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知识人眼中，晚年胡乔木是一个思想僵化，行为保守，惯以马列教条训斥他人，而让人难以产生好感的政治人物。这种印象主要来自胡乔木晚年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及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所有不是运动的“运动”，诸如批判“人道主义”、“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乔木都亲领其衔，主持其事，极尽打压、剿杀之能事，因而封得“中国的日丹诺夫和“左王”的称号。进入本世纪以来，一些作家学者如从维熙、刘再复等写出文章披露胡乔木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在其笔下，胡乔木毋宁是一位温厚善诱的文化老人，尊重知识，礼贤下士，关心关注文坛发展，让诸多士林名宿感受到人情温暖，甚至对其中受到政治压力而处于困境中的能施以援手，予以庇护。
这样，我们就看到迥然不同的两个胡乔木，看到胡乔木迥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坚决反对出版《胡适文存》，认为“这种事情的发生，同出版《飘》、侦探小说等等，说明思想战线面临着究竟用马克思主义领导，还是自由主义方针来指导的问题。”认为李谷一模仿邓丽君，“中宣部就是要像警察那样去查处这些事，不能容许！要刹车！要通报！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另一方面是为著名右派聂绀弩受难时期所写《散宜生诗》主动作序，为周作人著作出版亮绿灯；一方面是下令批判作家白桦及其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发动批判人道主义、整肃周扬及其支持者，另一方面是为电影《芙蓉镇》进行辩护，为异见者李泽厚、刘再复几度说项；一方面力主将吴祖光清除出党，另一方面又自己亲身登门将退党书送到吴祖光的手里。
显而易见，胡乔木身上所呈现出的这两个方面是互为抵触，自相矛盾的，但它们却如此奇怪地融合统一于胡乔木一身，形为一独特的胡乔木晚年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大为困惑而难以理解。为什么晚年胡乔木会以两面示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行为如此矛盾？有论者指出，这是由于胡乔木官员兼学者的双重身份使然，身份的矛盾造致了他行为的矛盾。乍一看来，不无道理，但仔细一想，又未觉必然，因为共和国史上官、学兼具的所在多有，胡乔木这样行为自相矛盾而褒贬大相径庭的却并不多见，即便是胡乔木本人为官为学也非一朝一夕，而这一现象却独现于晚年。这就说明，仅是官、学兼具的身份矛盾不足以解释胡乔木的两面性现象，在其背后还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层的原因有待揭开。
1912年生人的胡乔木是中共党内的大秀才，属于革命家中的知识人。1937年进入延安，4年后以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文章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而调至毛泽东身边，成为令青年人称羡的主席秘书。此后，胡乔木一直跟随毛泽东不离左右，亲炙教诲，渐染熏陶，与闻党政要务，协助起草重要文章，在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建国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八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直至1961年胡乔木因病告假长休，而离开跟随20年的毛泽东。这对当时的胡乔木，不能不说是一恨憾。不过，塞翁失马，胡乔木因此得以免于被卷入数年后文革的漩涡，而躲过人生一大劫。虽说文革之初胡乔木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相对于其他众多老干遭遇的不堪回首，尤其是同为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和陈伯达的悲剧结局，胡乔木蛰居京城虽冷清孤独却远离尘嚣的平安生活，显然是十分幸运的。但福祸相依，得失相伴，也正是文革中的未经磨难，使得胡乔木对极左路线的祸害缺乏一种切身的痛苦体验而认识不足，严重影响到了其在后文革的改革开放时代思想认识的发展。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回忆，文章发表后不久，“胡乔木有一天到胡耀邦家里去，对胡耀邦说，真理标准讨论不要再搞下去了，否则会造成党的分裂。事情说得这么严重，给胡耀邦压力很大，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那时，管思想宣传工作的汪东兴等人都反对，批评得很重”。后来，“邓小平表了态，支持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乔木态度也变了。……他跟着小平转了。”（叶永烈《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页238）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央以邓小平为首的务实派和以华国锋为主的护毛派就两种不同执政指导思想而展开的大辩论、大博弈。结果是邓小平的务实派获得胜利，而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这一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政治理论原则问题上，可以看到胡乔木表现出的前后矛盾与左右摇摆的两面性。他最初是坚持“两个凡是”，站在护毛的华国锋一边的，后来是因为邓小平表态，反对“两个凡是”，跟着邓转而改变了立场。他的这一改变让人想起此前不久1976年他的另一次表现。第一次复出的邓小平因整顿经济，与“四人帮”针锋相对，被毛泽东视为右倾翻案，再次被打到，跟邓复出的胡乔木也一并殃及祸连，受到批判；却胡乔木不经风浪，做出一项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为自保过关而选择背离，端出了邓小平的老底。
