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旅美独立学者，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曾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制度经济学新视野》等多部著作。最近他推出新书《中国不一样》，对中国政治模式进行了分析。此专访即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专访于6月9日以书面形式进行。
　　问：一般说到中国模式，都是指经济方面。您是怎么想到从政治方面来研究与解析中国模式呢？
　　答：中国模式的问题不在经济战略、经济政策、经济模式，要害的问题是特定经济战略、经济政策、经济模式得以延续的政治保障。在中国历史上，好的经济政策从来就不缺，但问题总是出在，好的经济政策从来就缺乏使之得以延续的政治保障，问题总是出在“专权任性”和“人亡政息” 。所以，不从政治方面来研究与解析中国模式，得到的结论就不可能是反映事情本质的结论。当然，更重要的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模式，这就是不同于以往终身一党制的“限任一党制”模式——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只允许最高领导人在任两届的政治模式。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这种“限任一党制”模式的经济体现。
　　这种模式把西方法治传统中的限任制、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集体领导、现代政党的法人永久性、苏联列宁式的先锋党以及中国传统的尊长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民主共和制、又不同于传统独裁共和制的、五位一体的全新政治制度——“限任共和制”。这里的“五位一体”是指限任制、集体领导、法人永久性、先锋党和尊长制五个制度特性。
　　问：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在于经济的发展，如果否定唯GDP论，经济停止增长了，中国会怎样？
　　答：经济发展的绩效合法性，确实是中国政府合法性的一个基础，但它不是唯一基础，暴力合法性（军权）、传统合法性（打江山者坐江山）和制度合法性（限任一党制）也都在起作用。否定唯GDP论，并不必然导致绩效合法性的丧失，因为，否定唯GDP论的要害不是口头否定，而是制度否定。现行的体制还没有出现制度否定唯GDP论的影子，实际的情况是，口头上说“要否定”，不是制度上安排好了“在否定”。
　　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已经从10%的阶段进入7%的阶段，这个时候谈停止增长可能还不现实，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还差得很远，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已经形成刚性，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和需求创造能力也不容低估，尽管能力不意味着效率。当然，很多人在开始谈论中国的财政危机，其实这种危机西方也存在，对“限任一党制”来说财政危机只是技术问题。
　　问：中国的这种模式，稳定性到底如何？
　　答：“新共和”的“五位一体”是从共和制的角度说的；如果从一党制的角度说，“限任一党制”则有“四化五制”的具体特征。
　　“四化五制”是“首脑限任化、党权集体化、高层法治化、入党开放化”；其中，高层法治化又包括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和军委主席制。
　　简单地说，“限任一党制”在中外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不“绝后”，至少也是“空前”。到目前为止，东西方的多数研究者都低估了“限任一党制”的创新特性和生命力。这当然好理解，因为大家的价值理性都压倒了认知理性，大家的认知理性都让自己的愿望给吞没了。
　　“限任一党制”的稳定性来自“四化五制”所产生的集体相互问责机制。传统的个人集权模式，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制度模式，它只能以终身专权、政变、自我瓦解、暴力下台、个人专权延续等方式告终，无法解决老迈昏庸和后继无人等要害问题。相比之下，“限任一党制”的稳定性来自于它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一种法人永久性与限任重复性的巧妙结合，并且具一种集体相互问责的连续性。
　　“集体相互问责”的含义，可以用博弈论来解释。在博弈论里，中共的“中常委限任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小规模重复博弈模式，其突出特点是信息的高度对称，以及由此导致的偏好显示在小集团内部的高度真实。在小规模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欺骗和隐瞒等等“一次性宰割”的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不仅会完全消失，而且相反还会出现“肝胆相照”的动机和行为，因为，小规模重复博弈本质上是一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互利式自我强化。可以把小规模重复博弈的结构所导致的动机和行为，称作“同舟效应”，它是一种同进退、共荣辱的同舟共济现象。
　　在互利式自我强化的逻辑里，你说的“形成的时间也不长”不是问题，“要改变它应该就更快”则是不可能的。
　　问：在笔者浅薄的见识看来，民主改革本质上与经济改革类似，是政治的市场化，正如经济市场化以后，中共其实并不一定吃亏，事实上他们赚的更多了，为何会难以推行政治的市场化？
