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游”诸多潜规则中，最大的便是其“人事安排”

梁盼
财新网“名家/新秀”专栏作家。北京农职学院教师，早年爱好文艺，写小说、剧本和文艺评论， 近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研究，以文史写经济，以经济树文史，文章紧扣中国当代的各种经济问题，以古说今，以古讽今 。剧本发烧友，曾创作电视剧、电影和相声等多种类型的剧本。学生时代，就获得过大型戏剧节的原创剧本奖。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梁盼）“西游”上有很多潜规则，正如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潜规则一样。只要是人，无一不活在潜规则之下，只是有的人活得很好，有的人死得很惨。在“西游”诸多潜规则中，最大的便是其“人事安排”。
　　有一次，八戒刚入伙那时候，曾跟悟空抱怨，说既然唐僧行动“迟缓”，何不让他们两个自己直接飞到西天把真经给取了，这样效率多高。悟空一听这话，就骂八戒没有悟性，并实言相告，说不管唐僧手下的人取经如何高效，这都不能改变一个佛门预定的安排，即只有唐僧亲自前往西天大雷音寺，并面见佛门领袖，才可获赠诸如金刚经之类的真经。
　　这个道理很简单，唐僧的前世金蝉子是如来的二徒弟，而金蝉子的“今生”唐僧既是如来和观音钦定的西天路上的领袖，又是大唐太宗皇帝的结拜兄弟。毫无疑问，只有唐僧这样有背景的人，才会被雷音寺所接受，成为取经的人。而诸如悟空等三个徒弟，即便本事再大，也只能以取经人的帮手和助理的身份而获得成功。
　　很多时候，在我们这个国度，办什么事情，往往看人，而不看事。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教诲我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意思就是，一切都只对事不对人，不要因为某句话是某个大人物或“好人”说的，就是对的，也不要因为某句话是某个小人物或“坏人”说的，就不是对的。
　　可是，看看孔子之后一部中国专制史，就知道，谁都没听孔老夫子的话。到如今，在一个所谓的中国的世纪，我们比祖先走得更远，在各个行业和各个阶层，我们在“以言举人、因人废言”的“康庄大道”上不断践行。
　　相对于唐僧来说，悟空诸人都犯过各自独有的错误，都曾干过“违纪违法”的事，都曾藐视过既有的社会秩序，都曾是持不同政见者，都对天庭和佛门为主导的制度进行过抗争，都不是佛门所真正喜欢的人。即便后来他们皈依佛门，认同体制，改变了很多。
　　悟空大闹天宫，羞辱玉帝和如来，本罪该万死；八戒调戏了不可调戏的神女嫦娥，生活作风和政治素养都大有问题，后来又以一只猪的“形象”在高家庄祸害良家“少女”，作恶多端；沙僧失手打破了一个玻璃瓶，毁坏公务，犯事不大，后来却被贬在流沙河，专吃渡河之人，手上和口中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此三人，不管当初罪孽多深，也不管后来皈依佛门，从本质上被改造了多少，反正，在天庭和佛门看来，他们都是有污点的人。
　　按照我们一贯的逻辑和做法，只要是有污点的人，都不可信。而唐僧似乎从没污点，他就成了佛门最可信之人。
　　用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代的“俗语”来讲，唐僧就是“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而悟空等三人便是典型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当年，学生串联到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时候，想必只有唐僧一个人能去，而悟空等三人就想都不用想，他们早就被人“专政”了。
　　不过，当年那些老革命老干部及其子女，都成了专政和改造的对象，而唐僧作为一个高干子弟（父亲是状元，外祖父是开国将领），不知放在文革时期是否会受到冲击，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唐僧活在当下，绝对是天之骄子。西天取经的艰辛和磨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最高层对唐僧的考验罢了。孟子所谓的“天将降大任”的“斯人”，就是唐僧这等人。
　　于是，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所有的九九八十一难，还有悟空等人对唐僧强大的辅助，都只不过是为唐僧谋取政治资本，待到合适的时候，唐僧就可以厚积薄发也。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悟空三人，还包括一路上的各国国王、大臣、妖魔、美女等等，都成了唐僧谋取政治资本的炮灰。或曰，这西天路上的各种磨难，都只不过是天庭、佛门和大唐帝国这三个“政权”各自续写传奇、制造宏大历史、凝聚民心的政治手段和宣传攻势罢了。而悟空等人，确确实实只是唐僧成功路上的牺牲品罢了。即便他们三个人取得真经后，也给安排了不低的级别和不错的工作岗位，但相对于唐僧来说，他们依然只是炮灰而已。
