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孟子政治思想的乌托邦色彩

段志强

为学之人，最忌比附。朱子论读书法时说："不可先立一个意思，拿古人话来凑。"今日学者，多有用西方概念分析中国学术者，固然有些创见，却也有流于牵强，颟顸不通之处。学于古圣先贤，应抱一"同情的理解"：只有我先注六经，六经然后才能注我也。但本文论题，有所不同。盖乌托邦在西方，并不是一种学说，而代表着一种思潮。既云思潮，在大众之中必有一定市场。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安知我中华人物未有存此心者哉？世人但谓黄老之言高妙玄奥，凌空蹈虚，而不知孟子的政治设计亦是一理想化的架构�"迂远而阔于事情"正是孟老夫子的真实写照。以今日之眼光看来，即是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孟子的政治设计
孟子心中理想的国家，首先是一个温饱的社会。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须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而今不然，"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辗转于沟壑之间，自然一切无从谈起。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饿有野莩"，是因为做君主的骄奢淫逸，不恤民力，所以只要君主厉行仁政�"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使"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数口之家可以无饥"（《梁惠王》）。自然天下影从，王业可成。
孟子的这些话无疑是有很大力量的。他说孔子是"圣之时也"，其实他自己也可以算得上是圣之时者。战国时期兵火频仍，民不聊生，行仁政正如降甘霖于久旱之地，必收事半功倍之效。但是这种力量只可说是道德的力量，却不是逻辑的力量。第一，国弱民穷，肯定不仅仅是国君不仁，甚至有些相当不错的君主统治着寡民小国，这中间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绝不是仁义两个字所能概括的了的。第二，君主仁政，不一定经济就会发展，人口就会增加。有的国家积重难返，回天无力。第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不一定就会天下影从。格于传播手段的落后，人民文化的低下，天下不见得会都知道且明白一国的仁政。况且各自国君亦未必全是尸位素餐，听任臣民去母邦适他国。所以，从孟子上面的逻辑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思维过于简单，拿来说说，壮胆"干泽"则可，拿来治国平天下则是绝对不够的。把整个的社会问题归结于一点，此一点解决以后，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天国立刻现于人间，这正是乌托邦思想的一大特色。在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之中，个体的自为存在是不允许的。所有体现个人的制度，包括家庭财产和私有制度，都是受批判的对象，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抹杀了个人，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消归于无形，成就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与此类似，孟子则认为鲜仁寡义是罪恶的根源，只要君主修仁政，宣礼义，三代之治即可现于今日。相形之下，我们不能不说在理想社会的实现形式上，孟子的政治设计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孟子心目中的理想国家，还是一个君民同乐，和睦融洽的社会。他说："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梁惠王上》）。"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下》）君主应推己及人，与民同乐。孟子的理想�"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呈现出一派温馨的君民同心场面。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卢梭在《忏悔录》中深情忆起的日内瓦广场集会。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特别是统治者与普通人民之间的这种感情当然是弥足珍贵的，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是温情绝对不能作为政治的目的。政治可以用来追求温饱、秩序，温情则非所宜闻也。政治一旦深入到人的感情领域，必然造成思想专制，更谈不到温情了。
孟子的政治设计是一个"永动机"式的国家。君主是这个国家的第一推动力；它的运行规则则是孟子所制定：君主行仁义，令名播于四方，君主和士大夫们不违礼教，道德力量辐射出去，"上有好者，不必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于是风敦俗化，万民协和。可见，一个国家只要具备两个因素，即可大功告成：一是君主要"有不忍人之心" （《公孙丑上》），二是有完备的礼制，俾"士不失其位"（《滕文公上》），自然就会"君人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定，一正君而国定矣�"这正像牛顿所描述的宇宙模型：上帝创造了宇宙并规定了一整套运行规则，即万有定律等"自然定律"，然后给这个体系一个第一推动，这个世界就有条不紊地运行起来了。但是这种思想用于自然界差可，用于人类社会则仍然是"非所宜闻也"。社会生活太复杂了，尽管孟子也说了以"大人"来"格君心之非"（《离娄上》），但是这样一套简单的政治原则仍带有--恕我唐突--一厢情愿的色彩，统治者道德败坏肯定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但难道统治者道德水准高--且不论政治中的道德尚大有可论之处--就自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吗？社会秩序就会自然和谐吗？往往相反，却是那些"口里说着正义的话，事实上却做着不正义的事的人最能捞到好处"（柏拉图《理想国》）。我们的历代统治者正是如此，高唱仁义道德，"以德治国"，却没有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政治是恺撒的事情，伦理却是上帝的职权。
