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
摩罗新著《因幸福而哭泣》序及后记
让心灵充满爱意和阳光
--为摩罗《因幸福而哭泣》序
孟 繁 华
这些年来，摩罗的文字可能是最受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关注和欢迎的文字之一。在大学校园和文学青年那里，摩罗被热烈地谈论着。这缘于此前他出版的《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两本思想随笔集。这些文字，在前辈学者那里被认为是“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钱理群），在年轻学者那里被认为是“惊心动魄”的文字（余杰）。当然，摩罗的思考也遭至了不同的议论，这原本也是正常的。在毁誉参半中摩罗就这样留下了他作为思想者的证词。作为摩罗的朋友，他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冷硬与荒寒：当代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等作品，曾给我带来过巨大的震动。他的尖锐和直面问题的勇气，使平庸的文坛重新获得了某种尊严。
多年以来，人文知识界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职业性特征，名流们在各种场合用“双语”
交谈，并得意于“术业专攻”的优越，“学术”被他们理解为越来越狭窄的专门知识或装点门面的舶来语词。摩罗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学人，他也无意于追逐这种学界时尚。他关注和投入热情的依然是与中国现实相关的问题，也是“关己”的问题。他在追问现实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将追问引向自己的灵魂深处。这是摩罗的文字最为动人之处。在摩罗的这些文字中，他所使用的词语多与精神现象相关，“燃烧的诗魂”、“孤独的巴金”、“末世的温馨”、“忏悔的含义�"等，在这些被述对象中隐含了这个瘦弱书生强烈的主体情感投射。他所选择的被述对象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的趣味和价值取向。我相信，摩罗所固执坚持的这一方式，与他的学养、情怀和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来自底层的摩罗，常识问题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平等、自由、正义、公正和良知，是他承诺的必须维护的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在他的文章中，曾不止一次谈到他的底层生活经历，为了更充分地理解和体验这一最为普遍的生存，他甚至辞职流浪经年。在《流浪的奴隶》（见《耻辱者手记》一书）中他记载了这一经历。这些经历对摩罗来说是重要的。那是他思考和追问的重要参照之一。当“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之后，摩罗显然愿意从更广大的人群的立场来思考他面临的困惑和不解，并表达一个知识分子对良知的理解。
当我震惊于摩罗的尖锐、沉重、痛苦和求证的勇气时，也常常为他感到担忧。这一担忧并非来自他缺乏某种自我保护的意识，这个时代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言说的自由。我所忧虑的，是摩罗燃烧般的忧愤和不可遏止的思考的激情，无疑也是一种“耗损”。而这一“损耗”究竟能够坚持多久呢？另一方面，他所坚持的激进的批判立场真的没有值得检讨和反省的成分吗？近两年来，摩罗没有出版著作，但他并没有终止思考。现在结集出版的这本《因幸福而哭泣》，就是他重新校正自己思考和写作方向的结果。当我读过他的这本文稿之后，内心洋溢着久违的兴奋和快乐。我由衷地为摩罗找到了新的写作视角--严格地说，为他拥有了充满爱意和阳光的心灵而兴奋和快乐。这个转变对他来说该是多么的重要。这不仅改变了他多年不变同时也是单一的写作风格，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将更有益于他精神和身体的健康。这意味着那个忧郁的书生将焕然一新如春风吹过。
