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

青春歌声里的低调――郑鸿生《青春之歌》书跋

　　Chanting The Ballad of Youth in a Muted Voice

　　Sechin Y.-S. Chien

　　郑鸿生兄将我们少年时代共同渡过的一段经历写成了文字，并且邀请我攀附书后，发表一些感想。本书的内容虽然属于严肃的历史－实践反思，不过书中难免涉及那些惨绿岁月的一些旧事、私事，其中不堪回首者居多。而占用公共场所曝晒"婴儿时代的鞋子"（或者其它本应属于私人、私室的事务），更令我觉得失措而尴尬。可是鸿生容许我在他的故事之后续貂，于我乃是三十几年共迎风雨、相濡以沫所换来的莫大荣幸，我不能不郑重其事。郑重之道，莫过于不要打扰他叙事的思路蜿蜒和情绪起伏，而是设法自行提供一个"入戏观众"的若干思考，说说我在年过半百之后，是如何理解、感叹那段经历的。

　　其实，三十几年以来，我对于自己成长的那些年头、那些人与事，不敢回首之外始终也有难舍的眷恋──那是一群活得认真的朋友、一个自信不平凡的时代、一段丰富而狼狈的经历。眷恋之余，自然也思索过其间的"意义"，尤其是超乎个人而较为客观层面的意义。这样做，势必需要将个人的经历联系到历史、联系到自己当时身处的时代与社会脉络。可是每每我会发现，自己的回忆与今天台湾社会所提供的历史记忆有些枘凿。无庸讳言，我们一批老朋友，与当前台湾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相当距离的。不过我本以为，与自己社会的"主流民意"维持一段距离，乃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并不足以为奇。可是一旦距离居然造成了极为不同的历史回忆，便构成了一个有着相当反思余地与个人兴趣的问题，值得作为反省的出发点。

　　在今天，提到解严之前的台湾，流行说词好用"威权压制"与"争取民主"之类的二元字眼撑起一套架构，叙述其间的种种。这套故事有一种更为简化的版本，甚至认为台湾的反对意识、反对运动的历史，可以总结为国民党与党外（民进党）、或者外来政权与本土意识的冲突史。一旦在内容上如此简化，则时间上也必须截流。于是美丽岛事件虽然不能不供奉在开纪元的地位，毕竟属于史前时代；真正正统、体面的历史，还是要从一九八零年代后期起算，也就是要从本土论述成熟，民进党和李登辉（以及无数攀附在周遭的青年、中年、老年"本土派"）出场之后，台湾才算有了值得承认的民主反对运动。至于美丽岛事件之前的几十年、以及着眼点超越本土的其它反对论述，恐怕就要到侏罗纪公园去寻找遗迹了。

　　这类"抢"历史的景观，说来有趣而并不令人意外。偶而见到解严之后才拨冗露脸的反对派学者，在公开场合畅谈他们心目中的反对理念，我总是难禁同为刍狗的同情之感。我深知，历史是要今用的，而使用权当然首先属于今天的强者、得势者、胜利者。他们占有历史的方式，自有他们的考量和理路。身非历史学者，我从来不觉得有侧耳弯腰喋喋争论的必要。

　　可是从比较严肃的伦理－政治角度来说，这种诠释台湾的反对运动历史的方式，由于忽略了"反对"这个概念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却又不能不一争。"反对"这个概念的庸俗化，比其它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残忍，因为这代表对抗庸俗化的最后防线也告失守。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反对"何指？这个态度可以指受支配的"我们"设法推翻当权的"他们"、指企图"取而代之"。不过反对还有一层意义不容一时潮流侵蚀淹没，那就不仅是在两个集团之间的相对权力位置上着眼，而是追问反对者与当权者之间是否代表着迥异的价值取向？二者所呈现的价值理想，究竟应该如何比较与定位？在甚幺意义上，反对者的价值理想，代表着社会趋于公道和人心稍形宽厚与敏感的可能性？反对者的理想，是否可以让更多的人──无论他们有没有势力──活得更像人？显然，这种意义下的反对，关心的首要不是谁在统治、统治得好不好，而是当前的体制、价值观违逆了甚幺重要、基本的做人道理1 ，结果令一些人遭受践踏和侮辱，让社会生活的方式扭曲而人性必须变态，令残忍、趋附、冷漠和作戏成为司空见惯。对这种反对立场来说，统治者与统治方式不是不重要，可是反对他们的理由，需要由关于社会价值的陈述与坚持来提供内容。反对也不是对人无所认同，不过被压迫者之所以需要同情和解放，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选民式的特殊品质或者身分，而是因为体制在他们身上所造成的剥夺与痛苦，不是价值的普遍性要求所能容忍的。"取而代之式"的反对，乃是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的责任。"价值冲突式"的反对，则是每个有实践自觉的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取消了价值冲突，代表受苦者注定瘖哑、代表超越现状的可能性已经熄灭，从而改变与进步也就不再是人们心里的向往和动力。这种情况之下，政治式的反抗也就不免是纯粹的权力游戏，当事者乐在其中，对外人却不会有太大意思。

