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亦民主，死亦民主
————也谈对苏格拉底的判决

刘自立

时下坊间，网上有一批谈论苏格拉底的文章。总的来看写的有些道道，但是好像有各取所需之嫌，未能统得全局，就是说，没有将那时候的总的民主面貌呈现于众，让读者全面了解希腊人为命运所困而发生的种种悲剧；从而不至于将这个悲剧的命运只是和他们的民主苟同一处而显得以偏盖全。笔者非希腊文化专家，但是有感于此，为做个小小争鸣故来凑个热闹。
一般的观点是这样的，老苏死，是由于民主的多数的裁决之结果。生发开来就是，民主是杀死他的祸首。
第二，既然如此，民主可以杀人，所以那个民主是起码值得怀疑的。
再接下来是，民主的价值观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要用司法这个据说不是民主的法律手段加以框正，以免烂杀无辜和形成多数之暴政。
也许尚有其他，这里就其主要各点略论辨如兹。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值得辨析的是，老苏本人在那个时代名盖天下，其辩才，其人格，其怪癖，几几无人不知。他的布道，形成了他独有的争论方式，就是引导别人犯错误。因为他的名言就是无知是有知之条件和前提。老苏于七十高龄而死，他的思想可以说是所谓风行一时，著作等身，虽然他是有名的只述而不著者（后来有语言学家专门就此一特点大写反锣格斯中心主义之文章，就是从这里发端的）。所以，苏氏的学名和人格是在雅典固有的学术和思想氛为中形成的，是民主的百家争鸣：异见人士之观点也可以有道其行的结果，而非相反。英国哲学家伯里说，是雅典对苏氏长期的容忍的结果造成了这个结局。容忍这件事是一个偶然还是一个必然，就值得细加分析了。说是偶然，是说不通的。
我们从哲学史的记叙中早已知道如亚里士多德，如色诺芬等希腊哲学家，都前后遭受过其执政官和人民群众的不解甚至迫害。但是他们的一生，其实不是生活在一种万马齐喑的思想压迫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容忍度颇高的时代，也就是我们一般而言的思想解放的时代。而他们的受迫害，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命运。而命运之不济，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对于执政的态度，不如说是因为群众在执政的蛊惑下将人间和天上的迷信当做了反对这些先知者的武器。武器的运用，尚未到达武器之批判的地步。也许问题应该这样来解释。是苏格拉底们的超前的思维内涵和思维方式致使他们和后面跟不上的群众发生了思想和行为上的矛盾，以至矛盾被政客们加以利用，遂发生了迫害之事件。
其二，正如伯里所说，那时候，在希腊，还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思想迫害。没有人可以将反对思想列入反动组织之列，也没有专门的书报禁止机构或者说来自权威部门的统一意志，能够如此行为。在这样一种民主的世界，要想合理合法地对异端思想进行迫害是勉为其难的，不可想象的。
三是，这一点也许更加有趣，因为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导致著名人士在思想上有建立权威的意图和野心。我们看到，老苏是有舍我其谁的大意志的。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他是要搞一点“导师”的名堂的，也就是柏拉图的哲学国王。这样一来，他的唯我——-也许还未独尊————的王者意识，遂遭至几乎多数人的反感和反对。在这个方面，也是民主的多数，有意无意，不愿意看到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在思想上的民主————-遭到一个所谓的无知是至高无上的知者的思想狭制，从而形成了对于几乎是未来思想压迫者的反感。因为也许老苏是一个未来的思想导师而民众并不想看到所有这一切。这从罗素的记叙中可以看到。他说过，老苏甚至排斥几乎所有的人的智慧，大到保民官，小到制鞋匠。他说他们的手艺和艺术是虚妄的，是可笑的，是和他苏格拉底的智慧相悖的。他于是遭了民众之嫌弃和嘲笑。
在我们看到的苏氏形象中，他的超人的成份已经过于严重了。一个查拉斯图拉在民主的时代的出现和尼采的他的出现，是一个阴差阳错的历史过程。当专制的暴政在现实中为我们和他们推出了一位大超人的时候，我们的认可几乎转变成为崇拜；-而在那个也许并不需要超人的时代，老苏的演示，几乎就成为一种笑柄。所以，是苏氏在潜意识里带出的他的内圣外王，引起了惯于享受民主的希腊人的反对而导致多数之意志对这样一位智者的不太公正的裁定。换句话说，是老苏对于民众的危险意识导致民主对他的裁决。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就是说，来自大叙述元首的人格神灵的权威和迷信使得他可以获得其也许是异见人士的地位和名声，但是他的行为和民众的习惯大相径廷。（尼采对于希腊神中的日神和酒神的辨析直接牵涉到苏格拉底。他是希腊悲剧即酒神精神反判者欧里庇德斯的坚定支持者；欧氏是让喜剧和智性精神登上舞台和人生舞台的第一人；他也自称是自己戏剧的第一个观众。但是“逻辑天性因重孕而过度发达”的苏氏，在以其所谓的智性挑战了那时的人民而被人民所制裁后，他的锐智还是延伸到对于反智和音乐的眷顾当中。然而却为时已晚。（见[悲剧的诞生]）。）
那么，是不是民主杀死了苏格拉底呢？是否苏氏遭遇的是所谓的多数的暴政呢？
首先，我们要定义何谓多数的暴政。这样的阐述可以和我们熟悉的历史事件，也可以和我们不太熟悉的历史事件，比照而言。
其次，多数的暴政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人为的赘行，要有必要之说明。