我之所以对摩罗的转变兴致盎然，缘于我对20世纪某种思想潮流的疑虑。应该说，破坏的性格是20世纪的思想传统之一。在这种文化性格的支配下，包括我们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都“乏爱可陈”。我们经常读到的是血雨腥风杀人如麻，是不断的施暴和自虐。这种文化性格也培育了民众“暴力崇尚”的审美趣味和心理。暴力只要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就都是合理并且是美的。以至于当“革命”"的暴力资源难以开掘之后，文化消费的对象便转移到了新派武侠那里。黑白两道天上人间，说的还是门户之见快意恩仇。虚拟的、民间的仇杀撕打，满足的还是对暴力的趣味要求。我们鲜有鼓吹人类之爱的作品，这与我们对“泛爱主义”的批判，对“勿用暴力抗恶”的批判是有关的。然而，在雨果那里，在托尔斯泰那里，在许多宣扬“爱”的经典作品中，无论我们如何诉诸于批判，它们动人的魅力仍然没有褪去。艺术就是这样用爱来抚慰人类充满罪恶的心灵的。现在，摩罗接续了这个远不主流的传统，然而他也同时告别了曾是主流的破坏的传统。 用摩罗的话来说，“爱是阳光”是这本书的底色。他多次写到了灿烂的阳光，写到了人对阳光灿烂的感觉，写到了我们曾经熟悉但又忽略了的关于平和、宁静、温暖、爱和善意的理解与赞美。读这样的文字会给人以文明和教养，会使人的内心柔和而轻缓。今天它可能还只是属于摩罗的十分边缘的努力，但终有一天，热爱生活的人们都会用心灵去感知和感谢生活对我们的馈赠，然后我们心存幸福、爱和感动而不是怨恨。
摩罗新著《因幸福而哭泣》跋
代跋 谛听天国的神秘声音
--《因幸福而哭泣》跋
摩罗
一位朋友在来信感叹说：“在这里给人希望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给人痛苦的不是痛苦，而是快乐。给人快乐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这是眼下中国最奇怪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咀嚼的精辟论断，因为它描述了长期以来我们真实的生存境遇，切中了我生命体验中最深切的领悟。
我们生活在这样奇怪的境遇中，出路多半只有两条，那就是麻木和发疯。我们如果既没有发疯，也没有彻底麻木下去，算是得到了天之大助。我们应该为此庆幸，为此感谢上天的大恩大德。
我所写下的那些文字，其实都可以看作是我出于逃避发疯和麻木的需要而留下的些许痕迹。为了不至于发疯我不得不用文字宣泄，为了不至于麻木我不得不用文字寻找感觉。今天想来，我的文字的功用竟然如此卑微琐屑，真是有点羞愧难当。然而，为了在精神上挽救自己的覆亡，我确实不得不如此--以前不得不如此，今天依然不得不如此。
正因为不得不如此，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去面对那些为多数读书人所关心所谈论的问题，那些高远而又博大的问题，那些玄妙而又抽象的问题。我对精神生命之外的事情，对精神自救之外的问题，好象越来越不关心了。不是不想关心，而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心力来关心。甚至也不是完全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心力，而是我还来不及组织起足够的心力投入其中，我在内心的某一角已经感觉到了这些问题的虚妄。我不愿意认为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解决我精神上的空虚、疲乏与绝望。
前几年，我还有点寄希望于个人，我的一篇讨论知识分子精神资源问题的文章，最后一节就叫“成为个人”。那时我还准备另写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提倡在中国来一个精神哲学的转变，以具有纯真的本性和强大的自由意志的个人，作为我们重建精神文化的支点。可是后来，我对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在几百年间建立起来的人本主义传统和个人主义精神，渐渐产生了怀疑。我终于知道，人、个人，决不象西方人道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光明纯净，也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值得我们坚定地信赖。我不是想从道德的角度对人作什么批判和清算。我只是想说，人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当然也没有贯彻、实施自己的心理愿望和精神信念的能力。人几乎完全受着人性深处隐秘的欲望和冲动的掌握、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深受与生命伦理相对抗的历史逻辑的支配。