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党领袖，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之一，同时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二十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吸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以来都有自己对孙中山的解释，都是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标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来，两岸在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早在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叶青等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孙中山研究的主要代表。但是，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和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搞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而国民党的一切政治上的计划和安排都是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的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想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国民党只会搞一些没有效果的查禁书刊一类的活动，也囿于形格势禁，大多流于形式。国民党宣传孙中山二十多年，专著，小册子也出版了许多，但只有1926年黎锦晖先生作词曲的“总理纪念歌”是有生命力的：“我们总理，手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成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   一直传唱到今天的台湾的蓝营群众，笔者2004年上半年在台北一大学客座，多次在蓝营群众的集会的场合听到这首感人的歌曲。

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政党，拿到权力就可以，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强，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 “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在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中，省党部本来就没有地位，在省党部中更没有宣传部门的设置。在国民党内搞宣传的人毫无荣誉感，更没有社会声望，当权者也不照顾他们。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以及经他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整合中国，但30年代后的国民党已逐渐“空壳化”，搞党务的人，不太捞到好处，当官的都要当政府的官，不愿做党部的官，因为在党部做事，薪酬太低，国民党中常委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的月薪是600-800元（《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页150，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出版），而当时的物价又非常便宜，所以搞宣传的人，毫无工作的积极性。

在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内，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的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陈立夫只搞自己的“唯生论”，陶希圣是经济史专家，不是纯搞“党义”的。陈布雷是文章写手，不是理论家。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30年代，是“红色的30年代”，中共已占领了国统区思想意识很大的一块的空间。从1935年的“出版总书目”可以看到，这一年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是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是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国民党历史出版物：8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而在30-40年代，这类孙研究的出版物主要还是要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而叶青的论著又非常教条，也不通俗，影响力有限。

中共则是以意识形态起家，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内，多为理论家当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依据它在实际运作层面的效用，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人上山，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维系党生存的，一是红军，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在1938年前，共产党人还不知道“活学活用”孙中山，也没有那个水平。因为那时掌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些同志，比较“食洋不化”，实际上是“食俄不化”。再有，因为国民党在1928年后打孙中山的招牌，动静较大，中共的一些同志连带对孙中山也不喜欢，他们虽然知道要区分不同的孙中山，但还是没有多少兴趣，更不愿花大气力来建构新的孙中山的解释。他们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干巴巴的“老话”，也是简单化和粗糙的。我怀疑“留苏派”没有全部看过孙中山的文章。他们还是更喜欢谈列宁和斯大林。

在中共党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还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的看法上，毛和陈伯达有许多共鸣。毛愿意花大力气来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毛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孙解释的制高点。当然，毛作为一位大政治家，他在正式文本和公开谈话中对孙先生的论述是严肃和严谨的，而有时在非公开的小范围议论起孙先生，则较随意和自由，最新披露的杨尚昆的有关回忆第一次谈论了这方面的情况，详情参见《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第32页。只是毛的私下小范围的议论并不影响他的孙先生的基本看法，于是在毛定调后，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中共理论家，按毛的意思“接着说”，就把对孙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建国后，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发现、整理新材料，把毛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强化，推广之。

1949年国民党去台后，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哈佛博士崔书琴（1950年成立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十六名委员之一）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是国民党“新解释”的代表作之一。蒋介石在50年代后亲自出马，对孙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本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就是要说明：中国传统，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

这以后，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督导师生的思想，还出版了一大批“国父遗教”之类的论著。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葛贤宁是“歌颂蒋总统”的长诗《常住峰的青春》的作者，“常住峰”者，喜玛拉雅山的最高峰“圣母峰”也，葛贤宁以此作蒋介石的象征。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诋，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也会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在大陆是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孙中山是其重要的一环，孙被誉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此为统一的孙先生之评价定语，而不用过去年代之称呼“国父”，孙先生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最终使得大中学生人人皆知： “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等等。这些评判，在建国后的数十年内，把所有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孙中山研究，既和政治相关，同时也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海峡两边的学界虽然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或受政治因素所支配，但也都做了许多孙中山研究的基础工作，两岸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两岸都成立了研究机构：台湾有国民党的“党史会”（现易名为“党史馆”）、“国史馆”、 “国父纪念馆”；大陆则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各个纪念地的“孙中山纪念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社科院历史所，1979年后，全国成立有 “孙中山研究会”，南京等地还有当地的“孙中山研究会”。

