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的全球化与社会变迁

曼威·卡斯特教授在华东师大的演讲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变化被命名为全球化。全球化使得世界的各个部分更加相互依赖，但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概念上的分歧与混淆。而这种混淆部分地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作为学者，我们的使命首先就是使用分析性的概念，在经验性观察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澄清对全球化的界定和认识。其次，我们必须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关注不同的地区的多样性的经验来理解全球化，而要避免将全球化简单地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等同起来。因此，今天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可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对事实性材料的细致分析，把全球化的讨论推向更加坚实的平台。
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的过程，它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社会，这个信息社会的形成又有赖下列条件：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建立，而这个设施的建立不仅仅意味着互联网、计算机化和移动电话，而且也意味着运输，既包括空中运输也包括海洋运输。它使得全球形成一个网络。全球化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新组织形态的产生。任何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都与一定的新组织的诞生密切相关。这个新组织就是指在一个网络化的社会结构，各个公司内部形成网络，而不同的公司之间也通过新技术连接成网络。全球化的核心，在我看来首先就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时代，金融市场必然是一个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不存在相互间隔绝的金融市场。这个核心活动的第二个因素是信息的全球化，主要是指货品和服务业的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的过程主要有跨国公司及其网络来完成的。从统计数据来说，跨国公司的雇员不过是两亿人，虽然这个数字只占全球劳工数量的很小一部分，但就是这两亿人对全球的GDP贡献达到40%。这个40%并不是说它的生产完全在本土完成的，而是通过跨国公司与不同地区性、国家间的合作形式展开的。那么，中国的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向国外输出了多少商品，而在于中国的生产、销售等已经建构性地成为全球化体系的一部分。
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是全球化的关键之一。一个趋势是新的通讯技术可能使全球化的触角延伸到甚至非常边缘和贫困的地区。比如中国最近出现的"小灵通"服务就是如此，使得一些相对边缘的地区也可以廉价地获得无限通讯服务，而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一个全球化的网络。传媒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作用。现在有几个大的传媒公司掌控着全球的75%的传媒产品的生产，而且其中很多的公司设立在美国。但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个现象就草率地认为美国在控制着全球的传媒生产，事实的真相要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传媒生产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形态间决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传媒的全球化生产事实上是与本土化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当传媒公司在制作它们的产品时必须充分考虑产品的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即必须把产品的文化诉求"在地化"，通过修饰、增删、变换等各种方式充分地吸纳本土文化，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大公司对当地文化怀有真诚的尊重，而是出自市场的需要，是为了传媒产品在文化心理上更容易被当地消费者所接受。比如默多克集团，在制作面对中国、印度观众的节目时就采用了与它们在西方的节目不同的举措，以满足特定文化形态的观众的消费心理需求。新闻报道的全球化也同样如此。美国CNN的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模式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新闻报道就被CNN所垄断。目前在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都地出现了这种24小时的新闻服务。因此可以说，新闻生产一方面在全球化，而同时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力量、国家投入的差异，这个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差异甚至紧张感的过程。
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的全球化，在价值和规范的领域中，整个世界日益陷入相互依赖、制约、穿透的文化互动进程中。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描述为一个所谓"文化帝国主义"进程，事实要比这种描述复杂得多。文化全球化往往创造出新型的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文化既保留了一些共通的基本要素，却又获得了各种特定的本土文化特色。比如"hip-hop"（街舞）这种文化形式在加利福尼亚、在韩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有各自的形态，是一种全球性的流行文化形式，彼此之间共享着某些基本元素却又不是同质化的。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并不仅是指芭蕾舞等高雅艺术的世界化，同时也包括足球、体育、互联网上大量的可以免费下载收听的流行音乐等各种流行文化。
全球化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化。新的全球网络的逻辑同时具有"吸纳"与"排斥"这两个方面。这种逻辑吸纳、整合一切对这个网络有价值的东西，而拒绝、摆脱一切对它没有价值或贬值的东西。而吸纳还是排斥的标准是依据全球网络体系种出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信息和权力。这是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造成了一种新的断层。这个世界不在是传统的"南"与"北"的分化，而是全球网络"之内"与"在外"的分化。的确，在非洲大量的人群被排除在全球化网络之外，但也存在着被一些被网络所吸纳的人群。在美国既有与全球网络密切联结的人群、也有在这个网络之外的人群。比如，美国加州的帕罗尔多（Palo Alto）是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在这里聚集着一批相当富有的生活在全球网络社会中的知识精英。但仅隔一条高速公路的东帕罗尔多（East Palo Alto）是南美人聚居的拉丁区，生活处境完全不同，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经济贫困，这个地区就完全处在全球网络之外。这个问题对中国也极为重要，因为中国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但不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地区，中国的一部分人和地区进入了这个全球体系，而另外一些地区和另一部分人群被排斥在外。