毫无疑问，胡乔木1976年的选择是其政治的一个痛点，而这一回让他挽回了颜面。两年之间在同一邓小平身上做出截然不同的相反选择，是胡乔木变了吗？不，胡乔木没有变，胡还是原来的胡，而且邓也是原来的邓，变的是时代，是时代变了，发生了势移，使原来政治上处于劣势的邓小平处在了优势，而需要做选择的胡乔木，再次复制了他上回的择“优”选择。胡乔木的这种表现，就像时下一句广告所言，是选择“贵”的，而不是“对”的。所谓“贵”的，乃指“实力”，而“对”的，就是“真理”。也就是说，胡乔木的选择，与其说是选“理”，毋宁说在择“人”（前一次，在毛与邓之间选择；这一次，在邓与华之间选择）。他之所以如此选择，之所以在同一人物身上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选择，人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政治就是讲究实力的体现，但在我看来，对胡乔木这样的知识人，使得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除了随机应变这一现实政治的考量，还有着一层更深刻更核心的历史文化因素影响，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知识人至深、并左右其行为选择的“道”“势”关系的衡量与较量。
众所周知，“道”，是支撑中国知识人精神世界的一种政治理念与文化理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有着不尽相同的历史涵义，但作为一种价值系统与政治社会秩序重建的理想依托，作为正义与真理的终极象征，它贯彻于古今中国社会的始终。与“道”相对的是源于权力的“势”，在“道”“势”之间常常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对“道”的传承者知识人来说，由于人生总在面临“从道”或“择势”的两难选择，常常会陷入一种难以承重的道德困境，内心的良知不断要经受拷问，人格不免出现分裂，从而产生自相矛盾的两面性。可以说，胡乔木晚年自相矛盾的两面性行为无一不发源于此，归结于此，也都可以在此得到合理而有力的解释。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问题上，邓小平为中央实际领导权威，自然意味着“势”；他的表态支持反对“两个凡是”，支持解放思想，又顺应了“道”，于是，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道”、“势”的合一。而胡乔木的转变，揆诸其晚年全部活动，主要动机为“择势”，但机缘巧合，由于“道”、“势”合一，他的“择势”，又表现为“从道”。这是他晚年难得的一次给他带来鲜花与掌声的选择。但这样的机会到底出现得不多，更多的是“道”“势”之间的张力所引发的冲突。
胡乔木主持的对《苦恋》的批判遭到知识界的强烈抵制，就是一个显例。胡乔木认为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下令《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批判文章。而知识界大都认为，《苦恋》纵有缺点和错误，以天下围攻的运动方式进行批判，与文革前夕批《海瑞罢官》如出一辙，几无二致，使才从文革苦海逃生而惊魂甫定、心有余悸的知识人大有又一场运动重来的恐惧感，因而表示明确反对。
在这场以“势”压人的政治批判中，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白桦被点名批判反而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收到近千封支持的函电，“常常感动得痛哭失声”。不独白桦，在此前后其他一些同样遭遇的知识人挨批反而更吃香，这一现象在共和国30年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与知识分子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批为牛鬼蛇神而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形成鲜明对照，让人不禁想起唐宋时期韩愈、范仲淹等著名文士被朝廷贬放，愈贬名气愈大呼声愈高的历史故事，说明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文革觉醒价值观念与是非标准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价值判断上开始回归到“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的传统本位。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与五四以降的民主自由的时代精神遥相呼应，一脉相通，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其实这也就是胡乔木现象所以发生在其晚年的一个外在的时代原因。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胡乔木的两面性可谓时代的一面镜子，是1980年代中国社会“道”“势”分立后相互之间矛盾冲突的曲折反映。
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然而，胡乔木没有变，他所掌管的意识形态没有变，他萧规曹随，一循旧制，按照最高领导的旨意和意图，继续坚持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性重视与排他性管制，对一切自认为不符合执政党理论规范的思想主张，对任何意欲突破意识形态传统的创作要求，对所有视为离经叛道的自由言论，进行打压和批判，以维护无以动摇的执政权威与权位。于是，在象征时代精神的“道”与代表执政权威的“势”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与冲突。1983年的发动整肃周扬与批判人道主义就是最为代表的一个典型。这事发生在胡乔木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走上政治人生的最高点之后不久，是他晚年写下的最为人诟病也最为明显的政治败笔。
关于这场批判的是非曲直，已不存在任何的疑问，执政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确定就是最雄辩有力的说明。即便在当时人们心中其实也早已给出了评判。夏衍说过一句言简意赅且一针见血的话：周扬有什么错？错就错在报告不该由周扬做。其意乃谓，假如做报告的是胡乔木，一切都平安无事，万事大吉。实质是说，周扬抢了理论权威胡乔木的风头，胡乔木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权势，不惜发动一场运动，打压周扬及其支持者。孟子所谓的“枉道以从势”，不幸在胡乔木身上得到验证。
于光远在论及胡乔木时说到这么一段话：“对周扬和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就很难容纳。我们能够看出他不愿意示之于众的那些不良品质，同时在思想能力上我们又使他感到某种威胁，于是他与周扬和我就发生了种种矛盾。”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深入了解胡周争论，了解晚年胡乔木的复杂性与两面性提供了观察。