尽管人类知道怎样才是高贵、怎样才是幸福，人类甚至一天也没停止过把自己引向高贵和幸福的努力，可是人类所建立的一切理想，都被自己所毁坏。人类所建立的一切契约、禁忌和原则，都被自己所砸碎。比如说，人要求自己遏制暴力冲动，建立相互尊重、和平友好的伦理秩序，可是人类竟然没有能力放弃战争与暴力哪怕一天或者一小时。人一有机会就掠夺，就使坏。你的笔下就写到了西藏原始部落之间的抢掠问题。实际上这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法布尔的《昆虫记》详细描写了屎壳郎巧言欺诈、劫掠同伴食物的情况。在远古时代，几乎所有的部落都是这样掠夺成性、逞强欺弱的。一切战争最初的最根本的原因，都是掠夺。汉族与匈奴族之间的无数次战争，都是由掠夺导致的。中国商周时代弱者向强者进贡的规矩，实际上就是掠夺与征服的延伸。对于强者来说，这是一种不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一劳永逸的掠夺。周代用严格的礼制使得这种掠夺合法化、合理化，从此掠夺成了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文明行为，成了叫孔子眷恋不已的“礼”。孔子最急切的政治主张就是恢复周礼。人们甚至给“礼”赋予高贵神圣的意味，真是滑稽得很。这是人类的思想家在百般无奈中所作的万般无奈的选择。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制度化的掠夺，就是强者的一次性暴力所获得的利息。
我们总是用居高临下的眼光审视古人，好象我们比古人文明了一些，聪明了一些。这是现代人一相情愿的妄断。发生在现代世界的那些战争，与古人的战争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现代人的残酷，与古人的残酷也没有什么区别。仅仅只是方式略有改变。当我们知道玛雅人把人的头皮剥下用于祭祀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嘲笑他们的愚昧无知，更不要产生什么优越感。希特勒的焚尸炉与玛雅人的剥皮刀，谁更残酷？仅仅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杀害几十万个生命，这样的残酷，是古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为了一种虚妄的信念，不惜杀害十分之一的人口（如前苏联），甚至五分之一人口（如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也是古人不可想像的。
不知道古人有没有思想罪，反正现代社会常有人因为怀有某种思想而被剥夺生命，或者像胡风和那些右派分子那样被剥夺做人的权利。有时候，甚至所有认字的人都要被关进集中营，这种有理说不清的痛苦，不会比面对玛雅人的剥皮刀时的痛苦小一些。我真真切切地相信，现代世界的残酷和罪恶，一点也不比古人少。仅仅只是方式有所改变。如此而已。
也就是说，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一点也没提高。人类依然深陷在欲望的汪洋大海中，无力自拔，大多数时候也无意自拔。由于受到人本主义思潮的鼓吹，现代人很少考虑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很少面对人性中阴暗下流的东西。我们几乎是无限夸大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和高贵的一面，我们甚至常常相信人类是万能的。尤其可怕的是，我们竟然常常相信个人是万能的。以人类亿万之众，竟然常常愚蠢地拜倒在某一个凡身肉胎的脚下，把世界的一切希望和个人的身家性命都交付给这么一个个人。这一点更深切地说明了人是多么残缺不全的一个物种。
多年以前，莎士比亚剧本和诗歌中对于人性的礼赞，布克哈特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自尊自信和人格理想的充满诗意的描述，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和捍卫，歌德、惠特曼对于人的内在创造力的展现与歌颂，卢梭和马克思对于公正、平等、正义的呼唤和信赖，康帕内拉、布朗基、克鲁泡特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杰弗逊改造人类生活的伟大热情和伟大生命力，托尔斯泰、甘地、泰戈尔浩荡无边的人性之爱，--所有这一切铸就了我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人，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所诞生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财富。