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SARS只是一个小巫
--SARS与现代社会伦理辨考

刘春勇

在修西底德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着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雅典爆发的一场可怕的瘟疫。瘟疫爆发的时间为公元前430年，春天，正是波罗奔尼撒战争进行中的第二年。这一年由于战争的威胁与瘟疫的横行，雅典如同进入了世界末日。尽管稍后战争因瘟疫而暂行中止，但瘟疫却继续以其可怖的方式吞噬着生命。瘟疫的流行使得雅典固有的社会伦理观与价值观受到空前的摧毁。在极度恐惧与绝望当中，雅典人无视人法和神法，坠入普遍的堕落、苟且与及时行乐当中。社会看不到任何希望，有的只是人格的沉沦与灵魂的野蛮以及无边无际的死亡气息�"修西底德的回忆告诉我们，有一种比摧残身体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那就是摧残灵魂的瘟疫。"（林国华，《修西底德的瘟疫回忆》，公法评论，SARS专题）也就是说，"摧残身体的瘟疫"只是一个小巫，而真正的大巫则是"摧残灵魂的瘟疫"。历史的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2433年后的春天一场同样可怖的瘟疫在中国大陆及环太平洋地区爆发，它的名字叫SARS；可历史的发展又总是充满着吊诡，这场名为SARS的"摧残身体的瘟疫"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堕落、苟且与及时行乐"，也没有看到"人格的沉沦与灵魂的野蛮"。尽管有少许的死亡，但前行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将在有惊无险中平安度过这场灾难。如此，我们将看到雅典瘟�"法则"在现代社会的失效，也即是说，如果将同样是"摧残身体的瘟疫"SARS看作是一个小巫，那么，循着上面的"法则"，我们将找不到"摧残灵魂的瘟疫"--大巫。那么，是不是这场灾难就真的没有"大巫"了呢？是不是SARS就是这场灾难中唯一的"巫"，或者它就是 "大巫"呢？在《修西底德的瘟疫回忆》中林国华"魔鬼般"地想到了霍布斯，"我想，后世的霍布斯，修西底德伟大的英译者，在构思其威风凛凛的'利维坦'从而为现代政治思考立下第一块冰冷的基石的时候，他必定在修西底德痛苦的瘟疫回忆中找到了魔鬼般的灵感。然而，对于霍布斯，现代世界的瘟疫又是什么呢�"很显然，这里"现代世界的瘟疫"所指的正是"摧残灵魂的瘟疫"，也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大巫"。但林国华在这篇文章中对SARS的拷问就终止在这里，终止在现代思想的第一人--霍布斯，戛然而止。到底是什么终止了他对眼前这场瘟疫的继续拷问？三百年后的"现代世界的瘟疫"是否还仍然是霍布斯的"现代世界的瘟疫"？现代世界到底有没有"瘟疫"？如果有，它是什么？

1、道义与道义之死
四月的春天应该是一个温暖的季节，一个诗意的季节，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季节。可是这个春天却经历了太多的死亡，它们或远或近：起先是伊拉克战争，然后是张国荣的跳楼自杀，然后是师大园内的一名硕士生跳楼自杀，再然后便是SARS之死。战争、灾难与死亡，这些所谓历史永恒的主题在刹那间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个紧接着一个出现在同一个四月的春天。这是偶然的么？这确乎都是偶然的。可是当这么多偶然在同一时间一同出现时，我却宁愿相信这里面有什么"鬼神"。而这"鬼神"到底又是什么呢？抑或这诸多偶然现象的一同出现是否同"现代世界的瘟疫"相关联呢？
SARS致人死命的方式是通过SARS病毒侵入患者的肺部，最终导致病人呼吸衰竭而死。因此，通过呼吸系统感染病毒是健康人的最大威胁，而医务人员感染病毒的几率尤大。当需要的时候，他们得为患者切开喉管，插入呼吸机，这个时候最容易感染病毒。于是我们每天从媒体上源源不断地听到医务人员感染的消息，以至于他们的死。邓练贤、叶欣、陈洪光……这些平时默默无闻的名字将注定与SARS事件一同载进史册。这些已经远逝的灵魂，高尚的灵魂，它们以经久的方式幽灵般敲打着我的思绪，迫使我去为他们的牺牲作一番思考，去吊唁！他们是愿意死的么？在这个四月的春天，除了张国荣和那位跳楼的硕士生，谁都不愿意死，尤其是死于SARS。可是我还是要问：他们是愿意死的么？他们本可以很健康地活着，如果他们不去主动地接触SARS患者，不去切开他们的喉管，为他们插呼吸机。然而，他们这么去做了，而且死了，尽管他们知道这么做很危险。那么我要问：他们自己愿意这么去做么？如果愿意，究竟是为什么？如果不愿意，他们为什么还是要去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趋死途径，然而却可以在同一个词语下命名：道义之死。道义，这是一个20世纪以来倍受赞誉同时又倍受诟病的一个词语。所谓道义，即是真理（truth），即是绝对（absolute），它是对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规定，就像数学中的公理，道义往往不允许人们问它"为什么"。