自为政、多元并存的格局。为了协调传教和避免亚非本地不同教会之间的不和，20世纪伊始，基督新教内部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趋势，即所谓“普世合一”运动。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是这项运动开始的标志。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的民族沙文主义气氛中，欧美各教会人士在康斯坦茨举行和平会议，号召各国教会说服政府与别国友好，维持和平，后来又成立了“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同盟”。另外，从1925年第一届世界基督教生活与事工大会开始的“生活与事工运动”，以及1927年第一届世界信仰与体制大会所推动的“信仰与体制”运动，都联合了众多不同的新教宗派。这些运动合在一起，终于导致了“普世运动”的一个高潮，即“世界教会联合会”（WCC，亦译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于1948年8月22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宣告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甚至还有除当时苏联东欧以外的东正教会的代表。1961年在新德里举行的大会上，罗马教廷派了观察员出席，苏联东欧的东正教会也参加了联合会。在20世纪下半叶，联合会所代表的普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教各宗派之间以及新教与东正教之间消除对立、相互对话、彼此理解，甚至在社会与发展、正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包括反对种族主义、促进经济平等、反对战备、倡导裁军、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妇女地位、救助灾害和战争受害者、援助穷国医疗教育等具体活动）上积极合作，同时也在较小程度上促进了新教与天主教甚至与非基督宗教之间的这种相互对话、理解和合作。这种趋势的影响扩及到世界其他宗教之中，甚至扩大到了非宗教（比如道德伦理）的领域。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通过《全球伦理》宣言，以及后来在宗教界与非宗教界推进“全球伦理”的活动，只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这一百年来基督新教的另一个大趋势，出现在其信徒的种族结构和文化背景中。20世纪初，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新教徒占世界新教徒总人数的97·3%，换言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教徒只占2·7%，20世纪末，后三洲的新教徒人数已超过了前三洲的新教徒人数。这种结构变化的意义，有学者认为超过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的所有变化，甚至据此预言21世纪全世界新教徒的70%将来自不发达国家。再从文化上看，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纪里，前三洲的主导性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而在后三洲之中，除
拉丁美洲的主导性文化是拉丁背景的广义基督教文化之外，非洲的文化是混杂而多样的（姑不论殖民者的文化背景有新教和天主教，英伦和欧陆，日耳曼和拉丁等区别，仅就非洲本地人的文化背景而论，就因地区、部族、语言等等的差别而歧异纷繁），至于亚洲文化之多样和复杂，更是蔚为大观──从西亚到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南亚的印度教文化，东北亚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东南亚则有上述四种文化再加上天主教文化的混杂，更不必提还有形形色色的土著文化的遗存。基督新教在这么多样复杂的文化背景中要能够生存发展，其中的对立冲突、互渗融合会有多么的强烈、微妙、纠结、壮观，那是任何一位博学多识者也无法尽述的。更何况，谈完这些之后，我们还不能不想到，这一百年中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形势的巨变，又会何等强烈而深刻地影响到所有这些地区的基督新教的趋势！
这就难怪我们会发现，20世纪的新教中还有某些同“普世合一”运动似乎背道而驰的动向。首先，是保守派与自由派两种倾向的对立。20世纪早期基要派与自由派在教义解释和信仰权威等等方面的对立，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后期福音派与自由派在更多的问题（从同性恋问题到环境保护问题，从社会问题到政治问题）上的对立。在传统的各大宗派之间因普世运动的影响而相互接近，彼此分野逐渐模糊的条件下，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对立进入各宗各派的内部，又造成了新的分野，以致传统的宗派划分方法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当然，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还有程度不同的温和派的教会。其次，是与上述第二个趋势相关的民族化动向。由于前述第三世界信徒人数已超过第一世界的形势（按1982年版《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的统计，在主要的新教宗派与教会中，属于“非白人的本地教会传统”者多达三分之一），非白人教会的神职工作和管理工作已基本上本地化，有些地区和国家在同宗派内实行联合（如印度），有些在不同宗派间实行联合（如中国），更多的则在各宗派独立的基础上组成全国性的协作性联合会。这些做法再加上礼仪形式的民族化和神学的“本色化”等等，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民族化。再次，还有不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的神学多元化动向。这一百年来神学的变化发展，异彩纷呈，确实令人目不暇接。举其荦荦大者，就有20世纪初期的绝对唯心论神学、自由主义神学、人格主义神学、社会福音派神学、伦理学有神论、利奇尔主义神学、危机神学、现代主义神学和基要主义神学，中期的新正统主义、历史与文化学派、世俗神学和存在主义神学，后期的实在论神学或过程神学、后自由主义神学、福音派神学、希望神学、政治神学、革命神学、黑人神学、女权神学、生态神学和神学解释学等等。更不必提第三世界的解放神学、民众神学、草根神学、水牛神学等等。在这个世纪的新教神学中，既有从巴特到蒂里希到哈特索恩的一系列思想巨匠和学者精英，又有从富司迪到沙费尔到葛培理的一系列通俗作家和演说家。他们从不同的层次，在不同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应该说，这些影响的指向，从横向来看似乎是南辕北辙，从纵向来看却都向着一个目标提升，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与普世主义协调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