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治病与治人 ——评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杨念群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疾病”从来是一种隐喻。赫尔岑曾说过，“我们不是医生，是疾
病”。医生鲁迅也这么看。他一开始去学习治疗中国人身体疾病的医术，
后来转向治疗中国人的精神。他发现只有文字才能触动“吃人”吃了几
千年的国人心理，文字才是治疗国人疾病的“药”。福柯则更加直接一
些，他从历史上看出，“贫穷”其实是一种病，穷人就是病人。十七、
十八世纪的法国，穷人就像麻风病人一样被隔离、被治疗。人们像害怕
传染病人一样躲着穷人，所以，疾病从来不仅是个人事件，还必然是一种社会现象。

基督教是现代政治的基石之一。而基督教的兴起也正是伴随着“医疗”这一特定手段而
实现的。《新约》里面，耶稣通过治疗疾病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到了中世纪，很多护教士为
了传播宗教和哲学思想，不得不先用医术开路，阿威罗伊、迈门尼德无不如此，早年时都先
著医书，传播名声，等晚年才敢小心翼翼地拿出真正想表述的神学思想。西方传教士为了能
在中国传播福音，最早用来敲门的亦是医术。康熙皇帝病了，和尚作法不灵，神甫洪约翰却
简单地用“金鸡纳霜水”治好了康熙的病。就这样，洋和尚打败了土和尚。我们还记得早在
千余年前就发生过的“佛道之争”，民间各种本土的神仙的相互竞争也从未停止过，而“灵
验才是评价宗教的唯一标准”。传教士的西药就是比和尚的作法灵验，传教士们用这种手段
开启了通向中国政治空间之门。

疾病通常被视为是身体机能的异常或者扭曲。但西方近代有了“身－心”二分法，身体
不健康是病，心理不健康也是病。中国人很早已明白这一点。毛病不仅要分内科、外科，还
得分“正病”、“邪病”，有的病得看大夫，有的邪病就非得求神仙拜菩萨。小孩子刚生下
来时，孩子也弱，母亲也弱，这也是病，得像病人一样看护着。老人、病人去世了，也得特
殊对待，不能落葬就完事，还得履行一系列请神驱鬼的作法仪式，那种“卫生”状况本是人
力所能打扫干净的。总之，只有不同类型的医疗手段才能对付不同的疾病。而这些医疗手段
所占据的场域又相互重叠、扭结在一起。杨念群博士处理这一百多年医疗史变迁的过程，就
必须同时处理这一整块的传统，没法简单拆散开来。这也是当代学者治史时始终面临的最大
的方法论挑战。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始终面临着“中医－巫医”之间的对立和紧张。等到国
门一打开，以科学理念为指归的西医就迅速蔓延开来，形势转换成为“中医－西医－巫医”

的三足鼎立。与此同时，专门治疗"精神"问题的基督教福音也插进来，与巫医传统一道发挥
着作用。福音与“顶香”并存，洗礼与“洗三”共生，这就把局面搅和得更加复杂了。

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医学。在西医普及开来之前，这一点一直是为人们所接受的。
以中医而论，在宋元时期随着“瘟疫”“战乱”的爆发和印刷术的普及而获得空前的发展，
从而广泛传播开来。但必然的后果也就是把《内经》和《伤寒论》等著作通俗化，具体化，
“医学”开始向“经方”或者“药学”转向。这是中医发展的一大契机。但我们可以很清楚
地看到，张子和的“攻邪”与朱丹溪的“温补”就秉承完全不同的医疗理念，一攻一守，一
进一退，这就与北宋南宋时代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关。清代更是兴起"温病派"，
涌现出“温病四大家”，把中医的基础由“扶阳”改为“养阴”。故而，中医内部的医疗理
念不断在变迁，不断在斗争。

可到了晚清和民国，中医们发现自己不仅要梳理前辈留下的"温病理念"，与更经典的"
伤寒理念"做比较，还突然冒出新对手－西医。与张仲景、孙思邈时代的中医相比，晚清的
中医已经部分做到“普遍化”和“同一化”了，但与西医的“制度化”和“社会化”相比，
它还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中医毕竟是一门哲学，它本身的指导理念就决定了它和现代意义
上的科学的差距。表面看起来，1929年成为中医存亡的关键一年。因为这一年余云岫医生
提出了“废止中医案”，直接威胁到中医存在的政治合法性。但是，这其实是制度化和社会
化程度不够的中医，在现代政治体制下被逼迫的自然结果，也是必然结果。

