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永定
来源：《财经》2010年第3期
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依赖政府干预，依赖政府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2010年及以后的增长寄希望于出口的持续增长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7％，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取得成功，显示了强大执政能力，在雷曼兄弟倒闭后短短两个月就出台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并且迅速落实。
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政府能够做到这点。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在成功地度过“最困难一年”后，2010年中国经济前景如何？中国将会面临何种挑战？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新年伊始，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但全面系统地分析各种可能性，给出相应预案和对策，是经济学家不可推诿的责任。
2009年中国经济处于有效需要不足状态。由于需求不足（而非供给不足）是经济增长的制约方，分析有效需求中各个主要构成部分的此消彼长及变化趋势，是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2009年中国经济历程、外推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各种可能性的出发点。
由于统计资料不完全，不同机构对于总需求各构成部分贡献估算有相当的差异。根据我同事的估算，2009年最终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2个百分点、7.5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贡献为-3.3个百分点，进口贡献为-0.4个百分点）。
2008年底我们就坚信，2009年中国“保八”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这种信心主要是建立在中国财政状况良好的认识基础上。但我们低估了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冲击的严重程度。据我同事估算，如把出口增速下降对投资需求的影响考虑进去，2009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对GDP增长的综合贡献高达-6.5个百分点。既然低估了出口增速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自然就会低估固定投资增长速度急剧上升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出了多数经济学家预料。净出口增速的逆转程度被低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于出口，进口增速下降程度被高估。因为加工贸易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国进口增长速度同出口增长速度具有很高的同步性。
一旦出口增长速度下降，中国的进口增长速度也会相应下降。但2009年进口下降速度明显低于出口下降速度，从而导致净出口下降速度高于预期。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急剧增加导致一般贸易品进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间产品进口的减少。
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中国逆势而上，实现了8.7％的增长难能可贵。但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实现“保八”的目标应该是意想之中的事情。理由非常简单：中国有着良好的财政状况，2008年中国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仅仅为18％。经过冲销不良债权、注资等大手术，中国银行体系处于从未有过的健康状态。
不难想象，中国政府能够采取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用内需增加弥补外需减少，使经济增长保持在8％的水平上。
但是，2010年中国经济确实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原因有三。首先，在保增长的同时，中国还必须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其次，中国仍将面对一个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最后，中国政府需要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抑制资产泡沫。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有两个重要特征：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多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持续上升，投资同其他总需求的构成部分（消费、投资）不同，其他需求构成部分（如消费需求）仅仅代表本期需求。
但是投资具有双重作用：在当前代表需求，在接续期代表供给。从均衡状态出发，投资需求增速的提高和投资率的上升，在当期会造成经济过热，经过一定时期后就会造成产能过剩。中国政府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致力于防止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经济过热。
其实，抑制投资增速过快造成的经济过热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过剩产能。而直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之所以未出现严重产能过剩，是因为强劲出口需求吸收了中国过剩产能。具体表现是，出口与投资同步高速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出口增速甚至超过投资增速。结果是，在潜在过剩产能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经济过热现象日益严重。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则突然暴露了中国严重产能过剩问题。
财政刺激计划遏制经济增长的下滑，但却导致中国投资率进一步上升。2009年，中国的投资率可能接近或超过50％。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主要用于基础建设投资——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但却又产生了投资周期长、投资效率低下、银行不良债券增加和财政状况恶化的可能性。产能过剩必将增加企业出口的压力，而中国早已因大量贸易顺差而受到巨大国际压力。
由于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战略，中国贸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高于60％和30％，超过所谓“贸易立国”的日本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2009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到严重冲击，最直接原因可归之于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过高。
中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双顺差”。自200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问题则变得越来越突出。中国长期维持的双顺差，反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极大不合理性。
这种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100位之后的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提供资本（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并把由此获得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提供国，而未能把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这部分来自于本国储蓄的资金用于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内投资。
第二，大量引入外资，却未能利用引入的外资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这并不排除作为个体的企业把引入外资而获得的资金用于进口机器设备、技术和管理和原材料），而将这些资金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券（这部分外汇储备实际上是用从外国借来的钱购买的）。
第三，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内外债急剧增加、美元贬值趋势和未来美国通货膨胀风险，中国的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别是我们所持美国国债、政府机构债面临资本损失的危险。
