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者: 思想者 | 发布时间: 2011-12-30 16:50|
二O一一年九月十日至十二日,于河南省安阳市华强建国酒店隆重举办了首届“羑里论坛”。首届“羑里论坛”由中华孔子学会与安阳贞元集团联合主办，由安阳贞元集团承办，由国际易学联合会、中国孔子研究院协办，由《光明日报（国学版）》、《学术月刊》、哲学中国网提供学术支持平台。中共安阳市委、安阳市政府、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安阳市政协、中共安阳市殷都区委、殷都区政府、殷都区人大常委会、殷都区政协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安阳市贞元集团董事长骈运来先生出席了大会。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余敦康先生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院系向论坛发来了贺信与贺电。本届论坛与会学者一百余位，成中英、蒙培元、唐明邦、钟肇鹏、葛荣晋、廖明春、丁四新、杨朝明、郭沂、黎红雷、陈赟、任文利、杨庆中、余治平、吴铁铸、辛立洲等著名学者与会。
首届“羑里论坛”的主题是“孔子与周易”，论坛以全体大会与分组讨论的形式交叉举行，与会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学术交流。分组讨论的论题分别为“孔子与周易思想研究”、“孔子与易学经典诠释”、“易学思想与中国社会”、“孔子与易传思想研究”、“孔子与中国易学发展及演变”、“易学思想与东亚儒学和世界”等六个论题。大会共收到论文五十余篇，收入论坛编辑的《论文集》四十三篇，会后将择优正式出版发行。
首届“羑里论坛”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下面，余对首届“羑里论坛”编辑的《论文集》与论坛发言的主要内容进行评述。本文以当代国内外孔子儒学与易学研究水平为参照，归纳最新学术成果，评述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凡与其它会议或刊物相类似的内容，本文不予评述。
作为思想家的孔子与作为典要的《周易》，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孔子以其思想贡献，持久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进路，经久不衰。《周易》乃大道之源，备受历代思想家推崇，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文化之思想本体。然而，由于历史久远，文献疏离，加之价值取向之判殊，使之对孔子的思想、对孔子与《周易》的关系，进而对《周易》的理论形式产生了诸多误解与学术误判，其中最主要的是否定孔子与《周易》的思想及其传承关系，认为孔子的思想中没有“性与天道”的理论亦即缺失本体论，从而把《周易》的主旨思想判释为卜筮性（如朱熹等）；易学史证明了孔子“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疑乎”的预见，产生了“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通行本《系辞传》）即“惭枝游屈”之易学根本问题，而“惭枝游屈”的表现形式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所述之“两派六宗、互相攻驳”，显然，《易》之“惭枝游屈”问题，产生于“近而不相得”，而与孔子序传成《易》无关，由此却证明了孔子“假我数年，易无大过”之担心从而“老而好易，韦编三绝”之旨趣。
自汉代始，儒学虽被推上独尊，虽然《易》被推为“群经之首”，然而，由于对孔子思想的误读与《易》之“惭枝游屈”，历代学者主要是把《论语》作为研究孔子的重要文献，而《周易》并没有作为孔子思想的主要载体，后世甚而否定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易学研究（如疑古辩派），基于现代文化观与价值观，对孔子与易学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否定。值得庆幸的是《帛书易》于当代出土，使学者有缘看到了失传二千余年之重要易学文献，能够在易理的深层内涵中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及其对《周易》的理论贡献，从而深刻反思易学史，步出易学中的思想误区。由于本届论坛以“孔子与周易”为论题，而与会学者大多以新出土简帛文献为依据而加以研究，从而打破了前人尤其是疑古学风之成见，以严谨的学术论证及历史与逻辑之统一，证明了孔子及其儒家后学与《易》的非常紧密的思想关系及其传承易学的重大贡献，这是本届论坛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蒙培元教授通过疏理《论语》中孔子“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与“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两条与《易》的有关记载，认为对《恒》卦的论述“不可低估”，所有六十四卦都应在“恒”上理解；“五十以学”、“不恒其德”表明了“孔子的易学思想理路，以此展开分析，实为重要”；“五十知天命”与保持“恒德”的一致性，表明孔子学《易》，“不是为了占筮，而是从中吸取人生智慧”；“孔子运用类推的思维方法即“类比逻辑”，使其“以述为作”，“述实际上就是解释”，“通过阐明天人关系与人的道德选择取消了占筮，这是《易传》的核心”；蒙培元教授通过对孔子《论语·公治长》子贡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与“天何言哉”之分析，认为在“孔子思想中，天以四时运行、百物生长为言说”故“不用人去言说，故不必闻于文章，“生生”而已”。蒙培元教授通过对孔子的易学思想与“性与天道”之贯通，认为孔子的“天命”思想依据乃道德必然性，与人的意志自由相关，“性是天道之在人者，成其性而存其所存”，其为“天之所赋予人之德性，孔子的学说因此而成为德性之学”；通过对《论语》“天何言哉”与《系辞》“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的贯通理解，认为“生生之谓易”“是对《易》的最直接、最明确、最深刻的解释，完全能代表孔子思想，比汉儒解《易》有三义，即变易、简易、不易要深刻的多”，从‘生’而言，孔子哲学是“生命哲学”。
显然，蒙培元先生的以上结论，不但对于重新理解博大精深的孔子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当代易学研究极具启发意蕴，“生生”的哲学理路是走出现代和后现代哲学误区的重要思想资源。余尤其感佩的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蒙培元先生的思想成熟与高龄及严谨学理阐述中透出的赤子之情，值得后学景仰而以为楷模。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钟肇鹏研究员以《孔子与〈周易〉》为题，作了主题学术报告，认为推定孔子与周易的思想，首先要“要明白古人‘言公’之义。《春秋》以前无个人著作，更无著作权。师弟口传心授，至战国时才写于竹帛，《论语》写成于战国初。”《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皆言孔子晚而喜《易》，“可见汉儒的师说认为《易传》是孔子作的，古人所谓‘作’，也不必是说亲笔手写。正如《论语》记孔子之言都是口说、语录体的。现在《系辞》也有好些‘子曰’说明是孔子之言。总的来看，《易传》非一人一时之作，但《易传》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其成书大体是在战国中后期。”“孔子把《周易》从义理上加以阐发，把《周易》作为哲学教材。《易》学的义理派是孔子开创的。”对于《易》之性质与功用，钟肇鹏研究员认为“《易》者忧患之书也。一般人要学《易》，居于高位的人更应该读《易》。”
