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与《炎黄春秋》的同仁以及一些老朋友有过多次谈话、对话，话题是当下党和国家的形势与走向，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切入点。一些老朋友认为我最后形成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人们对当下中国的认识。这些观点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大家讨论后所引发的思考，也算是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现在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一起来讨论。
　　
　　碎步前进恐来不及了
　　
　　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当前的局势，我也非常关心。从互联网和有关资料反映出来的情况看，现在国内民怨沸沸扬扬，群体事件频发，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情绪。我不完全相信互联网上传播的每一件事，但这些现象总的说确实存在，那么，该如何看待目前形势呢？
　　我认为，我们党执政地位已经到了兴败的关键时期。前几年，我曾写文章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碎步前进”，那是前几年的情况，在那时还来得及，但是，几年过去了,党政权力仍受不到有效制约,官员腐败加剧，与提高了的民众期待和政治参与要求尖锐冲突，党心涣散，民心一失再失，今天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尖锐到这个程度，再“碎步前进”恐怕来不及了！因此，必须立刻切实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通俗地说必须中步前进才行，换句话说，已经到了非中步前进不可的时候了。千万不能再错过这一时机了。
　　
　　民主宪政阶段论
　　
　　目前，我们可能寻找的更好的政治体制在哪里？我和朋友以为，民主宪政是大方向，但是要分为几个阶段来进行。概括地说，就是“民主宪政阶段论”。
　　我们提出民主宪政阶段论是根据这几十年我们党的血泪教训。解放后毛泽东搞的乌托邦，把中国带入灾难，他的最初动机也是好的。同样，现在过激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如同一个人要跳十几米远的沟壑，你是跳不过去的。因此，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民主宪政，但是要分阶段走。目前这个阶段可以先回到共同纲领去，这个共同纲领在指导思想、总体框架方面我以为总体上比较好。
　　
　　目前最重要的是正确看待来自民间的呼声
　　
　　目前，最大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有关政治改革的诉求和民间呼声，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动力，支持他们引导他们，还是把他们看作不稳定因素，作为压制打击的对象？
　　我们党的传统是重视民意，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但是，在某些历史时期也有偏离这种优良传统的时候，如1959年庐山会议，如“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年采取的“维稳”，也大体属于这种思维。
　　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对民意进行压制，不倾听民间的呼声，就很容易出大问题。因为损害人民大众根本意志和利益的行为是不可能长久的。当前，中国民间力量很活跃，民间的政改呼声也很高。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各种各样的民间思想者都在发声。大家都在议论。全民关心政治，议论政治，这种局面中国很久没有出现过了。这些现象的出现，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而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则是社会问题的必然反映。
　　
　　政治主张我以为有三大派
　　
　　当然，声音是各种各样的。以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大致有这样三个派别：改革派、“革命派”、维稳派，这三派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社会主张和不同的政治诉求。改革派代表着追求公平正义的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要求变革的政治诉求，我认为是目前中国进步的力量。
　　第二种力量是“革命派”，或者称之为“保守派”。这一派基本上是信奉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们认为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复辟资本主义”，主张再来一次革命，继续推行毛泽东晚年的那套“左”的主张。这一派力量，目前在中国不大，但也不可小觑，因为他们在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官员普通腐败的现实社会环境中，有一定的市场。这一派的主张如果实现，中国必定要陷入到极大的动荡之中。
　　第三种力量是维稳派。这种力量就是利用手中权力，自上而下一味压制人民呼唤改革的力量。有人说，目前中国是个“火药库”，一点就着。我觉得这个估计夸大了。不过，连续数年来的维稳，的确隐藏着危机。在维稳的高压下，整个社会就像一口高压锅，没有泄气的出口，难保某一天会爆炸。因此，在当下的中国，维稳派实际上也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是一种积累社会危机的力量。
　　在这三种力量中，革命派和维稳派有可能结合起来，因为这两派的总体思路是一样的，都是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来推行政治主张的。目前两派还没结合起来，但是，一旦社会危机加剧，两派便可能联手在中国引发破坏性的大动荡。这是很值得大家警惕的。
　　
　　必须做改革派的坚定拥护者
　　
　　因此，要解决中国目前的危机，寻求改革的切实有效的路径，必须做改革派的坚定拥护者，摒弃革命派和维稳派。
　　但是，改革派本身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张短暂时间内中国就可以走进民主宪政体制的激进的改革派。这一派人数不少，我一些老朋友中有这种情绪的人就占相当的比例。还有一种是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主张全面的改革，即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齐头并进，绝对不要再出现以前的“跛足”的改革了。这种主张，我称之为稳健的改革派，或全面改革派，任仲夷说是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有人叫我们务实派、民主派。
