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语言游戏——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

李三虎

与现代主义相反对的后现代主义是60年代兴起于法国。美国等地并迅速波及全球的一种文化思潮，它以解构中心的多元世界观、用文本话语论替代世界本体论等为特征。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的一支主要力量，而利奥塔则是后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他于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至今仍是研究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经典著作之一。

虽然“后现代科学哲学”这一术语是后来的图尔明首次使用的，但利奥塔开启了将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哲学相结合的先河，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着重探讨当代西方高科技社会中的知识状态嬗变，试图以语言实用学（简称语用学）的观念和方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异和文化症状，并深入论证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元叙事”的衰竭枯萎以及因此产主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局限。正是这种强调知识“不可通约”和开发不同语言歧见的后结构主义观念成了利奥塔后现代科学哲学思考的基点。 一、作为语言游戏的科学知识

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哲学，首先关注的问题是使用语言来考察科学知识及其与其他知识形式的关系。第一个对知识进行语言考察的是后结构主义大师福柯。他认为古典观念的知识就在于将一种语言形式与其他语言形式相联系，在于恢复巨大的、完整的词和物的平面（利奥塔称之为“大叙事”），并使每样事物可以言语，知识的适宜功能不在于观看或演示而在于解释。且解释与组织或秩序观念密切相关。全部古典认知所以可能是因为知识反映了秩序。在福柯看来，这种古典认知观念实际上构成了以科学知识启蒙为理想的现代主义观念。 如果说在福柯的知识话语中已经确立了语言的地位的活，那么在利奥塔的知识话语中“语言游戏”更成为他研究思想史、科学发展和文明变迁的透视工具，知识与语言密切相关，语言表征秩序，秩序构成作为规则观念或操作原则的科学概念的基础。自然地，利奥塔也把科学知识看作是一种语言游戏。在他看来，这样一种看法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正如他指出：“科学的知识是一种‘论述，我们可以确切他说，在过去的40年里，各种‘尖端’的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音学、语言学理论，传播学和控制论（神经机械学）的问题、代数与信息论（电子信息学）的各种理论、电脑及其程序语言、翻译问题，还有诸多电脑语言之间交叉问题的探讨，资料储存和流通的问题、电传学、智能终端机的改进，悖论学（模糊学）……等。”（利奥塔：《后现代状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按照利奥塔，人们必然会追问，除了科学知识之外，其他所有知识都是虚无的吗？或者科学知识难道是构成科学事业的“研究纲领”的“内核”，而其他知识只能是其“保护边带”并持续变化吗？

对于这个问题，利奥塔做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科学知识并不代表知识的整体，它总是与其他（为简单起见）我所叙事的知识并存、竞争和冲突。”（同上书，第45页）一旦科学知识按照语言游戏来理解，也就是说不再简单地把科学知识作为所有其他知识形式建构的基础，那么，利奥塔便进一步指出：科学的游戏可以置于与其他知识同等的水平上。在这里，他说明了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优越性，它们都是语言游戏，也即存在一种所谓多重语言游戏。因此，作为语言游戏的科学知识曾经一直被现代主义者当作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大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变得与其他知识没有什么两样。 二、现代科学知识的语用学特征

在对科学的看法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后现代科学观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一般来讲，现代主义科学观可以回溯到启蒙运动时期，所谓启蒙运动就是要试图为所有可能的知识提供基础，这个基础逐步确立为以实证、理性（特别强调数学意义上的精确性）为标识的现代科学知识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则拒绝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并挑起了重建多重知识模式的哲学任务。为此，利奥塔使用了“后现代”这一已经在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中间流行的词语。他指出，“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质疑，而这种质疑是伴随现代科学发展而产生的，因为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整套合法化的“元叙事”体系（如形而上学、学院制度等）发生了危机，如英雄圣贤的退居边缘、环境巨大灾难的出现。伟大探险的事过境迁、崇高的终极等意味着失效，由此衍生出了怀疑主义（同上书，第29页）。

尽管福柯把古典的秩序知识与文艺复兴的碎片知识（先是“人的科学”，接着是自然科学——以牛顿理论为最，后来是社会科学）相并列，但从这种区分中仍然可以看到现代主义知识观与后现代主义知识观之间的联系。在福柯看来，古典知识是一种理解秩序的语言实证主义梦想，而文艺复兴知识则是通过“语言碎片”打破了神圣化的秩序观念，这样，在实证主义意义上，与具有明显本质论基础的秩序语言游戏相比，个人叙述（语言碎片就是指语言游戏的个体化状态）就成了语言交流的标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能够把个人叙述描述为“私人语言”吗？这种私人叙述本身通过使用能够作为交流媒介并因此而公众化吗？这正是利奥塔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主义者试图通过提供一种“元叙事”，即综合的形而上学框架（实质就是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实证和理性方法）来组织、试验和解释所有的知识陈述，与此不同，利奥塔是想使用“后现代状况”来避免这种不经意的主张，并转向以私人语言游戏的不可通约性来说明知识陈述问题。他指出：“后现代知识并非为权威者所役使的工具；它能够使我们对诸种事物差异获得感知能力，使我们获得宽容不可通约性的能力。后现代知识的原则不是专家式的同质性，而是发明者的悖谬推理。”（同上书，第30一31页）这使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种知识观的分水岭一目了然。

以上面看法，利奥塔描述了科学知识的语用学状况：首先是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语言游戏是只保留定义指称性，而将其他语言游戏排斥在外。一种科学话语的真实价值是决定它是否被他人接受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定义指称性的真实价值论证中，其他如疑问句式、预设规范式等标准只是用来作为转折或过度而已。这样，一个人如果能够针对某个指称提出一种确实的看法，或者以证明法或证伪法来证实专家结论正确与否，就可以称为科学家了。