很长一段时间，在最闭塞的地理死角和社会死角，我一直独自承受着来自人性深处和社会深处最阴暗力量的挤压和蹂躏。可是，由于对上述那些伟大的财富怀有坚定的信念，我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神气。我甚至形成了具有人格主义色彩的思想倾向，认为人有能力按照自己认定的理想人格铸造自己的形象。二十世纪具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各种思潮，对我的影响很少很小。我常常不无骄傲地说，我是十九世纪的人，我愿意永远生活在十九世纪。可以说，我是近代人文主义精神传统的最真实的作品和最坚定的信徒。
可是，最近两三年来，我渐渐感觉到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没法解释我对于人类历史、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整体观察和整体体验。我所认识的人和人性，跟他们所描述的人和人性，差距很大。人类虽然一直在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些努力的有效性很小很低。人文主义者对于人和人性的礼赞、信赖，越来越显得不真实，显得苍白无力。人根本不象他们所想像的那样意气风发，灿烂辉煌，也不象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具有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
人是一种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永远主宰不了自己命运的动物。他不但是历史的奴隶、社会潮流的奴隶，也是自己的奴隶。人主宰自己命运的愿望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自以为真实，实际上并不真实。历史上许多了不起的人物，为人类的生存作出了各种各样充满光辉的解释，设定了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生活意义，这表明了人性深处对于生命之虚无与虚妄的恐惧。但所有这些假设都没法把生命本身的虚无填满，也没法使得人性中阴暗下流的东西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变。人类对于生命之虚无与虚妄的恐惧将是永恒的。
看清了人类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的幻灭和蔑视。我所幻灭的是对于人性的过于光辉过于单一的礼赞和信赖。我的文字如果像你所说的打开了一个什么口子，这个口子就是幻灭。人性深处的痛苦和无奈，时时都在启示着我们调整对人类的态度。尽管人类也有值得礼赞的东西，可是更根本地说，人类更需要悲悯。尽管人类必定要为掌握自己的命运继续付出不懈的努力，但人类更需要得到某种内外相通的力量的拯救。跟礼赞比起来，对人类的悲悯是更为深刻的感情。这是领悟到人类别无出路而生长起来的最真挚最温柔的爱心。当我们这样爱人类的时候，内心已经体验到了精神得到拯救的可能性。
在没有出路中寻求出路，这也许就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唯一的出路不在于幻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于看清人性自身的有限性，向人类之外寻找拯救。人类的根本缺陷决定了人必须放弃人类万能的虚妄信念，必须到人类之外和人性之外去寻找精神出路。这就要求人学会真实，学会谦卑，学会虔敬。如果说人性确实还有光明因素可言，真实、谦卑和虔敬就是其最充分的体现。说到底，爱的力量，拯救的力量，依然来自人类生命的内部。
