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女性主义的困境
赵稀方
　　
　　
　　（一）
　　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及创作，是西方60、7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直接结果。
　　60、7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属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女性运动的特征是对于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女性意识的觉醒。19世纪以来的第一阶段西方女性运动以追求妇女的社会权利为目标，及至本世纪初，这场运动以西方社会关于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等法案的通过而胜利告终。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系列法案并不能保证妇女的独立，原因是被弗里丹称之为“女性奥秘论”的西方男权社会意识通过对“女性气质”的规定和宣扬，使妇女自动地回到家庭中去，甘心于受支配的附庸地位。这种“女性奥秘论”的大体意思是：女性有其与男性不同的本性，她们适合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和母亲，“女子的本性只有通过性被动，受男性支配，培育母爱才能实现”，家庭是实现女性价值的最佳场所，教育、工作等都是实现女性本性的障碍。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ian）便是二次大战以后大量走回家庭的美国妇女中的一个，她在做家务如给厨房地板打蜡时，并没有产生社会所宣扬的女性价值自我实现的喜悦，相反只是感到烦琐和悲哀。开始她怀疑是自己出了毛病，但在调查的过程中，她逐渐发现多数美国妇女都有她这种难以启齿的烦恼，她终于觉悟到并不是她们错了，而是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规定错了。她愤而写出了一本名为《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书，在书中她披露了自己调查的结果，用事实批判了这种“女性奥秘论”。这本书在1963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共鸣，反响强烈，它启发了美国妇女对于男权社会意识的怀疑和质疑，成为了第二阶段女性运动的开端。这一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标志，是七年后（1970年）出版的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一书。在这本书中，米利特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关系，它是我们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她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级、经济和教育、强权、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男权中心主义意识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清理，并对亨利·米勒、劳伦斯、诺曼·梅勒、让·热内等著名作家小说中的男权意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无情的批判，这本书被视为第二阶段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的标志。女性意识的发现和对于男权意识的批判，其实并非始于此时，在20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已有先驱者的出现。英国的伍尔芙早在1929年就写出了《一间自己的屋子》，而法国的西蒙·波娃在1949年出版过《第二性》，这些书在它们自己的时代里不能被充分理解，这时却被重新“发现”了。它们与大量的新的论著一起，构成了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主流话语。
　　在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兴盛的60、70年代，中国大陆正值对外封闭的文革时期，因此基本上一无所知。新时期以后，这一思潮首先是通过作品译介的形式传入中国。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朱虹分别于1981和1983年编选了《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和《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在这两本小说选的“序言”中，朱虹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进行了初步的介绍。1984年翻译过来的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一书，其中有6、7万字的篇幅讨论美国女性文学，这些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首次较为集中的论述，引起了国内文学批评者的兴趣，书中的观点一度成为中国早期女性主义批评的资源而被援引。国内学界的兴趣，导致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介绍。可能与萨特的影响有关，在国内首先面世的是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此书由桑竹、南珊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本名为《第二性》的书，实际上只是原著的第2卷，原著的第1卷后由晓宜、张亚莉等译出，以《女性的秘密》为名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就在1998年年初，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由巫漪云、丁兆敏、林无畏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几本书的译出，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的中国女性批评家们曾多次回忆初次接触这本书时所受的震撼。到了第二年，即1989年，又有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和玛丽·伊格尔顿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出版，后者摘要了本世纪较为重要的西方女性主义文论，虽不详细，却是国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第一次系统引进。至此，可以说国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已经有了大体全面的介绍。
