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此次演讲的下半部分。

 

　　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

　　一个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对称，一旦“参与爆炸”，报复性反弹，就又会造成大革命3.0的状态。

　　什么是自由派贵族

　　前面说过，托克维尔出身于自由派贵族，他们最可贵的不是贵族身份，而是不因自己家世被毁痛诋革命，一股脑儿“告别革命”。托克维尔幼年影响来自他的母系，尤其是他母亲的祖父——马勒·施尔博，曾出资赞助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出版事业。法国走向大革命3.0恐怖，议会审判路易十六，群言汹汹，只有这位自由派老贵族挺身而出，为落难国王担任辩护律师，他本人也因此被送上断头台。老贵族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托克维尔曾回忆幼时家庭氛围，合家吟唱缅怀国王从容赴死的歌曲，黯然落泪。他父母也曾双双下狱，被判死刑。幸亏发生“热月政变”，热月党人“落实政策”，社会还俗，父母出狱，断头台下捡回性命。托氏家族还有一个远亲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文学史上以伤感著名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也是自由派贵族。成年以后，托克维尔继承了先辈内在的精神风骨，但公开拒绝继承贵族的世袭名衔，以自由主义视角总结法国革命成败教训，超越家族得失，视野开阔，独成一家，其成就超过同时代研究法国大革命、发明“阶级斗争历史观”并被马克思引用的另一位史学家——基佐。

　　革命后，另有一位自由派则贡献了另一警世名言，一头一尾，交相辉映，照亮当中那段革命1.0到3.0的幽暗隧道：1815年欧洲第七次反法同盟最终战胜拿破仑，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维也纳召集欧洲和会，王党归来，弹冠相庆，舞会通宵达旦，数月不散。一位自由派贵族冲进舞厅，怒喝王党狂欢——“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

　　遍读大革命史，我找不到能有比这两句名言更凸显自由派贵族内在风骨的史迹。这是真正的“穿越”，穿越二百年时空，直落当下时代。想想我们经历的“热月事变”，想想我们的幼稚狂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能超越一己、一族乃至一个阶级在上一时代的得失，具有如此清醒如此穿透的历史意识？

　　托克维尔本人做过多年国会议员，当过卡芬雅克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政界有亲身阅历。这样的经历没有局限住他的思想，反而磨砺他的历史观察力。《旧制度与大革命》最为精彩的章节第三编第一章，谈文人为何在法国担当社会动员，乃至直接出任议会领袖，“文学化”的领袖集团给革命造成何种后果，即因为他在政界内部曾有亲力亲为之阅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然，大革命的文学化政治性格首先应归咎于路易十四时代的长期专制，禁绝知识分子的知情与参与，一旦崩盘，“参与爆炸”，这才造成不懂政治却又具备文学煽情力的文人冲上第一线，充当“广场政治第一提琴手”。

　　李慎之临终前曾有类似观察，曾对我说：“在中国能看得懂这种政治，能负责任地发言，非得在如此政府里当过部级干部以上。”这话也是话糙理不糙。李慎之反民主，有精英倾向？不是的。这是因为政治生活还处于制度化程度低、信息不对称、社会大众包括文人知情权很不够的初级状态，要从根本上消解托克维尔所说的那一消极后果，首先是要根本改变这一状态。

　　而在此之前，它的具体运作在外面看不清楚，至多只能模糊感觉它的“潜规则”，你要身历其境，在里面摸爬滚打过，才知道它的强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才能够切中肯綮，说到要害。

　　反过来说，具有这等经历的人，有几个能像托克维尔那样正面使用这些从政经历，公开地说，大胆地说，负责任地说？

　　这也是托克维尔曾看到，当下很多人最担心的地方：一个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对称，一旦“参与爆炸”，报复性反弹，就又会造成大革命3.0的状态。托克维尔当年为何发愤著述？初衷就在这里。

　　五十年外翻新篇——托克维尔其书

　　托克维尔是当过部长的人，却是一个脑袋指挥屁股的部长，是一个真正懂得这种政治，却又让全民族分享他政治经验的部长。李慎之也担任过部级官员，他戏称自己是“学官”——胡乔木曾提议他任某部级机关首脑，他坚辞不就，胡才改任他为社科院副院长，一个学术机关的“部长”，他自称“学官”还能当，也愿意当。但他并未因部长俸禄而局限，颇有托克维尔曾祖辈那个自由派老贵族的风范。

