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曼

     启蒙革命的历史起始于美国，接着又到达法国，在而后的两个世纪内席卷了整个世界——中国、印度和南非，都代表着在现代时期在此共同主题下晚近的重要变奏。所有这些事件都分享着两个特征。第一，它们都是革命——动员起来的群众致力于打破旧秩序，并且以人民的名义去建设一个新的、更好的政体。第二，它们都是启蒙革命——它们并没有将自己的权威建基于人格崇拜，如希特勒的德国，或者神圣权威，如阿亚图拉的伊朗，其基础在于人类创造一个更为自由和公正的体制的理性力量。而这正是启蒙主义的不朽希望。

     1848年以降，这一世界革命的运动分成为两个大阵营——一边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边是自由民主主义者的。两者都是启蒙主义的孩子——他们都反对建立在传统、宗教或殖民主义之上的政府；他们都致力于动员起群众运动，以实现根本性的变革；而有些时候，他们也都成功地推翻了旧体制，启动起一种革命性的政府。

     诚然，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而分歧的程度取决于作为特定革命之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版本）。但是，分歧不应当遮蔽住他们共同的启蒙理想——普罗大众经由动员起来的理性行动，即可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当我们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时，共同的启蒙理想可以让不同的启蒙传统进行相互间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当华盛顿、毛泽东、甘地或曼德拉史诗般地完成新政体的创设时，革命的故事并未因此终结。维持革命之理念的斗争要延续数十载，乃至数个世纪——在这一时间进程内展示出许多成功与失败。这种业已丰富且仍在积累的历史经验应当激发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努力比较每一民族之革命经验的共同和差异之处。

     美国宪法史在这一场对话内是一种重要资源。本文集所收录著作即将展示，现代美国政府并不是在1787年的那个“神奇时刻”一蹴而就的，其时，一小组胜利的革命者齐聚费城，以我们人民的名义提议了一部新宪法。恰恰相反，它是两个世纪以来革命斗争的产物——在此过程中，每一代人都见证了新群众运动的努力，它们改造了十八世纪的建国遗产。有时候，这些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政府的目标和方法；有时候，努力只能产生更为有限的调整。但是没有这些不间断的革命性改革的努力，美国的十八世纪宪法早就将为一系列新宪法所替代——而这正是在法国与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故事。

     美国成功的关键在于“人性尺度上的革命”的实践。我们可以通过两组对比来阐释这一概念。首先比较它和“完全革命”，完全革命的运动及其领导人追求对此前体制的所有要素的一种完全否定。而这从来都不是美国的目标。美国在十八世纪的原初革命者，虽然否定了英国的君主制和阶级体制，但保留了大部分的普通法传统。同样，美国的后世革命者，虽然他们成功地在十九世纪的重建时期推翻了奴隶制，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新政时期否定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并且随后在民权运动中摧毁了州所维持的种族宰制体制，但他们都保留了此前宪法传统中的许多元素。在每一次此类彻底变革中，革命领袖都将许多传统元素编织进入他们的新美国政府系统。

      其次是比较它与“常规政治”，在常规政治的过程中，政客和官僚们只不过是在做间隙性的改革，而不去追问根本性的原则。这完全不同于美国在过去两个世纪内的伟大革命：动员起来的群众运动以我们人民的名义要求根本性的变革。区别于常规政治的小修小补，这些运动成功地赢得了大规模的“革命性改革”——但是却没有否决此前时代的所有宪法成就。正是这一点使得“人性尺度上的革命”在一方面区别于“常规政治”，另一方面则区别于“完全革命”。

     人性尺度上的革命，达成如此成就非常困难。如要弹压群众动员，继续走在“常规政治”的道路上，这非常“容易”。与此同时，激化为一场“完全革命”，即便它可能导致蒙受严酷的暴力行为，这也总是有诱惑力的。但是美国历史证明，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第三条道路。我的研究大部分都旨在详细解释，美国人是如何反复实践这一在人性尺度上进行革命的卓越技艺的。

     一个关键概念是“宪法时刻”——它要持续十多年，而非数日或数月。宪法时刻的标志是不断升级的群众动员，要求根本性的变革。宪法时刻起始于民众运动的领导人控制了美国政府的某一个主要机构之时——通常是总统，但有时候也可能是国会或联邦最高法院。一场激烈的政治对话就因此而起，对话的一方是由革命改革者所控制的政府分支，另一方则是仍由宪法保守派继续掌控的分支。这一对抗引导改革者和保守者各自动员起本方的支持者，以期在下一次的选举中赢得压倒对手的胜利。有时候，保守派在选举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由此就终结了那一时代的革命政治。但还有些时候，革命性的政党得到选民的连续支持，在重返华盛顿时，他们就在美国政府的更多分支内掌控着更大的权力。当革命政党赢得了一系列的选战，最终主导了政府的全部主要分支——众议院、参议院、总统和最高法院，一次宪法时刻即告终结。在此情形后会出现一个长的时段，美国宪法的更多的传统元素就将被改造，使其得以容纳新的革命性改革。

      中国读者还应因另外的原因而关注美国的宪政经验。首要的是，美国革命代表着现代的第一场成功的反帝革命。虽然美国在十八世纪与英帝国的决裂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中国在二十世纪反抗西方宰制和羞辱的卓绝斗争，但我鼓励本文集的读者们可以去寻找那些更为隐蔽的同构。其次，美国的经验包含着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如何实现在华盛顿所制定的全国性政策和由州政府所确立的地方紧要议程之间的协调。在“中枢”和“边缘”之间的不同关系，曾在实际中启发着美国宪政在过去两个世纪内的实践，但诸如“联邦制”之类的标签无法替代有关于此的深层历史理解。

     对本文集的中文读者来说，他们当然会想到更多的引人入胜的同构和分歧。我希望他们勤于思考并且精于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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