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让-弗·利奥塔

导语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有关最发达社会里的知识状态，我决定以后现代一词表述这种状态。该词目前在美洲大陆的社会学家和批评家中间颇为流行，人们用它来指示我们眼下的文化处境：历经19世纪末以来的多重变革，从科学，文学到艺术的游戏规则均已改换。本书试将上述变革置于叙事危机的范围内加以考察。

科学始终同叙事发生冲突。依照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大部分叙事不过是寓言传说，但是，科学除了在陈述有用常规和追求真理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它仍然不得不证明自己游戏规则的合法性。于是它便制造出有关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即一种被叫做哲学的活语。我将使用现代一词来指示所有这一类科学：它们依赖上述元话语来证明自己合法，而那些元话语又明确地援引某种宏伟叙事，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例如，按照理性的双方可以达成一致意见这一观念来判断，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陈述者和倾听者之间导致共识的规律便能够成立：这就是启蒙叙事，在这类叙事中，知识英雄总是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宇宙的和谐迈进。从此例可以看出，如果利用暗含着一种历史哲学的元话语去证明知识的合法性，随之引起的疑问便将是有关那些支配社会制约关系的机制的合法性，它们本身也需要合法化证明。因而正义同真理一样都受到宏伟叙事的关照保护。

用极简要的话说，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这种不信任态度无疑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科学进步反过来又预设了这种怀疑态度。与合法化叙事构造瓦解的趋势相呼应，目前最突出的危机正发生在思辨哲学领域，以及向来依赖于它的大学研究部门。叙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运转部件，包括它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目标。它逐渐消散在各种叙事语言因素的迷乱星云里，其中搀杂着叙事、指示、命令、描述等等成分，而每一星云又依照它自身独有的语用学规律进行旋转。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众多星云的交接面上。然而，我们无需建立稳固的语言组合，己建立的组合体制也不一定发挥交流作用。

未来的社会因此将不大可能落人牛顿式人类学的规范（诸如结构主义或系统理论），反而会遵循一种语言粒子应用学的规律，语言游戏层出不穷——具有多种成分的异质生成性质。它们只能导致机制的分解——即局部决定论。

但是，决策人物企图按照输出／输入原理来管辖那些社会性语言星云，他们所追随的逻辑是：所有的语言因素都可以通约，因而整体也是能够被决定的。他们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计量分配以促进权力的增长。不论是在社会正义还是在科学真理问题上，这种权力的合法化都同样地建立在优化系统操作——即效益的基础上。将这一标准运用到我们全部的语言游戏中，必定会带来某种恐怖裁决，它或软或硬，迫使语言要么将自己操作化（可通约），要么自行消亡。

极限操作逻辑当然常常自相抵触，尤其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引起矛盾：它同时要求较少量劳动（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较多工作（为减轻失业人口的社会负担）。可我们的怀疑态度如此强烈，以致我们现在不再象马克思当年那样，期待着从成堆的矛盾反常中升腾起拯救之光。

尽管如此，后现代状态不等于幻灭，正如它不等于对非合法化的盲目肯定那样；元叙事衰亡之后，合法性将在何处安身？操作标准属于技术范畴，它同真理或正义的判断无关。合法性是否如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说，将会在经过讨论而得出的一致意见中出现？这种意见的同一性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变性，而创造发明总是起源于争辩分歧。后现代知识并非仅仅是权威手中的工具；它增强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促进我们对不同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它的原则不是专家的同一推理，而是发明家的谬误推理。

这里的问题是：一种社会制约的合法化，一个公正的社会，是否能依照类似于科学活动的反论形式建立起来？而这一反论又是什么？

以下的本文是篇应时之作。它作为对最发达社会中知识状态的报告，应魁北克省大学理事会主席之请向该会宣读。我在此感谢主席先生允许发表报告的盛情。

需要补充一点，即本报告的作者是哲学家而非技术专家，后者知道他懂得哪些事物和不懂得哪些事物。前者却做不到。于是人们下结论——说原因是两种极不相同的语言游戏。我在此把它们混为一谈，结果便是无一完满成功。

可哲学家至少能自我安慰地设想，本报告的基础成分，即有关某种合法化的哲学和伦理-政治学话语的形式与应用分析，今后终归会降临人世。到那时，这份报告便可作为一种社会学角度的前导说明，既缩短详尽分析的篇幅；又同时设定了它的范围。