　　回到台湾，流行的"威权∕民主"提法，当然不是没有价值的自觉、对比与坚持；毕竟，民主──无论你如何理解──并不是一个在价值上中立的概念。它预设了每一个个人的道德平等与决定一己生活方式的平等权利，以及这两项价值的许多严峻要求。可是这种价值涵蕴，随着台湾环境的特殊性，却始终没有得到经营开展。民主沦为一些形式主义的口号、一些肤浅的立场认定。在政治行动全无可能的年代，既然缺乏行动的机会，仪式性地重复这类口号或许有它的一定意义。可是到了局面开放，政治实践有其可能的时候，由于苍白贫血的民主概念无力抗拒政治势力的挟持，考验就临头了。

　　在党外运动出现之前，台湾不是没有个人或者团体有意识地采取反对的态度，并且付出可观的代价。一系列刊物以及背后的同仁组合，在那个年代就是反对行动的上限了。这些刊物以及言论，均有相当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企图松动国民党的控制，为台湾培养出一种较为自主、开放、讲理、踏实的社会雏形和文化取向。在这方面，我个人对这些先行者的勇气和视野，一向相当尊敬。

　　可是让我们正视台湾环境的特色。从五十年代以降，台湾的公共文化、台湾人的集体意识，便一直相当贫瘠破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由于统治者的更迭和镇压、国际冷战大环境作祟、以及党国引导从封建地主体制向资本主义快速蜕变的结构性原因，台湾不容易见到较成体系的公共价值论述。在台湾，保守者没有自信，无能发展出以菁英的稳定传承为取向的公共价值，于是倾向于小市民化（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由派缺乏由社会斗争所激荡出来的价值自觉，不识个人尊严这项要求的激进涵蕴，于是仅能以符号式的反威权自恃（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而受压迫者找不到明确、具体的正义概念作为自卫屏障，所以社会意识往往被迫求助于各种反现代导向的族群主义、以及对"民间"这个反动意味浓烈的领域的崇拜（社会运动者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几种较有可能经营出一套社会理想的基本价值，在台湾都没有发展、深化的内在动力。这种情况之下，反对者往往只能仰仗个人的道德资源、道德感受。可是，个人岂真有能力展开一个道德世界？从这种紧张、素朴的资源所衍生出来的反对姿势，表达对于当政者的不屑态度可以，却没有办法构成更新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系统论述；对于社会上许多感到挫折与压抑的人们刺激有余，却不会发出持久的感动、鼓舞力量。台湾人的政治言行，不时会流露出几许流气、痞气（党国领导人、政治人物、学者、新闻记者都不例外），原因或许即在于他们始终找不到一套具有道德意义的语言，足以将长期的挫败感升华成历史的进步故事？

　　大环境使然，莫怪乎台湾在以多数族群为名扫除威权体制以后，"反对"仅剩下"反对国民党"的意思，而反对的理据也会萎缩到"台湾意识"的底线本能。在这个论述界域里，价值理想──无论保守、自由、或公义取向的──居于从属、边陲的位置。有人会说，自决、认同、乃至于对于自己土地和"乡亲"的归属感，为甚幺不算是价值？我的答复很简单、但是也实在很沉重：这些诉求都是个人的权利，不容剥夺；可是诉求的权利并不涵蕴诉求内容的价值。这些概念太简单、太单薄、太保守、太具有欺罔性了，不仅无足以暴露本土∕民间生活里头的多重压迫实相、无足以分辨头上支配者的统治方式是否合理，更无足以支撑起一套关于整个社会的合作应该如何进行的理想远景和制度思考。2 在一套泥沙俱下而价值意识扁平的"本土"意识笼罩之下，反对不免沦为"取而代之"，而民主也就流为政治动员的操作技术。这时候，宪政体制的原则、社会整合的途径、公共政策的利害、公共议题的先后选择等等，由于找不到一套说得出是或者非、对还是错的标准，也就很难在价值理念的引导之下展开公共讨论。