这种吸纳与排斥不仅仅是经济上和社会性的，而且还是文化的。有些身份认同被全球化所排斥，被视为"非现代的"。因此，一个具有高度生产性、创造性与发展动力的全球化体系，又同时引发出"被吸纳者"与"被排斥者"之间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方面的分化。这就是全球化过程重要的内在矛盾。正是由于这一矛盾，过去10年中在整个世界都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反全球化的力量，形成的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与形态，但总的来说是来自那些被目前这个全球网络所排斥的人群对全球化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化过程恰恰是密切关联的而不是彼此无关的现象。比如，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的抗议活动被媒体报道为一次反全球化运动，其实这个标签并不准确，他们的抗议并不是反对一切全球化，而只是反对某种特定形式的全球化，反对目前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他们完全可能支持其它形态的全球化。许多抗议运动是以捍卫人权价值为旗帜，来反对目前这种形式的全球化所导致的某些群体的贫困和被排斥。这种价值是西方社会广泛认同的。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人可能并不一定支持抗议运动本身，但支持这些运动所捍卫的价值。还有一些反全球化运动是文化性的，是试图保存在全球化运动中被迅速边缘化的本土文化。另一些运动主要是捍卫那些被全球化过程所排斥的身份认同，这些认同包括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当然更重要的是宗教认同。不用说其它国家，我们就举美国的例子，在美国出现了强劲的反全球化运动，成千上万的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反对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变迁。所以，并不是美国就支持全球化、拉丁美洲就是反对全球化，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当然，最重要的反全球化的宗教性力量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反对运动主要是宗教性的，虽然也有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反对那些与全球化相联系的西方主导价值观念，以捍卫自身的宗教认同。其中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采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反抗形式，者对整个世界都造成了非常明显和严重的后果。因此，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个独立部分，必须将前者看作是后者的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谈谈这个全球化过程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当然是一个经济奇迹，也是全球化的典型。这个奇迹使中国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也因为中国的转型使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也发生了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伟大文化传统的结果，是其本身潜力的释放。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又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在15世纪的时候，技术上比欧洲要发达得多。但因为当时及以后的帝王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与世界隔离的方式，导致了中国以后几个世纪的衰落。现在中国重新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与世界协同发展，那么可以说，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因为逆转了过去相对封闭的历史传统所带来的结果。当然，中国经济的崛起有许多复杂的方面，在此我们只简要地指出几个因素。首先是，中国企业的诞生似乎是复活了古已有之的企业文化，这在中国南方，特别是上海、广东等地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第二个政府的支持，特别省级政府、地方政府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在推动当地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第三个的方面是外商投资，事实上直到1990年代中期，对大陆进行投资的主要还是海外华人企业，他们通过台湾、香港积极地在大陆投资。随着经济的活跃，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到中国来投资，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与中央政府打交道，而是与一个个地区性的地方力量接触和合作。当地企业家、当地政府与跨国公司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另外，中国存在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群体，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结构。虽然中国同时也有很多的只能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群，但是不容否认，中国良好的工程师传统和受良好教育的群体的存在促进了中国的全球化。前几年美国伯克利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发现在美国的硅谷，中国人和印度人占全部的执行总裁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中大部分是中国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硅谷若没有中国人和印度人，是无法实现它的繁荣的。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有一个很好经济政策来平衡和调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中国进入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谨慎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全面的全球化。我认为在全面的全球化和完全的拒绝全球化之间采取这样一种相对保守的策略是非常关键的，尤其在金融政策方面更是如此，而且这种策略不应是一种短期行为，我认为这种政策应该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延续。对于中国来说，用市场来交换跨国公司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非常重要，事实上它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后期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目前中国的发展也有一些需要警觉与应对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两极化，以及部分人群的边缘化。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在生产性不发达的国有经济区域与发达的外资领域的两极化态势。地域上的两极化--即在沿海与内地的断裂--也应该尽力去避免和弥合。发展并不简单地就是一个经济发展，而是调节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化进程。全球化必然导致社会转型的发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要面临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公共服务的建立，尤其是整个社会的卫生防疫系统的有效形成。