可见，钟肇鹏研究员的论证表明《易》基本上为孔子所作，而孔子之所以作《易》，乃基于孔子的优患意识从而使《易》成为忧患之书。所以，应当明确的是，读《易》之根本境界乃在于忧患意识，而《易》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正是解除忧患之根本道理，故《系辞》曰：“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做为历史与逻辑之统一，只所以在安阳并名以“羑里论坛”，忧患意识之所成而求诸于《周易》也。
在对孔子内在思想理路的探索上，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沂研究员为论坛提交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略说伏羲、文王和孔子对《周易》的思想贡献》论文。郭沂研究员根据帛书《要》等有关文献，并结合当时的历史场景，认为孔子“学《易》”过程乃“经历了四个阶段”，通过了四个境界的易学思想进路；孔子对《易》的兴趣，“起初在于占筮，这是第一境界”；“第二境界”是由“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在于《周易》中的“德义”即“古之遗言”，此“德义”为“礼、仁之类的道德思想”；“第三境界”是孔子体会出“《易》之道”，即“天道”、“地道”和“人道”；在“第四境界”，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易”这个最高形上学范畴，这标志着孔子“易”“本体论的建立，也标志着从‘仁’到‘易’过渡的完成”。
显然，郭沂研究员以其慎密的论证展开了基于理性的孔子易学思想画卷，通过对《帛书要》的价值论、主体论与本体论推定，严谨地论证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及其对易学的重要贡献，认为孔子之所以极深研几，乃在于“易”是最高的形上学范畴，故孔子以“易”建立了本体论。这是首届“羑里论坛”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作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郭沂研究员的上述成果产生其深厚的学术功力所形成的历史积淀，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易学研究中，对传世的易学文献进行分析，肯定了孔子对易学的贡献，著成近二万五千余字的《从早期易传到孔子易说》，（该文最初发表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后辑入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厘定了具体的易传文献与孔子思想的统一性，可见，郭沂研究员这次为论坛提交的论文，是其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展，对于重新理解孔子易学与孔子儒学，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成为现代易学史中可圈可点的重要思想资源。
武汉大学哲学系唐明邦教授以《孔子与周易》为论文题目，肯定了孔子作《易》，“司马迁写《史记》，好称实录，言必有证”，“绝非向壁虚构”认为史迁言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孔子世家》）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铁挝三折，漆书三灭”（《田敬仲完世家》）及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乃史迁实录。唐明邦教授进而分析了《论语》中的“恒其德”、《韩诗外传》中的“重谦”、 《淮南子》《说苑》《荀子·宥坐》中的“损益”思想，认为孔子“提倡有恒”、“提倡谦恭”、“注重损益转化之理”，“与《易传》的思想在不少问题上的确息息相通”。所以，“孔子对《周易》思想的发展，贡献是伟大的，其开辟了以后数千年《易》学研究的新方向，《周易》无可否认是儒学思想渊源之一”。
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葛荣晋教授认为帛书易传的出土进一步展示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中，“对于周易智慧的理解，是何等的丰富多彩，孔子及其儒家是中国易文化的最终代表与集大成者，是当之无愧的”；葛荣晋教授进而分析了《周易》的“矛盾和辩证法”，认为其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个解决矛盾的新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教授近年来的研究颇令学界所关注，其对《孔子家语》的研究具有正本清源之重要意义，颠覆了《孔子家语》伪书说，使大量孔子遗说及易教思想得以重新审视，发现其中蕴含着从天道以推人道的基本思维方式、修身为政、文质、成人等诸多方面的宝贵思想阐述（见扬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释》，齐鲁书社，2009年版。）。在本届论坛上，杨朝明教授深化了儒学研究的历史进路，对孔子的思想渊源进行了深入挖掘，提交了论文《“清华简”《保训》与“文武之政”》。杨朝明教授在文中认为， “清华简”中的《保训》篇对于深刻地认识孔子思想学说形成的广阔背景有重要意义，春秋末年以降，依然“布在方策”的“文武之政”对“孔子思想与早期儒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文献表明，孔子思想是在继承上古三代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亦即‘法先王‘ （《荀子·儒效》），惟其如此，才成就了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清华简”《保训》公布后，学者们对其中的“中”进行了不少研究，也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解说。杨朝明教授认为《保训》篇的“中”就是儒家倡言的“中道”，“简短的《保训》篇，竟然四次说‘中’，可见‘中’在文王思想中的重要性，而在孔子的思想中，其‘执中’、‘用中’（《论语》、《中庸》）的思想与《保训》篇的‘求中’、‘得中’具有内在统一性，“因为其是“人道尚中”（《武顺》）的方法论”，有中和统一的思想关系，而“中”的标准是就是“礼”，符合礼的为“中”，不符合礼的就不是“中”； 孔子之谓“中”与《尚书》“十六字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前后贯通的。扬朝明教授认为“文武之政”基础深厚、内涵丰富，“以此为论据，可以走出长期以来人们怀疑《逸周书》、《竹书纪年》、《周礼》、《孔子家语》乃至《史记》等相关记载的学术误区，重新理解高度的中国上古文明，”“文武之政”的记述可以“用来检验以往研究的得失，印证相关传世文献的记载，从而矫正我们的一些认识；如《尚书》、《逸周书》中都有‘小人难保’一语，“保，养也。”（《说文》），‘小人难保’即孔子曰‘小人难养’，可见，‘小人难保’对正确理解孔子的话很有价值，故孔子说‘女子难养’亦不是轻视妇女；”杨朝明认为“文武之政”是“孔子儒家的理想政治样板，所作《春秋》的意义就在于 ‘上明三王之道’”。（《史记·太史公自序》）。
