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lements 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

作者

Kenneth Hoover and Todd Donovan

出版者

Copyright©2004 by Wadsworth, a part of Cengage Learning

译者

李涤非 潘磊

一、作译者简介

肯尼斯·赫文  威斯康辛大学哲学博士，西部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托德·多纳  加州大学湖滨分校哲学博士，西部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李涤非  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河南财经学院讲师。

潘  磊  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

二、前言

    译者前言

有许多书籍都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范式做了详尽的介绍，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是最值得推荐的佳作之一：在25年中，能在美国出版到第9版的学术性畅销著作，显然意味着它在许多方面的过人之处。本书尽管篇幅不大，内容也不像一般的著作那样深奥，但它有力地论证了科学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简练清晰地介绍了科学思维的各种要素，包括概念、变量、假说等，还用典型的研究范例展示了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步骤。……我们建议，无论是已经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还是即将踏入社会科学门槛的新生，都应好好地阅读这本《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该书对于前者也许有启发作用，对于后者则是优秀的入门教材。

作者前言

这本小册子不是很深奥，事实上它是社会科学的入门读物，旨在帮助那些使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和那些即将迈开研究生涯第一步的研究者。概念从何而来？何为变量？为何要科学思维？有关现实的假说如何区别于其他的陈述？其相似性是什么？本书将处理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

我们的意图在于帮助读者识破有关社会科学的某些错误印象，尽可能帮助他们踏出研究的第一步，至于研究技巧的详尽细节，则有待参考更详细、更专业的资料。全书强调的是现实检验，该检验是我们赖以认识世界构成的一种过程。这是对科学的一种泛泛介绍——我们鼓励读者既在日常思维中，也在社会科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中保持科学的态度。

人们对有关周边世界的问题的探索性回答有一些方法，第1章“科学化的思维”就是把社会科学置于这样一个普通的语境中。第2章“科学的要素”通过讨论概念、变量、测量、假说和理论，提出了科学方法的基本轮廓。

对于那些直接承担研究任务或者理解研究的人来说，第3章“策略”是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它直接讨论了科学研究的具体细节。第4章“提炼”假定读者对第2章中说明的科学方法已经有了基本理解，在此基础上提供了额外的研究工具。第5章“变量和关系的测量”探讨的是测量的艺术和科学。我们认为，出于任何目的而使用本书的人都应该阅读第6章“反思：追根溯源”，该结论章的要旨是摆正科学理解的位置，并从总体上指出，在哪里应该做到谦卑，在哪里可能取得成就。

三、各章摘要及读书心得

第1章  科学化的思维

笔者注：作者在本章中对如何建立科学化的思维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作者认为：通过对比其他形式的知识，比如技术知识、科学家等，我们可以获得关于科学的一般知识：

首先，“科学不同于技术，科学也不是某种具体的知识体系。……科学作为一种思维和调查方法，我们不应该把它看做存在于书本、机械和含有数字的报告中，而最好认为它存在于心灵这个无形世界中。科学与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方式相关：它是用于探索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寻找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P.1~P.2）

其次，“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方法是一套标准，用于决定如何解决不同的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科学为研究者提供问题研究的策略。科学为运用研究结果的人提供一种能力，使他们能批判性地评估如何提出和使用证据来达到结论。”（P.2）

作者进一步认为，欲建立科学化的思维，需要拥有系统化的思维和探索，尤其是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时候更是如此。“社会因其戏剧性的事件而引人入胜，因此人们倾向于摒弃系统的理解，而习惯于描述、故事和个人判断。尽管它们可能具有启发性，但通常作用有限，因为对生活所做的高度主观的描绘，对于发展共同理解和共同活动来说，是糟糕的基础。……要在各自经验的独特性而造成的差异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这种复杂的任务需要运用训练有素的方式来获取知识。只有能加以运用的知识，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P.3）另外，作者指出，建立科学化的思维并不排斥“想象”（imagination）、“有理判断”（reasoned judgment）、“意见” （opinion）、“直觉” （intuition）、“习俗” （custom）等在科学思维中的作用。“总基本的层次上说，正是有了好奇心，想要发现无序中的有序，才有了科学探索……步出一般模糊不清的人类关系，构想其他的可能性，需要一种异乎寻常而又必不可少的想象力”（P.6）至于“有理判断”，作者认为：“有理判断是人类理解的主要组成部分。有理判断与证据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关系。”（P.4）“意见在科学分析种同样扮演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探索中的意见不能消除，但能加以控制，不致使其变成十足的幻想。……（应该）把科学与个人判断区分开来，并使科学免于个人成见。”（P.5）“习俗并非全然是坏事，因为它们可能包含长期以来的教训，……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习俗算是科学的。习俗经常在大量的、甚至激烈的压力下把社会群体团结在一起。”（P.6）

