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

 治三代以上的古史首要就在把握“华夷之辨”——也就是作为征服氏族的华夏族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种族区隔。历史上的华夏民族很可能来自遥远的中东地区。1张骞通西域一个附带的使命就是寻访中华文明之西方根源——他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说“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2很明显，甘肃弱水在汉人看来仅是东晋南朝“侨州郡”一类的地名，而与之对应的西亚之弱水才是毗邻西王母所居处的原版“弱水。”华夏族东迁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亚洲东部的广袤地区由石器时代一跃而入先进的青铜时代。此前的神农之世漫无差等，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3尚属原始的母权制社会。“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4随着这些身著裳裙、装束略显女性化的外来殖民者的到来，一种崇尚上下尊卑之等级观念的父权文化开始凌驾于本土的母权文化之上，成为绵延数千年之东亚文明的基本色调。“中国”为华夏民族的本部，其核心地域当五帝之时局促于晋南一带——而在禹通伊洛、并廛涧而东注之河5后逐渐扩展至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与“中国”相对的“四夷”则泛指东西南北四方的殖民地——东夷之民被发纹身，南蛮之民雕题交趾，西戎之民被发衣皮，北狄之民衣羽毛穴居。6在以衣冠礼仪自矜的神明华胄看来，周边的“蛮夷戎狄”皆属尚未进化为人的野蛮族群。《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苖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 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苖于三危, 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 以变东夷。”用夏变夷乃是华夏民族当权派的根本方略，即便处置本族之罪人也在考虑如何变化夷狄。与土著间巨大的文化隔阂对殖民地之诸侯而言更是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现实难题：他们或如鲁伯禽变其俗而革其礼7或如齐太公因其俗而简其礼8——而在华夏文化圈的边陲亦不乏如吴太伯文身断发以帅荆蛮9者。作为君临广土众民的少数族裔，华夏族随时可能遭遇“四夷交侵，中国危矣” 10的窘困局面。当此之际，唯有散布四方的殖民据点能予本部有力的支援——二者在战略上连为一体、首尾相顾：譬犹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在五帝三王时代，践祚“中国”者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华夏各支派的共主——其地位强势与否往往取决于所属氏族扎根“四夷”之深浅；反过来看，周边殖民地各派势力的消长也势必影响本部之政治生态——严重者甚至导致中央政权的更迭。

“中国”与“四夷”之间错综而微妙的关系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即已渐露端倪。相传黄帝乃炎帝之兄，蚩尤则为炎帝之子——炎黄各有天下之半。11“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按即炎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皞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12作为华夏民族最早的“中央之帝，”炎帝践祚中国以设职官——“分正二卿”略类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13后世每以中国之山镇太岳尊称之而不名，所谓“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14而蚩尤则坐镇东夷以总督四方殖民地——岱、衡、华、恒为四夷之山镇，15唐虞之时姜姓执掌的“四岳”一职或可朔源于此。犹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蚩尤也挟持了土著首领少皞并假其威望号令蛮夷戎狄。少皞与太皞伏羲氏并称“两皞”而声名洋溢乎四夷——以理推之或即与炎黄并世之末代神农氏。传说神农初都陈后徙鲁，而少昊亦都鲁之曲阜，从地望上说也颇相吻合。