为此，我将报告题献给巴黎第八大学（即Vincennes）哲学理工学院，——在这高等学府穷途末路的后现代时期，该学院正可以开创新起点。

叙事功能与知识合法化

如今，合法化问题已经不再被当作是科学语言游戏的一项失败。更为精确的说法是，它作为问题已将自己合法化了，就是说，它已变为一种启发式推动力量，但这种首尾颠倒的处理方式仅仅是最近的事。在它落人这一步之前（即某些人称作实在论的阶段），科学知识曾经寻求过其他解答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在一个长时间内不得不求助于公开或隐蔽的叙事知识程序，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叙事知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返回到非叙事知识中的动向，不应被认为是过眼烟云，一去不返。请看这一赤裸证据：每当科学家有所“发现”，应邀发表电视讲演或接受报刊记者采访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追述一部知识的史诗，而这史诗毫无史诗味。他们按照叙事游戏的规则玩弄科学，而叙事的影响不但明显作用于电视观众，也左右着科学家自身的情绪。这一事实既不琐碎，也不是附加的花絮：它直接涉及到科学知识同“通俗”知识（或者说是它的残余物）之间的关系，国家花费巨资让科学像史诗那样公开上演：这意味着国家本身的合法建立在史诗之上，而国家则要利用史诗获取决策者们所需要的公众赞同。

可以设想，向叙事回归是种必然动向。至少科学语言游戏在追求真理性陈述的同时，没有方法和能力来使得它们的真理依靠自身证明自己合法。假如确实如此，就有必要承认，历史自有一种不可缩减的需要，这需要不像前面所认为的——只是为了记忆和表达（即历史性和叙事口吻的需要），恰然相反，历史的这种需要是忘却[metrum] （参见第六节）。

我们正在超过自己。但在前进途中我们应当牢记，有关合法化问题的那些明显被废弃的陈旧解决方案在原则上并未过时，仅仅是在表述方面失败了，如果发现它们以其他形式延续至今，我们也不必惊讶。难道我们自己此时此刻不也正痛感有必要在西方建立一种科学知识话语，以便澄清它的暖昧地位？

科学的时新语言游戏将其合法化问题置于先河初开之处——柏拉图。这里不便对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作详细解释，但科学语用学正是在这本书里开始起步，当时它一半被当作是明晰主题，一半是含蓄的假定。这种对话游戏，加上它特殊的规定，实际上凝聚了科学语用学的精髓，并包括了研究和教学两种功能。我们从中重新见到部分前面已列举的同类规则：如争辩的目的是达至共识（homologia）；指谓的统一性保证一致同意的可能；对话参与者相互平等；甚至非直接地认可对话为一种游戏，而不有关命运前途，因为那些拒绝接受规则的人（或因懦弱或因粗鲁），都已被排除出圈。

余下的事实是，即使我们承认游戏具有科学性质，有关它本身合法性的问题也肯定存在于对话提出的问题之中，与此有关的一项著名例证见于《理想国》第六，七两章，并由于它从一开始即将合法化问题同社会政治权威相联，这例证更显得重要。如人皆知，书中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是以一种叙事形式出现的——即采用穴居时代的寓言形式，追述古人是怎样又为何渴望着叙事，同时又忽略了知识的辨认。因此，知识本来是建立在它牺牲自我的叙事基础之上。

更有甚者。这种合法化努力或柏拉图对话正是凭藉它自身的形式推动叙事发展：每篇对话都套用一种科学研讨的叙事方式。辩论的记载文中表白多于报告，陈述多于叙述这一特征在此无关宗旨，因而文体更近似于悲剧而不大像史诗，事实说明，开创科学先河的柏拉图式话语自身就不科学，这恰恰反映在它力图证明科学合法这一焦点上。科学知识不可能知道或让人知道它是真理性知识，除非它求助于另一种知识即叙事知识，但从科学知识的眼光看，叙事知识根本就不算知识。不向叙事知识求援，科学便处于一种假定自己合法的位置，并屈从于它所谴责的毛病：易招非议，依赖偏见。然而，若把叙事当作自己的权威，科学岂不也会落人同样的圈套？

这里不能细致说明叙事在科学中通过后者的合法化话语再度复兴的经过，这一复兴过程包括但又不局限于那些宏伟的古代、中世纪和经典哲学。一场无尽的折磨。即使是笛卡尔这样信念坚定的哲学家，也只能通过瓦莱里所谓的心灵说来证明科学的合法，必或在别处以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形式进行这一论证——他那本《方法谈》作用大致如此，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众多哲人里最具现代意识的一个，他区分了推理（Organon〕和思辨（Metaphysics），即将科学陈述必须遵循的规则同它们在有关存在的话语中寻求合法性的努力分离开来。他更为现代的建议是将科学知识（包括它假装要表现指谓的存在含义这一点）仅仅看作是争论和证据——或者说是辨证法的构成。

