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时间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理论，其中缺少时间因素;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必然也会忽略时间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时间的重要性是一个常识;譬如一个人生了病，用什么药来医治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用药的剂量、疗程安排等也都是要紧的;如果剂量不对，用药过猛，好药也会变成毒药。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可不一般;坦率地说，社会科学理论至今尚未令人满意地处理时间问题，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中虽然有时间概念，但却缺乏经济学理论的确切性。该书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值得认真考虑的：理论动态化的关键是思维活动动态化;思维活动动态化的关键是要适当地刻画“即时思维能力”;有了经过精确定义的、有限度的“即时思维能力”这个概念，再加上有限计算速度，思维活动的动态化就可以实现了;从这个角度看，“计算机中蕴藏着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
其次，是知识的重要性。制度变迁既需要时间过程，也需要社会成员进行知识更新;人们一般习惯于在既有制度之下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如何在既有制度之下进行决策和行动的知识，这些知识使得他们能够有把握地、熟练地、快速地应对各种现实问题。新的制度环境要求新的知识，就好比一部手机需要经过学习才会使用一样;如果尚未经过教育过程，就把当事者冒然推入新的制度环境(且不说新制度是否真的足够好)，那么他们将会无所适从，社会就会陷入失序和混乱之中;这是前苏联和东欧之“休克疗法”的一个重要教训。这个道理也不复杂，可是，在社会科学中，这同样是一个难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个人被假设为拥有完美的理性，个人不需要任何时间过程就可以参透所有的“真理”，在这种图式中，任何现有的真实的“知识”都显得不够完善，以致看上去只是实现“理想世界”的一些限制或障碍，又何来知识的重要性?
“算法框架”凸显知识重要性的方法是刻画即时计算能力的局限性：“元计算”只涉及数个数据;当它正在进行时，其他数据和程式(知识)都必须在旁边等待，以便随时被“调用”;一台只具备基本功能、没有数据和程序存量的计算机是不能独立完成任何有意义的工作的。知识为什么重要?人们一般认为，是因为世界与社会太复杂了;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算法的”方法是在强调，原因在于人类的大脑太简单、太有限了;没有知识的帮助，人脑在任何时点上都难以直接面对和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就好比一个初生的婴儿，如果不接受教育和他人的帮助，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制度与组织都是一些具体的知识型态，它们都是社会科学中的核心议题。制度是经过一系列的投资活动建立的，而它一旦确立，就不容易破除，同时也就减弱了社会选择其他制度型态的能力;因此，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随意存废、朝令夕改的;当制度在发挥作用时，它便在时时刻刻支持着当事者的具体思维与决策活动，如果一下子被废止了，当事者又凭借什么来进行决策呢?——制度与秩序的“真空”便是这样发生的。这个道理虽然不复杂，却是人类花费了巨大代价才认识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取得相对成功的中国改革与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知识的建立、传播和管理的战略。
社会科学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关于组织。从有限的即时计算能力出发，算法人以迂回生产方法次第地加工一个个信息，其结果必定造成人际知识、观点、意见与行为方式的广泛差别。“科学主义”的基本观念和原则是，只承认所掌握信息的人际差别，不承认意见与观点的人际差别，或者否认后者有什么理论意义(有意见分歧必有谁错谁对)。“算法理论”显然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意见与观点的人际差别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理论上是重要的，其重要用途之一就是解释组织的产生：组织的目的就在于众多人试图统一意见、统一行动，以便减少人际冲突;因此，社会科学如果不引入人的意见分歧现象，组织便是不可解释的。
时间、知识、有限理性、创新、人际分歧、通讯等方面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算法框架”，这个框架的内在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基本的社会科学课题处于停滞状态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些课题的突破也许需要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术语的引入，而《算法框架理论》便可以作为这样一个选项，来供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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