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建立，对现代人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当属契约论。尽管其主要的阐述者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三人的理论结构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自愿地建立政府，而不是被某个强有力的人物征服，被迫生活在强力统治之下。由此论证就可以得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人民主权。人民才是国家的主权者，政府不过就是人民用来追求安全、自由和幸福的一种工具。因此，政府应当“民有、民享、民治”。

    自从这个理论提出以后，一直有人反驳说，契约论只是政治哲学家的想象，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真的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建立起来的。首先，历史上是不是这样的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相信，政府应当由人民以契约的方式建立。这种信念会极大地影响现实的政治进程。不过历史上，也确实曾经有过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事情，那就是封建性国家的建立过程。比如，作为一个国家的周，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只不过，订立契约的不是个人，而是部族。

    到了殷纣王时代，周人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治理体系。它在西方已经崛起了，不过，他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一种刚健质朴的精神，用今人的话说，就是软力量，而非来自物质性力量、硬力量。史书上记载，周武王与纣王决战于牧野之时，所率周的军队只有“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这支军队实在不算强大。但最后，武王的军队却打败了纣王的军队。武王靠的是什么？

    史记记载，文王在世时候，“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周的内部治理十分优良，它的道德、政治、文化观念对周边的部族产生了极大吸引力。他们之间发生争执，也来找周人调处。这样，周人就逐渐地在华夏文明圈的西部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就在殷商的旧天下中生长，扩展。诗经中有《周南》、《召南》等，也说明周人的影响力还越过秦岭，向后来的楚、甚至吴、即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延伸。用许倬云教授的话说，周人已经从战略上围困了殷。

    但即便是后来儒家所说的王道，也无法完全避免战争，因为，纣王相信自己有天命保佑，绝不肯接受周人理应治理天下的民意。武王决定对纣王用兵。但在此之前，先举行了“观兵”活动。结果，太史公说：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可以说，这是一次建国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周人准备以此来检测自己在华夏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诸多部族参与会议的事实证明，周的文化、政治理念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了。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在这次会议上，周人对未来的国家构建纲领，与诸多部族达成了一致，从而形成一个坚定的政治军事同盟。

    这一点的效果在两年后就可以看到了。尚书上说：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这是指文王受命后第十三年，这一次具体是哪一年？史家目前尚不能确定。江晓原根据天文记载推测，大会于孟津的时间是公元前1044年1月3日。

    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大会”和“孟津”两个词。大会乃是诸侯的大会，就是周人与其盟邦的大会。而孟津是今天河南的地名，但这是后人的命名，它是从“盟”津演化而来，其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武王在此与盟邦结成了“盟誓”，然后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军殷都，也即今天的河南安阳。

    后来的经学家、今天的历史学家和普通国人，深受秦以来“打天下”观念影响，总以为周人也是以强大的武力征服殷商而建立绝对统治制度的。古代文献关于“盟”的记录就证明了，这完全属于以今度古、误解历史，以专制来理解封建。

    尚书《泰誓》篇记载了武王三次发誓，每一次都先说“我友邦冢君”，接下来再说“我御事庶士”，最后一次发誓时还提到“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由此可以看出，武王是与三类人共同起誓：第一类是周的将士，第二类是华夏文明圈内诸友邦的国君、将士，第三类似乎是西部、西南的蛮族军队。那么，周人是如何让后两类人与自己共同战斗的呢？

    靠的是盟约。可以设想，周人与这些友邦和蛮族订立了一组契约、盟约。这一组契约的实质内容究竟是什么，已湮没于历史中。但可以肯定，周乃是依靠这种契约而获得广泛支持，从而替代殷商的。孟子逢人便讲以德服人的“王道”，被人讥为迂阔。但这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周人之获得统治权，不是靠武力“打”天下，而是靠契约“平”天下。而今天的欧洲似乎也正在重复这样的建国过程。

    这样的建国过程对周的国家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个盟约似乎构成了周的宪法，周人就是据此安排其政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