三是，在一个生活的常态里，多数的意义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是几乎永恒长效的。
是的，苏格拉底必然会因为他的言行而死吗？回答是模棱两可的。他可以用钱材换取生命，但是他嘲弄了这样的选择。他的死和他的哲学观念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达到死胜于生的受众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他的选择造就了他的名胜高于生命或者说原则高于应变之伟人性格特征。从处死他的选票的数目对比上可以看出，他的生死是几乎一对一的。“一个极少的多数”裁定了他的死。
这个多数和绝大多数的概念不同。是一个险胜，或者说险败。毕竟那时候的雅典还未能形成一个占据压倒性的多数。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人们对老苏毁誉参半，莫衷一是。一个也许是偶然的选择，老苏之不死，也是一个必然，如同他的死，在民主的前提下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只是他的死，死的艺术效应，他的其他无可言说的死之神秘感，导致其死的重要性，超过生。换句话说，如果老苏在投票中获得不死劫，那么，他的死之劫的悲剧，就变得几乎是不可思议了。至于是否是多数的暴政的结果，好像说服力欠缺。
从另一种角度而言，苏格拉底之死，是一个对于民主的结构和解构。而解构之魅力在于其对于新一轮的结构的重新认识。所以，苏氏之死，是死之生；而如果他不死，则是生之死。是他的死，在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上，对应了古代民主的存在说；这个民主是可以生死两顾的民主；这个民主是不可以仅仅因为他的死而判定其死亡的；这个民主也不是通常的理想主义者所谓的至善至美的所在————-他是人的民主而非神的民主——-这和人的专制中也还带有英国式的理性说一样；或者可以两相对比之。
再有，这个哲学的奥秘并非可以用实用主义的政治学说和所谓的政治术语“民主”来细而究之。这和一个共产党员和巴黎公社社员被“反动派”杀死，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德里达对于“宽容”这个关键词的解说和分析：他的说法是一组悖论。如果说宽容是对一切不可宽容的罪人或者说罪行的宽容，这是真的宽容，可是在法律上，在现实中，这样的宽容是不可执行的；与此相反，如果将宽容理解成为是对不可宽容的罪行和罪人的不宽容，那么这个宽容在法律和现实中可以实现，但是这个宽容只是有限的宽容，其实是不宽容。等等。）
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可以复活的基督也未尝不可。死是一种启示！基督之死就更是这样。因为没有一种死是可以像基督那样复活的。而复活和死的联系是和死的反意的联系一样是非逻格斯的。
我们甚至可以照此将所有的关键词做如是说。
民主是“民”和“主”的关系。从这二者来推论民主的纯粹性也是同样困难的。因为纯粹的民和纯粹的主的关系的脱离和苟合总是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
而所有这些条件在苏格拉底看来都很滑稽。老苏说，死前，“他还欠阿氏一只公鸡。。。。。”
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我们可以和其他时代真正的多数暴政做一个对比。
在多数的暴政下，那个多数一般地说是占据压倒性的多数，因为专制和革命的环境和老苏所处的环境完全是风马牛之比。我们在贡古尔，在雨果，在托洛茨基笔下见到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是怎样一种多数的暴政是几乎清清楚楚的。难道处死玛丽。安东尼特，会产生几乎是一对一的险胜或者说险败的投票结局吗？
列宁为了避开对十月革命不利的选举，他抢先在议会召开之前就完成了暴动。难道他会幻想他的布尔党会在选举中胜出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吗？
而在我们熟悉的反对刘少奇的裁定中，诺（应该是人字旁，字库中无其字）大的一个人群里，惟有一个女性，居然投了弃权票而遭致死的迫害。那个比重是：一比无数！
多数的暴政，其实在做一个残酷而荒诞的游戏；因为他们所有的人的意志被一体化了；一人化了。投票苏格拉底之死这种情形，在革命暴政中一天也不会存在。在那时候，老苏的意志还是极为正常地遭到正负两个方面的思索和犹豫，而在暴政时代，你不吃人，就是对你要吃的人的反革命同情。法国革命的广场上，人们看见大群的嗜血狗在巴黎的夜幕下蠕动成群——-他们也在表示多数暴民的意志——吃掉你的敌人！
如果还有什么思想可言的话，就是拿破伦通过夏多布里昂否定革命，恢复宗教，加上制定他的法典，其回声，在召唤英国式的宪章，以期形成类似法定的多数而捐弃革命的大多数。他让他们恢复人性训练思维培育宗教感；而所有这些，在苏格拉底时代根本就是存在之先的；只是老苏要将自己当做后世之基督而已。形成法定的多数以取代革命的多数是问题之根本途径————而这样的时代和古希腊时代错综复杂的，由命运导致的悲剧，难道有什么一致的所在吗？从根本上来说，在希腊是人和神的关系导致悲剧————“苏格拉底是不理解也不尊重旧悲剧的第二个观众”（尼采）————是人格神和神人格在纠缠不休。而在暴民政治时代，是人的魔鬼化和魔鬼的人格化。神鬼有异，又赖于人的命运和命运的命运。
那么人的命运究竟是在和那种势力搏斗或者说游戏之呢？简单而言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日神的理性和酒神的非理性的对立统一之中融合，渗透。老苏是倾向于日神的大安静大超脱的，但是仅此一项，已经给他老人家带来不便。尽管如此，是他首先提出了问题；或者说，问题的如此提法肇始于老苏。这也是精神发展阶段中所谓螺旋上升的第一阶.
