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树仁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

潘惠祥

市场化、国企私营化与起点公正的解决方法--读《知识分子立场》有感

　　笔者喜见八十年代末沉寂了的思想界又有新的争论出现。但是，笔者认为理论或思维上的辩论无疑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利于我们对事实或真相的了解，但是如果只止于辩论，而无法作出可操作性的建议，那么这种辩论也是于事无补的。其次，纠缠于枝节而忽略根本性的问题是辩论中最容易出现的陷阱。例如自由主义者应该以维护个体的权利为根本性的论点，进而围绕这个题目而扩之。第三、所有的争论，至少起码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否则，是自家说自家话，没意义的。所以，笔者尝试从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的争论找出一个根本性的共同点，这样有助于提纲挈领和更深入地探讨现代化中面对的困境。

　　首先，"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的冲突其中一焦点是市场化和国企私营化问题。关于市场化问题，这牵涉到起点公正问题，许纪霖认为："如果早十年还有意义，如今在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累积已经完成，如果还要重新落实起点公正，落实诺齐克所说的矫正的'追溯原则'，在中国现实下只能引发一场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1] 另外，汪晖在《文化与公共性》一文中指责自由主义者说："他们鼓励通过实际上受控制的市场重新制造社会不平等，嘴里说的却是'不干涉主义'。"[2] 关于这方面的响应，自由主义者的回复竟是那么虚软无力，这也是自由主义者被动的关键。个人认为，"起点公正"的问题，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实际上，我们是将两个分开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一是已经存在的起点不公问题，二是重新订立起点的问题。我们不能要求回到以前公正的起点，但是起码我们可以要求现在起点的公正。

　　再者，我们要争取的是"个体的权利"，而"个体的权利"则包括政府对个体私有产权的承认，即洛克认为的个体权利，包括：一、生命(Lives)；二、自由(Liberty)；、资产(Estates)。许纪霖指责说："他们(按：指自由主义者)离开中国的语境谈论私营化，落实个人的财产权，对社会公正问题缺乏最起码的关注，至少在客观上为垄断精英瓜分国有资产作理论上的'洗钱'。"[3] 许的这种看法，笔者除"对社会公正问题缺乏最起码的关注"同意以外，对他的其余看法，都有保留。许纪霖和汪晖的上述看法刚好将上面提及的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了。"私有产权"的界定，是保障个体权利关键性的一步，即使现在起步，也为时未晚。"私有产权"的界定，意味着政府作出自我约束和保障个人财产受到法律保障的承诺。三十年代自由主义派对"私有产权"的界定缺乏明确的追求，是落实民主政治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没有经济支持而侈谈自由民主，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之一，亦是自1911年以来，将民主政治失败的原因往"无知"的民众推的原因之一。最后，即使许纪霖所说的"引发一场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能够成功进行，但是只要权力拥有着没有受到分权的限制，问题依然存在--就是我们如何保证新兴的统治阶层不会滥权，导致起点的再次不公正？

　　至于"新左派"指责的"受控制的市场"问题（即起点不公正），这牵涉到"在官言商"、公权滥用的腐化问题，例如国产私营化。笔者认为，与其纠缠于理论的探讨，不如看看后发国家的实际历史情况。正如亨廷顿指出："欧洲和北美洲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它的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4] 所以，后发家的经验相对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的现代化参考是比较适合的。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现代化后发的美洲国家所面对的困境有很详细的分析和精辟的见解，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之。

　　亨廷顿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追随现代价值观念的集团在开创时期常常会走极端。正派、诚实、以天下为重和荣誉等理想被推崇到如此地步，以致新派的人士和集团会把他们社会中存在的那些在更加现代化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合法的行为斥之为腐化行为。对现代思想行为的初步接触往往造成不合情理的清教徒式的标准，这种标准甚至会像在真正的清教徒中间一样严厉。此种价值观念的升华导致否认和拒绝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讨价还价和妥协，从而促使将政治与腐化等同起来。"[5] 这种极端的看法，例如认为三十年代作为自由主义派代表的胡适是不应该与当时的蒋介石政权走近的，这也成为自由主义派的罪状之一。这种看法的判断标准在本质上是清教徒式的。