伴随现代科学发展，合法化问题中出现了两个新特征，首先，科学超越了对第一证据或先验权威的思辨追求，将它简化为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你如何证明你的证据”或者更笼统些：“由谁来决定真理的条件？”人们已承认真理的条件或科学游戏的规则是游戏内部所固有的，它们只能在具有明了科学性质的有限辩论范围内加以确立，而且除去专家们自己就此达成的共识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些规则的合法有效。

以一类专究真理条件的活语来限定一类话语的条件这种现代癖性，是与第二个特征一道出现的。这就是叙事（通俗）文化重获尊严，它已表现在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各种启蒙思想支系之中，譬如“狂飘突进运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及法国历史学派。叙事不再是合法化过程中偶然的失误。在知识困境中转向求助于叙事的明显趋势，是与资产阶级要求从传统权威下争取解放的潮流同时发生的。叙事知识在西方发起一场暴动，以便解决新权威的合法化问题。在此叙事复杂化形势下，合法性命题便自然而然地征求一位英雄的名义并以它作为自己的反应：谁有权利来决定社会问题？谁是规定准则并强制遵守的主体？

这种追究社会政治合法性的方式与新的科学态度紧密相联：英雄的名字是人民，而合法性标志即人民的赞同，他们制定准则的模式则是评议。进步的概念是这一认识的必要延伸。它仅仅表现设想中知识不断积累的运动——不过这一运动至此已扩展到社会政治新主题。人民争辩何为正义与非正义，一如科学共同体讨论真理与谬误；他们积累民政法律的进程伴随着科学家对科学法则的搜集；如同科学家发展新的“范式”以便鉴于新知去改造研究规则，人民也不断完善自己求得意见同一的章程。

很明显，这里由“人民”表达的含义是同传统叙事知识的观念完全不同的。如我们所见，新含义要求确立评议机制，它无需积累进程，也不自命具有普遍意义，这些实际上都是科学知识的操作成分。因而可以毫不奇怪地认为，用“人民”论证的合法化新程序的表征概念必将与此同时积极卷人对人民的传统知识的摧毁。单从少数种族或潜在的分离运动最终免不了传播蒙昧主义这一角度看，上述摧毁是在进行中。

我们还可以见出，这一必要地抽象化了的人民主体的现实存在（它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它特别地依照知识主体的范式建立起来），有赖于专门立法机构的动作：那个主体被假定在其中行使评议和决定权，而这又包容集中了国家全部或部分的意见。于是国家问题从此便同科学知识的问题密不可分了。

然而也很明显的是，这一相互纠结是多方面的。“人民”（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尤其是他们的政治机构，并不满足于认知——他们要的是立法。就是说，他们制定具有规范地位的命令。因此他们发挥的语言资质不但有关指示性陈述（它专司真理的择定），而且包括命令性陈述，后者自命有权判断正义。如前所述，叙事知识的特征及我们对它了解的基础，正是在于它结合了上述两种语言资质，不用说它拥有的其他资质了。

我们所讨论的合法化模式（它将叙事作为知识合法性重新引入其中），因此而能够循着两条途径发展，看它分别代表的是认知主体还是实用主体，是知识英雄还是自由英雄。由于有了这一选择可能，非但合法化的固有含义产生变动，而且清楚地暴露出叙事本身无法充分地描述合法化意义。

非合法化

在当代社会与文化——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知识的合法化问题以不同的术语加以系统阐述。但无论它应用何种整合模式，也不管它采取的是思辩型叙事或解放型叙事，宏伟叙事总归已经失去了它的可信性质。

叙事的衰落可以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技术与技术科学全面繁荣的结果，这种繁荣导致从行为目的向行为方式的重心转移；叙事的衰落也可以被看作是高度自由化了的资本主义历经30至60年代凯恩斯学说掩护之下的退却而重新设置自身的后果，这一更新消除了共产主义替换方案，并维持了个人的物质享受与各类服务业。

但是按这种逻辑去寻求变化的原因，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注定要失望。就算我们选用上述假设性理论中的某一种，依然需要具体他说明变革趋向之间的相关联系，以及阐释有关思辩型和解放型宏伟叙事日益丧失其统一的合法化力量的原因。