　　答：“经济市场化”并没有改变举国体制的本质，所以问题不在经济市场化，问题在于经济市场化的计划性。就像以前的阶级斗争是一种“计划斗争”一样，现在的经济市场化也只是一种“计划市场”。因此，经济市场化的本质不是市场化，而是计划的对象从阶级斗争变成了市场。所以我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行政型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本质不是市场化，那你就不能指望会有什么“政治市场化”，存在的必然只有“计划政治”。只不过，以前的“计划政治”是终身一党制，现在的“计划政治”变成限任一党制了。对党来说，只有党权最大化不吃亏，其他的花招必然只赔不赚。进入“计划市场”是钱的问题，走出“计划政治”则是命的问题。
　　问：一些专家也说，对于中国现在政治的困局，缺的是一个临门一脚的人。那么现在来分析，中国会出现这样的人吗？为什么大家都不希望人治，却对临门一脚的人极度渴望，在幻想着“圣君”呢？
　　答：我说过，在限任一党制出现前后，文化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华盛顿；在限任一党制形成之后，制度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戈尔巴乔夫。辛亥革命史值得一读再读，临门一脚的人也好，圣君也好，不希望“人治”只是意识层次的观念；在本能的层次上，我们中国人有的只是一种单一权威情结。所以，在单一权威缺位时，我们有一种本能的焦虑和不安，并且会因此争斗，我们的信仰和规则，都是顺着而不是逆着这个本能的。中国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我们自己的意识与本能的自我对抗。
　　问：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那必然会是会走向强人政治吧？比如邓小平当年那样，现在好像再也难以出现这样的人物了吧？
　　答：强人政治的时代可能过去了。“限任一党制”可以靠制度的自我力量去自我强化，“常人政治”可能会习以为常了。这意味着说，中国人的单一权威崇拜会有所变化，现在是“七龙治水”。
　　问：如何保障中常委新老双层制，梯队接班制等并未明文规定的，如何能够制度化？事实上，这也是均衡下的结果，有无可能一天失衡了（假设薄熙来成功了），从而失去这种“五制”？
　　答：除了党章，2013年5月27日，中共发布了两部党内法规，即《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但是，高层的制度化不必是明文规定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是“不成文惯例”。
　　“五制”包括“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和“军委主席制”，其特点是或明或暗。但在限任制的问题上，年龄限制、任期限制、同级年头限制等等，都存在内部书面规定。
　　“四化五制”的特点是“自利强化”，“薄熙来现象”当然还可能出现，因为接班人的“酝酿推选”总会让某些人心理失衡，但现在的“三任同舟传大位”能镇住局面，苏共终身一党制的崩溃逻辑，在“限任一党制”这里完全无效，几乎所有研究苏共崩溃的人都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
　　问：这种接班人的挑选，遵循了哪些标准，或者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能够保障质量？
　　答：接班人的标准并不神秘。从“胡赵”（胡耀邦、赵紫阳）到“江胡习”（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正反的标准都摆在那，最关键的当然是围绕着“党权最大化、鼓励忠诚、推动绩效”这三个中央高层核心行为目标。具体的标准，无非就是能力、资历、年龄、忠诚度、个人形象等五个主要方面。
　　问题在于，“梯队接班制”及其所包含的“在职培训”，接班人的可选范围和余地都扩大了。与君主制相比，“梯队接班制”有更大的可选范围优势；与民主制相比，“梯队接班制”有更大的“在职培训”优势。
　　这里还存在新政治经济学所分析的“执政核心”与“遴选集团”的比例问题，这个“遴选比例”越低，意味着“执政核心”越小，“遴选集团”或“党员规模”大，接班人的产生就越顺利。规模大还意味着竞争更激烈，而竞争更激烈则必然导致更高的政治忠诚度。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一直暗中在中国起作用，那些“缩小党员规模”的建议，显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问：官二代频发（小的官二代很多，大的也有，如邓小平的孙子、胡锦涛的儿子），隐形世袭，这是否会给党统治的合法性，带来什么影响？如何遏制？
　　答：隐形世袭服从的是裙带关系的逻辑，但现在，能力、资历、年龄、忠诚度、个人形象等五个方面也在起作用，有的人再怎么隐形也上不去，隐形世袭不可能超脱一个“隐形共识”。但是，即便裙带关系占主导，合法性问题也不会激化，因为，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对裙带关系不仅能够容忍，而且还不耻于公开或半公开的炫耀。当然，大家忌讳的是像薄熙来那样的自我标榜和自我膨胀。至于如何遏制，其实不可能，隐形世袭包含着“知根知底”的政治忠诚逻辑，在其他方面相近的情况下，隐形世袭对党来说更安全。
　　问：现在一些地方试点的聘任制能够破解隐形世袭吗？中国要实现官员与官吏的去特权化，有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答：在“限任一党制”的中高层，委任制和选任制的使用，压倒了考任制和聘任制的使用；官员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压倒了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补救性责任也压倒了惩罚性责任、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
　　问题还是回到了从属型的“政法党”本质。官员去特权化是不可能的，特权化本身就是政治忠诚所必需的。特权当然也与党权的范围和程度有关，但是，对特权的软制约与“党权最大化”的逻辑一致。党权重要还是廉洁重要，答案明摆着的。如此，去特权化就反而显得不可思议了。中国的现实很冷酷，所以只有冷酷实证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
　　
　　吉瓦瓦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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