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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之路如何起步？二十年政改路径回顾
刘军宁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在五十年的历史中，前三十年中从未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后二十年中虽被提出，却越来越变成尚未解决的最大议题。而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对于这一点，整个朝野都没有太多争议。
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基本上是近二十年的事情。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仍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如此之难？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包袱太重，民智未开；有人说是统治精英，尤其是有巨大既得利益的权力精英拒绝民主。也有人说，是因为各方对民主的内涵的理解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如一党民主与多党民主之争，极权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争，全面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失职，至今未能找到使中国通往民主化的合适路径。在这里，我试图从民主化的路径的角度，结合前两个问题，理一理中国民主化路径问题的头绪。
有人主张，在中国全面推行民主难度太大，或许在党内先实行民主，让少数人（执政党员）先民主起来。其主张是在党内允许成立不同的派别，在没有可能实行两（多）党制的情况下，先实现两（多）派制，同时党内的各级领导职务由名副其实的选举方式产生。类似的思路还有如让东部沿海地区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省份先民主起来等等。如果执政党内部民主了，全社会的民主当然有希望。这一思路的灵感是来自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主张。但是，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在不民主的社会中实现执政党的民主化，因为这种思路颠倒了因果关系。台湾的经验则表明，即使社会民主了，执政党的民主化仍然十分困难，更不用说指望执政党在实现民主上“身先士卒”了。这种思路固然愿望良好，但其难度可能比让整个社会都民主起来的难度更大。就算是行得通，民主却又变成了只有执政党员才有资格享受的特权，这合乎民主的本意吗？在中国，毕竟绝大多数人在执政党之外。
还有人提出，在中国，由于缺乏民主的传统，教育文化水平很低，因此实行民主只能自上而下，关键在于说服执政者推行民主。只要龙头动起来，身子和尾巴随后就会跟上。这种精英主义的思路不要求执政党先民主起来，但是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少数领导人身上。这种戊戌变法式的政改思路迄今为止，仍未有比戊戌变法的更好的命运。这种思路要么因为由于忽视民众而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要么被斥为是没有代表性的“书生之见”遭到拒绝。上述这两种思路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最大的政治阻力必定是自上而下的。正是这种体制才是各级在位者利益的制度保障。
由于上述两种思路在中国至今未取得重大进展，于是另一种思路应运而生。这就是以村民自治选举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为核心内容的基层民主优先论。与上两种思路不同，这种思路是自下而上的。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纳入到民主制度中来，民主政治就无法在中国生根；另一方面，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较少，离政治体制和重大利益的核心部位距离甚远，因而启动起来阻力较小。不过，这种思路在理论和实际中都碰到了重大的难题。在理论上，农民常常被公认为是中国民主化的“包袱”。一些人常常以中国有那么多农民为理由拒绝在中国实行现代民主。那么为什么民主要先从农民开始呢？除非要么承认过去那种认为农民民主素质差、文化水平低、不适应民主的看法是错误的，要么在农民中推行的民主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在现实中碰到的困难就更大。前不久颁布的一部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须接受同级党组织（村党支部）的领导和乡一级政府的指导。换言之，就算是选举是自由的、公平的和竞争性的，其所产生的不过是村党支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更不用说它能享有不受乡政府干预的自治权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是指定的或世袭，副总统是选举的，这个国家能算是民主国家吗？而去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世瞩目的直选乡长尝试被宣布为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且不得推广。由此看来，向往中的由村、乡、县、市、省乃至中央逐级上行的民主化道路如果尚未被进一步堵死的化，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的突破。
关于中国的民主如何起步的思路远不止如上所述。但是，中国的民主化仍在未定之天。民主化的极端紧迫性与民主化单一有效路径的厥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传统的经济体制已被突破，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突破的转变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要提出一个替代其他所有思路的、排他性的单一思路，而是把所有的思路，包括上面提到的和未提到的都整合起来，实现各种民主化思路和各种民主力量的相互包容，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由少数文人策士的良好愿望，变成全体中国人的强大共识。只有由此产生的巨大合力才有可能带来中国民主化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