中国现在整个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相对于20年前的状况并没有明显的进步，虽然药物生产的水平在突飞猛进，但许多药品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支付能力。此外，中国的全球化还可能导致出现一种不可控的城市化现象，就是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但却无力为他们提供居住和生活条件，甚至会造成许多人无处可居的状况。许多到过中国的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需要吸取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它们遭遇的危机。事实上在很多单纯"发展至上主义"盛行的国家，消费主义流行，整个社会分裂为"原子化"的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危机的征兆。中国的发展状况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似乎在重蹈覆辙，也就是重现了15年前某些"发展主导一切"的国家中曾经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社会变迁也是一个政治能力发展的过程，需要通过发展政治能力来妥善应对和安排可能出现的危机。所谓政治能力主要是指两个方面，首先，因为中国领土非常辽阔，必须加快去中心化的进程，加强地方自治的能力，从而培育出一个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共同体，而是处于政治能力体系中。
在卷入全球化和发展经济两个维度中，中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个案。我们都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样高速的经济发展，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方面而言是可持续的吗？这也是我需要求教于大家的问题。
（以下是现场回答部分）
听众提问：当今世界一方面存在全球化运动，同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并存着很强劲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如何阐释这种表面上看来很冲突的全球现象？您如何理解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
卡斯特回答：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运动中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型。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所以出现了许多问题领域（例如，环境、移民、国际合作以及应对冲突等等）是民族国家并不能单独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来解决的。因此，必须形成国家网络来合作性地解决问题，而无法单独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当然，在这些合作中民族国家可能会让出了一些自主性，但是却获得了效益。欧盟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示范，形成了新体制性框架和组织形态，但并没有损害每个欧盟成员国的主体利益。APEC之间的合作也有类似之处，上海合作组织也是一个范例。在某些人看来，全球化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的文化系统的核心价值受到侵蚀，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虽然全球化正在席卷世界，但是在"世界主义"，"民族国家"和"地区性"这三种认同之中，绝大多数的受调查者认同的是地区文化，因此我们不必先入为主地就认定，全球化就必然意味着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毁灭性打击。

听众提问：您如何看待发展市民社会对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意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何在？
卡斯特回答：市民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建制，市民社会的形成当然需要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不应当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简单地对立起来，事实上它们是交织在一起，而且是互动的。市民社会不是脱离国家的一个社会空间，恰恰是与国家交叠的一个公共空间。政府应该鼓励这种空间的生成。在中国有许多政府资助的社会组织，这也可能成为发展市民社会的资源，所以我有一个新的NGO概念，这个NGO不是指"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而是指"新政府组织"（Neo-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这样的组织收到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但具有相当强的自主性社会参与，能够对当地的公共事务起到积极的作用。
记者提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地域文化也收到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可能保留地方的文化特征，而不至于使所有的城市都变成"同质化"的大都会？
卡斯特回答：人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忧虑。很多市民担心，随着个体主义消费经济的兴起，一些新的原子化个人仅仅聚居在一起，而没有自己的社群，无法获得的文化认同。大量的高尚住宅区的兴建也就可能意味着原有的城市传统文化与社区文化的消亡。这些忧虑是正当的，也是有理由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全球化的一个误解。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所谓城市文化，文化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全球化确实淘洗了城市中一些相对古老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它又在促成新的文化形式的产生，而这些新文化形态往往并不是与传统一刀两断，而是与已经衰落的文化传统存在血缘上的延续性。
记者提问：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过程中知识产权的问题？
卡斯特回答：全球化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来进行的，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是它们的竞争优势的关键点。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某些声称的"知识产权"是在要求不正当的知识垄断。微软公司在这方面可能很有问题，当网络技术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可是现在大家都不得不使用Internet Explorer。在我看来，首先要追问的是，跨国公司的技术产品是不是确实系他们自己原创性的科技成果。如果不是，而仅仅是对公共服务机构的成果的变相"剽窃"，或者仅仅做一些枝节或技术处理，那么这种所谓核心技术本身就不存在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应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发展中国家广泛运用。美国的许多药品公司也是如此，他们的技术开放依据的是大学里的科学研究，有许多来自公共资助，实际上是纳税人的钱，但他们获取了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做了一些药物实验，然后以极高的价格推向市场，这种知识产权的宣称很难说是正当的，而且在伦理上是非常可疑的。
（这是卡斯特教授2004年11月22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上的演讲，刘擎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