第2章  科学的要素

“科学策略的元素本身很容易理解。它们是一些概念、变量、假说、测量和理论。这些元素的组合方式，构成了科学方法。”（P.7）

第1节  概念的起源和功能

“语言就是大量概念的集合，这些概念包括事物、感受以及观念的名称，它是人们在彼此互动和与环境的互动中产生和习得的。”（P.7）“注意，现实检验整好构成了事物命名过程，它是存在物最基本的事物。……用精确的语言称呼事物，是理解的开始，……即便草率一点，要把握语言的意义，也是一个深奥、微妙的过程。……恰当命名事物的重要性，再这么强调也不为过。十七世纪的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恰当命名事物对于政治秩序的建立至关重要，他甚至认为这是君主的一个核心职责。詹姆士国王知道个中要害，命人对《圣经》做一种官方权威的诠释，以平息那些在圣经文句用词的精确意义上的激烈争论。”（P.9）

“眼下的关键是，对于科学目的来说，概念是（1）尝试性的，（2）基于共识的，（3）其作用只能局限于把握或分离现实中的某些重要的、可定义的方面。”“通常而言，概念容易混淆，关联也很模糊或者不可靠，更不用说讲话人可能不清楚听者的理解力和动机这个问题了。”（P.10）

“通过连接概念，思维和理论得以发展.考虑一下皮尔·普鲁东的名言‘财产就是偷窃！’。作为一个概念，财产表示一种观念：个人可以声称土地或者其他资源为他所独占。当然，偷窃意味着不正当地攫取某物。普鲁东用‘是’把两个概念联结起来，旨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私人财产制度等于否认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共同所有权。他人为，私人专有财产是不正当的偷窃行为。尽管普鲁东是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两个概念的关联，但那句最朴实无华的话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P.10）

“科学是一种方法，通过参考可观察的现象来检验概念的表达以及他们之间的可能关联。……当概念被定义为变量时，就能用于构造一类特殊的语句，即假说。”（P.10）

第2节  何为变量

“变量是一物之名，能对其他某物的一种具体状态施加影响，或者是被后者影响。热量和压力都是可以使水沸腾的变量。年龄在投票中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变量，不过，还有许多其他更加重要的变量：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影响力、种族、性别、居住地，等等。……顾名思义，变量指称的是变化着的事物。社会科学感兴趣的焦点是那些牵涉变化的概念，是探讨一个现象的变化何以能说明另一现象的变化。”（P.10~11）

“社会科学家把概念转换为变量，这样做是为了用一种可观察的形式把概念表达出来，使之包含对程度或者差异的某种看法。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程度或差异？答案分为两个步骤：量化和测量。”（P.11）

“量化的观念意味着为某个事物设定标准量，并贴上标记。……在社会科学中量化有两种形式：连续的和不连续的。不连续的量化包括计算事物的在场与不在场，也包括计算属性的差异，其前提是差异以范畴形式出现。（笔者注：例如，个体的性别包含男性与女性，这是不连续的量化，但是一个人的年龄则是连续量化，表达的是演化着的东西。）”（P.14）

“量化的重要性在于，（某概念）一旦能够被量化，我们就有可能做最精确的测量……测量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事，它内在于各种分析性的讨论中。如果你持怀疑的话，那在下次交谈的时候聚精会神地听听，看看你对那些包含测量要素的语词的依赖性。‘民主党人一般偏向穷人’，这样一个简单的政治陈述都包含三种测量：动词‘偏向’意味着程度上的差异，‘穷人’一词也是如此，‘民主党人’是一种分类。修饰词‘一般’试图限定这种测量，指出这并不是所有民主党人的一个普遍特征。”（P.14）

“相较于含混语句中的模糊用词来说，恰当构思和实施的变量量化测量，能更有效地详细表明差异和程度。不管我们决定怎么测量变量，都希望找到一种计算方法，即使其他的研究者使用，也能产生可靠的结果。”（P.15）