道义的核心词是"你应该"。"应该"既是一种规定，同时亦是一种否定，它表达了某种期待，与未来同一。"应该"首先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理想状态的规定，但另一方面，当说"你应该这样做"时，其实表达了对"你"当下行为的不满，理所当然是一种否定。对当下的否定与对人的行为的理想状态的规定共同表达了"你应该"这一核心词对未来的期待与信心，这也即是"道义"这个词语的深层内涵。如此，道义在本质上是与未来同一的，它表达了对"完善"的一种未来期待。由于道义着眼于未来，它便极容易忽视"此在"。这当然是一个悖论："你应该"的起点是对当下的不满，而企图改善之，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忽视了当下。这大概是"道义"这个词在时下受到学人们，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们诟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特点，道义可以成仁，亦可以杀人。道义的杀人并不是说道义本身的杀人，而是指借着道义的名义杀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鲁迅的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吃人"，再如斯大林在苏联执政期间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屠杀整个的大农庄事件，等等。道义的杀人是有形无形的客体借着道义的名义对主体人的残杀，而道义成仁则不同，它是主体为着道义自愿的奉献与牺牲。道义成仁的例子在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屡见不鲜。很显然，道义成仁与道义杀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趋死途径，却都可以称之为"为未来而死"，即道义之死。在作了这一番仔细的辨析后，我们上面那个问题的重要性才得以彰显，即他们是愿意死的么？叶欣们是愿意死的么？他们自然是不愿意，但他们却愿意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而死，为道义而死，也即是为真理而死，这是他们的权利。那么相反，一个人不愿意为真理为道义而死是否亦是他们的权利呢？抑或是犯罪呢？在SARS期间，一个医务工作人员不再愿意从事这项在他看来是极其危险的工作，他是不是在犯罪呢？抑或是不道德呢？而国家和社会这个时候有没有权力去强迫他呢？我以为，他是没有罪的，他仅仅是不道德而已，他选择离开同别人愿意留下来一样是他的权利，国家和社会在这个时候只能选择劝导与教诲的方式，而没有任何权力去采取法律的强制，如果他最终不愿意，我们得尊重他的权利。选择任何一种强迫或法律的强制都是不能容忍的，这同那些不分青红皂白批判道义的自由主义者们一样，都是一种极端的做法。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们否定了个人为道义而选择死的权利。个人到底有没有权利为真理而选择死亡，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基尔克果曾在一篇名为《个人有为真理而死的权利吗？》的长文里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而最终得出的是否定的答案。可得出结论后，基尔克果反倒有几分忧伤，原因是他所处的世界已越来越世俗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有几个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人才行，而这有恰恰是他所反对的。基尔克果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忧伤是否正反射出自由主义者对道义批判的局限呢？在自由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为道义留一席之地，是不是应该承认道义成仁，并为之击节赞叹呢？与自由主义相反，在危难的时候国家则惟恐道义之不行于世，其逻辑是：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危难的时候为道义而献身，那么国家就只好采用强迫或法律的强制手段。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为什么不从平常入手去改变人们的社会伦理观与价值观，以求个人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自愿挺身而出呢？当然这种伦理的疗治是一件缓慢的事情，但却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2、享乐与物质享乐主义
