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年文明史看中国大转型》续篇
作者：萧功秦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09-12-6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与比较。20世纪中国变革史等等。现在主要从事当代中国转型政治学研究。著有《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知识分子与观念人》等专著五部。
    中国维新模式的五个特点

    南方都市报：我们接着上次的话题，上次我们聊到邓小平的“维新模式”在千年文明史上的意义。若从思想上，或者从路径选择上来说，很重要一点的是回归到保守主义路线上来，既不是左的全能主义回归，也不是右的激进民主化（参见11月29日阅读·思考34版《从千年文明史看中国大转型》）。

    萧功秦：谈“保守主义”必须要慎重，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它是一个贬义词。我谈的是“新保守主义”，就是尊重历史的延续性，通过试错的方式，寻找新的道路。尊重历史上形成的整合社会既存秩序的基础上走出旧体制。一方面，要摆脱那种激进的、自由主义西化的观念；另一方面，要拒绝回归到左的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道路上去。

    南方都市报：就是尊重中国在这种历史发展下给定的条件。

    萧功秦：对。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新，就是把现有的秩序当作杠杆，走出新路，通过试错、适应、摸索、更新的过程，寻找出新的模式来，并不是简单地、激进地抛弃传统，它结合中国的特点，通过政府的主导性，促成社会竞争机制的逐渐发育，并逐渐地达到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平衡，完成向现代国家政治治理架构的转型。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初期，国家权威力量，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发挥着创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很多西方学者都有注意到这一点，美国学者写了一本《政府引导的发展》，还有一本书叫《发展型国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为什么具有强势国家权威的东亚模式，相对于南亚模式、拉美模式会有很大的成功。比如韩国、台湾地区，它们的“凝聚型资本主义”，比“分散型资本主义”，能更迅速地整合资源，用国家权威形成宏观的产业政策，制定合理的发展产业战略，国家和企业家之间形成一种发展经济的同盟关系。中国大陆走的实际上也是这种道路。

    南方都市报：这种“维新”的政治转型模式具有哪些特点？

    萧功秦：我曾将这种新的政治结构定义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它的演化方式的特点是，始终保持着与传统秩序的历史的连续性，重视改革的约束条件。我们可以用五个特点来概括它是如何从旧的全能体制中蜕变出来的。首先，是“文革”后决策精英的世俗理性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革命元老的世俗理性的崛起，对于全能体制的转变与解构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其次，市场竞争的发育进而引发了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同时，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等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共存。

    南方都市报：第三个特点是？

    萧功秦：第三个特点，就是去乌托邦信仰化，或者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去魅与转型。意识形态转型的第一阶段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这就使人们的选择不必根据信仰与教义，而是根据世俗的功效。这实际上是向世俗理性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第二阶段，它实际上是解决了怎样在社会主义内部嫁接市场经济的问题，再就是“三个代表”的提出。它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执政党的统治的正当性根据，“和谐社会”论，则是通过妥协与阶层协商来解决当前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的问题。

    第四个特点就是政治上的脱两级冲突化。第五个特征，就是官员录用方式的技术专家化。

    南方都市报：上篇中我们也谈到了，这种“维新模式”虽然有种种优势，但也有一些很难克服的内在困境。

    萧功秦：由于这种体制脱胎于“全能主义”，政治架构内部的权力缺乏竞争和制衡力量，而社会力量本来就很弱，又难以形成一个外部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所以就出现了结构性腐败。同时，这种体制难以避免“低度参与”与“高度两极分化”的恶性循环，在权威政治下，掌握不同稀缺资源的人群之间，也即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彼此很容易形成“反法制的互利性”，加剧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现象。

    而这种权威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参与，虽然与高速经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能为改革和发展，为解决一些矛盾赢得时间，这就是我所说的“延时效应”，但这种效应也具有两面性，也可能使一些问题越积越多，最后会集中爆发，社会进入失序状态。同时由于社会内部组织力量的天然缺乏，中国通过内生的市民社会与自主性社会机制来缓解矛盾的机制，比拉美和东亚的威权主义体制更为缺乏，官僚利益会出现凝固性与内封闭性，“后全能主义”的刚性又起到有效遏制自主性民间声音的惯性作用，如果在中央一级缺乏治理这种官僚弊病的办法，而地方官僚利益没有挑战者的情况下，在“天高皇帝远”的地区，很容易形成一种退化了的“苏丹式政体”，地方政府官员通过人脉关系网和裙带关系，可以任意行使权力。90年代的一些地方政府这方面的问题就很突出。