　　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构建与学界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接受有着正向同步的关系。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译介，国内的女性主义研究逐步从评介走向应用。就在译介达到高峰的1988和1989年，中国女性主义批评首次展露实绩，它可以1988年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和1989年《上海文学》的“女权主义批评专辑”为代表。从内容上看，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直接受制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它可以说是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主流话语的中国翻版，是对于男权中心主义“中国战场”的清理。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可以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为代表。这本书既是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中最为出色的一本，此书的绪论《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后来又成为了《上海文学》“女权主义批评专辑”的重头文章。在这本书中，作者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张扬的女性意识为立场，对中国历史进行了重读，读出了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书中认为，自从母系社会为父系社会取代之后，中国男权制集权社会便以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方面的强制性手段，对女性实行强制性策略，将之压入社会最底层。家庭是实施这一压制的关键场所，“受命于家”将女性逐出社会，而“夫者妻之天”将女性变成男性的附庸。在中国文化中，女性常被恶化，如被视为祸水，而将女性喻为芙蓉、弱柳、软玉、金莲的美化之中，显露出的却是一种男性的把玩意识，女性在此遭遇了物化的命运。应该说，对于中国古代女性压迫思想的批判自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但这里的批判与五四以来的批判却存在着视角上的差异。五四视角是自个性主义角度反封建，而这本书的视角是从女性意识角度反对男权中心主义。女性的角度不但使作者发现了诸多出自于男权中心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还直接衍发了对于自近代、五四直至当代的社会文化的尖锐批判，这才是真正石破天惊的。书中认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使中国女性浮出了历史地表，“我是我自己的”，子君的这短短的六个字“结束了女性绵延两千年的物化、客体的历史，开始了中国女性们主体生成阶段。”但五四所开创的女性解放，后来却迷失于男性化的民族国家主体的追求中，由此20年代末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只能倍感孤独，而被迫转入《水》、《田家冲》这种民族解放的集体话语的表达之中，女性意识遭到了放逐。到了解放区及至建国后，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方面都获得了与男性的平等的法律权利，但在作者看来，这一切虽然堪称自豪，但以从属民族主体为代价的女性独立，其实是女性意识更为根本的丧失。作者的结论是，世纪初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意识，一向就未能成长起来，而终于在本世纪下半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泯灭。“这样，问世不久的女性的历史，在与民族群体历史进程的歧异、摩擦乃至冲撞中，走完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循环，那就是以反抗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始，而以认同中性社会角色终。在这一个终点上，女性必须消灭自己以换取允诺给女性的平等权利。”
　　90年代以后，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译介范围日广。翻译中既有当代研究，又有古典著述，如1992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建法等人翻译的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较新成果（此文曾以《性/本文政治》为名在《上海文论》上连载），而199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的和约翰·斯图加特·穆勒的《女权辩护》和《妇女的屈从地位》则是西方女性主义历史上的经典。作为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理论标志的凯特·米莉特的《性政治》的翻译出版反倒较晚，但一下出了两个版本，分别是社科文献（1999）和江苏人民（2000）。这一时期最值得一说的，是1992年张京缓主编翻译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本论文集集中翻译了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中前沿性的研究论文，作者包括美国的伊莱恩·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乔纳森·卡勒，佳查·斯皮娃克，法国的波莱娜·西苏，露丝·依利格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等。从作者阵容来看，这里的介绍已经相对全面，不足之处是书中的每一个学者的思想都只能反映出一鳞半爪，这是由于篇幅限制的缘故。此书出版后影响巨大，为研究者反复征引，成为国内谈论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资源，
