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士康员工自杀、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持续罢工和其他恶性事件以前未有过的频率发生的背景下，5月29日，全国总工会(下称“全总”)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表态：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一个工人自己的组织，作为工人这个群体利益的代表，全总说出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并得到无数次实践的真理：没有维权，哪来稳定?如果稳定只是意味着某个群体无条件屈服，无限制让步，无尊严地苟活，那所谓的稳定充其量只是冲突爆发的缓冲剂，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还是冲突爆发的增效剂。因为，拖延的冲突，也注定会爆发，压制越久，爆发越烈。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可以大致分为两段，1985年之前属于各个群体普遍得利的阶段。1984年国庆大阅兵时，北大学生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横幅，代表了全体国民对改革的拥护，其背后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真实心情是，改革的成果惠及全社会。而从1990年代以来，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谁所有，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不均衡乃至不公平的趋势。

　　维护稳定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口号，维护稳定实质上就是维护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平时如此，在利益格局急剧变动的改革时期，更是如此。大部分情况下，所谓“不稳定因素”就是在原来利益格局中得利不足的群体或阶层，希望自己增加所得的举动。在经济发展阳光普照的情况下，不是没有不稳定的因素，但即使利益格局有所不平衡，维护稳定的工作也比较好做，因为大家看着蛋糕在做大，弱势群体即使所得比例没有增加，至少绝对数量还在增加，“稳定压倒一切”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弱势群体分得的蛋糕毕竟在“稳定地”增加。

　　但到了“劳动者工薪所得占国家GDP总量的比重连续22年下降”，而企业所得同比例上升，政府财政收入持续多年以远高于GDP增速增加，显性或隐性的通货膨胀更在不断侵蚀员工增长本来就不多的工资的有效购买力的现阶段，再避而不谈为什么出现不稳定，迟迟不解决不稳定的直接原因，那就无法向希望调整利益格局的弱势群体解释为什么要维护稳定。他们有什么义务接受这个利益格局及其稳定不变：如果稳定意味着利益持续受损，哪个群体或阶层愿意无条件地接受稳定?维稳必须明白这个道理。

　　持续地维稳不但没有带来持续的稳定，反而是不稳定的迹象乃至现实越来越明显，各种看似孤立而互不联系的突发或恶性事件急剧增加，性质急剧恶化，维稳的代价持续上涨，“越维越不稳”几乎成为包括官员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一致认可的现实。现在，不但是利益受损的群体开始不接受这个不变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他群体也开始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仅从最近的媒体报道来看，与弱势人员零星抗议增多相伴随的，是精英人物和资金向海外移民的势头越来越大。未来的中国，真的会像有些人所描绘那样，“改革积累的成果不是以财富外泄的形式流失，就是以社会动荡的形式毁损”?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从全总的声明中解读到一个说得通的道理，一个说得有些晚，但无论如何总比不说好的道理。事实上，工会很早就明确了自己根本的和首要的职能就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这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只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工会被配置了多少权力?即使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愿望再大，如果其本身没有权力，无法实际行动，再明确的职能定位又能产生多少效果?

　　可以说，自从宪法中取消工人罢工的权利之后，面对职工在既成利益格局中的不利处境，工会就失去了自己最后的武器。工会不是没有力量，只是这种力量无法使用，所以对利益格局的调整难以产生推动，对职工维权的要求心有余而力不足，对维护稳定当然只能是鞭长莫及。

　　所以，最后的问题不是全总“维稳必先维权”的认识和提法有多深刻，而是让全总得以按照这样的认识去行动的权力配置是否到位。如此强大的一项体制性设置，用来解决产业领域零星的异常事件，本来绰绰有余，现在却被束之高阁，听凭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越演越烈，个中原因，无非就是要让弱势群体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这在宏观上是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微观上，则是为了确保强势群体的得利。

　　这样的体制性安排，就公平性而论显然是不讲道理的，但过去至少还能维持，而现在面对弱势群体或阶层日益高涨的维权意识和行动，已经越来越遇到明确的挑战，越来越成为导致稳定难以持续，维稳难以奏效的体制因素。

　　稳定是必要的，维稳也是必要的，但什么事情都必须讲道理，不能一厢情愿。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