    五种后发国家转型模式的比较

    南方都市报：我还想请你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分析。后发国家的政治转型，除了中国模式外，主要还有苏东、拉美、东亚和南欧模式等不同类型。你如何比较中国模式与这些模式之间的不同？

    萧功秦：从政治-社会结构的模型来分析，苏东模式的问题就像辛亥革命的议会民主制一样，权力的可控制性完全丧失，它本身也缺乏公民社会的支撑，后来政治上的失范，经济上的极度的两级分化和黑社会化等，这些后果都是当时的激进改革者所不曾意想到的。苏东模式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源自它浪漫主义的民主观，前苏东改革者对多元民主有一种错误的理解，认为它就像一件雨衣一样，披在别人身上能挡雨，披在自己身上也同样可以避雨。但民主制度不是雨衣，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系统，各种要素相互依赖，缺少了这种要素之间的相互支持，就会使民主不但达不到整合社会的效果，而且会带来严重的脱序。这种脱序，可以用“严复悖论”来解释，严复打比喻说，马要跑得快，就装上马蹄，但马蹄要运行，需要马的骨骼支撑，而马骨还要马的肌肉、马的血液系统支撑。如此循环，正因为如此，民主制度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多元化、压力集团、中产阶段、公民社会、契约精神与妥协公民文化，等等，这个清单还可以无限开下去。所有这一切。在计划经济统治70年后的俄罗斯都是非常匮乏的。

    而南欧模式，像西班牙、葡萄牙的政治转型都是比较合理的。南欧虽然是天主教国家，和基督教国家有很大差别，但它始终是深受欧洲文化熏陶，在欧洲共同市场的引导下，无数次的旅游、信息的传播，使得它公民社会的发育逐渐成熟，再加上威权政治几十年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公民社会在这个体制内瓜熟蒂落，佛朗哥那批老的权威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后，它就比较顺利地转型。南欧模式是一个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

    南方都市报：下面，你能否谈谈东亚模式的特点？

    萧功秦：东亚模式主要是指东亚四小龙，它们基本上是在冷战时为了应付另一阵营的威胁，来强化自己的权力的，它压抑国内的政治参与，形成权威秩序下的稳定。一方面，在发展竞争性市场过程中，中产阶级，公民社会也在社会内部逐渐地发育起来，市场经济也在发展，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的压力又不断地迫使它不得不走向民主化，这样，它的威权政治就不断地退缩，向“后威权”政治演变。台湾威权政治是东亚模式的典型例子，台湾的威权政治开始时，自治性的社会还是存在的，而且1949年开始，台湾就搞村民自治，县以下的选举很早就进行了，所以，它的公民文化的培养还算是比较充分的；其次，台湾的和平土地改革也比较成功。台湾当局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地主只能保有一定量的土地，多出的土地由国家赎买来下，再卖给农民。这样，台湾社会中原来的大地主阶层大量转变为企业家或资本家，佃农阶级转变为自耕农，更可贵的是，由于土地的增值，土地转变为商品，拥有土地的台湾自耕农，向中产阶层的渠道始终是通畅的，社会的贫富分化很小，这种情况下转型相对来说就比较顺利。尽管台湾也出现了民主化的加速期，有“台独”理念的民粹主义抬头，但总体上还是较为健康的转型。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但这个社会并不是非常弱，是不断地通过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公民社会的发育，社会逐渐变强。

    拉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民粹政府和军事强人之间的拉锯战，交替上台。原来的拉美，长期以来是一个威权政治，军事强人政权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形成一种分利集团联盟。贫富差距巨大，完全是贫富互不来往的两元社会。广大百姓贫穷，而富人可能是居住在豪华的庄园里，又受到很好殖民地高等教育，双方甚至可以根本碰不上面。这种政权在美国的影响下，又走向了民主政治，实行一人一票，老百姓就会选出了一些迎合他们的非常有煽动性的政治家，这些民粹主义政客提出一些承诺，他们就很容易登台了。但这些政客根本无法与企业家和军队精英阶层进行良好的沟通，除了喊口号，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的能力，他们做出的一些改革，发布的一些法令又是偏向福利主义的，结果就使得本国资本家赚不到钱，外资又不愿意进入。经济衰退，福利搞不下去，通货膨胀，于是军人就来干政。结果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腐败也越来越严重，接着就是又一轮的循环。