“理论上对变量测量方法的关注可以做到很细腻。我们使用的每种测量方法，都被假定很好地反映了一个量化的变量背后蕴含的抽象概念的真实情况……一种量化的测量方法越能反映研究关注的底层概念的定义，它就越有效。社会科学的困难之一是，从来就没有明确的方法用于直接评估有效性。……有一点非常重要：草率的或不当的测量，一般比不测量还糟糕。”（P.15~17）

第3节  假说

“假说是一种特殊建造的句子。假说的目的是组织研究。如果假说得到了精心设计，科学方法的所有步骤也就随之而来，如项目大纲、参考书目、所需资源以及适用于研究的测量方法的说明。假说提供了整个的结构。”（P.17）

“假说提出的是两个或者更多变量间的一种关系，例如：政治参与随教育增多而增加。这个简单的断言也可看做是一条假说。它有一个主项（变量：政治参与），一个连接动词（一种关系：增加），以及一个宾语（变量：教育）。”（P.17）

“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说其实是一种假定，正如牛津英语词典指出的：‘作为深入研究的起点，并被证实或者证伪……’假说靠近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尽管优秀的研究可能会提示富有成效的新研究途径和新假说。”（P.17）

问题重构：

所谓问题重构是形成假说之前的一个“先行步骤”，其具体做法是对复杂的研究材料、问题进行加工，厘清材料或者问题中的变量或者关系，把它简化，得到一个需要论证的假说。而“社会科学的艺术之一，就是有技巧的问题重构。除了一些分析常识以外，重构还需要一种能力，能看出环境中的变量和变量间的可能关系。第一步最好是把问题分解成作为其构成部分的变量和关系。写下与问题有关的系列假说，这样就能从中挑选出可以回答下列两个疑问的假说：对于解决整个问题而言，哪些假说至关重要？就你所掌握的资源范围来看，哪些假说有信息支持？有时候，这些问题会迫使我们做出一些不愉快的选择，但可以防止研究工作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论就结束了。”（P.17）

“在启动研究任务前，恰当地提出一条假说，其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下述原则会对你有所帮助：1、定量必须得到明确说明，并能用你掌握的技术加以测量。2、变量间的关系必须得到精确陈述，而且必须是可测量的。3、假说应当是可检验的，这样，表明关系的那些证据才能被观察，证明或者证伪。如果不遵循这些规则，假说可能是行不通的、荒唐的，或是在现有资源下无法研究的。简而言之，对测量的精确定义和详尽说明是关键。谨慎构造假说的努力或许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迟早要予以回答。”（P.19）

“因此，假说提供了整个研究工作的结构，无论该工作是访谈调查，还是分析以前收集的数据，抑或是文献研究，或三者兼具。假说将把你直接引向相关的资料，避免你做无用功。利用图书馆的搜索引擎、互联网、图书索引、期刊网上的导读服务，以及只读光盘/电脑数据库检索，你可以对你选择的变量加以研究。变量之间所设定的关系，指示了你需要使用的测量工具和评价标准。假说的检验结果就是你的真正结论。”（P.19）

第4节  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这种技术其实很平常。模型研究有一些步骤，其中包括：1、鉴别需要研究的变量。2、提出有关变量关系或变量与环境关系的假说。3、现实检验，以测量变量中的变化，从而观察被假设的关系是否受证据的支持。4、评估：把变量间被测量的关系与初始假说进行比较，提出有关发现的概（括）推（理）关系。5、就有关发现的理论意义、检验中可能歪曲结果的有关因素，以及研究可能引出的其他假说提出建议。”（P.19）

“要点是，科学方法是利用可观察的证据，以一种训练有素的方式来检验思维，并且在该过程的每一步都做到明晰。”（P.20）

第5节  理论的多种角色

“正如语言产生于满足人类需要的经验，理论也源自人类所面临的任务。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说明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我们来说，理论就是一套互相关联的命题，为事件的发生方式提供说明。……构成理论的命题与假说一样，具有相同的形式：它们都是由概念以及概念间的联接或关系构成。一旦假说得到检验，出现了新关系，理论就构筑起来了。”（P.21）