　　把台湾在世纪之交的荒芜景象，归因到反对者的价值意识之贫乏，论者或会讥以为是笔者个人的乖僻成见。不过即使如此，我仍必须在此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往者已矣，新一代的实践者若要摆脱陈年窠臼的纠缠，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而鸿生这本书，由于生动叙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在三十余年前的雏形预演，将会有助于重新开启这方面的思索和讨论，迫使年轻一代中仍以反对的可能性为念的人，三思自己的承诺究竟何在。

　　话说回来，我们少年时代的焦躁、愤怒、彷徨、狼狈，又何尝不是上述价值贫瘠情境的产物？机缘使然，我们当年从多个方面接触到了一些揭发性质的批判，启发了我们对于现状的不安、怀疑、甚至抗拒。这一方面，我们一圈朋友与零星散布在各地的不少同一代人并无二致。可是在这种"不满现状"的情绪加温之余，出路却无处可寻。现状必须对抗，可是要用甚幺理想来对抗它？环顾四周，我们找不到思想上的投身之处。

　　不过，除了这种对于台湾现实的一般性的不满之外，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我们周遭还存在着一些当日台湾比较陌生的思想趋向。这类思想角度，最后在台湾烟消云散，没有留下堪为悼念的遗迹。可是借着它们的启发，"反对"这个概念，却有可能──虽然到今天为止，仍然仅属于封闭在琥珀中的可能──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内容。

　　从今天的回忆重建当年这些零散的思想氛围，许多细节已经模糊了。不过在那个年代，历史的大局面处处反映着这些思想趋向。我指的，在岛外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西方由反越战所引发的学生运动；在岛内，则是一圈又一圈或可泛称为"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文化骚动。这些事件如何交错作用、直接间接地进入那一代人的意识而发酵，必须列为台湾思想史研究的专题，才能整理出其间头绪。举例而言，岛外的事件，会与陈映真的文学评论交互发生作用，而现代派的圈子里，则可以见到逻辑实征论与沙特式存在主义的成份并存。不过，混乱归混乱，今天回顾起来，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整个思想氛围，包括西方学运、中国的文革、以及台湾内部的思想取向，确实可能让"反对"这个概念，取得一些特殊的形貌。这番转折，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不过即使对于战后到冷战年代的西方社会意识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浪涛也不能不算是新生事物。

　　在这个忆旧的场合，我并不觉得有资格对这个"反对"的新概念有所论述。不过，若是能设法指出当年感动过我们的是甚幺，那幺鸿生书里描绘的许多情绪和冲动，以及迄今我们还在悼念、向往的是甚幺，也会变得较为容易索解。让我试着从回忆里的点滴整理出一些线索吧。首先，那是一种认知有人在欺侮别人、并且愿意向被欺侮者认同的反对：所有的社会科学都企图抹煞人间的这个基本事实，所有的规范性理论都企图开脱你面对这个事实时的责任，可是新的反对概念，在试图颠覆当日的社会理论与规范理论之余，正好要问体制为甚幺系统地造成这项事实。其次，那是一种国际主义式的反对：国家∕国族是一个统治∕动员的单位，却不是一个支配与反对支配的单位；如果支配者的运作正以区域、以全球为范围进行；如果被欺侮者的苦痛并不因国界线而有不同的道德份量，你怎幺会仅以一国作为实践思考的范畴？第三，那是一种必须取社会议题作为论述着眼点的反对：如果压迫主要寄身在各种社会关系上，如果财产、出身、学历、职业、性别、族群、肤色在在决定着你能欺侮人还是被人欺侮，你怎幺会只以政党政治为念？第四，那是一种牵涉到文化与价值的反对：如果体制安排好了各种欺侮与被欺侮的系统位置，而整个体制又需要特定的价值观来加以正当化，你怎幺能不将问题扩展到文化与价值的领域去？第五，那是一种以普遍价值为诉求的反对：局限于第一人称──无论单数抑复数──的诉求，不可能取得充足的道德保证、也不会以平等的关怀与尊重为不容逾越的最高原则。为着第一人称的主体而发动的反对，当然只能是取而代之式的反对。