　　随之而来的是国内的女性主义的繁荣。在研究上，除了大量的论文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多部研究专著，如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4）、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1995）、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1995）等等。从思路上说，这些书没有走出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所定下的基调，但它们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突破。如陈顺馨用叙事学的方法分析了《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所没有涉及到的当代“十七年”文学，她所得出的结论是，当代中国并不是《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所说的“无性别”，那个时代压抑的只是“女性”，并不是性别本身，“无性别”的下面潜含着的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压抑。林丹亚在书中对于女性被书写的历史的清算没有超出《浮出历史地表》一书的范围，但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论述却为前者所缺乏，而书中对新时期女性反文化书写策略的分析则是独到的。刘慧英则不拘于古今中西，她通过“才子佳节人”、“诱奸故事”、“社会解放”等叙事模式的分析，剖析了我们所熟知的中外小说作品中的出乎我们意料的男权意识。她的中西一体化的叙述，将《浮出历史地表》借西方女性主义的视野重新“发现”中国的普遍主义立场凸显得尤其清楚。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从五四到新时期，女性文学事实上是早已有之，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却与之不同，它是西方女性主义直接影响的产物。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中，五四女作家的创作还只是“人的解放”，而不是女性的解放，三四十年代更是倒退到男性化的社会意识之中，新时期之初中国女作家还没有与男作家分别开，即便提出了女性问题的张洁等人也不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由此九十年代出现了号称“私人写作”、“身体写作”的女性主义创作，如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等人的小说。这些小说致力于以女性意识排斥男权社会，描写专属于女性的隐秘经验和性别意识，这些作品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独特景观。
　　（二）
　　父权制对于女性的统治压迫，是母系社会之后人类历史上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事件，就此意义上说，西方女性主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观察事物的崭新视角，中国女性主义由此出发对于中国历史文本中男权意识的揭示确发人深省。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都不尽相同，将西方特定历史阶段的女性主义理论普遍化，并由此评判中国历史，这样很容易陷入殖民主义的陷井，从而遮蔽第三世界中国女性的真正处境。后殖民理论不仅发现了西方的东方主义对于东方的“歪曲”，更发现了现代东方自身参预了东方化的过程，后者这种以西方话语阉割自己历史的现象才是真正可怕的。在这里，中国女性主义构成了一个足资分析的文本。
　　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一个部分的女性解放，是西方在自已的历史背景下，以现代工业经济的性别经验为基础的性别建构。作为一种普世性的真理，它一直是拯救第三世界女性的福音，但近来这一话语的普遍性已经受到了严重挑战。阿普菲尔—马格林（Frederique Apffel-Marglin）认为，西方女性解放的概念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不能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西方女性解放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女性停留在对于自然和家族、族群的依赖共存中，而不能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成为经济上具有生产能力的独立个体，这是愚昧落后的表现。阿普菲尔—马格林认为这一已成为共识的看法其实似是而非，她认为第三世界的女性体现了个体与人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西方工业社会将自然作为掠夺的资源，将妇女造就为工业社会中与他人隔离的理性的机器和现代社会的商品，这才是妇女真正的灾难。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解放话语与殖民主义话语一样，建立在以西方为主体的文明/解放，自主的西方女性/落后、受压迫的非西方女性这样一种二元对立之上。阿普菲尔—马格林的分析表明，女性发展话语与维多利亚时代式的女性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有关受殖民女性的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连续性。诸如此类的对于西方女性解放现代性话语的批判，已经获得了西方社会的承认。80年代的“发展中的妇女”（Women in Development）话语到了90年代已经转变为“妇女、环境与发展”（Women,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