余以为，扬朝明教授的“保训”之“文武之政”研究是《孔子家语》研究的近一步开展与深化，是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与价值取向下的孔子思想研究，应当引起一切志在儒学、立旨儒家的学子们的重视与借鉴。
孔庙国子监博物馆研究部常会营副研究员认为，对于学界以前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孔子何以“晚而喜易”的问题，现在可以得到解决。“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有《论语》、《史记》、马王堆帛书《要》诸篇等等，特别是马王堆帛书《要》诸篇，更是给我们提供了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由于有了马王堆帛书《要》诸篇，民国年间诸多著名易学大家的观点可以得到进一步矫正。对于孔子学《易》的历史疑团，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和理解。”
当代人类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价值的多元性与思想的岐义性，尤其是后现代思想的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之流布，进而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长此以往，必然危及人类文明，问题表明，人类正面临文明路向的校正与重新选择。毫无疑问，上述问题源于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与宗教的宗结，而解决问题的理性进路亦必然为基于理性基础地位之哲学本体论上的思想求索。黑格尔对《易》作出了错误的理解，认为中国人“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辩证的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黑格尔认为哲学必须具有体系，没有体系的哲学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臆断而已，因而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本届论坛上，国际易经学会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作了“易传与易学本体形上学”的主题报告，论证了“当代形而上学危机与应当由易学本体论导致的新形而上学转向”，认为”知识与价值之间的空隙导致了生命存在危机和意向与所指之间的鸿沟导致了语言意义这两大危机“；而“通过对《易》本体论解读从而实现新形而上学转向，是走出当代形而上学危机的唯一方法”。为此，成中英先生着力论证了“易哲学本体概念的四个向面：根源、实体、过程、目的。”
余以为，成中英先生的哲学进路不但否定了黑格尔中国没有哲学的断言而且具有开新易学及其拯救形而上学的意蕴。众所周知，在人类思想史中，拯救形而上学的典型学案是康德哲学，其以对理性的先验与后验之划界，使形而上学脱离因果律的束缚而展现为经验的理性空间，从而使形而上学具有了科学的合法性。但是，当科学本身于现代也同样产生了终结性问题之后，形而上学亦必然又一次出现危机，此即所谓“哲学的终结”，所以，就《易》哲学而言，其能否拯救人类的形而上学，是现代易学研究之必然承诺，显然，成中英先生以其“本体论诠释学”为《易》理判释的新形而上学转向，不但可以理解西方哲学之所以终结的原因以及《易》哲学何以能使其走出终结之哲学理路，而且具有重建人类形而上学之意义，所以，成中英先生的思想应当引起易学及哲学界的关注与深入研究。
哲学内在的思想理路与其历史进路表明，当代哲学的终结性危机产生于本体论困境，是否存在客观的、实在的本体以及人类能否把握这个本体进而使人类的存在附合本体之规律，是本体论哲学的理论承诺，因此，本体论是哲学不能绕过也无法绕过的理论核心，而关于易哲学的本体论研究，必然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性研究。本届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杨庆中教授以“过程”哲学为思想理路，论证了《乾》卦“元亨利贞”的哲学本体论特证，认为“《乾》卦的本源、大化、趋时、生生乃天道的本体论特征，其为天道运行的本质属性，故易经本体论乃是一个过程本体，其不同于实体本体论”。
显然，杨庆中教授的易哲学理路，与成中英教授的新形而上学进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两者都着力于《易》哲学本体论并承诺了拯救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
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编辑部彭彦华编审提交的《孔子辩证法思想探赜》论文，认为孔子思想的深层次部分在哲学方面，“孔子思想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是‘时’，‘时’使他观看问题做事情要依时为转移掌握变化的分寸，不过之或不及，就是‘中’，‘中’是中国古代早期哲学也是孔子哲学的精粹，‘时’里包括‘中’，‘时’也称‘时中’”；“孔子‘中’的哲学，其确切含义包括‘无可无不可’、‘执两用中’和‘过犹不及’两个层次；‘中’即看问题做事情选出最合时宜的最佳方案。”
可见，彭彦华通过对“时”与“中”的疏理，从概念上打通了两者的关联，不但对于理解《易》之“时中”思想大有裨益，而且对于解决“时”如何成为“时”及其在概念与实践上如何把握本体论与认识论之统一这个哲学上的关键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徐仪明的论文《〈周易〉心法简论》，分析了《井》卦九三爻辞“井渫不食，为我心恻”，认为“《易经》中的忧患意识是相当深沉和凝重的，忧患作为一种情感已经弥散和渗透到作易者整个思想意识之中了”；因“心恻””具有“主动性、自觉性和策略性，因此我们称之为《易经》‘心恻’心法”；“《易经》这一‘心法’无可置疑地应被视为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法宝。与“心恻心法”相关联，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铭能副教授以痛心疾首的忧患意识提交了《儒家传统文化在近代的挫折》一文，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反传统荒谬绝伦的幼稚论调，其贻害是长时期的，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化走向与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价值系统的被扬弃，反传统思想延续至今，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灵魂所剩无几”，而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意在打破儒家经典神圣不可侵犯与动摇的地位，一切经典都是作为文献资料来处理，经典崇高地位遭到破坏，其神圣地位也就一去不复返了”；顾颉刚所谓“卦辞、爻辞与孔子无关，《易》为西周时所著，为占卜之书，并没有圣人的道理存乎其中，而系辞传也与孔子无关。自后儒逐步表彰，使其成为六艺之一”；所以“古书乃伪造逐步形成的，从战国末到西汉初适应社会环境需要而抬高《周易》的地位，才把伏羲、神农观象制器的事迹添加进来”。 吴铭能指出：问题在于，“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学者虽然把《周易》内容的作者与时代做了细密的考据，但却不见他们对于《周易》由占卜性质转为哲理化之后有任何系统的研究”；因“孔子主张‘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宁死而不失信于民’，强调诚信的重要，否定了孔子，“最主要的问题是诚信危机，使目前的社会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正面意义的善良本性与价值信仰了。”