　　这份清单有意地漏掉了几个重要思路（例如国家作为压迫机器的概念、例如第三世界的概念、例如情欲解放的概念），清单的内容也难免事后聪明之讥。不过我相信，若是这些基本的方向有机会汇流，形成较为具体的反对意识，这种反对的着眼点会比较深广、比较全面，它的价值意识会比较清爽，所以它的怀疑取向也就比较强：它确实比较"激进"，对现状的警惕、抗拒也较为彻底。某个意义上，整个六十年代世界的骚扰动荡，可以看作这样一套反对意识的难产过程。最后，它不幸胎死腹中，不过还是遗留下来了一些犹有发展可能的理想。说来值得注意：近代世界见过的革命虽然难以计数，可是对于甚幺叫做"反对"，却仍然需要由一代又一代有实践自觉的人持续摸索。3

　　无论如何，这种对于"反对"比较复杂、深入的理解，在台湾更找不到土壤去扎根生长。除了大家可以想象的外缘原因之外，当时台湾文化的贫瘠自然是首要的理由。我们一些学生虽然有所感动，可是完全没有思想的资源与能力去将感动化为观点。学界正在崭露头角的一代新秀，行将开始领导台湾"自由派"风骚垂二十年，却一心套用美国式社会科学和冷战式的价值观去"革新保台"，对这些造反式的东西嗤之以鼻犹不及，自然无所感受。而校园中的一些独派同辈，则对这套"左"味扑鼻的东西忌之如蛇蝎，不惜协同国民党份子扣以红帽子。鸿生书里仔细地分析了这段令人伤感而扼腕的故事，读者可以参照。

　　可是，多年来观察周遭不少自诩居于反抗位置的人，我不能不说，当年偶然感受到的那星星点点思想启发，确实相当独特。这种独特的影响有甚幺具体结果，我尚不敢有结论。毕竟，我们当年对这些独特的倾向并没有清醒的自觉，日后的经营发展也成事不足。其实，这套看事情的方式，需要对于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坚实丰厚的人性理念与社会价值有所认定，而这种认定更需要一套立足于社会史的反对传统来滋润和维系。这些，却都是当年乃至于今天的台湾所付诸阙如的。换言之，我们接触到了一种思考的角度，在切身环境里却找不到任何实质内容放进去。这套思考方式提醒我们从事追求，环境却只容许滋生怀疑。诚实地说，怀疑与追求岂是容易结合的？这中间的挣扎与撕扯要能够妥当地处理，在理知与道德两方面都需要极大的能量。这样的处境，对几个小青年，造成了莫大的难题。到今天我都在好奇，靠甚幺机缘庇佑，我们居然没有在这片泥沼里没顶？

　　这次，为了要替鸿生的书写这篇小文章，我静气平心，试着追想当年的情景与气氛。为了灵感，我趁便翻读一些当年曾经感动过我的书──陈映真、殷海光、郑学稼、还有其它一些人。结果，还是屠格涅夫──这位早时好几代人着迷过的旧俄作家──最令我重新感受到当年的困局，特别是他在1860年发表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4 一文。我清楚记得，当年曾经想到过、谈到过、甚至于自诘过一个问题："若是哈姆雷特想当堂吉诃德，会是甚幺结局？"读者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如何博学深思，会想到这幺有学问、这幺做作的问题。其实当年我不曾见过这篇文章；回想起来，多半是在某一本谈论屠格涅夫的书里瞥到了这个题目（我估计是郑学稼所写或译的某一本书），于是在极为真实、切肤的感受的启发之下，抓住了这个对比的意象。当年的我们，岂不正是渴望拥有堂吉诃德般的果决斗志，去向邪恶的风车挑战，却偏偏如哈姆雷特一般，由于缺乏信仰所带来的力量，连风车代表什幺都还要再三、再四琢磨？这两个典型的对衬，岂不正代表着行动与犹豫、信仰与怀疑的对立吗？

　　到我真正读过了屠格涅夫的文章，才发现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他笔下的哈姆雷特，以怀疑多思为特色，故而没有行动能力，也无法完成任何事业；对比之下，堂吉诃德具备毫不动摇的信念，故而有理想、敢牺牲、能追求。在这个部份，屠格涅夫大体只是在叙述通行的理解，无庸争议。可是到了评价的时候，屠格涅夫中意堂吉诃德而排斥哈姆雷特，原因在于他所肯定的乃是革命者与战士，认为哪怕是疯狂的信仰者，由于可以"推动人们前进"，也要强过犹豫迟疑的怀疑者。