　　我们不必完全同意阿普菲尔—马格林的意见，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对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女性来说，发展本身所带来的利益是切实可见的。但这种批判的启示是，我们不必处处以西方现代社会的女性主义话语作为自己的衡量标准。发展并不意味着西方模式，作为第三世界东方国家，近现代以来中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在女性解放等方面有自己的成就，实不必仰西方女性主义之鼻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60、70年代第二阶段西方女性主义是因为美国妇女回归家庭引起的，矛头所向是男性社会对于妇女的歧视，而此一阶段中国正值社会主义时期，女性早已走出家庭，与男人同工同酬，而此时的社会意识是男女平等。连一贯将女性主义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西方女性主义者来到中国后，都吃惊于中国女性解放的成就，并认为在这一方面西方人没有资格自居导师。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男女都一样”其实是对于女性更为严重的压抑，只不过处于主宰地位的是民族主体。这里我想借用福柯在《性史》中的一句问话：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受到了压抑，而是我们为什么说自己受到了压抑？以西方女性主义来拷问中国历史，事实上是提出了一个来自于西方的假问题。如果一定要谈女性主体的话，那么首先要谈男性主体。“主体”是一个来自于现代西方的概念，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男性主体，何谈女性自男性之中的解放？这里的节症所在，是评论者在用西方话语谈论中国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大相径庭，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传统强调个人主义，那么中国历史文化则具有集体主义的特征。在中国文化中，个体只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分子，女性臣于丈夫，丈夫臣服于王权，同样无独立的主体性。他们都是民族群体中的构成部分，而不是超越于社会的独立个体。这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个体将个人意识，自然权利置于社会之上大不相同。因为个人与集体息息相关，中国人一向注重集体主义，将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置于对集体利益的追求之中，这样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源远流长，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制约。研究表明，近现代以来，来自于西方的中国个人主义系统的思想始终都是处于集体主义的思想脉落之中的。五四时期个人主义被区别为“小已”、“大已”（高一涵）、“小我”、“大我”（胡适），代表个人的前者被认为应该从属于代表社会的后者；郁达夫在《沉沦》中则将个人的情感与民族国家的强盛逻辑性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现代中国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的集体主义特征。集体主义文化是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两种文化中的个性承受了不同的命运。维护集体的回报是从集体中获得庇护。中国民族主体独立的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概念与西方有所不同，它强调个体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但相应地国家却必须对个人利益提供保证。就女性来说，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另外还专门有妇女权益保护法，规定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和绝经期享受特殊保护，例如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不得被安排加班、值夜班或有毒有害的环境下工作，经期内的女工不得从事高空作业，或入冷水作业，如此等等。以政府的力量来保护妇女，这应该说妇女解放历史上的奇迹。西方女性自我解放的道路则显得艰难而漫长。就拿女性主义最为发达的美国来说，美国妇女早在1923年就提出了《平等权利修正案》，但直至49年之后的1972年才获国会通过，而三年之后仍有四个州未能获得通过此案所必须的票数。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究竟人单势孤，不与社会力量结合，很难有所作为。而妇女保护性立法在美国至今还未能成为现实，这是追求男女权利平等的西方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保护意味着歧视，例如大凡劳动强度高的工作相应报酬也高，保护法使女性避免了高强度的劳动，同时使女性失去了获得高报酬的机会。故而西方没有对于女性的保护性立法，反倒有中国所没有的反歧视法。如果说我们承认女性较之于男性具有生理上的弱势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表面上的绝对平等的背后隐含了实际的不平等。中国与西方女性解放的模式大不一样，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的结果。文化间本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既不必自高自大，也不必自轻自贱。一味地以西方话语贬斥中国，可以说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泥坑之中。