现代医疗应该如何面对普遍化、势不可挡的传染病？医疗又应该如何地降低成本，来保
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健康？这是作为现代政治过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体制所必须回
答的。中医无法面对这个问题。正如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求一
样，似乎也只有科学化武装起来的现代西医体制才能适应这一点。

而与在夹缝中步履维艰的中医相比，巫医在近代仍能给自身维持一定的生存空间。因为
它治疗的疾病，涉及的场域往往与"生"和"死"这两个大问题相关。这也是社会秩序和国家权
威的根基。政府很难对这些环节直接插手和干预，这两个环节的运作逻辑就这样“自生自发
地演化着”。

很多学者认为“医由巫起”“巫医不分”，这一猜想也渐渐为人类学家在对原始部落的
田野考察所证实。而到了近代，巫和医却逐渐分开来，形成了有效率的分工。我们并不难理
解为什么对“白色孝服”讳莫如深的农村民众却会坦然地接受遍地的“白大褂”，因为它们
本就属于不同的场域。西医可以用杀菌消毒来改善环境，减少产妇感染的机会。但除此以外，


还有看不见的卫生，还有与鬼神打交道的事宜，巫医是达致这个目的的唯一媒介。接生婆会
被现代医院取代。但“吉祥姥姥”和“阴阳先生”要比普通中医大夫有着更顽强的生命力。

而且，西医很少有能力治疗精神层面的疾病，直至现代仍是如此。“心理学”或者“精
神分析”至今仍不完全为科学所接受。而中医倒是同时处理生理和心理疾病的。在中医理念
里，“七情六欲”的表现与“五脏六腑”的解剖观通过“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完美地联系起
来。中医才是把人作为整体来看的。可是既然中医的政治合法性已经为西医所剥夺，它也就
无法堂堂正正地治疗民间的精神疾病了。西医竟然这样为巫医扫除了竞争对手。各种“降神”
“坛仙”以及“狐仙”都在民间蓬勃地开展起来。

但是，与中医相比，巫医仍然是更具“地方性”和“时间性”的治疗手段，它的灵验建
立在神秘基础上，因此很难扩展开来。老百姓心中各有一套“神谱”，但差异性实在太大，
有人拜“狐仙”，还有些人就拜“黄鼠狼”。它们可以共存，却无法融合。所以，巫医的盛
衰周期非常短暂，甚至无法传代。华北地区曾盛极一时的“四大门”在进入“开放社会”以
后，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下去。

最终，西医在这场持续了百余年的博弈里占了上风。我特别注意到，杨念群博士在本书
的副题里把时间跨度定在了“1832－1985年”。1985这个年份，就意味着解放以后的“医
疗队”“保健员”乃至文革时期的“赤脚医生”（赤医）制度都已经瓦解，或者说，这个年
份至少可以看作“合作医疗体制”开始分化的开端。与经济上的“私人承包”浪潮相一致，
医疗体制也朝着同样的方向进行改革。西医的大发展正是以国家集体动员和社会组织的目标
为背景，到了1985年，发生了反向的大转折。

可是杨念群只用了最后一章来论述解放以后的医疗体制改革。他已经来不及叙述90年
代医疗体制进一步市场化的进程，更不用说本世纪初很多学者对医改的惨痛反思和对过去
20余年医改进程的负面评价。甚至他论述赤脚医生的篇幅也过于简略，没能大书特书这种
制度在当时真正起到的作用。而这其实正是很多人所关心的。毕竟它离开我们不远，不用说
老人，即使中年人对此也还有着最亲切、最温暖的记忆。

东北的王凤仪和刘友生这一脉传下来的“性理讲病”尤其耐人寻味。王凤仪解放前就有
“善人”之称，一生的功绩就是讲病、兴学、劝善、度人、化世，垂四十年之久。他与人治
病之法与众不同，不施丸药、不施针石，只是苦口婆心地说“伦常道”。王凤仪认为，父亲
有父亲道，妻子有妻子道，婆婆有婆婆道，姑娘有姑娘道，各守其道，一心向善，必定身体
安泰、邪症自灭。曾有很多人找他来看病，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症状的病。他也不看病症，
就是给人家讲人伦，劝动人家恻隐向善之心。很多人说，只要真的动心，身体自会有反应，