    中国越南模式其实是极强国家-极弱社会模式。所谓“极强国家”，就是它是从全能主义转化过来后，它强化了国家控制机制，它约束了社会组织的自主发育空间，通过颜色革命的警惕，使得社会这块始终较弱，社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而国家的力量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加也越来越强，由于政府税收，财政能力的增加，政权除了有政治资源，还有经济资源来巩固权力。这种状况会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化，但利益组织的发展却是滞后的，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乌合之众和国家之间的对抗，像瓮安事件、通钢事件等。

    中国转型是否陷入路径依赖

    南方都市报：这种模式虽然在初期有其优势，但转型到今天，这种模式就会陷入一种路径锁定的趋向，自由派对新保守主义的质疑也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极强国家-极弱社会这种模式下，社会力量迟迟发育不起来，而一旦出现社会纷争或冲突，政府可能就回归到原来的管控思维中去。

    萧功秦：中国不是东南亚那种意义上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中国的强国家是从全能主义直接演化过来的，全能主义的特点是，社会不存在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衡，社会对国家制衡力量是相当弱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官员认为民间社团对政府可能是一个挑战或冲击，所以要警惕。这就导致社会对国家的制衡能力极弱。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国家由于缺乏社会的制衡压力，一旦发生腐败、两极分化或者可能导致社会不满的问题，政府官员就一律通过强管控的方式来解决。压抑的结果是社会恢复稳定，但违法行为由于有恃无恐，没有风险，因而变本加厉，于是社会不满与矛盾进一步升级。

    南方都市报：这就是“两难”。要追求转型过程中的可控制性，要尊重既定的权威和条件，压抑政治参与膨胀，但公民社会的发育很难也很慢，政府缺乏培养公民社会的积极性。

    萧功秦：这个问题非常好，权威“可控制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这种可控制性能起到类似于前面说的“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的引导功能。它一方面既能压抑党内的原教旨主义保守派，又能压抑体制外挑战性的自由派，这两种力量其实非常强大。正因为如此，权威政治具有重要转型功能。

    然而，另一方面，权威政治造成的问题就是“路径依赖”。在一个缺乏自我创新能力的体制下，国家的可控制能力反而是造成体制“路径依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在官员看来，既然能够通过强压控制保持社会稳定，那何必还要寻找制度创新？既然制度创新充满了不确定性，又有很高的风险成本，这种成本当前的政治家能否承担，也是一个问题。导致的结果是明明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发育来解决的问题，它可能就选择了简单地、便捷压抑方式解决，无非就是技术上的改进，而经济财富增长也为强力机构提供必要的支持，这就是目前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选择的问题：一条路是加强控制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另一条更合理的选择，就是要找出一条新路来，那就是发育公民社会，让公民社会、社会组织来承担政治稳定的功能。只有公民社会的发育才能保持长远的政治稳定。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中，乡村的乡绅机制承担了这部分功能。欧美是通过公民社会，通过它的自组织发育建立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沟通机制，像日本是通过企业-财团的模式来整合社会结构。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空间受压，而且也面临资源匮乏问题。

    萧功秦：中国传统的乡绅阶层在乡村社会中起到非常大的自治作用，他们筑桥、铺路、解决纠纷、和政府谈判，对政府的决定提出质疑，这种传统社会自治功能，在1949年之后，我们已经通过“反封建”，通过土地改革清除殆尽了。结果就导致中国社会中实际上就并没有什么传统社会自治的传统资源供我们利用。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较为现实的选择，还是要回到法团主义的道路。所谓“法团”，就是在国家法律制定许可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团体，原有的工会、企业家协会、工青联、社科联合会，文艺界联合会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法团。它和德国、挪威等北欧国家，包括日本、台湾地区等法团都有相似的地方。要让这种法团越来越多地承担怎治社会的功能，承担社会利益群体的谈判代表功能。这就是法团主义模式。