当然可以认为，有“关资本主义的更新昌盛，以及技术的转向发展现象，都可能会影响知识本身的状态。但是为了理解当代科学何以能够早在变革之前便遭受到这种影响，我们必须首先找出“非合法化”的起始因素。以及植根于19世纪宏伟叙事中的虚无主义胚胎。

首先，思辨机制与知识之间有一种含混的关系。它表明知识之所以名副其实，仅仅因为它依靠具有合法化作用的第二级话语（即自律性）来引用自己的陈述，籍此重复地派生知识（“自我提升”或扬弃过程）。这等于直截了当他说，指示性话语虽立足于一种肯定指谓（如一个生命机体，一项化学性能，一种物理现象，等等），它确实不知道自己以为知道的东西是什么。实证科学并不是一种知识形式。而思辨专以压制排斥为生，黑格尔式思辨因此而含有对实证知识的某种怀疑，这是黑格尔本人承认的事实。

未能使自己合法化的科学就不是科学，如若它用以证明自身合法的话语看上去属于一种前科学的知识形式，或者类似一种“粗俗”话语，那它就会被贬降到最低等级，即意识形态或权力工具的地位。这种贬值不断地发生，只要那些由话语谴责为经验的科学游戏规则被应用于科学本身。

以思辨性陈述为例：“一项科学的陈述，只有当它能够在普遍性发生过程中获得成立时，才可称之为知识。”问题是该陈述本身是否如它所定义的那样是一种知识呢？那只有看它能否在普遍性发生过程中获得成立了。它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只需要假设这一过程真地存在着。如此的假设，实际上正是思辨性语言游戏不可缺少的前提。如果没有它，合法化语言便不再合法；它还将伴随科学一道，头朝下地跌入胡说八道，至少用理想主义的字眼来说是这样。

但如此的假设也能从完全不同的含义上加以理解，这便带领我们趋向后现代文化了：我们可以在不违背前面所持观念的条件下说：这一假设限定了一套人们开展思辨性游戏时必须接受的规则。这番评价首先设想，我们可以承认“实证”科学代表了知识的普遍模式，其次我们将其语言理解为表达某些形式性与公理性预设的工具。这恰好是尼采的所为，尽管他使用了不同术语，以便在当时说明“欧洲虚无主义”从科学的真理需求中产生，却被反过来对抗它自己。

从尼采那里引发出一种洞察性思想，它至少在此方面距离语言游戏概念不远。我们现在拥有了一项非合法化过程，它是由合法化本身的需求所推动的。科学知识的“危机”症兆自19世纪末以来不断增多，但它并非出自于科学偶然的增长发达，后者本身是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相反，它体现了知识合法性原则的内部销蚀。这种销蚀正在思辨性游戏中悄悄进行，而为了放松无所不包的知识巨网以便让每门科学最终定位，思辨游戏实际上对它们放任自流了。

各门科学领地间的传统分界线因此而成为问题——学科规则消失，各科的交叉重迭现象出现了，从中又生成新的学术领域。知识的思辨性等级制度让位给一种看上去象是内在的、平面的研究区域网络，而它们的边界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原有的系科分裂成各式各样的研究所和基金会，大学也随之失掉思辨合法化功能。一旦被剥夺了科研的责任（它已为思辨叙事所窒息），大学便把工作限制在传输被认为是可靠的知识方面，并通过教学保障教师的复制，而不是造就研究者。这正是尼采发现并加以谴责的那种状况。

这种内在的销蚀力量，对于另一种合法化程序，即起源于启蒙运动的解放构想来说，发挥了不亚于它的思辨性话语中的瓦解作用，但在这里它触及了不同的侧面。解放合法化叙事的与众不同特征是它将科学和真理的合法化建立在那些涉及伦理、社会与政治实践的对话者的自治基础上。如我们已见，该合法化形式有着很直接的问题，即含带认知价值的指示性陈述与含带实用价值的命令性陈述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因而属于资质的差异。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如若某个描述真实情景的陈述是真理，那么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命令件陈述（其后果必然是对真实的修饰）就随后代表了公正。

试以一扇关闭的门为例。在“门关着”和“打开门”之间并不存在命题逻辑上的后果联系。两个陈述分别属于用以限定不同资质的两套独立规则，这里，将理性区分为认知的（或理论的）一方和实用的一方，其后果便是攻击科学话语的合法化。对此，只需非直接地揭示出，这只是一种拥有它自己规则的语言游戏（康德所论的知识先决条件已对此提供了最早透露），而这种语言游戏并不具有监督实践性游戏（由此也不应包括美学游戏）的天然权利。因而科学游戏被置于和其它游戏同等的地位。

