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当局正在努力推进经济的增长是人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造成侵犯。为了政权稳固，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允许普通市民加入到政治进程之中。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自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近百分之十的增长率，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目前12倍是30年前。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功于其不同寻常的经济方针政策--混合所有制，基本财产权利，重政府干预。时代杂志的前外文编辑，乔舒亚·雷默，甚至给它一个名字：北京共识。 

　　但事实上，在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已明白无误地靠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强调稳健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及保护私有财产。北京一直非常谨慎地维持平衡预算和维持通胀。纯粹的再分配计划都保持在最低水平，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总的税收负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控制在20%~25%。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选择地，在国内，80%以上的国有企业被释放到私人手中，或成为上市公司转变。由于中国共产党缺乏传统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不是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而是被迫通过制造业绩来寻求合法性。到目前为止，这一策略是成功的。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状况不会程序，因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内外不平衡的出现。 

　　可以预见地，中共的自由市场政策，导致中国主要的收入差距。总体基尼系数--衡量经济不平等的一个指标（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2008年达到了0.47，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的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人口收入的3.5倍，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城乡收入差距。 

　　那么，中国政府已经能够一边适应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几本原则，一边宣称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支柱？答案是，中国已经由一个无私的政府执政了30年--一个独立、公正的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保持中立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缺少自己的利益，恰恰相反，国家常常侵犯公民，但他们的猎食是基于一种“不问身份的”意识，他们通常不关心选择对象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不像许多其他地方的政府的行为，去保护和增强具体的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因此，中国政府可能比其他独裁政权更会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在过去的30年，中共采取刻意向特殊团体或地区倾斜的政策以促进改革和经济增长。这也帮助无私的中共政府不会永久依附于特定的团体和地区。中国加入世界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70年代末，美国热切希望拉拢中国加入其阵营以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中国也快速抓住了这个机会。然而，早日通过这个“开门”政策遇到了来自国内的阻力：经济特区，例如深圳，享受国内其他地方享受不到的优惠政策。此外，中共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要求政府实行一个不平衡的发展战略--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快速）发展，而忽略了内陆地区。今天，近90%的出口依然来自沿海九个省份。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也是一个calculated move。在加入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为了加入WTO，中国将不得不忍受许多部门调整的痛苦政策。即便如此，中央政府还是加速与WTO成员国之间的谈判。尽管，加入之后，的确增加了农业和零售业部门的负担，但还是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证明了对其负面影响的担忧是错误的。在2002~2007年间，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9%的速度增长，是1990年代的平均增收率的两倍。 

　　但是，中国的天文数字式的增长也使它陷入不稳定的形势。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遭受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8000美元时，经济停止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冲突爆发。中国已经进入这个范围，“中等收入陷阱”的警告标志已经相当明显。 

　　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在经济上的参与增加了，最近的例子是四万亿（5860亿美元）刺激计划。政府投资帮助中国将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将近9%，带来许多掌声。但长远来看，这样降低效率、排挤出更多有活力的私人投资将导致中国经济窒息。 

　　目前经济严重依赖外部需求，不断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出现摩擦。储蓄占到GDP的52%，消费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在最先进的民主国家，花费在资本投资上的比例不会超过8%，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比例已经接近50%。作为国民收入一部分的居民收入正在减少，越是经济增长，他们越感到穷。随着中国人要求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比他们经济收入更多的财富，这将使中共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维持或平息社会不满更加困难。 

　　尽管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也有着近期保持经济高增长的记录，中共还是面临着来自公民的阻力。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首次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自发公民运动），1989年六四运动，以及后来许多的抗议证明，当人民的需要不能得到政府的满足时，中国人民是很愿意短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的。国际社会对中国内政的监督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开始关心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 

　　中国政府通常尝试提供各种各样的“止痛药”来管理常见的民怨，包括迅速解决人口骚乱迹象的措施，例如，下岗工人再就业，旨在降低区域差异的移民计划，以及旨在提高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医疗保障、教育条件的“新农村运动”。 

　　然而，这些举措，可能太弱，很难阻止强大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虽然民营企业早已认识到和政府合作才能创造更大的利润，但有这种想法的也不止他们。政府本身，他们的亲信，国有控股企业正在形成强有力的排他的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像公司：不像在先进民主国家，他们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重新分配收入以提高普通民众的福利。中国的地方政府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 

　　更重要的是，北京正在推进的促GDP增长措施将不可避免地侵犯人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例如，任意征用土地在一些城市依然存在，政府密切监控互联网，工会被镇压，工人们不得不忍受长时间、不安全的工作环境。面对这些侵犯，中国人民不会再保持沉默，他们的不满不可避免的倒置周期性的阻力。不久，一些明确的政治过渡形式，比如允许普通市民参与政治决策，将成为一种必要。 

　　过去30年实施的改革大部分是在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人民抵抗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在使中国面临另一场重大危机。强有力的特权利益集团和商业化的地方政府正在阻碍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这将使得中共用经济增长换取人民对其绝对权力同意的战略成为徒劳。 

　　一个开放的和包容的政治过程通常会制衡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如在向美国这样的先进民主国家。实际上，平衡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需求是一个无私的政府的任务。如果，正确的民主制度到位，能够牵制强势利益集团，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政府将依然保持中立。但最终，如果中共想要鼓励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除了更加民主，别无他法。（原载《外交》杂志，共识网米央翻译） 

    英文原文链接：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5947/the-end-of-the-beijing-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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