　　这种评价，我今天很难同意。其实，看看屠格涅夫笔下怎幺处理几位反对人物（《前夜》的英沙罗夫、《父与子》的巴扎罗夫、《罗亭》的罗亭）的性情与命运，你就会知道，他对于"反对"作为实践模式的看法相当暧昧、游移。他自己对于行动的理解，其实也一直在怀疑与追求之间时进时退。5 今天我会强调，信仰不是来得容易的事，也通常不会"推动人们前进"。我反而比较会认同哈姆雷特的典型，特别是如屠格涅夫所细细说明的，这个典型所怀疑、所否定的，并不是"善"本身作为一种理想，而是善在这个时代里的现身、实现，究竟能有多少"真实"和"真诚"。照我稍嫌犬儒精神的理解，"真实"和"真诚"之所以成为问题，倒不是因为某种浪漫主义意义下的本真已不复可求，而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理想主义已经不能以正面形式出现的时空环境里，诚实而不自欺欺人的人知道，能做的事情不是去实现善，而是警惕善的每一次现身都有欺罔的成份。在1860年、或者在1968年，据说信仰犹可望直通"善"、信仰者还说得出来"善"有甚幺实质内容。一旦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消逝，诚实的反对者有甚幺理由奢谈"善"的现身？在这种现实条件之下，哈姆雷特的态度，岂不是仅存的反对态度吗？它能排斥人工孵育出来的信仰，敢鄙视权势所散布的幻景，也杜绝了与现状和好的诱惑。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充其量要在虚无、现实、和假信之间游移的环境里，这才是真正的"反对"态度。六、七十年代的人多少识出了这一点，却没有弄清楚其中所涵蕴的反对实践应该是怎幺一回事。于是有的人投身左派政权，多数人奔向无政府主义的盲动，尽兴之后再回到主流社会安渡中、老年。今天回顾起来，我似乎稍微窥出了其中的一点头绪。

　　可惜我们当年不晓得这中间的复杂道理。我们时而陷入虚无与彷徨、时而企图抓住甚幺坚固不移的盘石。外人会以为这是青春期的阴晴发作，多少也是实情。不过，我相信那个时代的思想局面──世界的、台湾的，本土的、外在的──部份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这种命运，一如哈姆雷特的阴郁、愠怒心情之无聊与无力，当然注定既不快乐、也成就不了甚幺事业。到今天，这个局面仍未改变，并且看起来也不会改变。

注释：
1."基本的做人道理"一词其来有自，在鸿生这本颇有同学录意义的书里正好留下记录。八十年代我读到欧威尔(George Orwell)用common decency一词形容社会主义的理想，不知如何翻译，黄道琳('Habei')一本他的奇才，应询随口告诉我当如此翻译。道琳与我的学谊起自高中、酒谊起自大学、然后一起受惊、而后又参商多年，萍聚之时总能作多闻之友，在此不能不记一笔。
2.要透视"本土"这个概念的欺罔性格，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切入角度，就是拿它和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的"乡土"概念做对比。这两个概念看起来相像，其实它们不仅问题意识迥异，预设的价值迥异，对立面迥异，使用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上的身分和位置迥异，自许的使命迥异，连所指的"土"，当然也不是同一回事。从乡土到本土的论述转变，乃是台湾思想史里面必须澄清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是讨论者好象还不算多。请读者参见林载爵，《本土之前的乡土》，《读书》260期（北京：2000年11月），页3-11。
3.摸索当然有难有易，随时势有异。我自己通常不太愿意称呼七十年代初的保钓运动为"学生运动"，因为运动里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成份与其它诉求并没有机会区分清楚，而钓运相应于七十年代初期世界局势的深一层诉求，也无法明火执仗地拿出来讨论。不过比我们年轻许多的一辈学生精明早熟，也就比较没有顾虑。对他们而言，1990年的中正堂集会乃是道地的学生运动，并且及时地铸造了"学运世代"一词巩固这场运动的人脉资产。不像迟钝的前辈，这个世代便不需要在无助与迷惘之中摸索。对他们来说，世界（主要由台湾所组成）简单极了：打倒国民党保守势力、配合李登辉、依附∕接收民进党，就构成了"反对"的大体。台湾本土民主运动发展至今，论述的深广与议题的开拓，始终无法超越美丽岛世代所曾达到的高度，除了要指责新一代领导人将政治操作化、技术化的倾向之外，部份也要归咎于八十年代校园自由派教授的保守自满、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这个学运世代的视野太过简单。好在这批教授已经开始退场，而学运世代中的一部份人，也势必会开始整理他们自己的《青春之歌》。
4.张捷译，收在刘硕良主编，《屠格涅夫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1卷，页180-200。
3.这并不是我强做解人。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自由主义者柏林(Isaiah Berlin)与站在他左边的豪依(Irving Howe)的深入议论。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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