　　真经只能由唐僧亲自来取，这个潜规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天庭、佛门和大唐帝国是三位一体的，即唐僧是唐太宗钦定的去往西方的外交大使兼私人代表，也是观音在长安城选定的取经首领，又因为唐僧的前世是如来的二徒弟金蝉子（当年在仙界亦有一定的势力），那么天庭默许了太宗和观音的选择。
　　如此一来，这三方都在唐僧的地位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默契万般。反过来，从这种三位一体来看三个“实权部门”，可以把这三种集团和势力当成一种势力，即一个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盘根错节的、隐而不彰却暗流涌动的、无坚不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存在，是有某种内在的规律和逻辑的。或曰，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是保证这个集团得以凝聚、长存，以及其利益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这便是潜规则。这便是潜规则的“刚性”和坚韧。▇
很多时候，潜规则的刚性和坚韧都只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只有当你真的直面它，受到它干扰，尤其是受它摆布和阻拦的时候，才会有切肤之痛。并进一步认识到，这个鬼东西，还真不抽象，而是如妖魔鬼怪一样，与你如影随形。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管是潜规则也好，还是明规则也罢，总归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害或不受益。譬如西游上的唐僧，规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为他制定的，天上人间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成就他“一代伟人”的盖世功勋。
　　而悟空、八戒和沙僧，这三人都在配合某种规律，来成就唐僧的传奇人生。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残酷。如果不较真，那么悟空三人顶多也就是不受益而已，还没到受害的程度。但是，如果从标榜着“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规则”来看，那么悟空三人可能要如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一般，愤愤不平，要死要活，大打出手了。
　　有一点必须指出，一开始，唐僧对自己在这种潜规则中所获得的利益，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感受，甚至完全不自知和不自觉。造成唐僧这种懵懂状况的原因，要么是唐僧本人装傻，要么是水太深，连唐僧都被天庭、佛门和大唐帝国蒙在鼓里了。
　　在西游中出现的唐僧，前后反差很大。当初，他义无反顾，雄纠纠气昂昂，接受李世民的派遣，没有买保险，就毅然签下了死亡率很高的“西域之行”合同。那时候的唐僧，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和尚，而更像一个“风萧萧兮易水寒”的侠客或切格瓦拉似的国际主义战士。
　　后来，与悟空等人在路上会合之后，唐僧完全不是那个在长安城举重若轻、羽扇纶巾的少年英才，而沦落为一个贪生怕死、好吃懒惰、磨磨唧唧的猥琐僧人。这一鲜明对比，足可说明，唐僧并不是那种可以忍辱负重、心有大志、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士。
　　换言之，唐僧并没有体制中那些真正优秀人物的本领、素养和心态。他似乎是被骗上了西天取经这条贼船。从各种情况来看，唐僧没有料想到西天取经会如此艰难，他是在唐太宗（人界）和观音（神界）的共同怂恿之下，头脑发热上西天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唐僧并非装傻充愣，而是被忽悠了。
　　一开始，唐僧并没有想过自己能从西天取经这个潜规则中获得多大的好处，或曰，他并没有主动地利用这个潜规则，至少并非蓄意谋划。只是到了取经途中，他才发现天庭的游戏规则（从未明说）是：只有他才能取得真经。而这个规则对于稳固他在取经团队中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最为保险的一把尚方宝剑。