假如稍稍地对此“非合法化”进行推沦，假苦相对地扩展它的范围（就像维持根斯但所做的那样，或者以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伊曼纽尔·利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这类思想家的方式），便可开通一条道路去阐明后现代性的一项重要趋势：科学玩它自己的游戏，它不再能证明其他语言游戏合法。比如，命令性游戏即已不受其管辖，然而最关键的是，科学不能够像思辨过去假设的那样来证明自己合法了。

社会主体看来正在语言游戏的扩散中瓦解自己。社会制约网是语言性质的，但它并非仅由一根线索织成。，它至少是由两种（在现实中数量不限）各自遵循不同规则的语言游戏交织而成。

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的语言可看作是一座古城：一片迷朦中的小街和广场，它们由新旧不齐的房舍组成，不少是经过历代增修的旧房；老城之外环绕着大片新的街区，其间布满笔直整齐的街道和规范统一的建筑。”为了彻底说明这一复合整体论——或者说是知识元话语授权产生的整合理论——无法加以应用，他继而以传统的诡辩推理方式考问这座语言的“城市”：“在它开始变成一座城市之前需要拥有多少房屋和街道？”

新语言附加于旧语言，这便形成了老城之外的郊区：“化学方程式与微积分的标志说”。三十五年后我们能在这份清单上加写如下内容：机器语言，游戏理论图谱，音乐标码的新系统，逻辑的非指示性形式座标系统（时态逻辑，伦理逻辑与形式逻辑），遗传密码语言，音位学结构图示，等等。

对上述分解我们可以形成一种悲观的印象：如今无人能够运用所有这些语言，人们也不再拥有普遍通用的元语言，而那项系统-主体工程业已失败，解放目标同科学毫无关系，我们全部陷入这种或那种知识的相对主义之中，渊博的学者变成了科学家，科研任务日益细碎的分割致使无人能够把握全部。思辨或人文哲学被迫放弃了它的合法化职责，这说明为何科学只要一冒称具有如此功能便陷入危机境地，以及为何它被降低到逻辑系统或思想史研究的水平，在那里它才可能现实地出让这种功能。

世纪末的维也纳正是由于这种悲观主义而变成了断奶婴儿：不仅缪塞尔、克劳斯、霍夫曼施塔尔、鲁斯、勋伯格与布洛赫这样的艺术家如此，连马赫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也走上这条道路。他们将有关非合法化的意识及其理论与艺术责任尽可能地加以推进。如今我们可以说这一悼亡过程已经完成。没有必要再重来一遍。维特根斯坦的力量在于他没有选择维也纳学派所发展的实证观念，而是在其语言游戏调查中概要提出了一种不以操作性为基础的合法化思想。这便是后现代世界的全部意义。如今大多数人已失去对于消亡的叙事的眷念。但这不表明他们随后将倒退回野蛮状态。此时拯救他们的是这种认识，即合法化只能产生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与交流冲突活动。对于任何向人们证明现实主义严谨性的信仰，科学都将会“笑歪自己的胡子”。

（赵一凡译）

译后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是当代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现为巴黎第八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理论著作有《利比多经济学》（1974），《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争异》（1984）和《给后人的后现代解释》（1986）等。这里节译的《后现代状态》一书的导语，本书曾经在80年代初引起西方哲学界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深入论争，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这一课题的关键作品之一。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着重探讨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里的知识状态变化，试图以语言应用学（Pragmatics）观念与方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变异和危机症状，与其他几种后现代主义理论阐释不同，利奥塔没有象丹尼尔·贝尔那样从社会系统论角度去说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也不象哈贝马斯那样提出“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齐企图重建理性的交流活动理论，又抵牾弗莱德里克·詹姆逊将后现代文化生产印合于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整体沦思维——他从语言资质（competance）及其运用规则的差异着手，深人论证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原话语（metadiscours）的衰败消蚀，以及因此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化局面，这种强调知识“不可通约”和开放变动“语言游戏”的后结构主义观念，虽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多有冲突矛盾，毕竟作为重要的一派给这场论争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机会。同时，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话语对于西方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影响颇大，目前受其启发或刺激的一场关于“艺术表证危机”的讨论正在热烈进行，所据英译本为：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The Postmodition Conditon:A Report on Knowled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linnesota Press，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