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当前改革两难困局的三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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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面临的最大困惑是:一方面,渐进式改革离不开政府主导,政府的作为决定改革成败;另一方面,政府行为的执行系统,即官僚体系本身已开始僵化 腐化.政府运作效率越来越低,腐败难以抑制,政府行为越来越易于被利益集团所扭曲.政府的角色功能开始发生变化,似乎不但难以承担推进改革的重任,还有着在一定程度上沦落为既得利益守护者的危险.改革越来越缺乏动力,丧失民心.

改革前景的黯淡,使社会陷入空前的迷惘 不安和躁动之中.改革初期万众一心 万人期待的理想局面不复存在,广大社会阶层逐渐丧失对改革的信心.部分人产生怨恨,开始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部分人开始转而寻找新的出路.社会对改革的认同,降至空前低谷.

要走出这一困境,静止地看待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社会变数太多,方程无恒解.最大的变量或许就是政权本身的改革意向和可能的政策实施力度.

不管是出于治理社会的责任,还是政权本身长期延续的需要,中国领导人改革的意念是勿庸置疑的.但这种意念及其落实,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扰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考量到政权核心构成的差异以及历史的偶然性,未来中国可能呈现多种不同走势:

一,出于自身的局限性,政权核心改革意向淡漠.或者完全从维护传统或一时稳定来考虑问题,或者完全被利益集团所牵制 所左右.改革陷于停顿 倒退.政权和社会,虽能苟安于一时;但危机和矛盾,将在表面的平静下堆积 发酵,在社会的深层激荡.

完全从统治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出发的举政,必然严重损害社会其它阶层的利益;必然激化矛盾,最终酝酿成社会底层强烈的反弹.冀图掩盖危机,往往只会加速危机的爆发;一心求稳,终归难稳;因循苟且,无异于坐以待毙.

二,政权核心层改革意愿坚定.但整个官僚体系已开始僵化 糜烂,并自然衍生出一种僵硬 庸俗,而又带几分诡异的政治生态.这也是官场上的一种逆向选择机制,它必然同时孵化出一整套相应的党内 体制内游戏规则.

大脑与身体是息息相关的.官场整体的政治生态必然会传染到最上层,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代理者.对于既成的游戏规则,最终,高层也难能免俗.

于是,一方面,政权核心的改革举措,在决策上不断被保守势力和利益集团所干扰 所牵引,不断发生偏向;在执行上不断被歪曲 被化解,不能充分展开.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也会受到一定抑制,不能横行无忌;改革仍在继续,虽然往往是以更有利于既得利益的方式在推进.

改革就这样陷入进退相持之中.对此,社会其它阶层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但确实作为有限:一方面,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集结民间力量,争取对政府行为及既得利益者,形成一定制衡;另一方面,可以借重国际规范的力量,如wto,对社会未来走向,构成一种制约.

这样做虽然总会起到一些作用,但并不能保证能克制住腐蚀政权 异化改革的腐败官僚和既得利益的力量.因此,未来在这种情况下,将是未知的,朦胧的.中国的命运,将更多地取决于其它方面的变化和历史的偶然性.

三,中国"恰好"遇上一个"明君".他既有坚定的改革意志,又有强大的推行改革能力;既能接纳支持改革的社会新生力量,又能抑制强势利益集团的横行及其对改革的阻挠;既能化解社会边缘阶层的怨愤和不满,又能妥善应对改革 发展 稳定的棘手局面.这时,所谓的"两难困局"将迎刃而解;亚里士多德的恼人绳结,将被亚历山大的利剑直接斩断.这,也是我们社会依然需要呼唤"明君"的理由--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现实中,真正的困惑或许是:在现行体制下,对于未来会是何种局面,民众几乎完全无能为力.除了发出有限的几声呻吟或呐喊,我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领导人会是什么样子,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只有交付给命运无情之手来摆弄--希望中华民族的运道不会那么差:曾经有过千年辉煌的泱泱大国,在历经百年的屈辱艰辛以后,或许还能赶上现代化腾飞的步伐！