　　与之相对应，恰恰是这把尚方宝剑，却是悬在悟空等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当唐僧深刻地明白和领会到高层的用心良苦之后，才自我减轻了被人引上贼船的痛苦。反正，都已经上贼船了，既然有这么好的待遇和潜规则罩着，那就好好干呗。不干的话，到时候不仅潜规则不会眷顾他了，而且，他将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悟空三个被潜规则的人，也会看他的笑话。因为从一开始，他们三个就对所谓的取经没有多大的兴趣，基本上都是被迫无奈，而且一路上也逐步认识到自己哥仨是被潜规则的对象。
　　很多时候，人一旦进入某个圈子，就必须按照这个圈子的规律来办事。不管是潜规则的受益者（如唐僧），还是受害者（如悟空、八戒和沙僧），都必须在这个规则里获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所谓的规则，明面上的就是制度，暗地里的就是潜规则了。
　　如果一个人试着逃脱自己已经陷入其中的圈子（这个圈子就如悟空戴的紧箍儿一般），那么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得不偿失。
　　因为，人永远是一个社会人，一旦形成和陷入某个圈子之后，就很难开辟新的圈子了。社会留给我们每个人的平台并非很多，实则往往很少。人的经历和境遇也是日积月累所造就的，绝非一蹴而就。当你意识到你身在某个圈子的时候，你大抵就深入到这个圈子里去了，轻谈跳出，如痴人说梦。即便跳出了，也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
　　别的圈子又怎么样呢，与你当初所在的圈子又能有多大的区别呢？更何况，进入新的圈子，又得重新交学费。
　　唐僧大概很明白这个道理，基本上做到了既来之则安之。而潜规则的受害者悟空三人，居然也安之若泰。因为，他们三个也认识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没必要再去折腾了。再说，都已然做了和尚，跟着唐僧干革命，并且有各种宣传机构的大力褒扬，再加上退休之后的待遇和行政级别有所保证，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呗。反正，这样的失足，也总比当初那种落草为寇要强吧。
　　制度也好，潜规则也罢，都是社会与人的关系之总和。说到底，即便唐僧这样的受益者，也并没有从潜规则那里捞到与他的付出相对应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其实是被整个制度化的社会豪取强夺去了。社会能够实现最起码的稳定和基本的运转，是因为社会也是要有利可图的。
　　天庭、大唐、佛门，皆是最大的受益者。否则，人类就如当年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悟空一样，还在树上耍着呢，又何以形成社会？可是，社会是抽象的，具体的人才是制度和潜规则最明显、最看得见摸得着的受益者。
　　正因此，人们总是在相互比较在同一规则之下的利益大小，而不会首先考虑这个规则之上的社会所获得的利益。就好比悟空三个难兄难弟，很难从唐僧的特殊待遇中，看到天庭、大唐、佛门这三方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如此之大，却又是如此之抽象和深藏不露。
　　从本质上来讲，悟空和唐僧在潜规则中所各自扮演的角色，就如曹雪芹所谓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结局甚是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为潜规则和制度化的社会作了嫁衣裳。唐僧和悟空诸人，还真是忙忙碌碌，在西天路上“反认他乡是故乡”。
　　聊以自慰的是，制度化的社会，一般都可以做到最基本的“和谐”和稳定，而人只有在这种和谐和稳定的庇护之下，才可苟活。活着就必须付出成本和代价，给这个制度化的社会交一些保护费，让制度化的社会有利可图。
　　尽管潜规则和“明制度”都是如此顽固，但还是有人做了精彩的抵抗，甚至是负隅顽抗。《儒林外史》开篇的第一人王冕，他就对县太爷的邀请置若罔闻，宁可花钱送礼，打发县令的使者，也不赏县令的脸。后来，县令亲自上门，王冕再次蓄意躲避，不见。
　　对父母官的邀请和登门拜访，作为文人，必须恭恭敬敬，厚礼以待。这在古代中国，已经高于潜规则，而是“明制度”了，可王冕就是不买这个“规则”的账，堪称知识分子倨傲、愤青的典范和老祖宗。只不过，他的行为有些做作了，为了不见县令，还要拿钱来贿赂使者，这也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怪。
　　诚然，王冕在《儒林外史》的“规则”中，独树一帜，演了一回大戏，演技颇高。而悟空三个难兄难弟就彻底上了天庭、大唐和佛门的贼船，必须以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凛然大义，辛苦工作，勇于牺牲，来演这一场站在意识形态制高点之上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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