其时轩辕黄帝虽“迁徙往来无常处，”却“邑于涿鹿之阿，”16可见其权力基础当在北狄——而势力与影响则远届西戎，故有“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17一说。决定后来东亚历史之走向的涿鹿之战由黄帝南伐炎帝的阪泉一役拉开了序幕——轩辕三战然后得其志，18极有可能就此挟持了炎帝。不愿俯首的蚩尤起兵攻取本部，并且一路追逐炎帝以至涿鹿之野。史诗《摩诃婆罗多》讲述同出婆罗多的般度、俱卢两族为了争夺王权在俱卢之野展开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决战，五印的王公纷纷加盟其中的一方以为臂助——涿鹿之战庶几近之。这场战争主要是东夷的蚩尤一族与北狄的黄帝一族之间的对决——对土著民族深具影响的少皞加盟前者，而对华夏民族深具影响的炎帝则加盟后者。地方诸侯也相应地分化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是故涿鹿之战的主战场虽在冀州，却波及四夷九州的广大地域。参战的双方皆以巫术助阵，而明于天道的蚩尤一方尤擅此技——当战事胶着之时曾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19以震慑对手。蚩尤后为东夷之民奉为主管战争的“兵主”——其呼风唤雨之形象或与号称“暴风雨之子”的巴比伦战神马尔都克不无渊源。史载蚩尤最早冶金作兵，20可能运用来自西亚的冶炼工艺制作坚甲利兵——是故在战争的前期凭籍先进的武备无往而不利。徙居至于涿鹿，终因劳师袭远、诛战不休而遭众叛亲离，为轩辕黄帝所败。21黄帝挟战胜之余威追亡逐北，擒杀蚩尤于中冀——而与之结盟的少皞也在混战中一同被杀。22相传蚩尤殁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其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23——同为外来殖民者，蚩尤融于土著之程度远较轩辕黄帝为甚。两相对比可以一窥蚩尤与黄帝二人思想性格之歧异：前者明于天道，后者则崇奉后土；前者冶金作兵，后者则采铜铸鼎；前者作五虐之刑，24后者则以仁义撄人之心；25前者予人之印象乃是刚猛无俦的战神，而后者则与倡言柔弱胜刚强的老子并称黄老。涿鹿之战的结局使得炎黄两系在权力的分配上重新洗牌——炎帝一系淡出东夷、退据南蛮，逐渐沦为“南方之帝；”而黄帝一系则挥师南下、饮马长江，从此跻身“中央之帝。”《史记·五帝本纪》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南至于江，登熊湘；”而褚先生补《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则载田千秋上书曰：“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渡江”——两处之“江”当皆“岷山导江”之“江。”轩辕在践祚称帝之后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26地位略类殖民总督——所谓“黄帝四面”者也。《逸周书·尝麦解》提及的少皞质当为其中之一。少皞质亦即郯子之高祖少皞挚，按《世本·帝系篇》的说法应为黄帝之子——其人自属华夏族裔，比诸蚩尤所宇之少皞有如田齐之于姜齐。此四人和中央之帝合称五方帝，各配以金木土水火之德——五行相生相克、终而复始，代表了冥冥中的天意。黄帝建立五行暗寓权力制衡之道——而其政治理念潜移默化遂成惯习，影响及于三王时代：像夏后启在征讨有扈氏时所加之罪便是“威侮五行。”27

依上古之俗同姓则同德，异姓则异德。28比如，四岳佐禹治水有功才赐姓曰姜，以示其德上继炎帝。黄帝二十五子之中得姓者十四人，而与轩辕同为姬姓者唯有青阳与苍林29——二氏应为黄帝之嫡派传人。颛顼以下诸帝皆与轩辕同姓而异其国号，30若非青阳、苍林之苗裔亦必与其有极深之渊源。相传颛顼高阳氏为黄帝之孙，自幼居于东夷，由少皞抚养长大成为其继承人。他督率曾为蚩尤旧部的“九黎，”也和蚩尤一样“于宇少皞以临四方。”我们知道“黎”乃黎庶或黎民之省称，华夏民族内部庶民之谓也。而“九黎”则泛指炎帝、蚩尤一系之九族黎民——有东夷之九黎，亦有南蛮之九黎，后者即为唐虞之际抗衡中国之三苗。31九黎降居东夷者略类周初之殷民六族。“古者民神不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32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乃东亚土著之俗尚，至今犹然；形成对照的是华夏民族一向民神不杂，必以专职巫觋为媒方可交通神灵。炎黄异德，炎帝一系通常较黄帝一系疏于夷夏之防。当此“九黎”渐化夷俗、迷失其根源之际，颛顼毅然依华夏传统整饬其风纪，终挽狂澜于既倒。“绝地天通”表面上看只是恢复旧常，实则使行政独立于宗教，从而超脱了神权政治之窠臼。