　　对于激进的改革派的主张，我能理解，因为毕竟民主宪政是历史潮流，而中国一直还没有融入到这个历史潮流当中去。但是，就像一位中央领导人所说的，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政治、文化基础比较落后，国情这么复杂，所面临的问题这么多，如果采取剧烈的变革方式，我以为也必然要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引起社会大动荡，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已经有过先例的。前面已说过，解放后毛泽东搞的一系列乌托邦革命的彻底失败就是一个例证。所以，我认为，不改革，尤其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党，这个国家没有出路；全面体制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绝对没有出路。但改革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最后建成宪政民主体制。我们的党中央多年来也有类似的主张和口号。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变革，常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这样的变革我们过去称之为革命。这种暴力变革的方式，100多年前就已被恩格斯重新审视，有所扬弃。欧洲的经验、苏东的经验表明，上下互动，以和平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和百姓损失最小、代价最小的道路。我和一些朋友多年来坚持呼吁政改“碎步前进”，也正是希望高层领导者和广大群众都接受这条路。但是目前社会矛盾这么尖锐，再碎步前进恐怕不行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因此，必须要中步前进，要大刀阔斧，要有“革自己命”的勇气，才可能扭转形势，渡过目前的惊涛骇浪。
　　
　　先真正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目前，我们可能找到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在哪里？
　　从我们党的领导体制来说，我们建议要主动地、有意识地完成这样的几次蜕变：从革命党转到执政党，再从执政党转到宪政党。
　　有人说，我党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1949年以前是革命党，1949年以后，就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了。这样说，从历史时期划分来看，没有多大的错误。但是，从执政的本质上来说，还不能这样说。1949年以后我党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这是事实，但是，从执政方针上来说，大体上依然在革命党的思维上转悠。
　　1949年前后，我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国策，又确立了《共同纲领》这样的治国方针。这样的思路，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相当适合国情的国策，也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国策。如果坚持下去，就可以成为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可惜的是，立国不到三年，毛泽东同志就背离了这套东西，又回到了革命党的执政思路，夸大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采取专政的方式对待人民。从1955年肃清反革命集团到1957年反右派，再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的理论，都是革命党的思维。可以说，从1949年至文革结束，从总的历史表现来说，我党的屁股坐在执政党的座位上，但是总体思维还是革命党的思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始自觉纠正这种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开始具有执政党的思维。所以，我们才能结束“文革”，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数，搞改革开放。应当说，上世纪整个80年代，我们党的这个转变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是尊重民意的。经济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陆续进行，虽然有左一下、右一下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是沿着执政党的思路走的。但是，到1989年的“六四”风波后这种执政党的思路中断了，一些人脑子里又开始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进行，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进行，以至于改革进入到一个我们常说的“跛足”状态。“跛足”改革进行到近几年，又发展到“维稳”了，也就形成了一个“维稳派”。维稳，我反复说这是个消极的力量，因为维稳的本质，是把人民放在党的对立面上了，这还是“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也是革命党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党还远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改革派要求短暂时间内就完成民主宪政体制的改革，就有些与国情不符了。你想啊，这个党还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变化，你就要求它成为宪政党，是不是超越历史阶段了？因此，一定要走民主宪政这一条路，但民主宪政要分阶段走。第一个阶段可以先回到《共同纲领》。
　　改革的路径就是首先要让我们党，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就是先回到《共同纲领》上来，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套思维。这就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真正联合各党派共同执政，是真正的，不是形式上的。