第二阶，就可以进入到基督教世界的理性和非理性的交错和对立了。如果说在希腊化时代是所谓的人的神化，那么在后来的世界，则是神化的人了（三位一体）。是上帝的逻辑和反逻辑在眷顾其信徒，而非他的信徒在梦中和他吻合————像希腊人在梦中释解几何那样。当所谓的基督二度来临————即伪基督来临的时代，上述的人/神之序位更加陷入困境，已经面目全非。这是前后老苏时代的混合物和膺品。是我们和他们今天面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只有伪酒和假太阳在统治着乱七八糟的人类社会。
所以辨正老苏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区别古典之民主和当代之民主之必要。有学人引证于贡斯当，是一个好的说明。
深而企之，多数人的意志究竟是否是一个群体的意志，还是群体中各个不同的人的意志呢？
再有，人们何以体现多数意志————有时是少数意志————的必要和不必要性呢？这样的问题过于深奥，难以说明；但是我们可以说，在哲学的层次上，苏格拉底的说法是属于可以“还原”于生活的但是又和生活有所不同的一种精神存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任何强硬的手段来履行他的说词；反倒是，他的词语和对象的关系，始终是可以若即若离的。于是，在赞成和反对者中间没有一种实践理性一定要实施之，检验之。就像托克维尔所言，如果将文学的精神诉诸于政治，诉诸于革命，那么必然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因为“词语和对象的关系，是一种原罪”（奎因语）。换句话说，革命和暴政的所谓的民主——--即一人之下的民主———往往要将革命领袖人物的意志加之于人群之上——-遂产生一定要实施之，检验之的行为。这样一来，由于他们是凌驾于真理和法律之上的存在，所以，他们的少数意志，遂巧妙的变化成为几乎是一切人的意志，超多数人的意志。而这样的多数，其实是一个最多的少数，也是最少的少数，甚至等于零！
重复而言，当时和今天的人们，都不可能把老苏的反对派看成是零价值的存在。不选择老苏之死，不意味拥护他者就要死————-这就不是多数的暴政。无可选择的选择，不是希腊人的选择。
至于历史进程中的多数何时必要，何时不必要，其合理合法性如何，好像可以和苏格拉底本人的命运相联系。当斯巴达人占领了雅典，民主的势头开始减弱，老苏畅言放论的大好形势发生了微妙而明显的变化。他的罪行的定义随此变故而来，就不难看出。这确实说明了即便是苏格拉底式的抽象民主说，也不是任何时代的任何时期都能宽其容而听其便的。接下来的话题应该是，有没有不民主的时代是历史的必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像也是肯定的。因为革命不是事后的追加说明，而是一种临界状态和陷落状态。推而广之，历史并不是一种理性的延伸，理性的分额在非理性中恐怕是小之又小。而暴民的存在，也还没有从历史和现实中彻底消失。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另一方面，民主的，宪政的，理性的多数裁决，还在继续发生，产生着她们的效应。虽然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行为都还是政客们在开玩笑，有些更像小丑之举。但是民主的多数是和老苏的少数一样，有助于人们的价值追求和理性实践的。老苏的生命在于他虽死犹生，他的虽死犹生，起源于他的那个民主时代。判决他死的多数行为至今有效，因为民主未死的一个常识性知识是，民主，就是正常状态下对多数人的民意的首肯。在历史上，在今天，多数裁决不但没有被取消，而且仍然其道可行。道理是，难道为了避免革命时代的多数暴政，可以在非革命的，正常的，理性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取消这样的群体意向吗？答案当然是完全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