可见，吴铭能对新文化运动及其对疑古学派的批判反思非常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其中表明，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应当遵循自在的学术规则，不应受到外在于学术的尤其是政治上的价值取向所导引，否则必将被历史长河所淘汰，而且，其所造成的人文价值之破坏亦罪昭千古。
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性依据，而易学研究，由于渊源深远，历史悠长，更显其文献之重要性。所以，本届论坛上，对于文献训诂及其思想分析，从而判释其在《易》学史上的义理进路，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其中，以廖名春、黄玉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清华大学历史系廖名春教授的《帛书《要》篇补释》论文，对《帛书要》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训诂与解读，认为“弗逆而巧也”之“巧”当训为“美妙、美好“，“孔子不但不以‘剪逆’为‘逆’，反而以‘剪逆’为‘巧’，以修正错误为美；” “‘察其要者，不诡其辞’此‘要’当训为要妙，精深微妙；‘其要’指孔子‘老而好《易》’的要妙，也就是本质”。
余以为，廖明春教授以上解读的重要性在于，只要把“要”的本质性与“美好”统一，用以反思孔子何以言“韦编三绝、易无大过”及“”“吾道一以贯之”，可知孔子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易理。所以，廖明春先生对“要”的训诂为理解孔子易学思想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黄玉顺教授认为从《周易》古经（西周）到大传（战国）的演变，“中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但一向为人们所忽略的环节”，就是由《左传》以及《国语》（春秋时代）的“筮例体现出来的人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与神的地位的进一步衰落以及群体精神的进一步加强与个体精神的进一步削弱的思想观念”；此时，“义理的解释正在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时尚，因为它更远离早期龟卜那样的吉凶取决于神定的观念，更符合蓍筮的吉凶取决于人定的观念”；“吉凶由人”，“吉凶并不取决于《周易》文本所垂示的神谕本身，而取决于求卦者本人所具有的德性，这里就提出了一条重要原则：易不可诬”；“这导致了《周易》文本的卦名、卦辞和卦象并不一定一致，从而需要人的解释”；“正是在对《周易》古经的这种象数，尤其是义理的解释、阐释中，孕育出了《周易》大传的世俗化、哲学化的观念体系”。
可见，黄玉顺的这一研究成果极具易学思想史意义，其“吉凶由人”“易不可诬”证明了《易》由卜筮性到哲学性的传化，而周易文本的卦名、卦辞和卦象的非一致性即《系辞传》所言《易》“上下无常、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从而“唯变所适”产生了“世俗化、哲学化的观念体系”即“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惧”的“典常”之《易》。显然，在易学发展史中，正视并阐释《周易》文本的卦名、卦辞和卦象曾有过的非一致性到出现传世本《周易》，对于理解孔子因何序《传》成《易》，是非常重要的。与这一课题相关联的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安继民研究员根据吴前衡《〈传〉前易学》（吴前衡：《〈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版。）的思想，提交了《〈易经〉与希望哲学》一文，认为易学发展有三个价段由此产生了三个版本，即“西周早期以前没有卦爻辞串入的数字卦或卦符号文本、西周早期有了卦爻辞而没有《易传》的《周易》文本、经春秋战国到西汉武帝之后形成的《经》《传》合一且日益“牵经合传”哲理化解释的传世《易》文本”，由此表明《易》的历史进路与所形成之成熟的《易》哲学体系及其寓现当代“希望哲学”之所在。安继民指出了西方哲学对人的认识及其问题：“人之所以为人，他本身的最大特点是自己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本身并不保证人自身在情感、思虑和行为上总是可以作到充分的理性”, 人因其“无所依凭”而“忧心忡忡”，“唯一确定性是‘向死而生’”。
余以为，“无所依凭”而“忧心忡忡”与“向死而生”是产生所有一切现代性问题之根源，然而，却早已被《易》“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所阐明，所以《易》以《咸》卦为益道之始，给出了“利用安身”、“穷神知化”的安身立命之道，从而解决了“何思何虑”之问题，此乃人类文明进步之希望所在。
本届论坛对一些易学及儒学研究的具体问体进行了研讨，产生了一些有益成果。“君子小人”说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论语》中，“君子”有107见，“小人”有24见，“君子”与“小人”同时对举者有19见。何谓“君子”，何谓“小人”？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导黎红雷教授认为《解卦》经文包含着理解君子与小人内涵的钥匙，即六三爻：“负且乘，致寇至，贞吝。”通过一系列的诠释，黎教授认为“君子小人”是指“有位无位者”而不是指“有德无德者”。 余以为，把“位”作为界定君子小人的依据，是对古义之还原因此具有政论性质，对于化解当今社会矛盾及其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余治平研究员系统论证了《周易》之《谦》卦，认为经过“《易传》的诠释与演绎，注入了更为丰富的人文价值蕴涵”；《易传》之后，“‘谦”的品格更被世代社会精英所倡导和推扬；关于谦的评议与论述，经久不息，其思想内容也逐步呈现出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饱满的态势”；余治平因此认为“在整个儒家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道德文明发展里程中，《周易·谦卦》的写就以及《易传》注解系统的完成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李若晖教授提交的论文《幽赞而达乎数 明数而达乎德——由《要》与《诸子略》对读论儒之超越巫史》一文认为，“《诸子略》表明，诸子从一开始就热衷于治国术，热衷于做帝王师，思以其术干王侯公卿，冀以获用，从而丧失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权势阶层的依附者；其结果是子学中只允许保留相应于其所出王官之学的内容即‘官守之学‘，而超出于官守之学，以天下为己任者的‘天下之学’则必须裁抑，最终由董仲舒、司马谈至向歆父子告其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谈“同归而殊涂”，向歆父子“诸子出于王官”，“使得诸子被重新纳入一统天下的官学架构之中，归于湮灭”；而《帛书要》之“幽赞”与《说卦传》之“幽赞”的思想具有一致性，由此表明孔子通过“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超越了巫史，成天下之学”。
