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3年第7期 出版日期 2013年07月01日 | 评论（1）
作者解剖了每种政体的权威属性、权力构成、组织类型和压力特征，堪称中国传统政体的组织生态分析
财新《中国改革》2013年第7期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赵法生
　　中国文化人的一大传统，是好读书而不求甚解。或许正因如此，从戊戌变法算起，中国人已经反对专制一个多世纪，但究竟什么是专制，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到底是怎样一种形态，它的权力如何构成，近代学术一直语焉不详。这种缺憾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本身。
　　政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如果连君主专制的基本机理尚且不清楚，连它的权力构成都没有弄明白，我们将如何反它，又如何超越它呢？中国现代政治转型所遭遇的困顿与曲折，大概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吴稼祥先生的新著《公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前贤不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著名中国政治思想史专家萧公权曾论及中国君主专制的本质，认为传统中国政治分为先秦的封建制和秦以后的郡县制，郡县制中尽管有不少限制君权的措施，但是君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本质并未改变。第二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则以“有治道而无政道”归纳传统政治，认为中国数千年所以未出现民主，其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局限，并提出著名的“坎陷说”，主张从传统的内圣之学中坎陷出新外王之学，即民主与科学。
　　以上学说自有其价值，却未能将分析的触角切入传统政治的核心——权力结构问题，无法对传统专制的本质特性作出具体深入的说明。
　　比较而言，《公天下》的焦点，正是夏代以来中国政治的权力构成与政体类型。
　　这本著作从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这一特定问题出发，沿着权力与权威的关系这条主轴，将4000年之间的政治体制演变归结为五种模式，即：夏禹的平天下王道A版，其特征是“单中心治理+平面集权+无压政治”；周初的兼天下王道B版，特征是“多中心+单一封建制+负压政治”；秦始皇霸天下霸道惟一版，特征是“单中心治理+单一郡县制+高压政治”；刘邦的分天下王霸道A版，特征是“多中心治理+郡县-封建混合制+高压 （内）-负压 （外）混压”；宋、元、明的龙天下王霸道B版，特征是“单中心治理+郡县制+高压”。作者详细解剖了每种政体的权威属性、权力构成、组织类型和压力特征，堪称中国传统政体的组织生态分析。
　　他以流畅的语言，清晰的逻辑及庖丁解牛式的手法，将历史上各种政体的组织生理一一解剖，进而归纳出其本质特征，梳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片混沌区域。这可以说是作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独到贡献。
　　中国的这4000年历史，以专制为主，却不乏盛世重光。作者精到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指出所有的盛世都诞生于多中心治理下，社会相对自由的负压时期，当然还少不了哲学王式的君主的作用。但是，所有盛世都不能超过一两代君主，昙花一现，珍稀而短暂。作者将这种情形归因于霸权铁律的作用。秦以后的封建与郡县制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帝国与王国各自扩张。专制循环必然导致冲突和战乱，上述五种政体无一例外。这也即是作者所谓的五种穷途，它们被导向三种结局：土崩、瓦解和癌症。中国传统社会的盛衰机理，至此而获得了清晰的政治学界定。
　　至此，作者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了：在当代条件下，所有传统政体的权力结构和权威形式均已过时，要想“公天下”理想成为现实，未来的出路是从禅让到票选，通过双主体法权建构中国现代化的政权形态。这一结论颇有理据。
　　作者对西周封建制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中心负压治理的典范，尽管它的权力构成中也预设了“自缚”和“自杀”两种倾向，但作者却从中发现了中华盛世的基因，他凿透三千年历史的墙壁，借来西周封建制中的智慧之光，带着古代圣贤的启迪，抵达当下。
　　作者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方法。中国的问题、历史与关切，采取的却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理性方法，从概念提炼、模型制作，到逻辑推演，步步为营，层层递进，使思想之花依次盛开。
　　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碰上这样的好书，我们岂能不为之欢欣？
　　当然，本书并非没有需要商榷之处，比如它对于夏代政体的看法，以及对于五种政体形式的划分等，都有讨论的余地。但是，见仁见智，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本书的思想价值。
　　《易传·系辞》有“言不尽意”之说，区区千言，根本无法道尽一部有创造力的学术新著之丰富内涵。对于真正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笔者也只好“请君入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
　　《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吴稼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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