在中国目前对外投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双顺差的增加意味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增加贸易顺差固然有助于增加就业。但是中国通过消耗真实资源所换回的仅仅是“借据”，而这些“借据”的价值正在逐渐消失。
2009年由于外部冲击，中国的贸易顺差明显减少，但是，中国依赖外需、通过出口吸收过剩产能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2010年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既要保持8％至9％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数百万新增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又要减少对外依存度和贸易顺差。
从理论上，我们必须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但在实践上，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如果别无选择，宁可选择继续增加国内投资。
全球经济在2010年将全面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9％，发达国家经济增长3.9％，其中美国增速为2.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6％（其中中国增速达10％）。许多企业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全球经济回暖所导致的外需增长上面。
但我们不能排除几种可能性。首先，由于存在某种潜藏的问题突然暴露，美国刚刚恢复的金融稳定再次遭到破坏。其次，由于“退出战略”实施过早，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再次，美元贬值加速。最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美国经济的复苏是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达1.4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0％，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高纪录。目前美国国债占其GDP比重已达84％。为了保证经济增加和降低失业率，美国政府在2010年可能会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有一个较好的出口环境。
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已经引起公众严重不安。美国还一直保持经常项目逆差，而财政赤字的增加将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恶化，并将使美元贬值的压力进一步增加。2010年美国政府面临两难选择：继续执行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则美国的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将会进一步严重恶化。
实行“退出战略”，美国经济可能再次探底，失业率再次回升。如果美国政府既不希望经济二次探底、失业率回升，又不希望财政赤字增加过快、国际收支平衡进一步恶化，惟一可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就是贸易政策。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减少经常项目逆差）将成为美国2010年经济政策的一大着力点。
增加净出口可以同时实现保增长、保就业和减财政赤字、减经常项目逆差，从而稳定美元的双重目标。除非出现革命性的新技术、新产品，美国政府只能依靠有限的政策手段增加出口、减少进口。美国政府可能继续对美元贬值采取“善意忽视”的政策。由于中期选举将在年内进行，2010年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增强。
总之，2010年中国外部环境可能出现变数，我们不能、亦不应把2010年及以后的增长寄希望于出口的持续增长。
只要中国政府认为必要，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就能够保持在8％至9％的速度。在未来数年内中国运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政策的空间依然存在，公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近期前景持乐观态度是正确的。
但是，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依赖政府干预，依赖政府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我们希望在实现增长目标同时，中国发展模式能够得到调整，经济结构能够得到改善。惟其如此，在未来的数个十年中，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增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7％，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取得成功，显示了强大执政能力，在雷曼兄弟倒闭后短短两个月就出台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并且迅速落实。
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政府能够做到这点。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在成功地度过“最困难一年”后，2010年中国经济前景如何？中国将会面临何种挑战？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新年伊始，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但全面系统地分析各种可能性，给出相应预案和对策，是经济学家不可推诿的责任。
2009年中国经济处于有效需要不足状态。由于需求不足（而非供给不足）是经济增长的制约方，分析有效需求中各个主要构成部分的此消彼长及变化趋势，是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2009年中国经济历程、外推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各种可能性的出发点。
由于统计资料不完全，不同机构对于总需求各构成部分贡献估算有相当的差异。根据我同事的估算，2009年最终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2个百分点、7.5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贡献为-3.3个百分点，进口贡献为-0.4个百分点）。
2008年底我们就坚信，2009年中国“保八”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这种信心主要是建立在中国财政状况良好的认识基础上。但我们低估了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冲击的严重程度。据我同事估算，如把出口增速下降对投资需求的影响考虑进去，2009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对GDP增长的综合贡献高达-6.5个百分点。既然低估了出口增速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自然就会低估固定投资增长速度急剧上升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出了多数经济学家预料。净出口增速的逆转程度被低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于出口，进口增速下降程度被高估。因为加工贸易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国进口增长速度同出口增长速度具有很高的同步性。
一旦出口增长速度下降，中国的进口增长速度也会相应下降。但2009年进口下降速度明显低于出口下降速度，从而导致净出口下降速度高于预期。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急剧增加导致一般贸易品进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间产品进口的减少。
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中国逆势而上，实现了8.7％的增长难能可贵。但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实现“保八”的目标应该是意想之中的事情。理由非常简单：中国有着良好的财政状况，2008年中国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仅仅为18％。经过冲销不良债权、注资等大手术，中国银行体系处于从未有过的健康状态。
不难想象，中国政府能够采取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用内需增加弥补外需减少，使经济增长保持在8％的水平上。
但是，2010年中国经济确实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原因有三。首先，在保增长的同时，中国还必须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其次，中国仍将面对一个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最后，中国政府需要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抑制资产泡沫。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有两个重要特征：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多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持续上升，投资同其他总需求的构成部分（消费、投资）不同，其他需求构成部分（如消费需求）仅仅代表本期需求。