李若晖教授的上述疏理具有深刻的反思意蕴：汉儒是否承继了孔子儒学？其显然对于深入理解汉儒之功过有相当意义。余以为，由此进行的反思是：为何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孔子易学思想的《帛书易》重要章节不见于通行本？答案只有一个：必须裁抑超越官守之学的以天下为己任之孔子之学，从而产生“惭枝游屈”的通行本并流传于世，从而也在这个方面表明了孔子何以言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要》）。
易学研究，源远流长，由此表明解决易学问题的努力以至于前赴后继形成的所谓对“大道之源”的追索与反思，从而形成庞大的易学文献，而这些研究因为没有解决《易》学艮古以来所存在的问题，亦就无从解决历史上及现实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即以《易》安顿人们的生命问题。“经”中之“经”的《周易》，到底处于何种地位？其在经学中“群经之首”的地位到底如何体现？尤其是在当下复兴儒学的思潮中，《易》能否以“大道之源”提供哲学本体论支持，则成为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究其“群经之首”之根本价值，是《易》能否为当代儒学复兴、走出哲学之终结给出本体论、主体论与价值论之座标，即《易》必须给出哲学上的依据及其理论指导。显然，这是当代经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尤其是职在儒家的学者面对的现实问题。在本届论坛上，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丁四新教授的论文：《出土《周易》材料与《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其以新出土文献为依据，通过对楚简本、汉帛书本、阜阳汉简本、汉石经本及今通行本的比较研究，认为“《易经》在文本变化上很小很小”，“其卜筮性无可质疑”；“从思想研究来看，如何把对《易经》这本书的解释转变为哲学性的？这是我们的麻烦”；“如果仅仅以《十翼》或者马王堆《易传》类帛书为依据，那么我们对于《易经》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学的传统。这里，存在着解释原则上的很大问题”；汉人与“绝大多数”宋人“相信孔子为《易传》的作者，《传》是对《经》最好、最直接的阐释”；而事实上与“不学《诗》，无以言”而可以随意发挥一样，易传十翼是对《经》“作义理化、个性化和自由化解释”，尤其是宋儒出于对学统的维护，发挥了“个性化和自由化”，尤以程颐的《伊川易传》为甚，而朱子的易学解释更具有“扫除任何解释边界的制约及文本依据之实在性的信念”，而这“在今天看来，这就是一种恶的解释观念，对‘本义’及经典本身的杀伤力很大，它的危险性在清儒的眼中充分暴露出来！清儒常常批评宋明儒‘游谈无根’，未必得孔孟之真意、六经之真意，不是没有缘由的。今人更有所谓《周易》是‘空套子’、‘宇宙代数学’的说法，我认为，这对于今天严谨的《周易》经学的建设来说只可能是一种戏谑语。”丁四新进而认为，“几百年来，在《周易》经学方面，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对《周易》做注释，还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所以，从哲学性或义理性的视角来看，《周易》经学可以说在近现代是大大地萎缩了”。丁四新批评了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牟宗三的对《易》“严重西化”的哲学解释，认为“《周易》解释要重新实现经学化，并将义理性的阐释有机地植入其中，这里面确实存在很多困难，可谓沉舟病树，山重水复”。丁四新着重指出：“‘元亨利贞’的训解是今日之‘大事’；对于《周易》经注的重构而言，这是今天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元、亨、利、贞四字遍布整部《易经》，几乎无处不在；《易十翼》继承穆姜的四德说，而加以普遍化；后人有关《周易》经学的义理阐释，包括《易传》，都是建立在释此四字为四德的基础之上的；例如，《伊川易传》、王弼《注》等凡是遇到‘贞’字，都是按照道德性来进行诠释的；可是，由于百余年前甲骨的大量发现和甲文研究的随后展开，‘贞’字的本意崭露，传统的训释发生断裂、崩解，这对于《周易》经文的德义化、义理化或哲学化的阐释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应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因为我们知道，‘贞’字已经不能按照正固、贞洁之义及其在背后定调的道德性方式来理解了，现在早已成为常识：‘贞’是占问、贞问的意思；不但如此，语言是有社会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按照《易经》本身的辞例来看，‘元亨利贞’当读作‘元亨，利贞’，根本不是什么‘四德’，古人将此四字句读误断了二千余年。这不由得不让人感叹、唏嘘三月！总之，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超过了古人，我们要训解《周易》，把它重新变成经学，一种‘训故（旨意）举大谊（义）’，一种充满义理之趣的经学，确实困难大极了。这里，需要旷世大儒的出现！”
余认为，无论从文字学、训诂学还是从哲学的角度，丁四新提出的问题都是易学、儒学界尤其是以儒家为志向之学者必须认真面对而加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其是易学、经学及儒学是否具有本体论哲学支撑因此于现代仍否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丁四新的思考向度不但指向一切知识的立论之本，更在思想深度上指出了儒学复兴的巨大困难：以往的易学何以可能作为今天复兴儒学的哲学根据。可见，这是当代把《易》视为救世之宝典的所有学者不能回避也无可回避的重大学术问题。