　　当年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被我们撕毁了。现在，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重新开始。长远的目标当然还是民主宪政。在完成这个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后，我党从执政党向宪政党的转变就有了基础。
　　
　　把我党过去承诺过的民主、法治主张先执行起来就好
　　
　　大家很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争论也往往集中在这里，目前可以把我党过去承诺过的，过去的文件拿出来落实，就是一种很好的做法，让那些不想政改的人也无话可说。现在中国处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不光是经济一体化，政治都在一体化进程中。我们应当采取“拿来主义”，把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东西都拿来。例如，选举制度改革可以借鉴越南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越南四个“一把手”，都是差额选举的，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借鉴学习。再如，监督制度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如实公布官员个人财产的做法。我党中央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过明文规定。我们说西方国家官员是资产阶级政客，但他们在这一条上做得毫不含糊。
　　
　　如何评估我们党体制改革的成就
　　
　　有人说，我们党就是一个专制党，一个农民党。所以中国很难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这么多年来，改革从总体上来说，没有多少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扭秧歌，进三步退两步，但是总的说也还是前进了些。我不同意总体是倒退的说法，但是部分倒退确实是有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整体上还在原地踏步，但不能说没有进展，比如说终身制没有了，家长制有明显的改进，国家有点法制了，基层政权民主建设也有一点进步，等等。
　　前不久，我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我注意到北京的专家学者总结出民间社会的动向，例如维权运动、因特网革命、民间社会组织活动等，可以说，这些正在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动力，不少政治改革的诉求都由这些运动表达出来。例如要求维护劳动者的最基本的权益，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些都是非常好并且不难实现的要求。连我老家山西省村子里的年轻女工们，都很有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意识，都来上访投诉。这些运动，对党的高层领导班子肯定会有所触动，有所教育，我期盼着上下互动的加强。
　　邓小平复出后就论述过政治改革。第一次是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讲话，但在1981年很多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出现时，他又觉得过头了，于是马上禁止，改革随即告终。第二次是1986年中央新班子研讨政治体制改革，还郑重其事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结果，赶上了通货膨胀和政治危机，1989年政治风波后又流产了。现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又多次大声疾呼，实际上是第三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台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一年，大陆邓小平授意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结果，台湾解除了党禁、报禁，而大陆经过26年大体上仍在原地踏步。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都困难重重，因为它遭遇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反击，每一次政治改革流产之后，专政机器都更强化，强化的结果又造成了更大的矛盾，发现问题后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恶性循环。我党作为执政党，能顺应历史潮流，就可以前进，从而创造振兴的良机；逆着潮流走，必将惹出大乱子。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有朋友认为我们党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我的看法比较乐观。理由好几条，一条是我党和国家还有一批有识之士，我们有人才。
　　清末，慈禧太后也感到清朝统治不下去了，逼得她也真搞改革了，打算走君主立宪之路，发布了许多改革的命令。但是，她身边没有人才。接着，辛亥革命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清廷求立宪而不得，皇室连个象征性的位置也没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老先生去年底跟我说，相比清朝晚年，目前我们党还是有希望的，这希望就在于有人才，有大量的有识之士。我以为朝野能有了共识——我国政治体制非痛改不可，不改就灭亡，能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有希望，只要现在痛下决心，拿出割自己肉的勇气，我党执政的国家就会再中兴。我期盼戴老的话能在最高层引起共鸣，并拿出相应的切实举措。我属于谨慎的乐观派。
　　目前，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个人更关心十八大后国家大政方针的走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出现重大的进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希望，同时也是我周围的朋友们的希望，相信也是所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关心中国改革走向的人们的希望。
　　
　　2012年7月21日
　　
　　（本文由徐庆全、杜明明协助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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