　　而亨廷顿认为，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在一个国家里要肃清腐化常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则虽都有所损失，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更大和谐。这样一来，某些行为就逐渐被认为是政治程序中的正常部分，是'真诚'的而非'欺诈'的，与此同时，其它类似行为则可能逐渐受到人们普遍谴责并加以回避。"[6] 亨廷顿借用英美的经验来说明，英美在刚开始民主化的时候，也有腐化的情形存在。他说："英国和美国都走过这样的一段路，前者认可了爵位可以出卖而大使头衔则不行；后者认可了大使头衔可以出卖而法官职位则不行。'于是美国政治'，一位观察家指出，'就成了一个混杂体：政治上任人唯亲的程度大大缩小，用金钱贿赂高级公职人员的现象基本上消失。'但同时，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迄今基本上是原封未动，几乎无法改革。在一个领域被斥之为腐化的行为，在另一个领域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内部这种区别对待能力的增加，这就表明，该社会正从现代化向现代性运动。"[7]

　　关于处理腐化的问题，笔者还想补充一点，这就是成本问题。处理腐化成本有三：一、不处理；二、处理；三、承认既定事实的成本。不处理是不可能的，这将会严重影响一个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二、处理的成本就是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反扑，以俄罗斯为例，"在改革最后他们就直接转化为'第三势力'。现在俄罗斯的'第三势力'强大到可以把'激进民主派'的总理基里延科赶下台去。"[8] 从而激发社会动荡，这也是中国领导人处理所面对的困境。看来，中国的领导人正在竭力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所以，个人认为，只好走亨廷顿建议的中间路线。承认既定事实的成本虽然会以牺牲正义、公平等原则为代价，但是我个人认为，只要政府能保证将来能秉公办理腐化案件，它在承认既定事实中所损失的合法性将会得到补偿。但是，这是条十分崎岖的路，是否行得通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对于"新左派"所指责的起点不公正问题，新左派的解决办法是加强民众的参与。但是民众的参与还言之过早，因为如何实现民众参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和实际上行得通的方案，虽然政府在尝试中，但成绩有限。其次，政府仍然控制着集会是否非法的判断权。第三，在涉及法理的层面进行反击，需要法律专家的参与，以便形成一个惯例。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新左派"现在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我们现在的起点怎么办？是否永远都停留在那起点不公的点上？换言之，现在这一刻，没有市场化，我们就无法起步，因为无规章可依，依原来的那套规章，只会增加起点的再次不公平。

　　到了这里，既然两派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何不将两派的意见放在一起实行而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呢？自由主义派解决和保证现在起点公正的问题，对于现在的起点不公，自由主义派据理力争；新左派则解决以前起点不公的问题，发掘过去的不公现象，以正视听，唤醒民众。虽然这种分法在操作上大有问题，但这样的分法是根据两派关注的焦点，当然，最好的方法是两派一起努力。

　　其次，"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关于西方思想适用性问题。这是个老问题，可用胡适的实用主义来解决。任剑涛在《解读"新左派"》一文中指出："毫不武断地说，'新左派'的问题意识与问题表述完全是从西方来的，但是问题的指向却是中国。"同时"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时所存在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9]任剑涛在文中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是指出将西方思想不加分析地运用到当代中国来。[10]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们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有是否有这一的问题呢？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们被他们的对手屡次指责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或"宪政政治"，而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也的确摆脱不了这样的指责和窘境。任剑涛认为"新左派""它有一个累积理论'强势'过程：从几年前的人文忧患式缕述，到近期的理论直陈"[11]，他指出这种理论得到认同，有三个原因。一、"乌托邦"的先知渴求。二、文化研究方法的篡乱。第三、逻辑思维制度。第四、价值要求的绝对优先性与经验事实的错位。[12] 对于这些指责，我不打算替"新左派"作出响应，因为我自己不是"新左派"。相反，我会认为我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我在这里想指出的只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在指责对手的同时，又是否有反省"自由主义者"本身是否有批评中所说的问题呢？此其一。其二、以历史为例，三十年代民主政治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中国人不讲实际和逻辑，这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通病。空谈理论，不讲求实际问题的研究，而光在杂志刊物上了无边际的漫谈宪政；其次，跟一个不讲逻辑的人说法治无异于缘木求鱼，它根本不会知道"法治"背后的逻辑意义。三十年代的大部分国民党人都是这样的人，今天的共产党人也有，也包括中国的知识界。胡适等人的精力部分就浪费在这些无逻辑的空谈讨论上。九十年代无数次的争论，其中不少是不讲逻辑的胡闹而已。结果是，浪费精力和制造不可弥补的社会分裂，这种积怨如果继续下去，将来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