所以，按照历史与逻辑之统一，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认为，本届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提出了“丁四新问题”。因为 “丁四新问题”基于对《传》的义理化、个性化和自由化解释之反思与对“元亨利贞”“四德”之厥疑从而动摇了《易》的经学地位。早有前贤指出，“四德”说早于《易传》，《易传》乃承穆姜说；然而，这个问题可以在“述”与“作”、“序”与“成”的关系中得以解决。但是，“丁四新问题”却是以当代出土之简帛、甲骨文为文献基础、以“语言的社会性、系统性和历史性”为思想理路，以甲骨文之“贞”乃“占问、贞问”为训诂依据，置疑《易传》几乎无所不在把“贞”训为“正”的义理解释，从而动摇了《易》为“群经之首”的经学基础地位。所以，余把“丁四新问题”归纳为：《易传》把卜筮之《易经》转化为义理性解释的哲学根据何在？在解释原则上存在很大问题的传学传统解释能否使《周易》成为经学？！显然，“丁四新问题”是易学产生“惭枝游屈”问题的原因之一，而问题本身亦具有“惭枝游屈”历史与逻辑之统一性，即“惭枝游屈”的《周易》何以能成为群经之首？！所以，“丁四新问题”客观上是对“惭枝游屈”之易理及二千余年来形成的“两派六宗、互相攻驳”的易学之深入反思。
“丁四新问题”表明了中国新生代学者的思想成熟，此乃学术进步之必然。“丁四新问题”成为易学、儒学及哲学界的尖锐课题。显然，与“丁四新问题”具有同质性的是学界曾经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黄玉顺教授于最近发表了《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一文（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四期），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遵从后现代的拒绝形而上学，而是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可见，“丁四新问题”与黄玉顺的“重建形而上学”具有内在的历史与逻辑之统一性，形成易学与哲学相互关联的问题，黄玉顺则具体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学术理路。
与“丁四新问题”相关，是余于近年提出的“恒以一德”是《易》学之基本问题、“惭枝游屈”是《易》学之根本问题、“以丘知《易》”是《易》学之核心问题，（《第十九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河南·安阳2008.5.）余为本届论坛提交的论文《孔易正疏——“六位成章”之易理诠释》，认为由于《易》学之“惭枝游屈”,所以形成了各种流派，以象数与义理两派为重心而出现“两派六宗、互相攻驳”等多方面歧解；而在当代世界性的哲学与科学之终结性困境中，中国文化绝不可以向世界提供一种“惭枝游屈”即支离破碎的思想形式，而人类思想界也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中国思想，从而使国人自誉之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断言及价值取向更显其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自欺欺人。通行本把《传》处理为十翼系统，纯为后儒之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孔子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恒以一德”、“一以贯之”以及“德行恒易”与“德行恒简”相悖甚远。所以，通过对《说卦传》的承诺进行推定，以“六位成章”与“成万物章”之“六爻成效”为根据，对《易》进行重新分章，《易》由六章书组成，按序为《经》、《彖》、《系辞》、《象》、《说卦》、《文言》，由此六章形成《正疏》本，以此进行的义理分析表明，《易》以其“恒以一德”实现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为论坛提交了近六万余字的大作：《孔子的“述”、“作”与《六经》的成立》，系统梳理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在历史进路中透析孔子出“述而不作”乃即述即作，明确了周公与孔子的区别便是先圣与先师、制作之圣与立教之师、行道与明道，孔子定《六经》以立教统，经定使人们能够以思想把握道，《六经》的成立实际上更新、转换了“斯文之统”，形成由道、教与经三者相互关联的结构整体。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陈赟教授的论文进行全面评述，只能围绕论坛主题即“孔子与周易”而进行。陈赟教授以史迁述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为依据，认为应当把“序”、“系”、“说”、“文”皆可理解为动词：所谓“序”乃是整理编次之意，“序彖”意为整理卦名与卦辞；“系”则是重新编排、连缀、连属之意，“系象”指（以德、义）排列连缀卦象；“说”乃是解说，“说卦”意为对卦进行解说；“文”乃是修饰之意，“文言”是指修饰卦爻辞；这样，“序” 、“彖”、“系”、“说卦”、“文言”就不再专指“十翼”中的《序卦传》、《彖传》、《系辞传》、《象传》、《说卦传》、《文言》，“重要的是它指向了《易经》”；这样解读，“表明了孔子对卦辞、爻辞做过加工，即对《易经》本身有过修定之功”；“孔子整理编订了卦名和卦辞，重新排列连缀了卦序，修饰了卦爻辞，那么也就可以肯定地说孔子是《易经》的整理者”。
显然，陈赟教授的上述推定非常重要，其与通行本《系辞》所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于深入理解孔子与易经的关系，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值得易学界反思与借鉴。陈赟教授进一步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谓的作《十翼》，亦可包容在“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之中，因为，《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这十个本文的撰作，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序彖”（重新编次彖，彖即对卦名、卦义与卦德的断定）、“说卦”（解说易卦）、“系象”（连属卦象与某卦）、“文言”（修饰卦辞与爻辞）而已。关乎此，即对于孔子之“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是否即通行本十翼系统，余以为应当进一步商榷。有关孔子思想的文献表明，无论从《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恒以一德”（《系辞》）、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恒》）、“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德行恒”（《系辞》）、“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恒》）。“卦之德方以知”（《系辞》）、“初率其辞而揆其方”（《系辞》）、“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系辞》）、“言以矩方”、“系一以求”、“得一群毕”（《帛书易》）还是《论语》的“吾道一以贯之”（《里仁》）、“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述而》）“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子路》）“度量不审，举事失理”（《孔子家语·执辔》）、“制无度量，则事不成”（《孔子家语·三恕》）、“无度则逸”（《 孔子家语·六本》）,可知“恒”、“矩”、“方”、“度”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而从哲学的角度论之，是其思想能否形成体系即本体论与主体论的统一性问题。