在史料和文献的整理方面：罗家伦等都做出重要的贡献。台湾出版有《国父全集》，大陆出版了《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旗主编）等。

在有关孙中山史实的考订方面：台湾出版的《我怎么认识国父孙先生》所收的都是国民党“党国元老”对孙中山的回忆，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孙中山研究的方面：两岸有关论著汗牛充栋，各有其价值，但是也有许多教条化的论著，带有明显的“官学”的色彩。 在冷战大背景下，两岸互相打笔仗，一打几十年, 各不相让，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面对面的争论是1981年在美国芝加哥，所谓“不打不相识”，两岸都是中国人，孙中山先生把两岸联系在一起，也把两岸的学者联系在一起。

现在情况大变，台湾社会转型，在台湾，官学化的孙中山研究已没市场，党化“三民主义研究”声誉扫地，原有的研究单位纷纷改名，中研院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早已易名为“社科所”，各大学的“三民主义研究所”也都改名，各大专院校原设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均已取消。另一方面：“台独”思潮泛滥，也在消解孙中山作为“国父”的“符号”意义。据我前几年在台湾客座半年的观察，绿营群众受台独思潮的影响，其集会场所已不见、不闻任何与孙先生有关的标志物。2004年3月，笔者在台北参加由“国父纪念馆”召开的孙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发现与会的多为鬓发斑白的中老年，青年学者很少，说明孙研究在台湾已后继乏人，对此很可以理解，这是对多年来的孙研究的教条化、官学化和垄断化的一个强烈反弹，相信一段时间后，在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会走向正常的。

大陆的近代史学家，走到二十一世纪，在“实事求是”的思路下，进一步摆脱孙中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两岸学术交流活跃，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推动孙中山研究走向了学术化。学术化研究兴起的标志就是摆脱意识形态的色彩, 甚至“脱魅化”，

在台湾，张玉法教授等首开孙中山学术化研究的先河。大陆的一些治近代史的前辈学者，在80--90年代后也开始了这个过程。冯友兰先生晚年在其《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对孙中山先生也有很精彩的评价。大陆新一代学者在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历史的研究中，拓宽了研究的思路，如有学者讨论南京国民政府将孙中山 “符号化”、“仪式化”，以图实现社会整合的问题，就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大陆学界现在不再孤立研究孙中山思想和三民主义有几个特点，几个要素等等，也不再依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去研究诸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等问题-----这些讨论都烙有过去时代的印记，而是结合国民党的历史、结合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来研究孙中山生平活动及其思想，其研究意趣已大为不同，也更贴进历史本身了。

两岸的孙研究在一段时间里和国外的孙研究也有较多的交流。美国、日本、欧洲都有一些学者研究孙中山，他们的研究较少意识形态色彩，有较强的学术性，而前苏联学者的相关研究，则受到政治因素的一定的影响。

无可讳言，孙研究中也有一些敏感地带，孙中山在其后期选择俄式道路，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极为深远，过去一直被正面高度肯定。袁伟时教授近年讨论孙中山从苏俄引进“党治国家”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兼及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民主政治的展开和挫折的问题，引起学界的注意。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倬云教授认为，孙中山为中国设计的发展蓝图，原意是移植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但是，他的“训政”阶段，已使民主难以实现。上海青年学者严泉对孙及民初国会政治研究，也值得重视。他提出如果当时能够和平解决“刺宋案”，宪政体制尚可能留存并继续发挥作用。有关孙先生与列强的外交，尤其与日本就中国东北权宜的接触与交涉，此问题过去十分敏感，是孙研究中的禁忌，现在两岸都有学者关注并予以研究。笔者以为，对此问题如何评价是后一步的事，先把事实廓清，乃是置关重要的。

孙中山先生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是中国民族统一、进步的象征。中山先生是永远值得尊敬的，自1986年以来，我曾三次前往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的旧居。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化不会对孙有任何损害，只会使国人更加尊崇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删节本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标题被编辑部易名为《孙中山在两岸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