　　许纪霖很赞同秦晖的一个看法："自由主义的真正论敌应该是权威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真正论敌应该是民粹主义"[13] 但我认为，中国思想界真正的敌人是不讲逻辑的人，跟不讲逻辑的人辩论是徒劳的。例如，韩毓海认为，"由于他(指朱学勤)在那篇文章(指《1998自由主义的演说》)中对自由主义做出了明显的'本质化'的理解，即他把自由主义理解为没有内在矛盾的东西……这种态度和理解就决定了，他和他罗列的那些作者，本身并不是什么'自由者主义者'"。[14] 韩的这种响应，不是逻辑推理有问题，就是故意扭曲问题的焦点而转移视线。韩毓海上述话语的逻辑问题是将朱学勤没有提到的事物而攻击之。但是，朱学勤没有提到的事物，例如自由主义内部本身是有矛盾的，并不表示肯定或否认它的存在，而韩毓海却假定了朱学勤没提到是否认了自由主义内部本身没有矛盾。

　　从来自由主义者就不会否认自由主义内部有矛盾的冲突。自由主义者是承认社会永远是充满矛盾和冲突为前提的，包括平等和公正等问题。自由主义者认识到，因为我们不能预知每个新生个体对精神追求与肉体享受的偏好(从这方面来说，历史是无必然性这回事的)，而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偏好，所以自由主义者愿意采取容忍的态度，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冲突问题。胡适晚年有一名言："容忍比自由重要"，这是他在屡次被"围剿"后的经验之谈，但很少人能够确切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其实，这名言是有一前提包含在内，那就是五四运动中的多元价值观。胡适提倡"容忍"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理性的对话文化，而非其它。正因为"容忍"，每个个体的自由程度才会提高到最大。我们很难想象缺乏"容忍"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

　　相反，韩毓海在上文中忽略了朱学勤把顾准、王小波捧为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发展，这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说顾准、王小波是自由主义者的话--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岂不是有很多的自由主义者？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应该从历史去发掘自由主义的资源，相反，不应该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主义资源，而去制造自由主义历史的资源。朱学勤认为王小波具有「自由主义风格」，但我认为，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的风格，不如说是胡适的个人风格，而且这是任何一个具有理性的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条件，而非自由主义派独有的。

　　我个人认为，这可能与当代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历史遗产缺乏重新评估，创新固然重要，但是吸收前人的经验也是同等的重要。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四十年代末期已经彻底失败了。徐友渔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说："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传播和实现自己政治理念方面作了艰苦不懈的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并且是惨败。"[15] 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需要知道，民主政治的失败，并非自由主义者一班人可以负责的。清末民初到三、四十年代，谈自由和民主的人，比比皆是，即使连蒋介石也讲民主。但我认为，自由主义者已完成了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就是独立于权威和忠于自己的信仰。在当时国难当头、左激进右保守的两派的夹缝中间，生存的空间实在有限。在和政府共度时艰的过程中，自由主义者始终都在进行着最大的努力，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在我看来，自由主义者们已尽了他们的责任，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借用诸葛亮的话，至于成败驽钝，非他们所能预料，亦非他们的责任范围内。将不该他们负的责任往他们推，是不公道的。此外，台湾在80年代民主化的成绩，有目共睹，这与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流派脉缕不绝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这方面来说，自由主义者是成功的。如果要指责的话，那也只能说，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对蒋介石政权的本质认识不清，理解也太天真了。这才是他们应负的责任。这个教训也是我们应该吸收的，任何时候，不要相信美丽的诺言，只有行动才能证明一切。

　　其次，许纪霖更认为："在这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以胡适为代表的 《努力》和《独立评论》派）所关心的往往是都市知识分子感受最深刻的政治不自由，而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村)更关切的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问题漠然无视。"[16]事实上，许纪霖的这种指责太苛刻了，而且这样的看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近乎武断。第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国民党党内的几次内战，是导致民不聊生的主因。国家不统一，侈谈民生，又有何益？其次，《独立评论》中，除中日、政治（宪政）问题外，刊登文章最多的就数教育和农村问题。或者在许纪霖看来，关心农村问题就一定要到农村去才算。再者，需要考虑到的是政府的基本权威也没有，政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受到合法性不足的挑战。这样的境况，关心和帮助农村从何做起？借用许纪霖自己的话："任何一种自由，哪怕是作为精英的自由，最终也是同整个社会的民主无法分离。我们很难想象，个人的自由可以在整个社会不民主的状态下真实地获得。"[17]自由主义者连自己的地盘也保不住的话，又哪来的政治空间为民请命？