进而言之，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如果孔子虽序传成《易》却非恒以一德，即非一以贯之，显然与孔子的思想相悖。而且，于《易》而言，孔子的学理要求与行为方式是言行如一的：“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所以，解读孔子的易学原理，《易》是否“一以贯之”、“恒以一德”，是否“知至至之”、“ 知终终之”，是易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易学研究的“矩”与“度”。而“十翼”系统的通行本《周易》，多有前贤指出其理论矛盾(比如六十四卦序问题及其与先后天卦序、许多卦名、卦辞、爻辞、彖、象的非一以贯之、恒以一德问题)，故重新推定“十翼”系统的《周易》的文献构成及其思想关系，对其正本清源，就成为易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工作。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辛立洲教授在《易学，人类未来文化的先声》论文中论证了现代人类，将随着对中华传统文化在“生存方式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和人生命内在矛盾运动规律方面做出的特别贡献的深入了解”，会渐渐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揭示人生命真实本性的思想文化融合成一体，推动实现现代人类的第三次醒悟。”而“易学，对第三次人类醒悟”将产生的影响是：改变“把自然与人分割对立”并自封“人是大自然的主宰”的错误观念、丢掉“对立征服”的思想与对自然的“霸习”，从而遵循“人生于地，悬命于天”之古训，以“人天一体的原则，重新调整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放弃“二元对立征服”为特征的哲学，“用阴阳合和，生生不息的基本易理”取代“对立征服”理念；改变把“终极实在”的困难丢给上帝的路线和做法，回归中国“清净无心、尽善尽伦而人和于天之大道”，走出近现代科学的终极幻影，进而“改变近现代科学一味向外追求纯客观真理的发展指向”；“克服目前全球性社会价值本位的混乱局面，逐步放弃权贵、利润至上原则”，确立易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社会价值本位”；改变“人权自由”下的“豪奢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之追求，回归自觉之“性命双修”，“进行自我保健”，从而克服“自我”终极省察困惑，重新认识“人”， “促进现代人类的认知方式传变为易学之万物一体的整体观”。
显然，辛立洲教授的研究是对《易》学能否为走出近现代哲学、科学、宗教之误区进行的批判反思，由此证明《易》学在未来文化中将产生的作用，应当认为，其不但为中国软实力之根本，且必为西方所重者。然而，由于当代文化深陷由现代到后现代的西化误区，加之《易》学本身存在的问题 ——如本届论坛提出的“丁四新问题”，所以，对于推动易学走向世界，无论在学理上还是社会实践上，显然任重而道远。
本届论坛表明，年轻一代易学学者正在成长，而且有了相当的学术功底，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深刻地关照问题中透出现当代学术视野与价值取向，在一些方面形成独到的见解，推进了某些方面的研究，其学术成果反映出其学术训练的严谨性、贯通性及学术视野的开阔性。《论文集》表明，其中尤以宋立林、匡钊、叶树勋、蒋孝军、谷继明、李训昌、肖平等人的论文较为突出。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宋立林博士的论文：《〈孔子家语〉与孔子易教思想》，具体分析了《七十二弟子解》、《执辔》、《哀公问政》、《大婚解》、《本命解》、《六本》、《好生》等篇有关孔子的“易教”思想，尤为重视《六本》中的《损》、《益》二卦，认为研究孔子易学思想，除了研究《易传》等“显性资料”，还要研究“隐性资料”，其主要为大量孔子遗说中的诸多资料，而“隐性资料”则“需要仔细地甄辨和认真地梳理。”所以，“除《论语》之外，《孔子家语》一书，所保存的孔子遗说最为丰富。但由于长期以来，该书被判为‘铁定的伪书’，致使其中的珍贵资料不为人所用，即使利用也不过作为研究魏晋时代王肃的文本。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一些学者对此书重新进行了研究和整理，认为该书虽然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但该书绝非“伪书”，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宝贵文本，”“对于理解孔子易教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显然，宋立林关于《孔子家语》中的易教由其对《六本》《损》、《益》两卦解读，有助于对孔子思想的深入理解，由此表明《孔子家语》的确很重要。余即曾以《孔子家语·本命解》证明荀子等后儒把《咸》卦解为“迎娶之象”之误，而《咸》卦实乃步出“憧憧往来，朋从而思”而“知命”的极为重要的益道之始。（见余《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26页）。
北京大学哲学系匡钊博士的论文《从“言意之辩”看〈易〉“象”的功能》，从词源学角度分析了“象”与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 匡钊把“象”置于“言意之辩”的理论背景中，重新讨论了《易》中之“象”与“理”和“几”之间的关系，表明“象”作为某种符号，具有某种沟通形上形下世界的特殊功能，是使不直接可见之“意”向我们呈现的必要中介。所以，在‘中国哲学中，可见/不可见或者内在/外在的二重世界从来都没有真正分离，此两者之间根本上讲不存在完全不可沟通的绝对界限——所谓‘天人无间断’的判定不但有效，也最恰当地把握住了中国哲学的特色。”“而《易经》中之‘象’，正是这样一条可能始终存在于中国哲学当中的，连接可见/不可见的双重世界的隐秘道路”。
可见，从哲学的意义而言，匡钊的致思路向颇可走出西方现象学的理论困境，因为从《易》“象”看来，现象学的“悬置”不仅不必要，而且正是企图打破主客两分的“悬置”的主体性，使“悬置”本身成为不可能，而《易》“象”则是使主体与客体“中和”的存在形式与思维方式。