“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33——行政系统随着文明的理性成长日益发育，相应的是神职人员逐渐失去了往昔之尊荣。到了太史公的时代，“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34玛雅文明在诸多方面与中国文明差相仿佛，却因在发展的起点上缺乏类似的变革始终停滞于神道设教之原始阶段——反映为天文历数畸形发达，蔽于天而不知人。高阳氏世代主后土以揆百事，35属于行政管理系统出身的得地道者；而继立的帝喾高辛氏则能序星辰以著众，36历日月而迎送之，37属于宗教神职系统出身的得天道者。帝舜、帝禹乃高阳之后，帝挚、帝尧为高辛之子——彼时之中央政权就在一个务实的家族和一个务虚的家族之间交替轮回。帝喾高辛氏又名夋，38《山海经》中声名显赫的帝俊或为其东夷之名号。不同于华夏史官系统严谨的历史记载，语怪之祖《山海经》每多文不雅驯的齐东野人之语——然其所言“帝俊妻羲和生十日、常羲生月十有二” 39似与高辛氏“历日月而迎送之”的家世背景若合符节。“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40——此为五帝时代后期不成文之规矩。天文观测精确与否直接关乎帝者之信誉与威望，所以尧禅位于舜时交代他说“天之历数在尔躬”而舜禅位时也这样交代禹。41然而浩大的的治水工程以及持续的伐苗战争使得政治权力不可避免地由司天属神的家族向司地属民的家族转移。也许尧在颛顼后裔中遴选微为庶人的舜入赘以为继承人乃是最为明智的抉择。“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42——对于殖民地之方言俗尚、风土人情必然耳熟能详。而坐镇本部的帝尧正是借重虞舜经略四夷之长才光被四表、协和万邦。有虞氏郊尧而宗舜。43相传“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 44——或得陶唐氏天文观测之真传，成为羲和、常羲一流的女巫。而舜之嗣子“商均是喜歌舞，”45仅仅继承了有虞氏音律乐舞之天赋，书传以为不肖。五帝时代的前期仍可感觉神农之世的流风余韵——以齐鲁为中心的东夷在政治版图中举足轻重，而其时之帝者往往居于穷桑以号令天下四方。穷桑亦名空桑，地在鲁北，神农以上即为东夷之宗教圣地——儒教兴起之后名声渐为曲阜所掩。附近直至春秋时期尚有任、宿、须句、颛臾一类的土著风姓小国，“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46华夏族东迁之初立足未稳，仰赖本土势力处所在多有，故袭三皇时代土著政权之框架拓殖东亚。迨至唐虞之际，外来殖民者终于反客为主，而中国遂代齐鲁成为辐射四夷之权力中枢所在地——此一格局影响三代既深且远。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之陶寺遗址即为见证尧舜禅让之唐虞故地。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向有“洪水纪元”之传统——著名的 《苏美尔王表》即以大洪水之前为史前，而洪水以后才进入历史时期。“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47——《尚书》独载尧以来或许与之不无渊源。我们知道上古之人每视山水为灵性生命——黄河泛滥恣肆即想象河伯性欲亢奋，故求好女沉于河中以为其妇。是故古者不堕山崇薮，亦不防川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48炎帝一系的共工氏为上古著名的水利世家，握有其时最为强大的工程技术力量——曾经称霸九州，与颛顼争为帝，终因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始终霸而不王。49共工氏之子勾龙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也就是地母后土50——良渚文化祭坛或为其社祀之遗迹。末代共工在治水时采取堕高堙庳以壅防百川的“保守疗法，”而人为抬高水位则暗藏大决所犯伤人必多的风险——最终振滔洪水以薄穷桑，致使圣地亦受水患之害。51共工身死国灭——继任的鲧一仍旧贯，结果重蹈其覆辙。在古人看来陻障洪水违逆了水润下之性，一旦汛情告急即有触怒神灵之虞，职此之故鲧为帝尧殛死羽山——传说其神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52可能是作为牺牲向水神献祭的委婉说法。鲧之子禹惩于前失改弦易辙，在共工从孙四岳的辅佐下疏川导滞，使洪水由其本性避高而趋下、因地而制流，直至会通于四海。鲧的想法是陻障洪水以守护家园，禹则倾向泄洪通淤之后重定居所——此其二者相异之大较。共工氏数百年经营之势力由此悉归于禹，此为有夏勃兴于伊、洛之一大资本——而四岳作为这一水利世家的传人则蜕变为禹之“股肱心膂。”53古史辨派曾有鲧即共工而禹为勾龙之论断，54其实可能更大的是鲧禹父子有意袭用共工氏之名号。名号蕴涵着历史地形成的威望与影响——上古之袭用名号或者族号亦犹中古近古之袭用国号。