　　最后，如果说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们拥有躲在书斋里的自由，相信是没人会反对的，那他们为何要跑出来讲政治呢？所以，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者从政治上谋求统一、要求宪政的落实与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问题是休戚相关的。我个人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该继续加深对历史资源的发掘，而非一句失败了就了事。有人说，八十年代的胡适热潮已过，但我个人认为，胡适在三十年代的那套思想并没有过时，相反，他在《独立评论》的言论将会随时间的流逝而益发耀眼。他的政论，他的思想，他的思维风格，尤其是那种针对客观事实作出理性、踏实和中肯的议论的实用主义风格，更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借鉴。而这些不但是当代自由主义者宝贵的遗产，也是整个知识界的资产。问题是看当代的知识分子如何发掘和利用它们。高深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可能会制造权力话语的垄断，造成与民众沟通的困难；至于五花八门的理论更不在话下，太多理论上的争论只会将各种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努力给内耗掉，这无疑对于民主价值的普及是一种可悲的障碍。胡适的"少谈理论，多做研究"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仍是一剂有效的清醒剂。

　　面对这场争论，笔者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记得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和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出现危机，结果引发20年代的科玄之战。1929年代，美国华尔街发生经济大衰退，资本主义又再次出现危机。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又将宪政运动的天平滑到专制那边去了。而在1990年代，却轮到苏俄社会主义的崩溃，似乎，民主的价值观赢得了普世的承认，而中国人在文革后也开始不断反思。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的经济不景气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为民主政治的普世价值观打上了问号。民主国家，尤其美国撕毁京都条约为捍卫自己利益的行为等，增加了民主政治的负面价值。结果，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又陷入自1919年以来的争论中，就是我们既要民主政治，又不要民主政治所附带的副产品，结果弄到最后，民主政治还没有落实，对民主政治的努力却又在一片争论声中开始内耗了。

　　90年代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的争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新左派"对民主政治所抱的忧虑和犹豫感，回顾三十年代民主与独裁、专制的二次争论，90年代的争论与30年代的争论在本质上有着相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可以问一个最简单、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

　　我们到底要不要民主政治？

　　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很多的人都会将民主政治所指的是什幺问清楚。关于什么是民主政治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是在本质相差上不远。民主政治的定义三十年代的胡适已经说明了很多次，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一卷第一号的《宪政问题》中说："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当代的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的定义和操作方式也有一定了解。但是，有些地方，我仍然觉得值得一再提出，虽然它是一些常识。

　　第一、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它能够提供一种途径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讨论，并且是用和平的方式影响问题的解决方法。第二、如前所言，民主政治制度并不是最好的制度，它是选择哪个苹果比较不烂的问题，现时并没有一种制度能够取代它。第三，民主制度的自我修正功能。很少人理解民主跟科学的关系，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就是有自我修正的机能。科学的威力源于它的随时可推翻性，同样，民主政治的威力也是源于此。这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同科学一样，它只提供一种方法，解决问题的还是人，只是它能将人的错误程度减到相对的较低程度。

　　第四，紧接上点，现在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这也是民主政治自我修正功能的一种表现，而非民主政治失败的先兆。英国的吉登斯只是将已形成的既定事实转化为理论而出版而已。将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归咎于民主政治的失败，是看不清当代民主政治的走向。其实，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自掘坟墓之所以未能实现，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一种自我修正，统治精英认识到中产阶层以至工人阶级的利益的重要性而且开始偏向他们，形成所谓的福利型国家。就以英国为例，一战刚刚结束不久，工党已取代了自由党成为主要的在野反对党。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刚才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和必须要民主政治的。但是，民主政治所附带的副产品，我们只能等待。说等待是因为，我们还不清楚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讨论将来的如何如何，就像我们还没有争取到民主政治，却在这里大谈如何实现平等、如何实现自由，结果，目标还没有争取到，却给目标所带来的问题弄昏了。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民主还是要专制？在很多人讨论民主政治的时候，设定了一个很危险的假设，就是民主政治没有成本的问题。政制的选择实际上是个经济学的问题，就是民主政治和专制的成本，我们要哪个？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民主政治和专制的成本。