“认为理论就是变动不居的日常经验背后静止不变的东西，这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想法，但是是误导人的。事实上，理论是人们在追求理解时偶然的天才性创造。人类根据需要创造理论。”“我们可以列举理论在社会科学思维中的四种特殊作用：1、理论为资料解释提供了模型。2、理论把研究彼此关联起来。3、理论为概念和变量配备了框架，从而使之获得实质意义。4、理论使我们能向自己和他人解释我们的发现的深远意义。”（P.25）

“一方面，我们只能说，没有理论，社会科学就会沦为没有条理且毫无意义的一堆观察、数据和统计数字；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都限定于严格的、明确的理论表达。不过，绝对清楚的是，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尽可能作出材料充分详实的研究。用理论的形式组织和评估知识，几乎与作为第一步的知识搜集一样重要。”（P.25）

第3章  策略

本章提供的是“旨在为科学分析提供的逐步指导，”因为在思维与现实检验之间存在的一种张力。所以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仔细思考问题、现实检验和理解结果。

在思考问题阶段，可以采用的策略主要是：查找焦点、行成假说、对概念进行操作。在现实检验阶段，可以采用的策略主要是：整理参考目录、开展研究（站在不同的角度审视数据或者提出新假说）、分析结果。在理解结果阶段，主要的策略是：对概念操作和变量测量进行评估，这种评估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测量方法得当吗？统计数字可靠吗？你的发现与有关领域的理论吻合得如何？等等。

第4章  提炼

在本章中，作者提出了使研究升级的的研究工具，其目的是对假说和变量进行提炼。对假说的提炼应该着重于下列要素：价值：研究者在提交项目报告时要讨论其价值定位，以此来解决价值与研究的关系问题。模型：科学家使用模型这个词语传达的含义是理论中更严格的秩序和体系。模型提供了对现实的简化，能接受对关键关系的检查。例如，经济学家竭力构造理论模型，这样，失业、通货膨胀和其他与经济行为有关的主要变量就在数学上被关联起来了。范式：这个词指更大的理解框架，由更大的科学家共同体共享，它把小尺度的理论和研究组织在一起。归纳和演绎：（略）

作者指出：假说中的关系主要就是指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例如，收入的高低是自变量，关心政治的程度是因变量，由此可以建立一个假说：收入影响了各类人群的政治参与。假如颠倒一下假说：投票行为决定了收入？胡说八道！（P.25）

在研究变量关系并提出有说服力的假说时，特别需要注意你没有选择的变量，他们可能影响到关系的变化。社会科学家通常会提到替代变量，前置变量和中介变量。

“三个术语都具有常识意义。替代变量是额外的自变量，它影响到因变量的变化。（读者注：例如，性别、种族、职业、党派、对政府的态度都是替代变量。虽然收入高低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直接的因变量，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性别和其他变量也介入了。）前置变量是某个先行物。（读者注：例如，早期的调查表明，教育层次越高的人越容易投票给共和党，从该调查我们可以得出一条假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是，后来的调查表明，有个强有力的前置变量影响到了教育水平和投票行为，它就是父母的财富。也就是说，父母的财富对孩子的政治倾向有先行的影响。）中介意味着中途出现。（读者注：例如，考虑一下教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变量有正相关关系。但是，每个人都认识教育程度不高但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其原因可能是有另外一个变量渗入了：事业成功。要了解事业成功是如何介入到教育与地位之间的，想想你认识的那些教育程度低但是由于事业成功而地位“不错”的人（A组）。再想想教育良好，取得成功且地位“较高”的人（B组）。还要想想教育良好而事业不顺且从传统标准来看地位“一般”的人（C组）。如果你仅仅关注教育与地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事业与地位之间的关系，而非所有的三个变量，那么你可能会错过任何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A组可能使你认为教育和地位没有什么关系；B组则会使你认为，教育和地位的关系犹如花生糊和花生酱之间的关系；但是C组的结果却会反对你在B组中获得的结论——这样就会产生混乱。正确的研究成果是：一般调查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B组）比教育程度低的人（A组）地位要高。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教育有助于地位提高。不过事业成功会介入到教育和常规的社会地位中。）”（P.46~47）

“为了避免陷入替代变量、前置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困惑中，我们可以在提出假说前做些思考。选取了因变量后，问问自己所有可能的自变量会有哪些？”（下划线为读者所加）（P.47）

