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是改革的精神发生严重巨变。之前的改革主要是全民参与，基层与上层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历史运动。而在八九年之后，中国改革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发起，官僚推动、官僚控制，官僚解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这种改革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从而也决定了今天的拐点。可以大致判断，一九八九年就是中国大拐点的起点。
    
    《中国：奇迹的黄昏》作者袁剑推出新书《大拐点》，揭开中国高速增长的秘密：政府和企业将本应承担的成本推给社会，贫富加速悬殊。如今国际市场巨变，历经权贵资本狂欢后的中国面临大拐点。
    经济衰退的幽灵徘徊在中国上空，乌云压阵，少有的经济长盛期看到了周期的尽头，多少令人忧虑。中国著名独立评论人袁剑新著《大拐点》对世界格局、中国走向抽丝剥茧后提出的警训：“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大拐点》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互动、从国际经济裂变进而让走向世界的中国难以置身度外、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北京巨变到二零零零年的中国入世，中国经济不断冲高的同时，也开始了转身拐点的轨迹。
    《大拐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阐述中国奇迹的历史缘由，剖析创造中国奇迹的那些历史条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揭示经济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作者袁剑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毕业后，历任大学教师、杂志的主笔和主编，他以社会学的视野审视中国变革中的现实，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一直以亲历者的角度，观察、体认和思考中国的转型，得出历经增长狂欢后，中国经济将不断向下探底，难以躲避地转入大拐点的结论。
    尽管不久前，在北京的经济论坛中，仍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依然高唱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四、五十年的颂歌，除去已经增长的三十年，还有二十年的高增长期，但近期面对中国经济不容乐观的形势，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出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正面临价量齐跌的深度调整，同时，欧元区经济轻度衰退，全球贸易增长停滞等因素下，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延续减速趋势，预料第二季经济增长在百分之七点五。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一场地方会议上明确提到，尽管今年经济成长目标为百分之七点五，但仍要保住经济成长以百分之八的步调增长，并要求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经济马上触底回升。
    《大拐点》也显得并不那么乐观。袁剑表示：“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我们这些习惯性悲观派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或许，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然而，有担当的为政者，恐怕不能以最乐观的情景假设作为执政的战略基石。此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就提出《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困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以至引发的社会危机等问题正在中国浮现。袁剑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关注“大拐点”，他早前的论著《中国：奇迹的黄昏》也是一本关注“拐点”、论述“拐点”的著作。
    
    中国改革的变质
    
    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袁剑表示，八九年重大历史变化后，中国改革的变化是一个约束边界的变化，“中国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是改革的精神发生严重巨变。
    之前的改革主要是全民参与，基层与上层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历史运动。而在八九年之后，中国改革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发起，官僚推动、官僚控制，官僚解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这种改革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从而也决定了今天的拐点。可以大致判断，一九八九年就是中国大拐点的起点”。袁剑是最早提出中国官僚资本、官僚阶层、官僚垄断的学者之一。
    可以说，袁剑的新着《大拐点》是《中国：奇迹的黄昏》姐妹篇，如果说《中国：奇迹的黄昏》描述了“拐点”的起始，用了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对中国改革动力的解释，那么《大拐点》以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用一个大的框架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可以持续的原因，并告诫读者裂变正在来到。从中国加入世贸后的零二年开始，内外环境发生变化，“中国的改革放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增长的优势和劣势都被放在全球化的放大器内”。两本书解释目标不一样，却有一贯的逻辑思考。
    二零零二年，在全球化的起跑在线，高速经济增长是全球性的，如巴西等金砖四国。袁剑认为，包括很多欠发达国家，都在高增长中。需要解释的是，中国高速增长为什么会多二个百分点。他用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是把政府、企业本来应该承担的成本推给了社会，社会又没有资产负债表，它是隐性的。长期把这样一个成本剥离给社会后，企业的资产负债自然就好了，它的成本低了，利润就高了”。
    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应该有成本，比如医疗、教育，甚至住房，需要有提供公共品的义务，中国“改革的结果不仅不提供了，还把以前有的摔掉了，这些是不可能通过公共资产负债表来反映的”。中国有能力以逼迫拆迁、破坏环境增长等转嫁成本，也可以给企业更低的土地、水电、税收优惠。不管是国有还是私营的，只要对GDP有重要贡献，政府可以大量提供土地。如江苏一家做肉制品的企业，可以获得很多土地，拿到丰厚的补贴，都是政府给的，这些成本可以隐藏起来，变成红利。
    