但是投资具有双重作用：在当前代表需求，在接续期代表供给。从均衡状态出发，投资需求增速的提高和投资率的上升，在当期会造成经济过热，经过一定时期后就会造成产能过剩。中国政府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致力于防止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经济过热。
其实，抑制投资增速过快造成的经济过热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过剩产能。而直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之所以未出现严重产能过剩，是因为强劲出口需求吸收了中国过剩产能。具体表现是，出口与投资同步高速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出口增速甚至超过投资增速。结果是，在潜在过剩产能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经济过热现象日益严重。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则突然暴露了中国严重产能过剩问题。
财政刺激计划遏制经济增长的下滑，但却导致中国投资率进一步上升。2009年，中国的投资率可能接近或超过50％。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主要用于基础建设投资——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但却又产生了投资周期长、投资效率低下、银行不良债券增加和财政状况恶化的可能性。产能过剩必将增加企业出口的压力，而中国早已因大量贸易顺差而受到巨大国际压力。
由于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战略，中国贸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高于60％和30％，超过所谓“贸易立国”的日本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2009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到严重冲击，最直接原因可归之于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过高。
中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双顺差”。自200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问题则变得越来越突出。中国长期维持的双顺差，反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极大不合理性。
这种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100位之后的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提供资本（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并把由此获得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提供国，而未能把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这部分来自于本国储蓄的资金用于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内投资。
第二，大量引入外资，却未能利用引入的外资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这并不排除作为个体的企业把引入外资而获得的资金用于进口机器设备、技术和管理和原材料），而将这些资金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券（这部分外汇储备实际上是用从外国借来的钱购买的）。
第三，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内外债急剧增加、美元贬值趋势和未来美国通货膨胀风险，中国的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别是我们所持美国国债、政府机构债面临资本损失的危险。
在中国目前对外投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双顺差的增加意味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增加贸易顺差固然有助于增加就业。但是中国通过消耗真实资源所换回的仅仅是“借据”，而这些“借据”的价值正在逐渐消失。
2009年由于外部冲击，中国的贸易顺差明显减少，但是，中国依赖外需、通过出口吸收过剩产能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2010年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既要保持8％至9％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数百万新增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又要减少对外依存度和贸易顺差。
从理论上，我们必须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但在实践上，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如果别无选择，宁可选择继续增加国内投资。
全球经济在2010年将全面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9％，发达国家经济增长3.9％，其中美国增速为2.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6％（其中中国增速达10％）。许多企业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全球经济回暖所导致的外需增长上面。
但我们不能排除几种可能性。首先，由于存在某种潜藏的问题突然暴露，美国刚刚恢复的金融稳定再次遭到破坏。其次，由于“退出战略”实施过早，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再次，美元贬值加速。最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美国经济的复苏是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达1.4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0％，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高纪录。目前美国国债占其GDP比重已达84％。为了保证经济增加和降低失业率，美国政府在2010年可能会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有一个较好的出口环境。
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已经引起公众严重不安。美国还一直保持经常项目逆差，而财政赤字的增加将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恶化，并将使美元贬值的压力进一步增加。2010年美国政府面临两难选择：继续执行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则美国的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将会进一步严重恶化。
实行“退出战略”，美国经济可能再次探底，失业率再次回升。如果美国政府既不希望经济二次探底、失业率回升，又不希望财政赤字增加过快、国际收支平衡进一步恶化，惟一可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就是贸易政策。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减少经常项目逆差）将成为美国2010年经济政策的一大着力点。
增加净出口可以同时实现保增长、保就业和减财政赤字、减经常项目逆差，从而稳定美元的双重目标。除非出现革命性的新技术、新产品，美国政府只能依靠有限的政策手段增加出口、减少进口。美国政府可能继续对美元贬值采取“善意忽视”的政策。由于中期选举将在年内进行，2010年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增强。
总之，2010年中国外部环境可能出现变数，我们不能、亦不应把2010年及以后的增长寄希望于出口的持续增长。
只要中国政府认为必要，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就能够保持在8％至9％的速度。在未来数年内中国运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政策的空间依然存在，公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近期前景持乐观态度是正确的。
但是，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依赖政府干预，依赖政府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我们希望在实现增长目标同时，中国发展模式能够得到调整，经济结构能够得到改善。惟其如此，在未来的数个十年中，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增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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