胡乔木和周扬同为党内知识人，同为从延安走出的革命家，又同时从事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工作，文革复出后，在意识形态上，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涉及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根本观点的“人”的问题上，两人的看法和认识竟然大相径庭，如此不同，以至于因此而构成了两人质地与成色大不相同的晚年人生——一个是让人说来心情复杂，一个是令人闻而肃然起敬。其中究竟，就胡乔木而言，与三个方面的原因不无关系：除了前已提及的长期在领袖身边熏染太重和文革未经磨难而对极左危害缺乏足够认识和深刻反思外，权力的诱惑不能不说严重影响到了其晚年思想认识的提升和发展方向。
权力给人带来利禄功名，带来荣华富贵，但同时更腐蚀灵魂，扼杀思想，扭曲人格，使人在难以自禁的自大膨胀中忘乎所以。很少有人能抵制住权力的诱惑，人们自是喜爱鲜花而拒绝青蛙（乔木有诗：“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我们不能为此而责全求备，严苛于人。但我们坚持认为，对那些位高权重、统领一域、掌控一方的权力人而言，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时刻，在政治变革或社会转型的某一节点，能否正确判断并运用手中权力，多一点“道”义，少一分“势”态，不但可以见知情性，也能够分别高下。如果说批判白桦乃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因为邓小平有着明确指示，胡乔木多少带有奉命遵行的被动意味，那么发动批判周扬与人道主义则完全是胡“枉道从势”的主动作为。这一主动的结果，用顾骧在《乡贤胡乔木》一文中作出的评说，那就是：“无可挽回地证明了他在一场伟大的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作为一位理论家的角色、作用，他在历史新时期的历史位置，他晚年的悲剧。”
但胡乔木毕竟还是一个“志于道”的知识人，久居中枢的使机用巧和勾心斗角，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和残酷争斗最终没有完全消磨掉那最后一点难能可贵的书生意气，“达则兼善天下”的道德要求也使他保持了文化传承的一份明白，他知道“文章千古秀、仕宦十年荣”的历史意味，清楚诗人苏轼与政人章惇的历史定位，他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想有所建树。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胡乔木的另一面，看到他主动为聂绀弩《散宜生诗》作序，为周作人著作出版亮绿灯，看到为电影《芙蓉镇》辩护，为异见者同是著名学者的李泽厚、刘再复说项。
不过，在我们看到胡乔木让人心生暖意的另一面的同时，又不能不指出，胡乔木首先是政治人物，然后是学者，他的一切思考都是以政治为第一考量，他的所有行为都以不影响他的政治形象与地位为基本前提。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中规中矩的政治举动都是大张旗鼓，有目共睹，而稍有越位的文化行为却不事声张，鲜为人知。所以，我们认为，胡乔木判然不同的两个方面是不可以等量齐观，一视同仁的，前一方面的胡乔木更占主导性，更具代表性，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更占主导性、更具代表性的一面也一定更有本质性，更具真实性呢？到此为止，我们相信人们大都不会怀疑这样的说法，都倾向认同主导性、代表性的一面一定更有本质性，更具真实性。然而，下面披露的发生在晚年胡乔木身上的真实事情，对这一说法提出了挑战，也为我们解读胡乔木的两面性将揭开最后的一层面纱。
在那场震惊于世的六四风波之后不久，据悉，胡乔木手书一卷宋无名氏《水调歌头》，托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转寄给因表态支持学运而羁留海外的赵复三（赵亦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并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所书宋词如下：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鲙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
词意深沉悲凉、沉痛忧伤，其中“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大致意谓，做官不是我的理想，却因此而耽误了享受秀美山水的大好时光。可以折射手书者复杂而真实的内心。
更有惊世骇俗者。1989年1月胡乔木访美之前请鲍彤到胡家，征求鲍彤对他书面准备的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意见，谈话中，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一定要从宪法里删去。”鲍彤没有回答，因为此前鲍彤就听赵紫阳讲过，胡乔木有这种看法。胡乔木送鲍彤上车后，又敲敲车窗，嘱咐：“我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话，不要对其他人讲。”
这样的惊世骇俗不啻是颠覆性的，不仅颠覆了人们对胡乔木的原有看法，也颠覆了人们对用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构建起来的历史世界的看法。我们知道，“四项基本原则”算是胡乔木的一大发明，是他据邓小平旨意将其形诸文字的，并执行将它定为立国之本，以此来规范国人，打压异见者。可是，这作为“立国之本”的，居然连他自己也并不认同和相信，没有比此更使人惊诧莫名，不可思议的了。这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私下对胞弟所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委实异曲同工，别无二致，直让人感到一种历史的巨大荒谬和政治的极大荒唐。
我们不知道胡乔木的这一看法始于何时，是一开始就有，还是后来的变化认识。不过这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他持有这一看法，知道了他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真实表达。正是知道了他的这一看法，知道了他的手书宋词，当胡乔木互为抵触、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我们相信，没有人怀疑后一方面的更真实，更本质。可是，问题接踵而至，真实的一方不是代表的一方，本质的一面不是主导的一面，换言之，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不具有真实性，占据主导性的方面没有本质性。这一悖论，恐怕是在我们知道了胡乔木晚年的两面性形成的原因之后，带给人们的最大的困惑，也是历史留给人们的最难的思考。
201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