　　三十年代的中国和现代东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专制或者权威主义，在一段短的时间内，它无疑是能够换取四、五十年的稳定以发展经济，但是它所得到的经济发展的根基是不稳定的，就像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它的合法性建立于经济发展上而非民众的投票上。所以，一旦出现经济危机，不管是什幺形式，例如是贪污或国际金融风暴，政府的合法性随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有它的循环性，任何的一个经济体系都不可能永久地维持在增长的状态。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亚洲奇迹中唯一未爆破的奇迹，这个提法实在令人担心。当代中国政府面临的困境是跟三十年代的国民党政权在本质上，我认为是相同的。想改革已太迟，因已经形成的势力太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党民党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回忆说，国民党的在处理贪污额问题的时候，专门找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来替死，上层的人物根本动不了。国民党既拒绝与社会力量合作打击贪污，又不能独自处理，最后只得下台收场。所以，个人认为，当代中国政府应该开放自己，利用社会的各种力量，落实宪法中给予个体的权利，以监督政府的行政效率等问题。其次，我们的批评是一定要的，但是适当的鼓励和支持也是必须的。我们必须肯定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努力，配合政府的政策，对不合理的地方，指出批评和建议。这也是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知识分子不选择革命所必然要承担的结果和责任。

　　三十年代的宪政运动，要求的是一次过的民主政治，这无疑是异想天开，换言之，现在要求宪政的改革，时机仍未成熟，即使能够成功，也只是停留在纸张上的。所以，现在的阶段是针对于政府或非政府的侵犯个体权利的行为，我们应该诉诸和平的手段，以建立一套规范或制度，(按：制度并非一定指实质上的制度安排，它也包括看不见的规章。) 待既成的事实后，我们再不妨在制度上给予追认。其次。知识界的共识和支持，就是对政府应该作出理性的批判。胡适就是最好的例子。三十年代初期的自由主义者，以《独立评论》为基地，对蒋介石政权的独裁，胡适等人都给予舆论的痛击。即使在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的侵略期，也仍然在尝试如何落实民主政治。

　　此外，与三十年代不同的是，胡适所面对的困境，在今日的中国已大大改善。虽外来和发展的压力仍然存在，但是自由主义的力量仍然很虚弱，所以，知识界更应该团结和避免无谓的纷争，以免将来造成无法挽救的裂缝。尤其重要的是，尽量避免给民族主义者任何的借口，藉此挑起纷争，三十年代自由主义者就面临著着这样的内耗。理论的争辩和探索除了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外，也应该寻求最起码的共识，否则，各自的意见和力量相互抵消，那么，这种探索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也只徒添一分分裂而已。不如如胡适所言，我们从实际的层面，作完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后，然后再来发表评论。

　　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的争论中的共同点，笔者认为，可以用"个体的权利"连接起来。"新左派"也好，"自由主义派"也好，都不能否认"个体的权利"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尤其是所谓的自由主义派，更应该强调从"个体的权利"入手，并围绕这个问题作出讨论，避免无谓的枝末纠缠。笔者愿意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国家的存在和它的功能是在于保障每个个体都能追求精神和肉体的享受，而非剥夺他们。其次，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进入建制而对对方作出压迫[18]，如果按照胡适的思维来考虑，这是放着共同的敌人不干--那些侵犯个体权利的敌人，包括政府和非政府团体，而作出无益的内讧。另外，我们需注意要争取的是如何保障"个体"的权利，而非"人民"的权利。界定目标后，我们就朝这一目标前进，只要有任何团体对个体的权利做出侵犯的话，知识分子就应该发出警告和制止它。

　　那我们该如何保障个体的权利呢？这一点，我们借鉴三十年代的经验。三十年代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转向了专制主义。这一点，虽然与当时的国际环境趋向专制有关，但是，笔者认为，这也跟当时的知识分子关于如何实行民主政治的方法有关。辛亥革命后的知识分子要求的一次过和一步到位的民主政治失败后，文盲、人民素质等因素被铁定地认为是民主不能实行的原因。个人认为：人类有一种倾向，就是将正确的归为理性，错误的归为非理性，并且试图用理性掩盖非理性的"过失"。而事实上，自辛亥革命以来（直至当代），很多人依然将精英的失败归于"无知"的民众。这有点像部分日本军人侵华的借口，就是中国太弱了，我们不得不侵略，要怪还是怪中国人自己。而当时的人则说："中国的民众太无知了，所以民主政治失败是他们的责任，要怪就怪中国的农民愚穷弱私；既然民众那么无知，那只好实行专制了。"实行专制的意思是说，因为民众的无知，对政府的事务不会关心，所以政府只好不问他们的意见行事。但是，这不是在暗示说农民的"无知"是一个无差的因素（indifferent factor），换言之，它的存在与否与政府的施政无关。既然如此，那么，为何不实行民主政治呢？民主政治也可以不要农民的过问，但是起码有舆论能够监督政府的施政，难道一个将会实行民主的政府会怕这些舆论的监督吗？