对变量的提炼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操作概念，回溯概念所指向的事物。特别注意变量的维度：诸如方向（赞同意见还是反对？）、位置（赞同与反对的程度与位置：该人意见落在调查表的什么位置上？）强度（强烈反对还是一般反对？）稳定性、潜在性、突出性等等。

“科学最持久的神秘之一，就是它居然能完全等同于测量。就如本章力图说明的，科学真正的创造力在于变量的操作化和假说的设计。它们经常需要真正的创造力。尽管有时候测量接近于艺术形式，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和数学概念的系统应用。就如我们在下章看到的，测量有自己的逻辑和巧妙设计。”（P.53）

第5章  关系和变量的测量

“科学家主要测量三样东西：变量、与变量相关的数据具有意义的几率，以及变量间的关系。每项测量任务都有独特的途径和统计技术。当我们考察这些任务的完成需要运用各种观念时，请记住，测量的精确性几乎总是名大于实。”（P.55）

第1节  测量变量：测量层次

在测量变量时，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可以确定我们能尝试哪一测量层次，因而也确定了使用该变量可以提出哪些类型的假说性关系：

1、变量的属性或者特征

2、适合于这些属性的测量技术

3、根据变量的属性和可资利用的技术，有哪些可能的测量层次。

测量本身自成一个研究领域。研究者一直想方设法发展测量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探究重要变量的所有属性。为了使我们对各种可能测量的理解系统化，科学家已经提出一种分类，这种分类包括四种测量层次：

1、名目（定类测量）。（如被访者的种族、性别、居住区）

2、顺序（定序测量）。（如被访者的阶级、教育程度）

3、区间（定距测量）。（如被访者所处的年代）

4、比例（定比测量）。（如被访者的收入、年龄、体重、距离）

第2节  测量数据的显著性和代表性：概率、抽样和民意调查问题

“为了掌握科学研究必需的统计工具，我们有必要熟悉一个新概念：概率。概率在社会科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远非本书几处描述就能表明的。概率构成了科学观点的基础。……规范地说，我们很少会认为，社会科学决定性地证明了某种东西。相反，我们经常会说一个假说得到有效证据支持的概率有多大。”（P.59~60）

“概率以何种方式植根于社会科学之中？作为对这种方式的一种说明，我们将考察概率统计的两种具体应用：其一就是确定数据组的统计显著性；其二就是构建关于较大母体的代表性结果。……前者处理的问题是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后者则与结果具有意义的几率有关。”“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为推断某一假说的支持度提供了坚实基础，尤其是当观察模型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时候。但是，一个糟糕的样本导致糟糕的推断，无论数据模型是否具有显著性。”（P.60~61）

第3节  测量变量间的关系：关联和相关

确立两个或多个变量间的关联度，成为科学事业的核心目标。科学家花大量时间以阐明一个事物如何与另一个事物相关，并将这些关系建构为说明性的理论。——（注：即相关系数）

第4节  计算机和统计学（略）

第6章  反思：追根溯源

诚如本书作者所说，本章的目的在于摆正对科学的理解之位置。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下列问题多一些了解：科学如何与一种更为宽泛的关于知识的观点相契合；科学家如何与科学相关；最后，我们每个人如何能够将科学作为提高我们能力的一种手段来运用，即如何通过科学提高我们对付我们自身环境的能力。”（P.84）

第1节  事实性、现实和真实性

在试图获得关于科学的深刻理解时，我们可以从20世纪一个研究人类状况的伟大理论家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这个人就是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在其作为一个心理分析学家的经历中，埃里克森研究了各种亚文化群，并且广泛地研究了历史上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人格特征，这使得他最终认为，理解具有多重维度的特征。在我们同我们周围世界的关系中，埃里克森区分出三种维度：事实性、现实和真实性。我们将看到，科学同每一个维度都息息相关。

三者当中，事实性最切近流行的科学方法论观点。事实性就是“事实、数据和技术的总体，这些事实、数据和技术可用观察方法和时代的有效技术加以证实。”[①]“理解的第二个维度或者方面是现实，它看似不那么具体，但或许直观上很简单。我们对什么构成现实的感觉，并不仅仅是事实性的叠加。相反，就现实而言，我们所知道的是一种关于事实性的观点，这种事实性由我们籍以理解这些现实事物的感官所整合。只要搜集事实的技术局限性、时间的压力，以及我们理解背景中的无意识因素都以固定，那么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的理解都决不可能是事实性的，而且也无需如此。科学是一门发现并组织证据的学科，这些证据与我们感兴趣的东西相关。然后，我们试图运用那些证据来塑造我们的现实观。”（P.85）

