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现代性与大屠杀》 林贤治

我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今天与那时，文明都是一样的危险。

　--怀贞鲍姆

《现代性与大屠杀）【英】鲍曼著 译林出版社2002年1月

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种族大屠杀，时至今日，已然过去大半个世纪，而犹太人、德国人、欧洲人，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一事件。显然，他们并没有把事件局限在某个特定的时空框架之内，而是视为对人类存在本身的根本性挑战，一种难以清除的罪恶和耻辱。即以出版为例，关于大屠杀的书籍，无论纪实或研究，其品种之多，令人惊讶。我国翻译过来的，仅其中寥寥几种；称得上学术著作的，恐怕只能举出译林出版社近出的一种：《现代性与大屠杀》。

事实上，保存记忆并非易事，何况从国家到社会，存在着一股相当强大的联合势力，极力主张遗忘。记忆或遗忘，两者之间，无论在德国历史上，还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场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的持续的斗争。身为流亡的波兰犹太学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作者鲍曼对他的研究意图十分清楚，因为目睹的事实是如此荒谬，人们总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出来，所以，他决意寻绎纳粹大屠杀的教训，使之深入到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

大屠杀：现代文明的产物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从破除现代文明的病因学神话开始的。对于纳粹大屠杀的理解，人们往往将罪行边际化，把现代国家和集体的犯罪等同于历史上的杀人事件，认为是野蛮的遗留，在现代化进程中未及驯服和有效控制的前社会力量的爆发，从而免除了对现代性的罪咎的追问。作者不同意这种流行的看法，因为事实是：纳粹大屠杀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屠杀事件，超过了所有所谓的前现代等价事件并使它们黯然失色。与纳粹大屠杀比较起来，这些事件是原始的，落后的，不经济的和效率低下的。无疑地，纳粹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就像现代社会的其他事物一样，如果用我们惯用的标准来衡量，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十分杰出地显示出了现代化的成就。

学者常常把“现代性”同进步性联系起来加以定义，如此看来，鲍曼的结论是令人沮丧的。

关于杀人的现代性，鲍曼主要从理性原则、社会组织和科学技术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他在书中第五章《诱使受害者合作》中，仔细剖析了德国人如何动用受害者的理性误导他们的策略。“牺牲一些，拯救多数”，这是犹太委员领袖在辩词中反复重现的语句；而更多的犹太人，则追逐着“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在每次“行动”之后仍然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于是，诸如“避免损失”、“活下来的代价”、“更少的罪恶”等计算也就随之产生。在这里，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计划的一部分。鲍曼指出，在纳粹大屠杀整个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从来未曾与理性原则发生过冲突。这是可怕的。其次，是关于理性化的制度，也即官僚机构的形成与完善。无论大独裁者希特勒的杀人的想象力如何大胆，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理性的官僚机器以常规程序付诸实践，终将一事无成。

鲍曼多次描述了这样一种现代“园艺”国家观，说是作为一个国家，广大被统治者只是“园丁”从事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纳粹大屠杀就是这样合乎逻辑地得以构思和实施的。由于社会被视为管理的对象，视为必须加以“控制”、“掌握”、“改进”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之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根据园艺的要求，植物被划分为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被清除的杂草两大类），纳粹大屠杀一类解决方案便不仅有了可能性，而且具备了现实性，惟有发生才变得格外“合理”。一切为设计所决定。是设计赋予了纳粹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为它制作工具，社会根本无力抵抗“园丁”的照管，只好随时准备被挤压成园丁所选择的任何形状，以整体性瘫痪为代价确保它畅通无阻。这叫“社会错位”。所谓错位，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颠倒，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逼使社会处于盲目被动的状态。

鲍曼还指出，在使纳粹大屠杀得以持续的过程中，现代科学既直接又间接地充当了帮凶角色。首先，科学要求价值无涉，追求工具理性，在国家转变为有组织犯罪时，它不予阻挡，甚至相应地演变为一种反道德逻辑，而为国家所利用。它以庞大的研究及实验机构、人员、设备、技术，为纳粹大屠杀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源。

理性思维，官僚体制及现代科技三者之间互相联系，但是，它们不是平行的；在书中，核心是“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物”，其余一切都为他们所支配。他们训练部属、军人、专家，而且同样训练受害者，通过组织，强制或诱使他们合作，最后把暴力集中起来。