这就是我这些年来的思想历程。我的这些思想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最近两三年间，一丝一毫地逐渐出现的。这期间是我精神上最虚弱的时期。对于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幻灭感深深地折磨着我。这种折磨还没有完全过去。用悲悯的眼光悲悯自己也许是有效的，可是用拯救的态度拯救自己却难于做到。在我从人本主义精神资源中渐渐退出的时候，没有另一个同样丰富的资源为我提供支持。我企图从宗教世界汲取营养，企图从基督、佛陀、托尔斯泰、甘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启示。可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使得我们与宗教隔得太远。尽管我想尽快跨过去，却感到步履沉重，虚弱无力。我只能远远地打量他们，极力从他们模糊的背影里感受希望之光，同时尽可能地敞开心灵，细心捕捉来自上天的神秘声音。我几乎为此耗尽心力，无法去关心更加广泛的问题。我不知道这种虚弱感何时能够结束，但我们总该好自为之才是。你在信中说，“我给自己定了个大致的目标，以后试着努力去做。这种时候只能多要求自己。”你的想法对我具有鞭策和鼓励效果。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应该永远保持最大的善意，保持最真诚的祝福和祈祷，但永远不要抱有什么指望。指望太多，其实是为难自己。即使是对于自己，我们也很难有多少期待和信赖。人性如此，历史和现实如此，我们作为人性的承载者，作为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创造物和体现者，怕是也难于超越诸般缺陷和罪孽吧。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取消人的主体性，更不是主张自甘堕落，成为心安理得的无赖。我只是说，对自己也要低调一些。低调不等于放弃对自己的要求，而是明确意识到自身境遇的荒谬和精神的局限。意识到自身境遇的荒谬和精神的局限，并不是为我们自身的麻木和疯狂寻找借口，相反，我们需要以更强大的心力担负起我们对于世界和对于自身的责任。在每一个最关键的时刻从麻木与疯狂的临界点上奋身腾跃、毅然返回，这就是我没有对自己完全绝望的惟一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自己的要求，不放弃自己爱的责任，这就是我对人类依然保持某种程度的敬重和希望的惟一理由。如果有一天，我能感领到天国声音的召唤，如果有一天，我能亲自看到人类得到拯救，我相信一定也仅仅是出于上述两个理由。
摩罗新著《因幸福而哭泣》后记
《因幸福而哭泣》后记
摩罗
一本书中最直接地面对读者的部分，总是前言和后记。我因此不愿意轻易放过为即将出版的
著作写作前言（序）与后记（跋）的机会。所以，《因幸福而哭泣》尽管已经有一个合适的
代跋，我还是禁不住再说上几句心里话，对读者朋友作一点面对面的交待。
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的后记，都与正文的情感状态和表
达方式不完全一致，甚至对正文的思想、风格构成某种程度的质疑与否定。曾经有朋友问我
，这是有意为自己的著作制造复调效果还是自然形成的。我说是自然形成的。朋友又接着发
问：那么，究竟哪一个你更加真实？正文里的还是后记里的？
我当时的回答是两个都是真实的我，因为我觉得正文和后记实际上还是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
。等到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悄悄地扪心自问：问题竟然会这么严重吗？正文和后记真
的是分裂的吗？
当我为了写作这篇后记而重新翻阅那两本著作时，我终于不得不承认，那两本书的正文和后
记确实存在着明显的裂痕。两本书的正文都颇多慷慨之词，而它们的后记却是标准的悲歌之
叹。如果此刻有朋友问我哪一个我才是真实的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虽然正文里的我也不
能说是假的，但后记中的我确实更加真实一些。其实这个想法老早就隐隐地存在于我的思维
之中，只是没有认真对待。记得《耻辱者手记》刚刚出版的时候，一位新结识的女编辑在电
话里对我说，她读那篇后记很受感动，正文怎么样她没有提到。我当时感到奇怪，后来就慢
慢接受了她的意见。一个写作者很容易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在这一套话语体系的制约
下一往无前。这样不但常常遮蔽了写作者一些更加个人化的复杂感受，同时也常常将业已凸
显的某一方面感受最大限度地扩张和夸大。
我强调这些是为了完成几年来的一个心愿。几年以来，经常有一些读者朋友主动与我联系，
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当然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我从中受到许多肯定和鼓励。有时候，就是