其次，科学知识是社会规范的间接组成单元，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和各种科学制度体系的建立，科学知识成了社会规范的间接组成元素。这样，科学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密切相关了，社会中的聆听者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能力，只要聪慧灵敏和在聆听就可以研得和习得科学知识。

再次，科学知识只有以某些论点和证据被证明为真理才能被承认。科学教授是用实验来演示某个理论为真理，才能使学生和公众接受。科学知识从来都不怕事实被曲解或反证，用旧有的方法所获得的知识随时都可能被推翻。而就同一指称而言，如果提出一种与既有话语相矛盾的新话语时，只有在出示相关证据去反驳既有话语时，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最后，科学知识策略是一种历时性的记忆。当代科学家应该熟悉他所定义指称的一切已有话语（如文学和书目之类），并且如果他要提出一种新的话语、那么这种新话语必须是与以往一切后语都有所不同。原则上讲，这种记忆是有用的，它意味着一种不断创新的历史性发展，代表了一种科学知识积累的过程。

利奥塔认为，这些状况是科学知识独有的，是尽人皆知的，但它们决不能成为评判其他知识形式的成立与否及其效能的标准。因为科学的游戏规则与其他知识的语言游戏是根本不同的两套规则。其他非科学的知识形式是由成见、习俗、权威、偏见、传奇、神话、寓言、天真和意识形态等组成的，它在实用交流中往往并不以论证和证据作为主要手段，所以它在无法理解科学话语时便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但反之，科学家对非科学知识的正确性提出质疑时，便会作出永远无法用论据或证据来说明的结论。现代主义的错误正在于将科学知识的游戏规则用来评判全部知识，结果导致了人们为后现代状况中“意义的丧失”而哀悼的情况。 三、权力推动的现代科学知识合法化

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哲学也对科学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且把它置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中来讨论。他说：“知识以信息的商品形态出现，成为权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世界范围权力竞争中，已然变成最重要的筹码。”（同上书，第36页）那么，究竟知识对什么样的权力之竞争是关键的？是否只有力增加利润的资本家权力才能展示科学知识的成就？这里利奥塔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扩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将工业资本家的商业权力同自然科学的基础和实践联系起来，认为工业的实践不仅是一个展示科学成就的问题，也是一个推动和保护科学活动的问题。在反对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科学研究观时，他们指出：“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甚至这个‘纯粹’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线索，利奥塔强调与科学知识密切相关的权力概念是带有普遍性的：“知识不再是主体，而是服务于主体：它的唯一的合法性就是使道德变成现实（尽管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利奥塔，《后现代状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在利奥塔看来，权力不仅是掌握知识的结果，也是科学知识是否有效的裁判员。正象培根所说“人类知识与人类权力合而为一”一样，利奥塔指出“权力以科学和法律的效率为依据可以将科学和法律合法化，也可以科学和法律为依据将科学和法律的效率合法化。权力是自我合法化的，一个为发挥权力运行最大化而组织起来的制度或体制、似乎也能够比较自如地成了自我合法化。”（同上书，第141页）如此一来，科学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成了自我合法化的过程了，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知识自身赋予了权力。现代科学和现代性中心地位的确立正是将政治、军事、资本等权力作为原动力来追求其合法化的产物。而与日俱增的科学危机（如实验科学的终结、科研经费的逐步减少和忽视对人文的关注等）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科学知识的危机既是伴随科学合法化的发展过程而产生的必然现象，也是资本主义权力膨胀的结果。这说明，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四、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后现代科学知识

利奥塔把科学知识看作是语言游戏及其规则，并通过对科学知识借助权力追求合法化的探讨，实际上解构了现代主义或现代性中科学的霸主地位。在此基础上，他通过揭示现代实证和理性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数学中的哥德尔难题、热力学中的“拉普拉斯妖”、生物学和化学中的布郎运动、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则、经济学中的柯可曲线等），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知识的定义：“后现代规则话语，内容在话语中。”（同上书，第163页）这种后现代规则话语具体表现为不连续性、突变性、非修正性以及佯谬等。后现代科学所关注的事物是模棱两可、测不准、因信息缺乏而导致的对抗冲突，支离破碎、语用学悖论等。这样说来，后现代科学实际上正在改变着知识的本质，并正在提供一种合法化的模式（即科学中的明确文本来源于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只不过这种模式与现代科学所倡导的效率合法化毫无关系。

应该说，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哲学解构现代科学中心地位是注意到了现代科学本身的某些问题，他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设想也有量子力学、相对论、突变论、超循环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模糊数学等一些科学结论作为依据，因而有其合理之处。如果说以实证和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科学作为一种叙事力量的兴起过分倚重客观性的“物质”和“碎片化”的话，那么今后的科学必然要考虑过程、人文和整体性的价值取向。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声，也许正是这种意义上，利奥塔使用了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观念挽救了现代科学。正如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詹姆逊在为《后现代状况》作的序言中评价道，“利奥塔之所以能够对一个旧式科学合法化内容做回顾式的描绘及叙事性的分析，是因为旧式科学合法化的理论在今天已经土崩瓦解了，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一不得己而为之的方法，一种极其特殊的、最后一分钟似的援救行动”．而他“重新改造目前似‘非’或‘后，指涉式的‘认识论，，从而巧妙地挽救了科学研究和实验，使之保持了一贯性。”（同上书，第4一5页）。

然而，强调后现代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实证、理性等“通约性”现代科学方法就毫无用处。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还相当遥远，我们还要借助实证和理性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而且；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哲学也有众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他的方法论过多地强调解构而较少建构性，指出后现代科学的出路在于关注不确定性是否完全能够解决现代文明危机也成问题，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将后现代性作为“时髦”而拒之门外，更不能说后现代性只是发达国家的事情而与我无关。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哲学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