命令：服从与责任

关于纳粹大屠杀事件，鲍曼十分突出地论述了不同角色的共同的责任问题。书中写到，有两种情况可以开脱责任：其一，杀人者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服从组织纪律而已。希特勒的头号助手艾希曼在审判期间，坚持认为他遵守的不仅是命令，而且是法律。他的辩护律师塞瓦斯博士在总结陈词时，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把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如果他赢了，他将获得勋章；如果他输了，他就得上绞刑架。”忠诚与服从由来是公民尤其是军人的天职，罪恶隐藏在什么地方呢？鲍曼提到米格拉姆的关于“责任转移”的实验，它表明：一旦经过行动者的同意而将责任转移到上级命令的权力之中，行动者就被投入了一种“代理状态”，即把自己看作是给别人执行意愿的状况。代理状态与自主状态是相反的，实质上是逃避个人良知的责问。这样一种连续的、普遍的责任转移，结果造成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造成一种情境，在这一情境之中，组织的每个成员都相信他是受人操纵的。所以，鲍曼说：“组织在整体上是一个湮没责任的工具。协调行动之间的因果链条被掩饰起来，而被掩饰的事实恰好就是这些行动产生效力的最有力的因。”由于纳粹大屠杀的参与者都相信责任在别人那里，在上级那里，或者简直就是命令本身，集体执行残酷的行为便变得更容易了。

纳粹大屠杀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并非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穿制服的惟命是从的人完成的；它不是源自秩序的败坏，而是源自一种完好的秩序统治。书中称引麦克唐纳于1945年的警告说，“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这意味着，秩序，法律，所有的规则和资源，都是属于园丁国家的。它具有操纵道德能力的能力，只要它愿意，就可以超越任何道德伦理的界线，对其统治之下的人们做任何它所想做的事情。

为责任开脱还有一种情形是，将问题归因于距离，也即中国古圣人孟子说的“君子远庖厨”，认为远离罪恶的现场是没有责任的。一般来说，责任来源于与他人的接近，接近的另一端则是社会距离。如果说接近的道德属性是责任，那么社会距离的道德属性则是缺乏道德联系，或者是异类恐惧症。纳粹的最成功之处就是统治的非人化，它利用人们的安全感，制造冷漠，扩大被指定的受害者与其他人之间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分割杀人过程以使杀人者适应具体的技术分工，以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将受害者置于不可见之地并因此掩盖行动的道德意义，使之远离道德评价。距离的社会生产，贯穿纳粹大屠杀的全过程；倘若统治者认为必要，当然还可以制造紧急状态，于顷刻间撤除距离，走出保密之墙，使用极端的步骤直接杀人！

关于知识精英

《现代性与大屠杀》从社会学出发，最后回到伦理学，主旨是道德责任问题。纳粹大屠杀所以发生并成功地得以持续，变换一个角度，也未尝不可以视作“抵抗资源”的失效。其中，知识精英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德国的大学同其他现代国家的大学或相似的机构一样，坚持所谓的“价值中立”，标榜追求知识和科学研究的动机的无功利性，为此，必然把认为与科学追求的利益相冲突的其他意愿置于不顾。鲍曼强调指出，德国的科学机构对纳粹野蛮的行径保持沉默，甚至在完成纳粹任务的过程中积极配合是不足为怪的。他还援引美国学者利特尔的话说，屠杀集中营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一个大学体系生产出来的产品。至于德国科学界的精英，书中举例说，像普朗克、索末非、海森堡等都曾经向政府提出过各种忠告，目的在于避免正面冲突，恢复某种秩序，以使他们的职业自主性得到维护。海森堡找到希姆莱，以确证他和他的同事能够被允许做他们愿意做和喜欢做的事。希姆莱建议他把科学同政治区分开来，这使他深受鼓舞。于是，他以自己的专业积极推动纳粹事业，后来身在异国，举步维艰，仍然不倦地指导两个小组中的一个投身到原子弹的研制中，沦为不可自拔的科学动物。在纳粹建立的新秩序中，知识分子纷纷投降，从受害者变为杀人者的附庸、犯罪的同谋。在血腥的空气里，他们缺乏抗争的勇气，为了宽慰自己，竟至于认同官方的结论，把受害者视为可耻的一群，从而像以往一样，继续安然沉湎于大学的“清白”和科学界的“纯洁”的喜悦之中。

知识精英的表现，进一步支持了鲍曼的关于大屠杀源于“现代性”的结论。接下来的问题是，纳粹大屠杀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根据鲍曼的逻辑，结论同样是肯定的。所有导致纳粹大屠杀的因素仍然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道德责任的漠视，现行社会组织甚至可能因为“现代化”的单向度发展而使不道德的行为变得更为合理。因此，他认为，惟一的希望在于接受纳粹大屠杀的挑战，承认纳粹大屠杀的意义，把人性、同情心、羞耻感从死亡的历史阴影中拯救出来。但是，这是可能的吗？为了战胜邪恶，应该有多少人反抗那种逻辑？有没有一道神奇的门槛，能让邪恶的技术在跨越时戛然中止？“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鲍曼这样回答。作为知识分子，批判并不曾使他失去对人类的热爱。其实，惟其热爱，批判才会变得如此执著、锋锐和彻底。

《南方周末》200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