SARS期间的新闻报道颇值得人去仔细体味。几乎80%以上的新闻都是关于人类抗击SARS的正面报道，也有一部分文章分析了SARS期间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社会与制度的问题。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认为这场SARS瘟疫只不过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次偶然事件，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所有的人真的都是无"辜"的？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哭丧着脸在相互诉说着，"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003-05-11 《经济观察报》题为"寻找黄杏初中国首例感染者黄杏初失踪之谜"的文章："据黄杏初自己的陈述，其工作的餐厅是一家野味餐馆，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有专家认为SARS病毒与野生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3-05-28 中国供销合作网http://www.chinacoop.com报道，中国农业部证实SARS病毒来自野生动物。
新华论坛http://forum.xinhuanet.com一个帖子："据说SARS是从野生动物而来，此病的流行是对人类滥杀野生动物的惩罚？"
"对人类滥杀野生动物的惩罚"这多少是对天意的领悟，既然天意这么说了，那么人类就必然是�"辜"的。可是在这个物欲横流与物质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在这个科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有谁真的会相信"天意"呢？既然不相信天意，那么这场灾难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是偶然？呵呵，偶然又岂不是天意的另一套说辞么？因此，归结起来，这场瘟疫的最终罪魁祸首还是"人"，正是人对天意的蔑视与对物质享乐的强调导致了这场灾难。对物质享乐的强调即是对欲望的无止境的追求，它不仅是这场瘟疫的导火索，还是这场瘟疫的真正的"大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现代世界的瘟疫"。
享乐与物质享乐主义的核心词是"我要"。这个词有如下几个不同层面的意思。
首先，与道义的核心词"你应该"对未来的关注不同，"我要"注重的是当下，它表达了一种对未来的不信任与绝望以及对当下的沉迷。"我要"是建立在对"你应该"杀害的基础上的。对"你应该"的杀害亦可以称之为"道义之死"，其意是，作为伦理观的"道义"这种东西死掉了，而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人"为道义而死"。"道义之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人对道义的滥用，从而引起人们对道义的普遍怀疑。"道义之死"作为人类伦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事件是发生在20世纪。在西方，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刘小枫曾在《"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中将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十年文革并列为20世纪的三次巨大的"人震"，笔者在这里仅借用他的说法）是"道义之死"的最后两次表演。由于种种原因，道义在这两次事件中扮演了杀人工具--道义杀人，从而彻底磨灭了道义在西方人心目中的良好印象。在斯大林主义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红色风暴"之后，西方人不再对道义和未来抱有任何信心，而是沉入更加世俗的社会生活当中，追求官能的享受、物质的享乐与肉体的狂欢。在中国，"道义之死"的标志性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到上个世纪90年代商品大潮席卷中国后，连"道义"之裳的最后一点丝条也被扯落得干净了。至此，中国步入了金钱社会，享乐与物质享乐主义也便成为了中国人流行的价值观。享乐与物质享乐主义对未来的放弃与对当下的沉迷，其实质是一种放大了�"及时行乐"的价值观，它从根本上标明了现代人的堕落。仅从这一点来看，享乐与物质享乐主义的伦理观与价值观就足以担当"现代世界的瘟疫"的罪名。