禹在生前接收了共工氏之势力，死后且继勾龙而为后土。“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55泰山乃东夷祭天之地，而会稽则其祀地之所——附近良渚文化所出玉琮即为礼地之法器。社主刑杀，故戮防风以显神灵之威。自古封禅皆封泰山而禅云云，唯有禹封泰山而禅会稽——前者表明天尊地卑；后者暗喻天地并尊。治水成功使禹成为山川神主，而后土之地位亦陡然提升，浸浸乎与天帝分庭抗礼。夏人原本崇奉祝融，融降崇山为有夏勃兴之兆，56至此后土遂代祝融而为夏后氏之宗神——故历代夏君必具帝后双重身份，也许后之身份尤甚于帝。喾尧以来传承不辍之天文观测由此日益荒疏——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故有胤征之事。57自然的洪水以及人类的治水引发上古氏族大迁徙，土地与财富亦随之在各氏族间重新分配。禹通伊、洛以东注之河，而二水之间膏腴之壤悉为夏人所有；禹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58而西河之地遂为夏人所据。59当羿之有穷氏从地势低洼之东夷西迁至于中原时，面对坐享治水之红利的夏后氏必然心生妒意——而两族之冲突遂一发不可收拾。羿因夏民以代夏政，60一仍旧贯，所以他既是后羿也是帝夷羿。夷羿一族以善射著称，曾受帝俊彤弓素缯之赐，6[1]而“羿射十日”与“姮娥奔月”之神话又暗示其与高辛氏天文观测系统千丝万缕之关联——短暂的“夷羿代夏”或可视为五帝时代司天家族与司地家族之间权力的轮回在三代的延续。三代之君虽践祚中国，皆有四夷之属地与之互为依托——唯有夏之地偏处荒僻之江浙，与中原本部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国势远较商周为弱。象征着第一王朝之国运的夏社为方形的露天土坛，日夜承受风霜雨露以达天地之气——古人相信天地交则万物通，而国家政权亦由此兴。相传到了夏桀末年社坛突然无故坼裂62——不久成汤即兴兵灭夏，放桀于鸣条。汤在夏社之上建造屋宇以阻绝天地之交合——他深信神禹再也无法荫庇其所创建的国家。

代夏而兴的殷人属于东夷化的华夏部族，与“九黎”差相仿佛——而其王族则源出帝喾高辛氏一脉。契佐禹治水有功，相土作乘马，冥勤其官而水死，王亥作服牛63——商之先公多是主后土以揆百事之得地道者。而自上甲微起历代先公先王皆以日干为庙号，颇有步武帝喾高辛氏之意。在先公时代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域已随洪水之消退开始适宜人居，随处无主之地使商族得以屡迁居处以择其善者——相土便不远千里徙于颛顼之墟商丘。相传“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64火正祝融原为炎帝之佐，颛顼督率“九黎”之后即由其子孙世袭，65至帝尧时高辛氏之子阏伯又继之而掌此职——其所司每关三苗九黎之务。相土俨然以火正传人自居，则其属民或为“九黎”之裔胄也未可知。《山海经·大荒东经》提到“东海之外大壑，少皞之国。少皞孺帝颛顼于此；”而《淮南子·原道训》亦言及“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由此而论“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66似非偶然，或以古华夏族依托东夷之大规模海外殖民为其背景。张光直先生曾有“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之假说，鉴于古代玛雅金属冶炼之原始，其说若能成立则两大文明之关联最有可能脱胎于青铜时代以前东夷之海外殖民运动——而“相土烈烈”特其尾声而已。玛雅人每当久旱不雨之时就用最为珍贵的人牲向其神灵献祭——远隔重洋的殷人也是如此。“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67成汤以为天旱无雨皆缘于人类之罪孽，作为天子愿以己身为牺牲代万民赎罪——其悲愿最终感动上帝降下时雨。故事的思想略类“基督的救赎”而情节则有似“以撒的燔祭。”然而三王比较五帝还是略输大宗教主之异秉——有殷一代得天之道者为三公，像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等辅政大臣才是格于皇天上帝的通天大巫，68代表着与王权并立之神权。太甲乱德，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悔过，伊尹又迎之以复位——由此树立了宗教神职系统的权威，所以孟子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69自从明于天道的蚩尤败于黄帝以来，神权之没落即为长期的历史趋势——而尊神重鬼之殷商似为其反动。殷人率民以事神，先罚而后赏，70和华夷不辨之黎苗一脉相承，而与恪守传统之夏周迥然有别。夏商周三代王者皆为华夏诸侯之共主，唯有商王兼具华夏共主与蛮夷之长双重身份。