“一门科学要成为社会科学，必须要在科学准则（即，其陈述必须被证实）和社会亟需（即，它必须对文明危机有所作为）之间进行一种平衡活动。社会理论的证实通常滞后于社会政策的迫切需要。把被证实的东西与经由一种富有洞见的现实感所获得的思辨结果融合起来，我们就提高了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并且也提高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可能性。详述这种研究实在的途径绝非易事，而且我们也无法确切说明它如何实现——只能说，个人承诺、经验、将成见搁置起来的意愿，以及良好的科学程序，都会产生某种影响。”（P.86）

“然而，事实性（数据和观察的世界）和某种现实感（我们籍以理解证据的观点）尚未构成知识界。埃里克森指出，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存在的第三个维度——真实性——意指我们在行动中和通过行动所获得的知识。”“科学是反思性研究的生动写照：研究者观察现象以搜集信息，然后归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汇总、融会并概括所能知晓的东西。然而，这样一种超然世外式的理解模式并非我们大多数人的典型模式。人类似乎更趋向行动而不是反思。真实性与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求知模式以及行为契机影响（或两者之间交互影响）下行动有一定的关联。”

“我们所研究的行为，并不是被放在载玻片上的，或者只是试管中的泡沫，其形成出于同样的动力法则，这些法则促使研究者作为一个人来进行活动。最好的社会科学家能够献身于他们所研究的行为。他们运用严格的分析，但同时又深入到行动当中，这种行动本身就是理解之源。”“社会科学家对自身涉入他们所研究的行为这个问题很慎重。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如果不介入由投入所激发的情感，那么有条不紊的思考就相当难以实现。然而，所有社会研究都包括自我与外在于我们自身的某种东西之间的交互作用。”（P.86）

第2节  道德与科学局限性

“采用一种科学途径来研究人类行为，涉及两类主要的道德问题。在研究计划中对人进行操纵，对于卷入研究的个人而言可能相当危险（笔者注：例如医学试验），而且，科学研究的成果可能被用来剥削人类，而非造福人类。……社会科学家必须信任实验对象，并且征得他们明确的同意，这是参与的一个前提。”（P.88）

第3节  科学家、科学和范式

“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都有科学家共同体主导。他们通常定居在大型的研究机构中，并通过期刊、学术会议，以及相互评价和讨论的程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在这些科学共同体内部，时常存在一些实质性的分歧，但对于原则性问题的界限、解决这些问题的标准，以及这些标准的价值（即必须为科学家解决这些问题提供行为规范），科学家通常会达成大致的共识。例如，在美国社会科学共同体中，没有人会撰写独裁政府值得向往的文章。”（笔者注：此处描绘范式的存在场域）（P.92）

之所以会出现范式，主要的原因在于：

首先“在所有的人类行为中都存在一种趋于顺从的自然的心理压力，科学研究中也同样如此。”

其次，“若干因素强化了这种趋于顺从的倾向。其中一种因素就是学科的职业建制。师传相承……这套体制的真正影响在于，它极大地强化了固有观点的永恒性，因为徒弟通常会认同师傅的立场。”

再次，“对于这种顺从的压力，另外一种因素也掺和进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意义。例如，探查经济系统或社会福利机构中的腐败因素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得到他们的目标对象的支持。”

最后，“另外一种影响顺从于教安全的社会解释形式的因素就在于，研究需要经费。……能吸引这些资助的专家，不大可能与盛行的社会和政治观念隔阂太远。”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科学研究的特征通常由思想流派或范式体现出来，这些思想流派或范式构成问题界定及解决的方式。”（P.92~93）

第4节  使社会科学满足人类需求

参与行为研究是由怀特、柯林伍得、赖兹以及他们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们提出的。这一技术保留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精神，同时也以如下方式敞开研究进程：将其效用推广至民众，并提出富有创建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请注意，重点集中于以行动为导向的分析，而不只是抽象的理解，这种类型的研究通常被称为应用研究，它被认为是纯研究（意指只专注于理智问题的研究）的较为拙劣的同类物。但是，参与行为研究所产生的概念化和结果，是一个纯粹研究这所永远无法获得的。“重新思考过往实践，导致理论的再形成，这相应地又导致实践的改善。重新思考理论和实践的过程，因而同时强化了理论和实践。”（P.95）