清华大学哲学系叶树勋博士研究了儒家的法学思想，其《〈周易·象辞〉所见古代儒家的刑罚自然主义》一文分析了“噬嗑”卦、“贲”卦、“解”卦、“丰”卦、“旅”卦、“中孚”卦等“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儒家“刑罚适用原则皆来源于天地大自然，乃是吾人效法自然现象或自然规律所得，并非贸贸然而有”；“‘德主刑辅’的合理性乃是通过‘法自然’的方式加以完成，即在天道自然之中找到了‘德主刑辅’的正当性根据，赋予该主张以天然的合理性”，此即儒家的“刑罚自然主义”；“刑罚自然主义”的独到与高明之处是“通过宽仁之德框制伤杀之刑，又通过‘德中之刑’彰显宽仁之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蒋孝军博士在《孔子之畏与仁爱情感——〈论语〉之“畏”释义》中认为，以往对《论语》言“畏”的“天命灾祸论”与“功夫境界论解释”都未达本义，“畏”乃是“‘诚者自成’的情感表达，是纯然的赤子之情；在这类言说中，天在孔子的理解中其实是对自然而然的生活情境的描绘，生活本是无，情之所动而无所名之，所以以天名之。本源之‘天命’其实是生活际遇的显示，人们被其触动，并被做出相关抉择。面对生活际遇的促迫有所领会，是‘知天命’；由于际遇促迫而产生心中不忍，则是‘畏天命’。因此，‘畏天命’其实也属于‘知天命’，‘畏天命’是‘知天命’之非常强烈的领会状态。”蒋孝军进而比较了《孟子·公孙丑》“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表明“畏”于“命”的“生活际遇”性质。余以为，蒋孝军把“畏”还原为“知天命”的“诚者自成”的本源情境，“畏”之情感由此自然流出，是对《论语》研究的一个贡献。
北京大学哲学系谷继明博士的论文《略论焦循〈周易补疏〉对〈周易〉王弼注的发挥》，认为“《周易》王弼注出现以后，虽然影响很大，但批评声音也不断，尤其是在其祖尚玄虚和摈落象数方面的批评非常严重。清代学术的特色之一是复兴汉学，在此环境中，《周易》王弼注的遭遇可想而知。然而焦循却能站出来，对王弼注作一番考察，并得出了有所肯定的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清代学术内部的不同路向。但是，焦循对王弼的解释带有自己很强烈的成见，他一方面把王弼尽量往汉代象数学的方向上进行解释；一方面站在自己易学的见解上来苛责王弼。这导致了他的诠释常常对王弼造成误解，而其批评也不能秉持平情之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汉学的学术规范。”所以，焦氏“不顾王弼本身的条例和大义，过度引申乃至于错解”，因“带有自己易学体系的太多前见”，所以，谷继明认为“焦循对王弼的批评，断然不成立”。
南开大学哲学院李训昌博士的《黄宗羲易学哲学中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范式：气—象—数—理》论文，界定了黄宗羲易学哲学中象与数的基本内涵，论述了黄宗羲“本象以出数”、“因数以定象”的象、数关系，进而由象及气、由数及理，对其气以象而显的气、象关系、“借数以明理”的数、理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李训昌认为黄宗羲易学哲学中的“气—象—数—理”模式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为黄宗羲心学派气本论的哲学建构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范式。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肖平的论文《情理与义理——论王阳明与宋儒在理解孔子正名思想上的差异》，以“卫出公辄以国拒父”和《论语·子路》之孔子“正名”思想为逻辑起点，论证了阳明心学是在“心即理”的命题下，“从人的情感出发来诠释天理，天理不外乎人心”，其“是由内向外扩充即“从人情到天理”，故“天理是符合本心的良知天理，而非外在万物之天理”；而“程朱理学强调万物之理的普遍性，理一分殊，物各当其理，”“因而天理具有外在超越性，规范性，以天理规范人情”即“从天理到人情”，则“人情得以发而皆中节”。
可见，肖平的论文讨论的实际上是中西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为康德哲学所发端，此即道德伦理的本体论根据问题，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儒学的各种流派有不同的看法，其学理统一性成为大问题，应为当代儒学研究所注重。
以上表明，首届“羑里论坛”取得了巨大成功，就“孔子与周易”的学术主题进行的研讨，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成果。其主要成果表明，孔子与易学具有承前启后的关系，孔子对易学的贡献不容否定；但是，由于存在文献训诂及由此相关的解释学问题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等原因，使之对《易》哲学思想原理及理论体系的判释还存在诸多困难，存在着问题障碍，而克服障碍的前题在于能否提出问题。所以，本届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提出了“丁四新问题”。“丁四新问题”是哲学层次上的易学问题之再现，其与成中英的新形而上学转向、黄玉顺的重建形而上学具有历史与逻辑之统一，因为其内在的思想理路表明，人类的哲学需要寻找新的逻辑起点。而正确解决“丁四新问题”，方能真正理解《易》经哲学，从而使《易》走向世界、化成天下。是故，首届“羑里论坛”取得了一系列优异学术成果，堪称孔子与易学研究之里程碑，为孔子与易学研究之继往开来，做出了重大贡献。
余与唐明邦先生曾于论坛间歇就首届“羑里论坛”的特点进行了交流。唐明邦先生认为，这是当今在学术商品化的庸俗氛围中的一次没有被异化的令人振奋的学术会议，体现了学术的高标准、深层次，其学术成果表明，与会学者的学术修养有很高造诣，而贞元集团正确的易学价值判断因此给以巨大的财力支持则尤为重要，因此，贞元集团功不可没。茶余饭后，一些青年学者向余表示，此前，他们看不到中国哲学及学术之希望，而通过这次论坛，他们看到了希望之所在。
在本届论坛开幕式上，别开生面的少年儿童献辞与读经歌舞表演，以其生动、纯真与可爱，为论坛增添了不息之生生之情，使与会学者对安阳的文化底蕴及其与时俱进的精神感佩不已。安阳不愧易学之都，为易经学者所向往。由文王拘而演周易所决定，忧患之而为以生生，形成安阳羑里之地域文化特征，故为贞元集团所贞之元而本之，故“以善为始，道济天下”，乃贞元集团企业文化之核心。骈运来董事长在致辞中表达了贞元集团支持易学及传统文化研究的一贯信念，认为《易经》关乎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关乎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为更加有力的支持易学研究，贞元集团基于忧患意识而创办了“羑里书院”，经过与中华孔子学会协商，决定共同发起“羑里论坛”，以“羑里书院”为平台，于每年的文王诞辰日即农历九月十五定期举办；贞元集团还将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易学研究及出版、奖励优秀学术成果。
显然，贞元集团的成功及其对易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支持，表明了其“厚德载物”的文化情怀与推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道德情操。贞元集团以其文化底蕴与科学的企业管理，成为河南省著名民营企业集团、中原大地之明珠。
易学研究，任重而道远。在羑里忧患意识之感召下，在贞元集团之大力推动下，让我们进德修业，相聚“羑里论坛”，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贡献优异之《易》学智慧。
（本文作者为长白山书院山长、“羑里论坛”主席团副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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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曦：孔子与易学研究之里程碑——首届“羑里论坛”述评,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