“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7[1]——殷人以为成汤对四夷的主权来自先祖帝喾之授命，帝喾都毫，汤从先王居亦都于毫，72而后世子孙不论迁徙何处皆以毫社为其国社。殷人不常厥邑：大致而言，居于齐鲁可以就近掌控东夷，而迁都中原则便于羁縻诸夏。随着权力中心在中原与齐鲁之间往复迁移，商王也在不动声色地调整其异常复杂的身份认同。帝乙、帝辛两代因肆力于东夷无暇西顾，遂使岐周得专征伐——小邦周借此机缘一跃而为西方诸侯之领袖。及至武王观兵孟津之时，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终于代商而执诸夏之牛耳；而大邑商则在征服东夷的过程中殚精毕力，由此痛失华夏共主之权柄——殷纣徒有亿兆夷人，73已俨然东方蛮夷之君长。“我生不有命在天，”74纣像是玩世不恭的宿命论者——他慢于鬼神，经常酒池肉林以为长夜之饮。5当此之际，曾经声威煊赫的神权已随信仰之衰微屈从于不可一世的王权。商周牧野之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本土文化之母权观念与华夏文化之父权观念的对决。“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76——在誓师演说中武王以华夏传统之大义谴责殷纣离经叛道，从而将近在眉睫的战事定位为恭行天之罚的圣战。“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 77——如此谓语后置句式可能受到楔形文字语法的影响。牧野之战本是华夏民族内部思想观念迥异的两大派系争夺领导权的战争，大量夷人的卷入使之愈显复杂，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华夏各分支之内战或者华夏族与蛮夷戎狄之外战。参战的人数或可媲美战国时代后期规模空前的战役。其会如林的殷商之旅终因夷人之离心离德一触即溃，而纣也在绝望中自焚而死——三千年之父权社会由此一战定乾坤。

商周君主同为黄帝之子孙、帝喾之裔胄——前者以日为名，步武帝喾高辛氏；后者以姬为姓，取法黄帝轩辕氏。《穆天子传》记叙穆王驾八骏之乘西行以寻根，伯夭为导，造父为御，“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 78——虽近小说家言却折射出周人对于华夏民族之根源念兹在兹的心态。书中屡屡言及“西膜之所谓，”不知是否苏美尔语之音译。周人拓殖西陲历有年所，早在太王避戎岐下之时就开始营筑城郭室屋并设五官各司其职79——这一华夏殖民城邦不仅于戎狄环伺之下奇迹般幸存下来，且由小邦蔚为大国，最终使“皇天上帝改厥元子。”80岐周时代已行嫡长继统之制——所以当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知悉太王属意其弟季历之子姬昌，便出奔荆蛮文身断发以避季历。81殷周继统判然有别：殷人大多兄终弟及，氏族形态应是合居之大家族；周人往往立子立嫡，社会基础当为分居之小家庭。原本亲如一体之大家族在其内部分化为货力为己之小家庭后，嫡长继统而为大宗，支庶析产而为小宗——彼此之间始可与言亲亲之杀以别差等之宗法关系。关中地区迟至商鞅变法才开始形成以兄弟分居之小家庭为单元的社会形态——可见当日姬周宗法制度之先进。周人在定鼎中原之后依父系宗法之纲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所封姬姓之国大抵皆岐周或宗周之克隆。周之封建与秦之变法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迫使上层贵族析产分居，而后者则强制下层民众析产分居——其意皆在增殖人口以培养国力。对于周室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诸侯之析产除了仪仗礼器之类的硬件外，还有建立新的殖民据点所需的整套政府班底以及相当数量的华夏族裔属民——由此造成的人力资源之流失或为西周中叶以后王权衰落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82——郁郁周文正是经由遍布四夷的华夏城邦风靡东亚，从而使昔之蛮夷戎狄逐渐开化而为“华人。”自炎黄争胜以至殷周对决可以看出华夏殖民者内部分化为不辨华夷以融于土著的一派以及恪守传统用夏变夷的一派——周人封建之成功标志着后者全面驾而上之。从《左传》、《国语》上看，彼时之贵族言辞简约老道，谈吐委婉含蓄，思虑深沉却无抽象之玄想，性情内敛似有表达之障碍。上流社会普遍注重衣冠礼仪，与希腊之裸裎为美恰异其趣——而文化艺术之色调亦不如后者明快柔和，似有阴森肃穆之气象。华夏民族向以讲究礼仪规矩著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太史秉笔直书而死，子路结缨正冠而亡。即使生死相搏之战事亦规范有如奥林匹克竞赛，长勺之战鲁庄公以犯规而获胜，而泓水之战宋襄公则因循规而落败。