　　所以，个人认为事实是，民主政治的失败是所谓的精英分子在实践民主政治过程中出现的非理性差错而非其它。就以文盲为例，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到达某一阶段才能实现民主，虽然没有人能够确切说明是哪一阶段。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达不到那一阶段的话，例如认字率，那是否永远也就不用实行民主政治？需知道民主政治是一点一滴逐步改进的，而非一步到位的。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要求社会的发展一步到达我们认为可以实行民主的水平。所以，这是全量或零量(all or nothing)关系的谬误。就是，要么，到达某个水平，实行民主政治；要么，不要民主政治。但是，文盲、人民素质等因素不是一个全量或零量关系，如果我们等到民主政治的条件成熟了，例如认字率，再来实行民主，那样的话，实行民主政治也没甚意义了。结果，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纠于全量或零量的关系辩论之中而无法自拔。当时只有胡适认为，民主政治是随时随地可以开展的，而且改良得一点就是一点。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主政治是一个扩散渗透的逐渐过程。

　　所以，我个人认为，民主政治只有一步一步地来。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界定个体的权利，这将会有助于界定政府的权力的边界。我们的宪法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个体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尽可能地落实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尽量争取，取得一分就是一分，我们不能要求也不要奢望能够一次过争取到民主。一次过的民主是不可靠的，辛亥革命就是最好的例子。借用胡平的话，民主力量进步一分，专制的力量也会小一分，这样，到最后，当民主政治取得胜利的时候，它的根基也就异常稳固了。

　　最后，本文的意旨在于尝试提供一些可操作的方案，供读者参考，奈何功力不够，离题目的要求还很远。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愿意引用1993年杰姆逊来上海社科院演讲时，当被问及马克思主义是否正处于全面溃败时，杰氏的回答来结束本文。杰氏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批判系统，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一定有生命力。[19] 同样，只要专制或侵犯个体的权利行为存在，我们不必担心民主政治没有它的市场。

　　追记：(2002年6月20日、7月19日更改完毕)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的争论现在所讨论的仍未进入保障个体权利的范围，而只是笼统的讨论抽象的、大众的利益。讨论这利益的结果是我们必然倾向整体性而忽略个体权利被侵犯的不同性。我们惯性的思维是保障个体的权利不利于整体的利益，但是事实上是保障个体的权利和整体的利益可以是两码事情，而且只有个体的权利得到保障，团体的利益才是最大的。因为社会如何不公、贪污如何腐败、市场竞争如何不公平等等，归根究底，所伤害的正是个体的权利。纠缠于笼统的利益，只会于事无补，无法做出可操作的方案，只会停留在政治层面，而无法从法律层面防范政府或其它团体侵犯个体的权利。(就以文革为例，用「人民」的名义(笼统的利益)来压制个体的权益，但是谁决定这「笼统的利益」？)相反，从保障个体权利出发，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个体权利被侵犯个案竖立典范，只有竖立保障个体权利的典范，在法庭及法律上取得承认的地位，然后推而广之，这样，「人民」的整体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所以，在这场讨论中，自由主义者应该是避免纠缠于无谓的枝节，应该直接围绕「个体的权利」而展开。最后，如果从保障个体权利的标准来衡量这场讨论的话，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这场讨论似乎对民主政治的进程的成效不大，另外讨论似乎也增加了额外的分化成本。

【注释】

[1] 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著，《寻求第三条道路》，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323。

[2] 汪晖著，《文化与公共性》，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59。

[3] 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著，《寻求第三条道路》，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324。

[4] 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4月，页43。

[5] 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4月，页57。

[6] 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4月，页58。

[7] 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4月，页58。

[8] 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著，《寻求第三条道路》，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页325。

[9] 任剑涛著，《解读"新左派"》，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200。

[10] 任剑涛著，《解读"新左派"》，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206。

[11] 任剑涛著，《解读"新左派"》，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204。

[12] 任剑涛著，《解读"新左派"》，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205--206。

[13] 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著，《寻求第三条道路》，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319。

[14] 韩毓海著，《相约"98"，告别"98"》，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222。

[15] 徐友渔著， 《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它》，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483。

[16] 许纪霖著，《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483。

[17] 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著，《寻求第三条道路》，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318。

[18] 任剑涛著，《解读"新左派"》，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207。

[19] 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著，《寻求第三条道路》，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页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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