这些肯定和鼓励支持我度过精神上和现实中的难关。坦率地说，我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是一个
逆时背运的人，读者朋友的鼓励常常是我仅有的支撑和慰藉。我基本上给每一位读者朋友的
问候做出过答复，今天，我依然愿意借此机会，对每一位关心过我的读者表示衷心感谢。
但我更急于表达的是感谢之外的话。随着我从读者朋友那里得到的鼓励的增加，我所感受到
的惭愧也越来越强烈。一部分偏爱我的读者所给予我的称赞，已经超过了我的虚荣心所希求
的程度，也超过了我的良知所能承受的程度。我不好意思在这里转述那些让我汗颜的溢美之
词，我只能笼统而又含糊地强调说，我不能代表什么正义，不能代表什么良知，也不敢自居
为已经成为读书人心中偶像的那个伟大人物的精神继承人，当然也不是能够给可怜的知识分
子群体带来荣誉的勇烈之士，更不是能够给民族生活注入新鲜血液的杰出人物。我这样说决
不是故作姿态，不是故意贬低自己，也不是故意否定自己在文化批评上所做出的那一点努力
。也许我确实说出过一些让朋友们感到震撼的真话，但是，我希望读者朋友在为这些言论共
鸣时，不要从道德的角度拔高我，而要从心理的角度理解我。我那样声嘶力竭地讲出我的认
识和感受时，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对于自己的道德期待，但主要的肯定是基于心理上的需要。
我如果不那样说，心理上的疼痛比道德上的惭愧要严重得多。既然我那样说了那样写了，心
理上的满足感比道德上的满足感要强烈得多。
还有一点急于坦白的是，自从1999年7月以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切的体会到知识分
子群体的卑怯和懦弱。我在《耻辱者手记》里所表达的期望，没有一条我自己能够做到。而
我在书中对知识分子群体所提出的批评，我却在不折不扣地重蹈覆辙。也就是说，我正在放
弃着我自己所提倡的东西，我正在实践着我自己所批评的东西。所谓正义、良知之类，离我
们内在的素质和力量实在太遥远太遥远。这个时候，读者朋友对于我的称赞，似乎句句都包
含着讽刺意味。所以，我再一次坦诚地告白于那一小部分偏爱我的读者朋友，对于我来说，
从心理角度给予理解比从道德角度给予称赞是更加符合我的真实情况的。
我必须郑重补充一句，对于读者朋友的意见中所包含的鼓励因素，我永远都会牢记在心，把
它当作激励我前行的铿锵号子，当作我寻找出路的不死的火焰。我对他们的热诚与真挚，必
将怀着永远的感激，必将以同样的热情、真挚和坦诚与他们交流对话。
我终于把几年来最想向读者告白的几句话讲出来了，我没想到为了讲出这几句话寻找一个机
会如此之难，我为此等了几年时间——没想到从《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的出版到
这本《因幸福而哭泣》的出版，竟然要等待整整三年。
写到这里，后记的篇幅已经超过了集子中大多数文章的篇幅，可是对书中内容构成"质疑与
否定"的意思还一句都没有涉及，所以，我还得接着说下去。
我写这些小段子时，暗中怀有一个愿望，就是换一种姿态面对世界。在《体验爱，体验幸福
》一文的附记中有这样的话�"我以前的文字，偏于紧张坚硬，一些读者说太让人喘不过气
来。从这一篇开始，才渐渐出现一些柔和温馨的气息，能够给人以一定的轻松感。"我曾经
想抓住这个契机，促成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文章风格产生更多变化。我不断地言说爱、宽容、
信仰、和平，言说甘地、托尔斯泰、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等等，我希望用这些光明的
东西构成一个氛围，好让我的精神在这样的氛围里得到喘息，好让一些温馨的东西在我心中
慢慢滋长和发育。
我同时还努力地从同代人之中寻找与此类似的言说，一个人只要将爱和信仰之类的言词挂在
嘴上，我就一相情愿地美化他的人格和品质，马上将他奉为我的尊师，对他顶礼膜拜起来。
这个时候，我竟然忘记了"最下流的行为，一定是以最高贵的名义出现的，最黑暗的灵魂，
一定是以最光明的面目展示的。"这些由我自己写下的格言，忘记了越是恶毒的魔鬼越是喜
欢扮演天使这样的常识。常言道，慌不择路，饥不择食，我在灵魂的饥饿和惶惑之中，完全
失去了鉴别力。我自作多情地认可这个是同仁，那个是知己。在不算太短的时间里，我感觉
到自己的心态似乎渐渐比以前平静一些，抵御黑暗之伤害的能力似乎也在一点一滴地生长。
要是没有一件令人恶心的事情发生，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可以跟所谓同仁一起修炼成天使呢。