　　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津津乐道于五四时期中国的女性主义，认为这一传统为后来的民族国家思潮所淹没至为可惜。五四前后中国的确产生了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论述，但略微检视我们就会发现此女性主义并非彼女性主义，语言能指欺骗了我们，原因是绕过了翻译这一中介。西方个性主义传统追求的是超越于男权社会的女性独立，中国引进feminism正是为了强调女性独立，但中国女性主义却有一个未被发现的潜在前题，这就是社会的发展。吴曾兰的《女权平议》是《新青年》上第一篇以“女权”为名的专论，发表于1917年6月1日《新青年》3卷4期上。这篇文章阐述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但却是从社会解放的角度论述中国女性解放的必要性的。文章的结论是：中国女性应该“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追踪于今日英德之妇女，而固非与现在不顾国家之政客、议员，较量其得失于一朝也。”作者将追踪西方女性主义理解为“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这一结论精妙地说明了中国女性解放不与男人作对、却与民族国家相联的特点。1918年《新青年》5卷2期刊登了华林的《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一文，文中认为女性乃社会的一个部分，“一男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因而“女性若不解放，社会无由发达”，这里对于女性解放的论证并非出自于西方的天赋人权，而是中国的社会发达。胡适在《新青年》5卷3号上有《美国的妇人》一文，他认为美国妇女的自立性是中国妇女最为缺乏的，但他对于妇女独立的论述仍然出自于社会视角，“有了这些‘自立’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良善的社会决不是如今这些互相倚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所说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 这些文章表明，西方的feminism在翻译成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过程中，内涵已经受到了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篡改。五四先驱们似乎没有想到，过分的个人独立也会损坏民族国家，这正是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现代社会所出现的问题，也以桑代尔、麦金太尔、泰勒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主要理由之一。不过，因为集体主义的思路，中国个人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得到过分的膨涨。果然，正是循此内在理路，五四时期女权主义的探讨后来走向了阶级解放，这与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样。对于西方女权主义阶级性的发现，是这一过程的中介。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6卷2号上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文中考察了战后世界的妇女问题，又考察了西方女权主义有关参预政治统治权力的要求，指出西方女权主义不过是中产阶级妇女的运动，与大多数无产阶级妇女全无关系，故而无从解决多数妇女的问题。他举例说，假如有一无产阶级妇女卖淫，难道会因为由获得了政治权力的女法官审判就会解决吗？中产阶级妇女并不能完全代表无产阶级妇女的利益，因此，“我以为妇人问题的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到了1922年，《新青年》9卷2号则已经有了《列宁妇人解放论》的翻译。由是观之，五四时期的女性主义原本就出自于社会性，与西方殊异，而走向阶级解放实是其内在逻辑演化的结果。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所谓的五四前后的女性觉醒终为民族国家思潮所淹没的遗憾，只能是虚拟的。
　　在1992年哈佛大学的“用性别看中国：国家、文化、妇女”国际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妇女解放的道路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妇女解放是通过民族国家主体的建立而获得的，而不是从男人那里夺来的，相反男人倒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朋友，妇女解放首先就是由梁启超、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这些男性大师提出来的。未料这些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陈述遭到了中国女性主义者的激烈批评，批评者宣讲的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反倒是西方学者的态度不太一样，她们认为这是西方女性主义新的课题。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反对文化霸权，它已经不再仅仅限于生理上的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男性成为了权力关系中的角色象征，故而种族和阶级的范畴已经被纳入了论述之中。在阶级关系中，被压迫阶级扮演着女性的角色，而剥削阶级成为男性；殖民主义行径更是时常将自己的行为比喻为“开垦处女地”，展现雄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看似激进，实则是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在后殖民理论看来，这是殖民关系的新的形式，在这种殖民关系中，中国女性主义无疑在西方强势话语面前扮演了女性的角色。由此我们只能说，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恰恰违背了女性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