其次，"我要"还表达了现代人对绝对自由的强调。其表达法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这其实是现代人最大的一个误区。恰恰是对所谓绝对自由的强调使得现代人陷入了最不自由的状态。通过"我要"，他们充其量也只是得到某种"局部自由"（卡尔·洛维特语，见《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页267，李秋零、田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97）。在《恐惧这个概念》这本书当中，基尔克果将一个整体的人区分为"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而在这两者之上的"综合"则是"精神"，"精神"与恐惧（我们在后面会讨论到这个概念）与自由是同一的。"精神"越少，恐惧就越少，自由也就越少；"精神"越多，恐惧就越多，自由也就越多。最自由的人，"精神"也就最多；小孩子的"精神"是最少的，因为小孩子完全关注的是自己的肉体，因此，小孩子的自由也最少；动物则完全没有"精神"，因为动物除了本能地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之外一无所有，因此，动物处在完全不自由的状态。从基尔克果的观点来看，现代人对官能享受的强调岂不就是对"精神"的减少么？而"精神"的减少也就意味着自由的减少。当现代人对官能享受强调到极至时，也就是他们享受自由最少的时候。对现代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最后，"我要"还表达了现代人的一种狂妄的自信。"我要"的根基是"我能"。其表达法是："我什么都能"或"我无所不能"。"无所不能"即是全能。在古典社会，只有"主"或者"天"是全能的。而狂妄的现代人宣布了他们--这些神圣物--的死亡。凭着对无所不能的信仰，现代人天真的以为世界就在他们的掌握中，在他们的手中世界会不断的进步，而这正是他们热烈的意图在起作用。在整个过程当中，科学其实充当了魔鬼的角色。正是科学对世界的征服鼓吹起了人的狂妄自信。就像任何一个事物既有圣洁的成分又有魔鬼的成分一样，科学确实曾经，而且正在为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福音。但长时间来，我们过多的宣扬了科学的福音成分，而没有能够去正视与剖析它的魔鬼的成分。如前所述，SARS的爆发可能同人类乱食野生动物有关，这固然是人类过于追求口服之欲的结果，但，我们再认真想一想，这难道同科学完全没有干系吗？想一想现代人对饮食的营养成分的科学含量分析所作出的深信不疑的态度吧！野生动物不是营养成分含量更高吗？这不是科学嘛？所以我要吃！呵呵，所以你们就有瘟疫！好在科学能够不断进步，能够治疗瘟疫，但，这里面的代价何其高昂啊！科学的每一次进步是不是都带着血呢？科学的确可以治疗瘟疫，可是否有这样一种科学：它能预防任何一种突如其来的瘟疫发生呢？好象没有，不但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所以，我们只能依靠科学之外的力量，那就是伦理。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无一例外地作科学的分析无异于是给这个世界以粉碎性的毁坏。科学粉碎了"上帝"和"天"，也随之粉碎了与他们相关的禁忌。而之后天意的报复将谁来承担呢？科学吗？可这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啊！SARS或许只是这许多报复中的一种而已。在SARS期间，我们的主流的报道，有谁对科学做出过这样一种反思呢？普遍的是唯科学是从，普遍的是报道科学抗击SARS的成效，好象在说，"瞧，我们的科学，它才是我们的救世主呢！"我并不是有意在否定科学抗击SARS的功绩，我只是在说，我们能不能再清醒一些，我们能不能在这么多为科学歌功颂德的报道中留一块地出来，做一些反思？而这将是有益于我们的社会的。我想，什么时候我们社会的主流媒体能够做到了这一点，什么时候我们对"人定胜天"这个成语能够作一下反思，什么时候我们人类变得不再那么狂妄，我们社会现在流行的享乐与物质享乐主义价值观或许才会得到一些改观。
我期待这一天。

3、敬畏与恐惧
我们试图通过这两个词，达到一种有节制的生活。
在SARS期间，我们惊讶地发现，节制与恐惧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而在我看来，这或许是SARS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启迪：它为我们今后的生活指明了一种方向。
SARS期间，科学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另一种力量在抗击与治疗SARS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那就是，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如果不是这种普遍的有节制的生活，即便医院一天能治好100人，但或许同时也将有另外100人染上病毒。而且选择过这种有节制的生活还不是出于国家和政府的迫力，而是出于个人的自愿，归根结底，是出于个人心中的恐惧。有节制的生活是对享乐与物质享乐主义生活的一种反悖，是一种理性的生活。而要保持这种生活，就必须时时心怀恐惧与敬畏。其实心怀恐惧与敬畏的生活并不是一种坏的生活，相反它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好处。这种生活会时刻提醒我们生命的宝贵，因此我们要珍惜生命。这种生活最终将把我们引向一种"我在"的状态，也即是一种自由的自如状态。