当我突然发现自己遭受同仁中一个无赖的利用、欺骗和愚弄时，我同时也发现自己抵御伤害
的能力一点也没有增长。我不但感受到了强烈的愤怒，也感受到了强烈的仇恨。我多么希望
自己像《善良的力量》所写的那个农民和那个运动员一样，没有仇恨，只有慈悲。可是，我
没法做到。随着时间的流逝，愤怒和仇恨都在淡去，可是心中的蔑视却生长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茂盛。仇恨跟爱的距离已经颇有点遥远，蔑视跟爱的距离就更加遥远。
三年以前，我在《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中使用“无赖”一词时，我能真切的感觉到内心温
热的怜悯，此刻，我在这篇后记里使用“无赖”这个词时，我只感到了内心的冷酷与寒凉。
我知道这种现象很可怕，但我只能独自面对这个现实。我不想按照别人的期望拔高自己，也
不想为了满足虚荣心而故意扮演天使与圣徒。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愿意真实一些，自然
一些，“本来面目”一些。同时，我看清别人的本来面目的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无论你
捡多少鸭毛插在袖口上，我都不会误认作天使的翅膀。我宁愿独自咀嚼我的阴暗和污浊，我
宁愿一次一次否定我自己，毁灭我自己，而绝不向实际上跟我一样阴暗和污浊的“天使”乞求怜悯和帮助，更不会像以前那样傻乎乎地向这些用正义和良知掩盖唯利是图的本性的
“圣徒”倾诉我的忏悔。
我除了对自己的力量失望以外，对于自己老是自作多情地顶礼膜拜冒充的天使也同样失望。
我把这些底细记述于此，希望关心我的朋友接受我的教训，不要看见谁手里抓了几根鸭毛就
相信他是天使，当然，也不要因为我表达了对于一些美好事物的敬仰就高估我的修为。天使
也许有吧，但他们都在天上。我们是地上的人，地上的人都很可怜。我只能在这种真实的可
怜中煎熬，不愿刻意抓住两把鸭毛自欺欺人。如果以前曾经抓过鸭毛，我希望自己尽快丢掉。当我将这些关于爱与悲悯的言说结集出版时，不但不能证明我“换一种姿态面对世界
”的企图取得了任何成功，甚至也不能证明我的修为有多少增长，仅仅只能表明我依然不愿
放弃对这些精神的向往与追寻。即使如此，我依然担心这些文字有鸭毛之嫌，我请读者朋友
跟我一起审视。
写作《因幸福而哭泣》中这样的小段子，是我所喜欢的写作方式。1998年我就有意动手积累
这些小段子，以期日后出版一本千字文小册子。但那一年写了三、四则就打住了，直到1999
年重新动手，才算坚持了下来。现在收在一起的文字，主要写于1999、2000、2001这三年，
共计110多篇。其中一半以上，先后在《新快报》（广州）、《广州日报》、《三秦都市报
》（西安）、《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读书》（北京）等报刊连载过，另有一些曾
经三五篇组合在一起，以文章的面貌出现在《天涯》（海口）、《八面来风》（海口）、《
粤海风》（广州）、《随笔》（广州）、《评论》（南京）、《泉南文化》（泉州）等杂志
或丛刊上。还有一些散见于其他报刊，诸如《作品》（广州）、《同舟共进》（广州）、《
羊城晚报》（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南方周末》（广州）、《中国合作新报
》（北京）、《青年时讯》（北京）、《建设银行报》（北京）、《大学生》（北京）、《
质量时报》（郑州）、《文论报》（石家庄）、《杂文界》（石家庄）、《税收与社会》（
西安）、《书屋》（长沙）、《成功》（武汉）、《厦门晚报》、《乌鲁木齐晚报》、《云
南政协报》以及《读者》（兰州）、《读写月报》（南昌）、《杂文选刊》等等，谨向这些
报刊和编辑表示感谢。
本书出版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几位编辑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向他们特别是责任编
辑岳建一老师致以谢意。孟繁华被圈中弟兄尊称为“孟哥"，当我请他为这本小册子写序时，他以老大哥特有的豪侠之气满口答应，并且几天内就送来文稿；著名平面设计艺术家旺忘望先生为本书设
计的封面，非常别致，让我很喜欢，在此一并致谢。
我编选文稿时，要求入选者尽量保持在2000字以内的篇幅，只有少数几篇文字达到了3000字
。可是，代跋和后记分别接近6000字和4000字，成为书中最长的篇什，觉得甚有意思，特此
一记。
2001年11月21日，北京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