这种情形当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我们在看待历史时,不难得出"某某事或某某人,因客观条件所限,只能做到这一步"的结论.但事到临头,轮到我们自己,大多数人还是会抱有一种理想主义情结:以为所有问题，总会有解决办法;一定有某种济世良方,藏在某个角落,只等我们找到它.事实上,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所有难题都有解决之方.社会,并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走到理想的一面;个人,也常常并不是有力就能施.一切都需要条件.当条件不具备时,人们要么只能准备 等待;要么就向现实低头,退而求其次.

这或许很无奈,令人丧气,但现实就是如此.理想化的逻辑,只会导致脱离现实的冲动;揠苗助长,往往酿成损失或灾难.大而言之,社会可能因此加剧震荡,历史可能因此多走弯路.

可以说,任何时候,能够解决所有不同情况下同一问题的灵丹妙药,是不存在的.事情总是具体的,未来总有一些变数,必须针对或预设不同的情况,分别对待.同时,形势比人强,预设的不同条件,往往就预示了事物的不同结局.人的作用,常常只在于对既成的形势作出微调.成功者大都是顺势而为,因此,面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条件或局面,我们不但要设计不同的应对方式,更要相应调整对目标的设定或预期.死抱住理想不放手,无异于镜中求花.

古人对策时,常有上中下三策之说,其实就是分别不同的客观可能性,设计不同的目标和手段.这,或者才是现实主义的对策观.

还有一些人,醉心于极端方式,惟恐天下不乱.听到点风吹草动,往往就兴奋不已.对未知抱着幻想,对历史存有侥幸.

确实,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改朝换代的成功范例.但历史可以轻描淡写,身在变局中的人,却未必不是苦不堪言.所谓"白骨盈于野,千里无人烟",正如李敖所言:看的人都喊痛快,干的人未必真爽.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至今,各方面情况已有很大不同,简单说就是:

其一,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得暴力的破坏性巨增.一旦开始暴力冲突,后果难以逆料.

其二,现代经济不同于古代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没有多少社会存量积累,经济破损易于修复;现代经济是一步步堆积起来的,一环紧扣一环,一朝倾毁,元气很难恢复.更何况我们现在已不再是封闭的中央大国,列强环伺下,难有缓过气的机会.

其三,现代政治变迁,从整体上说,为和平解决社会争端创造了可能.

因此,现代各国大多采取和平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其中的关键在于,要能及早发现问题,及时应对矛盾.同样是社会进步，不断的微调,远胜于一时的突变.

也有人说：中国目前情况异常复杂，任何“明君”都难有所作为。要真正解决问题，只有靠民众的参入，靠民主的对话协商机制。

且不说民主于今之难行，即从制度的适用性来看：从即时效果而言，开明的君主制，优于讨价还价的民主协商制--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里都认同的政治学命题。此一命题，应该是越面临棘手局面，越能彰显其有效性；而民主制，则越是在成熟稳健的社会，越能发挥其功用。那么为什么现在一谈到问题的复杂性，就一口咬定“明君效应”必定失灵？莫不还是一种通俗的潜意识在作怪：自己没有的，才是宝贝；自己能有的，都不值钱？

我并不担心，“明君”能不能起到作用；我只担心，“明君”会不会及时出现。

何清涟女士曾有言:人是制度的奴隶.朱容基在1999年的困境证明,在中国老一代政治强人去世以后,现阶段领导人个人并不具备与制度抗衡的力量.

何的论证并不充分.朱的位置,限定了他不能成为"明君".因此,朱的遭遇,并不说明制度已经变异到了不能产生出可以克服体制惰性的强者的程度.

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改革至今并没有根本变化.英雄的时代尚未终结.时代呼唤英雄,中国今天仍有可能产生出象邓小平那样,能超越原有政治生态,制订新的游戏规则,创造时势,扭转乾坤的世纪伟人.

对此,我们只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