获是“大汗”或是“呕吐”或是“下利”，几下一来，邪毒排出，身体就康复了。无论什么
病症都有奇效。

其实张仲景的治病八法中就有“攻邪三法”：汗、吐、下。王善人不通医道，却能够从
讲述人伦讲述道理，直取本心，取得同样效果。以讲道而治病，这也正是医学的极高境界了。

毫不奇怪，过去这种形式的“性理讲病”一直和各种会道门纠缠在一起，龙蛇混杂，也
多次被各种政府以“邪教”的名义取缔。而且，它的传播和发展确实和社会结构、社会组织
的运行有关，故而解放后很长时间里不为人知。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抹杀它取得的巨大疗效。
就王善人来说，并不信仰哪一种宗教，只是劝善。他曾说，“五大教主（穆耶老孔佛），全
是心存善心、行天道，宁肯牺牲身体，保全天理，发扬天性，没有是己非人的心。各教教主，
既然能忍辱，哪会有争强夺胜的心呢？”所以，他主张“死心化性，万教归一”，这可是中
国特色的实用主义宗教观。也正是这种宗教观，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影响着人们对医疗和健
康的看法。

我们不应该苛求作者，这本书已经43万字了。作者来不及对最近50年的医疗体制改革
进行深入剖析，但至少开辟了话语空间，留下大量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这也是作者急着把
跨度拉到1985年的目的吧。但是我觉得，解放以后的医疗体制的语境与过去那一百多年的
讨论完全不同，分别属于两套话语体系。在解放以前，医疗问题一直是一个横跨“政治－科
学－文化－意识形态”的复杂问题，方方面面为此斗争。解放以后，它却被简化成一个“经
济学”的技术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制度经济学”问题。当然，这和其他制度变迁一样，也
是现代性自发作用的结果，但很多重要维度被经济学所遮蔽。

现在，人们只关注医疗体制的有效性，关心如何保护穷人“免于疾病的自由”，关心国
家如何设立“医疗保险体制”，关心如何平滑现今城乡对立的“二元医疗体制”。在前面那
一百多年里，西医一直只是“中医－西医－巫医”三足鼎立中的一支力量，它的合法性必须
反复被追问。但解放以后，这个问题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问题的默
认前提和共同背景了。我们的主流医疗话语里，中医偶尔作为点缀，巫医或者王凤仪这样的
治疗形态则作为迷信或者邪教被取缔。

中医和巫医由于不够“科学化”而在理念上几乎被抹去，但在实践上却从来没有真正地
消失。甚至在"赤脚医生"时期，中医还以特殊的“草医”等模式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复兴。巫
医也一直以各种变型形式在民间流传。但是在过去20多年的医疗体制改革中，随着现代医
疗教育体制不断扩展，随着“中西医结合”理念的不断普及，中医这才遭受到最沉重的打击。


这种危机甚至比1929年的危机还要沉重。1929年时，中医的传统还没断，认同感也还没丧
失，时至今日，中医存在的土壤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

到了最近几年，学界突然重新对“中医－西医关系”表现出兴趣，涌现出一系列专著，
他们纷纷追溯到西医进入中国之前的传统理论，希望能够跳出我们生活于其中多年的“中医
－西医”、“科学－非科学”的语境来看待问题。杨念群博士的工作亦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支。
我觉得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反弹。杨念群常常被视作国内“后现代史学”的领军人物。“后
现代史学”则常被诟病琐屑、牵强、以今度古等，而我们在这本大书中看到的则不仅是围绕
医疗和疾病的大量片断，还可以发现，这些片断通过“人”（病人）的活动而联系起来。

1985年以后，杨念群停笔的地方，很多死去的医疗形态重新复苏。东北的刘友生继承
了王凤仪的“性理讲病”，继续给普通百姓讲病，同样的传统伦理，同样的疗效显著。这不
是西医，不是中医，也不是巫医，却把几种传统搅合在一起，让我们适应了中西医冲突的人，
突然变得手足无措。“性理讲病”讲的是病，也是人，更是社会。西医看病，中医看人，“性
理讲病”却是看社会。有形之病，无形之病，个人之病，社会之病，我们病了，我们这个时
代也病了。我们需要身体的医生，也需要时代的医生。其实王凤仪一再强调的“恻隐之心”
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每个人都是也应该是自己的医生吧。

中医总是自我辩护说，西医看的是病，中医看的是人；西医是分析，中医是综合；西医
是微观，中医是宏观；西医是特殊，中医是一般。而"病人"这个概念作为书的标题也贯串了
全书。我们顺着杨念群的工作，从“病”切入看空间政治。政治学、经济学最终处理的对象
也是“人”，看病也是看人，最终落实到这个“人”字上。这也是我们理解社会、理解历史
的一种通道，开启了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

杨念群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3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