第5节  科学的激进主义

科学在社会意义上可以是激进的，在个人意义上亦然。“科学研究始于对教条的反抗，这些教条由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及社会机构所确立和控制。……一些科学家甚至为他们所谓的‘异端邪说’付出生命。毕竟，信息控制是政治权力的根基。科学家坚持认为，信息搜集与结论形成程序应当是公开而又可解释的，这样一来，他们便削弱了这样一些人的权力，这些人只会排斥科学研究，而一味地支持‘华而不实’的理论，以及自利性的意识形态和学说。”（P.95）

“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而进入个人行动之中，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理解经验的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科学方法保护措施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控制这样一种自然倾向：将我们出于私人目的而希望的世界面貌投射到观察对象之上。尽管科学方法是一种戒律，但在实践中却变成个体解放的一种方法，它使我们从自身观点的狭隘性、自身观察力的局限性、自身偏见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在一个亟待改变的世界中，科学（所有人皆可能发展出来的一种戒律）可以成为一股激进力量。”（P.96）

第6节  科学和政治

改善社会的良苦用心并不缺乏。通常缺少的是一种好的方法。通过国家来强行实现乌托邦，或将其实现留给自私自利的个体的自愿行为，这两种方法都可能带来很大的危害。信息充分而又组织得当的理解，可有助于避免两种方法走向极端，并且有助于确立个体间达成共识的基础，而不必使用高压政治或在自私驱使下主张某人的利益高于另一人的利益。

一位敏锐的政治观察家提醒我们：

如果政治发展依赖于事实观察，那么虚假的意义就会立即失去它的面纱，而依赖于有效意义的某种共识便会出现，至少在见多识广而又受过教育的观察者当中如此。上述情况并未发生，即使岁月流逝，物换星移。问题、领导者及敌人的一个特征就在于：有关他们意义的争议并未得到平息，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他们具有政治性……没有一门政治学涉及这些事务，亦即，呼吁人们就相关事实、它们的意义，以及合理的行动路线达成共识。

上述这段对政治的批判意味深长，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曲解这段陈述。只要我们能够以可靠信息为基础解决社会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希望解决冲突。方法论的训练是这样一种手段：将对信息的歪曲降到最少，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相互理解的机会。当然，还存在一些本质上有争议的问题，这种问题涉及那种一致更难达成——如果有可能达成一致的话。与大多数科学家不同，公民和政治领导人正视行动的必然性。在大多数建设性的政治运用中，人们获得新的洞见并发现一些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产生出有效的共同体行动模式。……政治的领域可以包括，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以及其他策略来诚恳地追求真理，尽管某些差异最终须靠政治决策过程加以解决。

政治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它通过象征性诉求而依赖于意义共鸣，并且依赖于巧妙地运用威胁和再保证，以便调动支持力量，平息反对派。这种政治的核心是对信息的操纵，并通过操纵信息来操纵民众。另一方面，科学处理信息的方式却可以改善政治。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曾发现“科学是一种组织证据的方法——它需要一种社会性的决策过程，这一过程使我们免遭少数人的统治，同时也使我们免遭无知的支配。”

科学和政治都与解决不确定性有关，并且二者都牵涉到真理的证明。毕竟，正是甘地借助一种他所谓的真理的力量的政治手段，才打垮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甘地将声讨力量组织起来，这些声讨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剥削本质。一旦遭受世界公众舆论的压力，以及被调动起来的民众的新型协同行动，英国便被迫妥协。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大都研究甘地的策略，当面临美国法定的种族隔离时，他们也采用了相同的策略。剥削和统治的真相，一旦通过分析和证明的方式被揭露出来，就被证明要比操纵、欺骗和高压政治本身更具影响。

最终，真理力量和社会科学方法论，都依赖于一种对诚实与正直价值的道德承诺。对抗错误和误解的尝试，毫无疑问，必须以追求真理为基础。没有这样一种承诺，政治行动是危险的，科学也将成为一个骗局。（P.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