因此，敬畏与恐惧的核心词是"我在"。"我在"是一种临在的状态，是一种"有容乃大"的包容状态，是通过一定的节制达到的一种自由的自如状态，"是一种与上帝，即与世界重新和解的亲在自由地要着必然性的未来自由。"（卡尔·洛维特语，见《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页267，李秋零、田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97）"我在"同"我要"的区别在于，前者要通过节制达到自由，而后者则不要节制企图强行达到自由的状态，前者是如海一样的包容，而后者则纯粹是一种狂妄。只有上帝的存在状态才能称之为"我在"，而人要达到"我在"的自由状态，则必须要通过节制，也即是通过敬畏与恐惧。古今中外的智者贤人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枚不胜举。在中国，如"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第十二》）如"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第八》）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而将节制与自由的辨证关系讲得最为透彻的还得是孔夫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第二》）。"从心所欲"即是一种"我在"的自由状态，但这种状态必须在有所节制中完成，即在"矩"之中完成。而之所以有"矩"，是因为有所敬畏与恐惧。这也即是中国古老的居安思危生活观的真正来源。在西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则直接将"节制"规定为人的四种主要美德之一。而近代以来，西方在这问题上作过论述哲人尤多，较为典型的便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论述，以及我们上面提到的基尔克果关于"恐惧"、"敬畏"与"战栗"的反复论述。并且在《恐惧这个概念中》基尔克果甚至区分了"恐惧"和"敬畏"这两个概念："（恐惧）这个概念是完全地不同于'畏惧（Frygt）'和其它类似的概念：后者是指某种特定的东西，而'恐惧'则是那自由的现实作为那可能性之可能性。"（基尔克果：《恐惧这个概念》，京不特译，中国学术城http://xueshu.newyouth.beida-online.com）与恐惧相比，敬畏/畏惧是一个更宗教性的词语，所�"某种特定的东西"，即是"有"，其最原始的内涵即是指基督教的"上帝"，或异教的"神"，抑或是中国人的"祖先"/"鬼神"等。而"恐惧"则是这些"大写的神圣的名词"缺场后"敬畏/畏惧"的替代物。恐惧的对象是"无"，它最终寻求的是"大写的神圣的名词"缺场后"与世界重新和解的亲在自由地要着必然性的未来自由。"基尔克果认为，人是灵魂与肉体的综合，这种综合是"精神"。"精神"就是"自由"，"自由"并不即是现实性，而是一种个体的内在完成的可能性，而"自由"的可能性在"个体性"中表现为"恐惧"。"只有作为'精神'一个人才是自由的。在'无辜状态'中一个人还不是'精神'，所以也就并不自由，但是'梦着'地他感觉到那'精神'的可能性。由此出现那'恐惧'，人具有自由和成为精神的内在可能性，这恐惧是对这个人没有实现其内在可能性的'梦着'的理解。在这个阶段里，那自由只是显现为'人的去实现其内在可能性的可能性'。"（京不特语，见《恐惧这个概念》的注释，中国学术城http://xueshu.newyouth.beida-online.com）"自由"的可能性只有在"恐惧"之中才能宣告其自身的降临。"没有'恐惧'就不会有自由，通过去学会恐惧也就学到了那'自由'的可能性。'恐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人'应当从这'恐惧'中得以解放出来；并且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基尔克果的拉丁语笔名，笔者注）认为：'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受的一个历险过程：去学会恐惧，这样他就既不会因为从来没有恐惧过，也不会因为沉陷在那恐惧之中而迷失他自己；如果一个人学会了正确地恐惧，那么他就学会了那最终极的。'"（京不特：《关于基尔克果〈恐惧这个概念〉的说明》，中国学术城http://xueshu.newyouth.beida-online.com）而"那最终极的"即是一种"我在"的生存状态，是"与世界重新和解的亲在自由地要着必然性的未来自由"，是自由的自如。这是每一个人/全人类所梦想着的生活。
我期待！

刘春勇
2003年6月1日~4日于SARS消散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