　　西方女性主义的单一视角，使得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在论述中国女性文学时陷入了非历史主义的境地。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的心目中，女性意识似乎与社会意识互不相干，截然对立，社会意识构成了对于女性意识的压迫，故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女性意识的产物，而《田家冲》、《水》则是“压抑或抛弃女性自我”。殊不知，主体不过是历史文化建构的结果，没有脱离于特定历史文化的纯粹女性自我。套用鲁迅的话，如果说既然是女性，就应该有女性意识，那么既是社会人，也就应该有社会意识。《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性意识固然出自于作家的主体，《田家冲》、《水》中对于民族国家的追求何尝不是作家主体意识的产物。在肖红的《生死场》为民族国家叙述所垄断时，孟悦、刘禾等人对于这部小说女性意识的揭示是非常富于洞见的，但一味夸大这种女性意识、并以此压抑其民族国家意识也会陷入同样的偏颇。小说中的人物金枝说：“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鬼子。”按照女性主义的分法，这里的“恨男人”属于女性意识，而“恨小鬼子”属于民族国家叙述。很显然，“恨男人”与“恨小鬼子”同样都是作为女性的金枝的主体意识的构成部分，而且“恨小鬼子”甚至在“恨男人”之上，因为在“小鬼子”来了之后，连男人也受了小鬼子的侵害，这显然更为严重。金枝这一句简单的话，形象地表明了女性意识的社会制约，它决非如一些批评者想象得那么简单。
　　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对于女性意识认识的偏颇，影响了90年代中国的“女性写作”。陈染、林白等人私人写作的目的似乎就是展现所谓的女性意识，小说由此特别注意对于社会意识等“宏大叙事”的排斥。小说中女性的天地仅限于幽暗的窗帘之内，镜子、浴室等是小说最常见的道具，女性意识不外是女性的自恋自慰及对于男性的仇恨。这些对于女性隐秘经验和内心感受的书写，确乎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女性意识，但我们不知道何处可以找到这种脱离于社会的女性，如果有的话，这也决不是女性的自觉，而只能是女性的“自绝”。
　　“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出自于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这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从张京缓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西苏的文章翻译进来，这一概念就在国内引起了高度兴趣，并被作为女性意识的表达方式而加以实践。不幸的是，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女性写作”这一概念看起来有将女性意识本质化之嫌，其实似是而非，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在给西苏的《新诞生的妇女》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对此予以了辨析，她说：“一些美国及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对于生物本质主义的任何程度的强化，而西苏的‘女性’或‘女性写作’的概念有时看起来正是如此，但作为《新诞生的妇女》一书的读者，我们将会发现，作者本人是批判持续不变的性别本质这一概念的。”西苏认为想预料性别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的，因为“男性和女性都处于复杂得难分辩的古老文化规定的网络之中，孤立地谈论女性，正如谈论男性一样，无法不陷入意识形态的场所中，在这场所中，表现、表象、映象等的增殖预先消解了任何概念化的企图。” 中国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写作”的接受，可以说正建立在一种本质主义的误解之上。 “女性写作”一词在国内使用频率很高，但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其实所知甚少。这与国内对于西苏介绍的片面有关，张京缓《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收录了西苏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美杜莎的笑声》，一篇是《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它们均是西苏著述的片断，而且还不是从西苏本人的著作中选取出来的，而分别来自于美国的《新法国女性主义》和拉尔夫·科恩的《文学理论的未来》这两个选本。西苏的专著如《美杜莎的笑声》、《新诞生的妇女》、《阉割还是斩首》、《谈谈写作》等，国内至今还没有任何译本。国内新近出版的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是一本介绍研究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专著，此书专设有《埃莱娜·西苏和“女性写作”》一节，这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对于西苏“女性写作”概念的澄清。但令人意外的是，作者论述西苏的根据仅仅是张京缓《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两篇文章，再加上国内以前翻译过来的陶丽·莫依（Toril moi）的《性与文本的政治》,特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等二手材料。如此，作者仍然一如既往地沿用本质主义的“女性写作”概念就毫不奇怪了。
　　90年代“女性写作”的另一个极端是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卫慧、棉棉等人的“身体写作”。如果说陈染、林白等人的小说是在幽闭中显现女性隐秘，那么卫慧、棉棉等人则是在开放中暴露女性情欲。在卫慧、棉棉等年轻女作家的笔下，“身体写作”变成了对于女性身体的展示，女性意识不过是女性在自慰或与男性的交往中追求性的满足。女性主义引以不幸的是女性的身体总是被动地成为男性欲望的客体，这里的变化不过是把被动转化为主动。卫慧多次声称他最崇拜的作家是美国的亨利·米勒，未料到亨利·米勒正是西方极具男权思想的作家，米莉特《性政治》的一开始就严厉批判亨利·米勒小说中鄙视女性的思想。“身体写作”是西苏的“女性写作”中的重要策略，转到卫慧、棉棉这里却成了与女性主义截然相反的东西。当代女性写作走到了这一步，无疑来源于中国女性意识的狭隘认识。既然要表现“女”性意识，在女“性”上下功夫成为理所当然。事实上，中国当代女作家并非都认同女性主义，早在80年代中期，张抗抗就提出“我们需要两个世界”，认为女性不仅要描写女性的内心世界，还要描写女性与男性共同面对的大世界，但这种言论早已被中国女性主义者抛弃，她们认为这是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女性意识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