“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83——星罗棋布的华夏城邦在土著民族的包围之中犹如相互隔绝的海上孤岛，而以周礼为代表的三代礼乐文明则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其团结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诸夏共同体。各诸侯国对待蛮夷戎狄之政策迥然不同，像夹谷会盟齐鲁双方之表现即为炎黄异德作了最好的注脚。“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84齐鲁两国本为殖民东夷之华夏城邦，在起点上或许相去不远——而日后之发展却大相径庭，齐为泱泱大国而鲁则积弱凌夷，追源肇始皆由各自民族政策之差异使然。同样的道理，魏绛和戎成就晋之霸图，由余谋戎开启秦之帝业——到了东周时代以种族隔离为基础的殖民城邦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中渐趋消亡，而包容吸纳土著“野人”的超级大国开始脱颖而出，成为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霸主。至若南方之蜀楚吴越更是径以蛮夷戎狄自处，称王而不与中国之号谥。华夷融合加速了周礼之崩坏，而各国之地域色彩亦因之愈加凸显。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仿佛唐虞三苗对峙之再现，而齐吴角逐则像颛顼共工争帝之重演。经历周人数百年封建殖民，王室所宅之中原终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四夷仰望的精神高地，诸侯会盟虽尔虞我诈必以尊王为倡。孟子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85——歆慕之情可谓溢于言表。而历史悠久的地域传统对于土著居民文化心理之影响同样无法轻忽——像越王勾践不惮艰辛迁都琅琊，起观台以望东海，86即有仰赖当地所祠之四时主号令东夷之用心。

及至“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 87的战国之世，世卿世禄之封建制度终随土著民族自我意识的苏醒土崩瓦解，而选贤与能之官僚制国家则在历史的阵痛中呱呱问世——此一进程与晚近欧洲历史自等级君主制以至绝对君主制的变迁如出一辙。在秦人、楚人、魏人、韩人、赵人、燕人、齐人这样融合地域籍贯与政治归属的新身份中泯灭了华夷之间壁垒森严的种族隔阂，而所有这些身份又随大一统国家之崛起进而混一为与罗马公民差可比拟之汉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88——孔子最为向往人与人融洽无间、超越了形形色色之隔阂的大同之境。他在晚年制作麟经，以文化认同而非种族出身区分夷夏——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89《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不得其位只能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90——《公羊传》预言必有后圣兴起，将《春秋》之义付诸施行。91自汉兴海内一统，“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92由遥不可及之理想变为有目共睹之现实——时人深信《春秋》为汉立法，而开创汉家天下的高祖刘邦正是传之所谓大圣。93拜经学文化华夷观之赐，蛮夷戎狄之裔胄在汉化之后逐渐混同于历史上的华夏民族——“中国”遂由中原一地扩张至广袤的帝国全境，而“四夷”则理所当然外移为匈奴南越一类的域外国族。“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94正是儒家经典所编织的共同的历史记忆抹灭了“汉人”内部各族裔千差万别之种族背景。当大一统国家终于在滚滚胡尘中轰然坍塌之后，作为其意识形态的经学开始萎缩为高门士族自矜身份的家学——而由共同的历史记忆所凝聚的汉民族亦随之分崩离析，渐次还原为其所自出之蛮夷戎狄。“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95 在胡运方盛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诸如此类之现象应当所在多有。历史仿佛一夜之间退回三代以上种族隔离之贵族社会——暌违多年之后，原初意义的“华夷之辨”又假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之门阀制度卷土重来，蔚为一代之俗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