以上指出了孟子的三点政治构想。就第一点而言，"温饱"的目的当然不是什么乌托邦，但他的实现方式过于简单，"仁义而已矣"；就"与民同乐"、"礼教治国"而言，则纯乎是一乌托邦似的构想。或问，几千年中国专制社会，不正是秉行仁义礼教么？怎么延续了这么长时间？但列位看官，请问有哪几个朝代纯乎以仁义礼教治天下？仅以仁义礼制治小民而已！即揆诸今日，所�"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仍是以仁义礼制治小民，其君其臣肉食者奈何？！历史上的仁义礼制，要在"限制小民"、"归束百姓"，而非感化天下，淳朴风俗也。要而言之，它不是以伦理道德的软方式发生作用的，而是以政治权力的硬手段来治理国家。"为什么可以镇邪俗、厉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则另有妙法。"（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所以后世政治家之"仁"，之"礼"，已经全然不是仲尼孟轲之徒所鼓吹的。孔孟"道之不行"，不待秦灭六国而可知矣。
二、孟子思想中乌托邦色彩的根源
以上略言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可实现，但此乌托邦色彩胡为乎来哉？考察根本，可知其源：一曰个性，一曰师承，一曰时势，一曰哲学也。
个性。孟子此人的个性，可归为"大丈夫人格"。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这段话可视为孟子的"夫子自道"。他继承了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却不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是一个非常自信、达观的人。齐王不用孟子之言，有人问他说："您好象不高兴啊。"他说，那只是上天现在还不愿意平治天下，"吾何为不豫哉！"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呢！他屡受挫折，却毫不泄气。这样一个人，不免对自己的理论感到自负，并且绝对化。
师承。相传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在孔子的思想中，"仁"、"礼"都是极端重要的概念，也都是治国的手段。孟子继承了这种伦理治国的思想而广大之。但是在孔子这里，"仁"更多地具有伦理色彩，"仁者爱人"、"仁者，人也"，而孟子的"仁"则无往而不与"政"连，曰仁政。孟子说："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又说："吾君不能谓之贼。"（《离娄上》）无能的君主可谓贼也。（与权威注解不同）所以孔子遇到昏君则去，"能行则行，不能行则止。"而孟子遇到昏君，虽然很无奈地离去，但是他内心之中却是不认其人为君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将国君与百姓比喻为"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甚至"托其妻子于友"（《梁惠王下》），这就很有一点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了。但是他由此紧接着推出了一种不可实现的政治体制：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这是一种最高统治者与最广大人民直接结合的决策机制。显然，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强行建立起来，也会是灾难性的，如"文革"时的"大民主"。
时势。当时的中国，苦难深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人民生命从无保障。统治者的残暴被认为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得出君行仁政而天下平的结论。倘使孟子生于今日，他恐怕会更多地强调"设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上》）这种软手段，而不是"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这种靠政治来推进伦理的硬手段了。
哲学。论者多以孟子的性善论哲学为其政治思想之基础，恐非如此。盖先秦诸子之学从根本上都是政治哲学。哲学只不过是用以论证政治主张的工具。孟子要想论证"仁"之可以从君主辐射到社会，必须说明人都具有接受"仁"，实践"仁"的能力。孔子虽云"仁远乎哉？我欲仁而斯仁至矣"，但是并没有说为什�"欲仁"仁就至矣。孟子不然，他指出人皆有四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是以保四海。"（《公孙丑上》）他将个人的道德情怀作为政治结构的基础，其不得行也宜。

以上不揣鄙陋，对孟夫子的言论多有指斥，亦聊发少年狂也。这绝不等于说孟子的思想毫无价值可言，或者说此人可有可无。梁启超云：
孟子所以大声疾呼以言利不可为者，并非专指一件牟利的事情而言，乃是言人类行为不可以利为动机。申言之，则凡计较利害--打算盘的意思，都根本反对，认为是"怀利以相接"，认为可以招致社会之灭亡。此种见解，与近世实用主义哲学者流专�"效率"之观念正相反。究竟此两极端的两派见解孰为正当耶？吾侪毫不迟疑地赞成儒家言。吾侪确信"人生"的意义，不是用算盘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吾侪对于现代最流行的效率论，认为是极端浅薄的见解，决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先秦政治思想史》）
之所以大段引用，并非为凑字数，乃是任公之言，虽不中，亦不远矣。"效率论"之流当然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但是"仁义"之说恐亦不能解决政治问题。梁任公能识二者差异，而未指出各自领域。孟子之思想，用于塑造君子，大丈夫则为利器，用于敦风化俗，规德劝善则为圣经，而用于经济邦国，富民强国则为钝刀字纸矣。要而言之，修齐则善，治平则非所敢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