    为什么法团主义模式可行？随着政府与一盘散沙的民众之间的冲突频发，政府慢慢地会意识到需要这些法团来协作其进行社会治理。因为政府没有那种能力捕捉到老百姓每天在想什么问题，政府需要这种渠道反映民意。老百姓也需要这些法团，因为没有其他途径反映，而这些法团是政府组建的，肯定和政府有沟通渠道，说得上话。为什么这些团体愿意做这些事情呢？我曾访问过上海徐汇区的一个民营企业主协会，协会的秘书长就是原来街道干部，是国家公务人员。我问他的积极性在哪，他说区政府要我维持这里的安定团结，那我就必须了解他们的情况。在这些法团充当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平台后，它也自身慢慢地获得了资源和权力。现在工会、妇联等，包括政协，人大等，这方面的扩权趋势是在进行中的，虽然有摇摆。通过国家建立的这种法团主义的模式，逐渐变成社会法团，这种转型的道路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而且现在民间组织，包括一些基金会也在逐步发展，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尝试着放宽审批，鼓励它们的发展。

    南方都市报：这种法团主义的路径，可能是成本最小，路径上来说最易于操作的，但政府对其的发育转型上其实是一直摇摆不定的。

    萧功秦：多一点耐心吧。现在三方都有愿望，法团本身要凝聚它的利益和威望，很多国家走的都是这种路径，中国是这种政府派出性的法团，是国家主义的法团，随着承担的功能越来越多，它的自主性会越来越强，它就会由国家法团主义转化为社会法团。前者是国家管控的，后者是社会自主性已经高于国家管控了，这是公民社会发育的第二个阶段。

    现在瓮安事件、通钢事件等群体事件多发，这其实是社会冲突频繁爆发的一种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可以用为变成社会自我更新的契机与驱动力。我们通过不失时机地发展法团主义模式，让工会承担更多的反映职工利益的社会功能，就恰恰是让社会冲突走向制度化，使高强度、高频度式社会冲突，慢慢地转向为低频、低强度的冲突模式。

    南方都市报：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地方政府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理念可能千差万别，去年在重庆发生的这种出租车司机罢工，重庆市政府就尝试与出租车代表建立了一种对话机制。再像重庆今年的打黑行动，如果能够有效地解决了社会治理问题，并赢得民意，这种做法对其他地方政府来说，可能就具有示范与扩散的可能。

    萧功秦：对，实际上中央政府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在解决社会冲突问题上进行不同的尝试，不能固化它们的思维，这种各个地方政府的试错是体制进行自我更新最重要的机制和手段。

    保守主义思想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

    南方都市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派对中国的政治转型的目标认知上是一致的。在政治治理架构上，都是要实现权力竞争、权力内部的制衡以及社会外部的制约监督机制，但两者对路径选择的差异较大。像你就认为要尊重给定条件，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那种民主、政党政治移植过来，而且是看到这些背后的社会支撑要素并培养之。简单复制可能会陷入到清末的多党议会民主制类似的情形。自由派或者激进主义对此的反驳是：在试试之前，怎么能知道整体移植会出现失序呢？而且如果拉长时间段的话，这种移植嫁接短期内可能出现问题，但最终也会与自身的机体融合。

    萧功秦：西方微观的企业制度，无论它的形成是200年还是500年，很容易移植或者复制，像淘宝网这种，它在一个密闭的小环境内，很容易就生长起来，并发挥作用。但宏观的制度不是这样，它的制度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它的条件是一个全面的、开放性、扩散的系统。这就是严复当年的“牛马”比喻：除非一头牛变成一匹马，它跑得不会像马那么快，因为它是开放性的系统。宏观的体制不能够原封不动地引进。时间一长，一定会发现问题，会产生所谓的排异现象，可能移植过来一个星期它就死掉了。

    南方都市报：看来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上，严复的思想被大大低估了。

    萧功秦：对。还有包括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他们的晚年回到了“保守主义”。康有为的晚年在海外发表文章，反对搞民主革命，谈到共和制度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大问题，甚至会导致“亡国”现象，君主复辟。实际上后来被一一验证，但当时他被革命派认为是一个坏人。中国的保守主义始终是被边缘化的，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激进的革命。

    南方都市报：其实对中国当下的转型来说，如何让这种保守主义的改革观生根发芽，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因为中国人传统的两分法思维，非黑即白的“泛道德主义”思维、革命的基调一直没有改变。

    萧功秦：这要求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果据此认识到激进主义的祸害，我们就会对此保持距离，最后会选择新保守主义。而新保守主义要成为一种传统，还必须要取得实效性。新保守主义要真正能有说服力，重要的还是政府能在体制内部进行有限的创新转化，并显示出制度创新的示范效应。中国这30年“维新模式”的出现，就是对之前的“革命模式”的否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崛起是新保守主义能够落地生根的重要条件。中产阶级在心态本能上是拒绝激进，同时又反对左派的原教旨主义，认同社会的渐进的，在传统内部进行自我转化的路径。这个中等收入阶层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正在逐步形成，中国现在每年出国旅行的人数就达到5000万，从社会力量的发育看，这些都是乐观的因素。