　　托克维尔与李慎之这样的“部长”，不是屁股指挥脑袋，而是反过来，一旦提笔写历史，就可能超越我们这些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成为教授的教授，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对自己生身之民族敢负责任、能担大任的人。

　　中国有史家断言，五十年的历史不能写，不可写。这一说自有其无奈，有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而托克维尔恰恰认为，五十年内外的历史最值得写，也最应该写：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革命已经相当远，使我们只是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褪完，同时又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

　　后代人写历史，史料占有比我们强，冷静客观也比我们强，但有一条致命短肋：离这个时代过远，已感觉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没有现场感。只根据书面史料写出来的东西，哪怕再丰富，“纸上得来终觉浅”，首先就是“隔”，会发生另一种主观，另一种扭曲。

　　其实中国的史学传统并不排斥当代人写当代史，甚至，中国史学的伟大传统就是从司马迁写当代史开始。为此，司马迁个人身受“腐刑”，付出惨烈代价。千年之后，我们才可能读到《史记》——“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和托克维尔的著述成功，都证明历史写作的最佳时间，可能就是在距离那一时代五十年左右的间隔？近了不行，激情与利害得失尚未过滤；远了也不行，没有“在场感”，即使写成一部《哈姆雷特》，也可能是“有哈姆雷特，却没有丹麦王子”。

　　放到当下，离我们50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制度性原因是什么？又怎么逼出一个180度的掉头大转弯——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

　　历史以否定的形式焊接在一起——“托克维尔线”

　　这就说到托克维尔此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历史是以否定的方式，将前后两个貌似相反的时代焊接在一起。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托克维尔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特别交代：

　　我不仅看到了大革命最早的努力这一秘密，也看到了它对最终结果的期望。——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变成暗河没多远，水流就又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在其他国家其他时代曾多次发生，我们或可称之为“托克维尔线”？回首中国人自己经历的“文革”、改革，可以检验“托克维尔线”是否存在。

　　托克维尔的思想贡献当然也不限于这一“曲线”。他也有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盲点，但他确实占有近代思想史上很多个第一：

　　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样将一国首都建成三中心重叠之超大模式，是自掘坟墓；第一次揭示专制制度要么造成公众冷漠，要么造成文学化广场政治；他第一次警示改革与革命的不解之缘，改革一旦启动，万不能中途停顿；

　　甚至第一次正面论述共和与民主的紧张，民主与自由的冲突，以至史家评述他虽然是近代人物，却具有现代思想性格。

　　所有这些，对我们走好前面的历史行程不无裨益。时间所限，最后只能说一说托克维尔与中国的缘分。

　　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引起关注，康梁上书即已形成热点。从晚清到民国，每一次社会危机出现，有识、有忧之士即会想起大革命3.0，激进者为之辩护，自称为“革命派”，保守者为之警示，被称为“保皇派”，两种对立的历史叙述都是很早进入中国，如卢梭学说进入中国是在一个世纪之前，而严复1903年立刻做出反应，对之抨击，也有百年之久。直至2011年网络上的韩寒三篇博文引起轩然大波，也能看到大革命史的不同论述。

　　如此极端的大革命引进史、复述史，从一个侧面反映百年中国，始终处于两极摆荡，找不到一个长治久安的中点。无论是历史争议还是现实辩论，两造之间，独独缺少托克维尔这一节：维护小革命1.0，批判大革命3.0，既不能简单归之于“革命派”，也不能简单归之于“保皇派”。

　　“文革”中，也曾以法国革命前后的极端事件比附当时的群众运动，如称“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为“新北京公社宣言”，称上海“一月革命”为“巴黎公社”。流风所及，以致1966年群众运动分裂，也出现“保皇派”这一大革命史特有的法国贬称。但那些对大革命史的理解，仅限于五四时期的片面颂扬。

　　其实，在革命与保皇两极之间，还有托克维尔这样的独立思想。“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润之昔日豪情，抚今思昔，后一句似应改为：“想改革、忧革命，还看今朝”？无论如何，2012年一开始大家能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算是“盛世危言”，也比此前只读各种麻醉品好。这本身就是好消息，令人惊觉，也令人清醒。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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