    高增长的巨大社会成本
    
    袁剑认为，假设政府比较亲民，高价卖了土地，会以公共福利体现给民众。但输送给了个别企业，贫富差别也就这么出来了。“权贵阶层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得以快速增长，是因为政府输送了很多利益”，造成中国出现投资虚假盈利的情况。本来是高成本，现在抽离了投资成本。“在零八年以前，外部需求环境好，以低利润的高速增长可以找到外部增长空间，我们讲产能过剩，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产能过剩是不可能持续的，可能二三年就见顶，市场逼你淘汰了。但中国可以持续，是剥离了成本后的竞争优势。”
    拐点将意料之中出现，是因为国际市场发生变化，次贷危机是标志性的界点。以美元为主的全球体系处于一个巨大变动或者解体，新的全球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袁剑的判断是以美国为主的全球体系在向新的体系转变。这样的基础下，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包括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大拐点的国际大背景就是这么来的”。
    零九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用四万亿（约六千二百五十亿美元）财政刺激经济，袁剑说，其实政府也不知道后面的负面效果。“当局在赌博，赌的是全球体系没有破坏，美国只是暂时的危险，欧洲的危机还不会出现，他们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个拐点不仅是中国的拐点，还是世界性的，不是一个短期的，而是全球体系的拐点。”
    当局打的算盘是把经济刺激起来，过两年外需再起来，中国又可以回到黄金增长期。“他们想的太好了。没有意识到外需的萎靡是长期的，甚至还有更坏的情况出现。当局没有战略性的眼光看到全球的增长遭遇到不测。三年后，美国还没有恢复，欧洲更加糟糕。我的判断，还会有更坏的情况出现，欧洲有内部抗衡吸纳能力，倒是新型市场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更大的危机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型市场。中国的贷款、货币量的增长是金融史上的奇迹，巴西、印度也有这样的情况。”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政治体制可以容忍深度萧条。面对深度萧条的考验，袁剑认为，最脆弱的还是中国，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完全是为高速增长服务的，不是为了应对危机的。“为了高速经济增长，可以卖土地，我把你的房屋拆了，但不准你有话语权，这个体制完全是刚性的，没有设计要应付意想不到的危机来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民怨及各种政治诉求的问题。用经济增长来摆平一切，这样的增长是没有道德支持的。最重要的更是它的价值理性失去了，增长就变成无源之水。”
    本来就产能过剩，还大量的信贷扩张，导致更多的产能过剩。如今，中国经济保卫战又一次打响。五月二十四日，走出国务院发改委大门，手捧刚获批的七百亿钢铁项目文件，湛江市长王中丙情不自禁地低头亲吻还散发着墨香的那几页纸。湛江人从三十多年前就追逐的钢铁梦，今天得以梦想成真。
    这一天，与湛江钢铁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同时，相距湛江不远的广西防城港钢铁项目、河北迁安的首钢迁钢项目都梦想成真。国家发改委官网“项目审批与批准”栏还显示，仅五月二十一日一天就有百多个项目获得批覆。而前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经济形势，部署近期工作。会议指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应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被市场称为“新四万亿”再临。
    应对零八年金融危机，中国曾推出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项目多涉及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虽然大规模的投资提振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四万亿也被认为是后来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为严控产能，零九年国家曾正式发文三年不再新上钢铁项目，如今形势逆转。
    袁剑批评，这样的大干快上是不可持续的。如南京又在酝酿建一个六合机场，“已经新盖了一个‘扬泰机场’，又在附近盖一个。投资要产生回报的，你的财政收入不仅要支付建设，而且还要支付他的营运，导致你根本没有现金流，这样的建设是不可持续的。”政府本来就负债累累。袁剑计算，华东某市一个区有八百六十亿元的负债，可支配财政收入仅一百二三十亿元，按百分之八的贷款成本，就是六十多亿。加上财政收入不固定，经济一不好，财政收入成非线形下滑，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基建烂尾，曾经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会垮下来，然后形成下滑的正反馈，“这样的拐点令人忧虑”。
    《大拐点》分上、中、下三篇共十二章，前二篇是袁剑多年观察撰写下的思考和观点，有些已在报刊刊出。第三篇是全新的思考，袁剑说，中国新一轮的社会反向运动，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拐点已经开始了。加上全球体系的崩溃，外部体系和内部体系共同触动中国经济的大拐点。
    袁剑提出的“反向运动”主要归纳在第三篇中。“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时期。与前面数十年中国成本所受到的严重压抑相关，反社会的觉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反向运动构成了这种成本上升的内在历史动力。显然，这是对前面数十年中国转移各种成本的一种补偿。”
    他得出结论：“这种历史周期一旦开启，将不会在短期内终止。”
    八九年以后，共产党的执政合理性就是给大家分一块经济高速增长的饼，让社会怀抱希望。袁剑说：“前十年还有这样的期望，有这样的感觉，后十年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再高速增长和我也无关。老百姓说是被增长，经济高速增长没有看到执政的合法性，反而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大量的社会问题的产生，抢地、压缩公共品、各方面的压榨。以前你可以画一个饼，十多年前还有效，现在根本没效，增长的是贪官污吏。老百姓不是可以在迷惑中做一辈子梦的。中国梦应该有一个兑现表，不能遥遥无期。”
    经济增长越快，剥夺的越多，社会民怨越大。袁剑提醒政府，要腾出手来搞社会建设，做政治改造转型。这样才能为应付政治和经济危机作些准备。中国是个刚性社会，如果经济危机萧条下，甚至长期萧条的话，脆弱的社会无法承受。
本文链接：纪硕鸣：资本狂欢后的中国大拐点,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