    南方都市报：中国现存的棘手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等，左或右给出的一些解决方案其实都是比较激进的，左期望全能主义模式回归，右想以民众的大规模政治参与来解决对权力的制衡问题。这种“维新模式”行进到此，左或右其实现在都对其构成了强力挑战，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争议不断，活力十足的原因。

    萧功秦：新保守主义的绩效在这30年来已经有所呈现了。问题是要想发挥进一步的实效，还需要政府有改革者的勇气，如果解决不好的话，中国又可能陷入到两级震荡中去。这样的话，温和渐进的新保守主义很难在中国落地生根。激进的西化派死灰复燃，而左派利用民意，用社会动员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大。中国真正活跃的其实就是这种激进的革命传统。

    南方都市报：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萧功秦：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谈新保守主义，其实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呼吁政府要在新保守主义的框架下进行制度的自我更新，否则会面临越来越强劲的两股势力的挑战。而中国当下的政治转型，法团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完全可能的，中产阶层的发育，整个多元利益的分化，国际环境现在也对中国空前有利。

    南方都市报：你从90年代初期提出“新权威主义”后，很多人都不理解，也对你进行了很多攻击。从思想历程上说，你的这种新保守主义观是如何形成的？

    萧功秦：实际上是从历史研究中产生的。1986年以前，我是一个有朴素自由主义倾向的学院派学者，而且还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当时写了《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在学界造成了一定影响，当年内就印了10万册。虽然关心，并没有参与到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后得益于时代的变化，1986年以后的两三年时间，我开始潜心于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我发现袁世凯在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与和我们所熟知的民族罪人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差别，当时感觉很新鲜，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发现袁世凯之所以掌权，其实是当时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根本不能进行下去，陷入的是无穷无尽的党争，袁世凯反而解决了当时现代化的困境，强人统治对现代化的作用反而很明显，袁当政的那几年经济发展反而很快。于是我就发现这是区别于历史上的“新强人政治”，发现必须抛弃掉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后来又接触到墨西哥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强人迪亚士，迪亚士的强人政治模式与袁世凯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先经历了民主革命，建立了议会民主制，但民主制根本搞不下去，搞得天下大乱，老百姓怨声载道，这时一个强人出来恢复了秩序。依靠军事资源，但在经济发展上又有现代化导向性，引进实业，发展教育，造铁路，压低工人工资和他们的谈判地位，来获得外部资本的青睐。这让我非常惊讶，我后来把它概括为“新权威主义”模式。后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提到了袁世凯的这种模式对后发国家具有启示意义，批评了激进民主主义的淮橘为枳，水土不服。当时亨廷顿的著作还没有译介到国内，后来才发现，亨廷顿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再后来慢慢思考，发现政治系统的转型需要社会结构的支撑，这就从中国历史学研究进入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90年代后，我又进一步反思激进主义的弊病，发现激进主义往往具有一种道德优越感，认为反对它就是反对进步潮流，这其实还是一种倒过来的非正即邪的“斗争哲学”，在激进的自由派学生看来，没有妥协的余地，任何妥协往往都被视为投降主义。后来我就写了一本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就是批判激进浪漫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我的新保守主义学术观念。

    南方都市报：其实在中国当下的转型中，左或右的声音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萧功秦：自由派的核心是强调个人权利，同时强调改革开放，强调全球化的趋势，强调法治的制度建设，强调民主自由的追求，而且它起到了对左派的一种制衡作用，它对民族主义崛起过程中，对民族主义走向激进化，走向国家主义起到一种降温作用。新左派强调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有底层情结，主要关注社会公平问题。这方面它比新自由主义有优势，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多是城市中的中产阶层，并没有实实在在地了解底层，它们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力度上绝对要强于新自由主义，但它开出的药方和路径存在很大问题。新左派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对历史的理解是一种浪漫主义式的理解，甚至完全忽视全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灾难，或扭曲地解释。而新保守主义强调的核心价值是社会秩序，认为富强、民主必须要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民主不是一个道德概念，它强调尊重既有的条件，认为没有最优选择，只有合适的选择。

    本报评论记者 陈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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