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新共和》2008年4月23日



 

I.

 

20世纪90年代前期，西方世界的乐观主义思潮是不难理解的。社会主义帝国土崩瓦解，俄罗斯皈依民主制度，一切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一个全球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冷战中不共戴天的双方突然有了很多共同的目标，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虽然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对不同政见的镇压，1993年之后俄罗斯政局中也浮现出种种不稳定的倾向，然而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中国与俄罗斯都将走上通往自由主义之路。在博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俄罗斯似乎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与西方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了。中国政府在经济方面做出了开放的承诺，西方世界认为，无论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随着经济的开放，政治制度也会随之放开。

 

这种决定论是后冷战时代西方思想的主要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行，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存活下来，走自由主义道路是唯一的选择——首先是经济上的，然后是政治上。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国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会要求在立法和行政方面获得更多的权力；而为了国家的繁荣发展，统治者也必须对这种要求予以准许。民主化资本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走向成功的唯一模式，任何一个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这条道路。在意识层面的战争中，自由主义大获全胜。正如弗朗西斯·福山的著名论断：“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层面，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再无敌手。”

 

在后冷战时代的初期，这种经济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决定论衍生出两大设想，西方国家对国际格局的政策与预期都由此产生。其一，历史的发展是单向，人类的进步具有不容置疑的必然性。这一信念植根于启蒙运动时代，在经历了20世纪残暴的战争中受到了动摇，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陷落又重获新生。

然而，人们对大同世界的殷切希望最终被现实粉碎，我们进入了一个众说纷纭的时代。从9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便消失在了摇篮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称为“新沙皇主义”的政治制度，所有的重要事务都由最高领导人及其身边的强势内阁决定。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他的代言人都口口声声不离“民主”二字，然而他们对这个词的定义与中国人并没有二致。对普京来说，民主并不意味通过竞选活动来执行民众的意愿。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体现在政府与人民协商，听取其意见，关注他们所需求所想要的东西，然后尝试着将这些东西给予俄罗斯人。如伊万·卡拉斯托夫所说，“克里姆林宫的思考并非从‘公民权利’出发，他们考虑的是‘人民的需求’。”对俄罗斯人来说，选举并不为他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只是给他们权利通过普京所做出的决定，最近德米特里·梅维捷夫被“选为”总统，担任普京的继任者，就是一个例子。司法系统只是他们用来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工具。与普京意见相左的政治转化已经从政党系统中清除了出去。以普京为核心的权力机构控制了国内绝大多数的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 

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这种独裁统治还算满意。与共产党的统治不同的是，只要公民不参与政治活动，普京的统治就不会过分侵犯他们的私人生活。与90年代俄罗斯那一团乱麻的民主政治相比，目前的政府至少还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然这其中离不开石油与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因素。普京竭力废除俄罗斯冷战后签订的种种丧权辱国的条约，重塑俄罗斯的伟大形象，他的这一努力在国内得到了普遍的好评。他的政治顾问认为，“通过为死去的苏维埃联盟报仇这一信念可以让我们重新团结起来。”

 

对普京来说，国内统治的牢固与否与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成败有着直接的关联。政府牢固控制着国内事务，便可以在国际上采取强势政策；国际上的势力增强了，在国内的铁腕统治也就有了合理性。此外，俄罗斯日益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也可以保护普京的集权统治免受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中，西方国家政府往往会意识到，日益强大的俄罗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日子好过与否，比如是否为伊朗提供能源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不愿就俄罗斯的国内事务与其政府产生冲突。俄罗斯选举的公正性也好，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开放程度也好，都不大会有人关心了。

 

国家领导者如何处理国际和和国内极权统治的关系，就这一问题普京创造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解方式。他将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称为“国家式民主”，这个词可谓凝炼简洁，它一方面体现了俄罗斯重新获得国际影响力的渴望，一方面又说明他们不愿为西方的要求所束缚，同时还反应出俄国正在向“东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转型。在普京看来，俄罗斯必须变得足够强大有力才能够维护和发展其自身利益；同时也只有如此才能够抵抗国际社会要求其进行西方式政治改革的舆论压力。俄罗斯不需要，更不想要西方的政治体制。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微乎其微，同时被迫打开国门，任由国外的商人和政府干涉其内政。普京希望俄罗斯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对其他国家施加足够的影响，同时能够把那些自己不欢迎的外国势力在国门之外。

 

普京把中国视为榜样，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失去了一切。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在对西方卑躬屈膝地乞讨“和平”，甚至主动要求西方干涉俄罗斯的事务。而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却与西方大唱反调，安然度过了危机。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手段成功地平定了国内的局势，对外则彻底封闭言路不理不睬，直到西方反对的声音风平浪静。两个超级大国的不同命运着实发人深省。90年代末，俄罗斯已经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中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都在以空前的速度发展。

 

中国也在从苏联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民主国家都认为，为了发展现代化，中国必将继续走自由化民主道路，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开始加强在国内的强权管理。近年来，虽然西方不断预测中国即将进行开放式的政治改革，中国集权化制度的地位却越来越巩固。中国的领导层不愿进行改革，将即得的权力拱手让出，这一态势越来越明显。西方观察家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按现有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会面临层出不穷的国内问题，界时不论情愿与否，中国的领导者都必须实行改革。然而目前看来，这一论断并不正确。

 

当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目前的高速发展仍可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敏感的观察家们发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处理国内发生的各种事端时，中国的领导者将执政能力与毫不留情的铁腕手段进行了有效的结合。而对广大国民来说，只要经济持续增长，他们并不介意接受集权的政府管理。正如安德鲁·J·纳桑与布鲁斯·吉列所指出的，目前的中国政府“不会屈从于国内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更不会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妥协，目的是要向外界证明，他们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将持续相当的长一段时间，外国政府与中共打交道时要采取更明智的态度手段。”

 

事实证明，集权化的政体和不断增长的国民财富是可以共存的。独裁制也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学习和改进的。俄罗斯与中国的集权制度表明，一方面允许经济的活动性，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是可以做到的。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很高兴看到，人们都忙于赚钱，从不把鼻子伸到政治的摊子里面去，尤其是这些人心知一旦伸进去，鼻子恐怕就难保了。不断增长的财富也给了独裁者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信息的流通，比如垄断电视台的节目，还有严密控制互联网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希望与他们进行生意往来的外国公司往往会起助纣为虐的作用。

 

长期而言，经济的繁荣的确会带来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然而“长期”到底要多长？如果这个转变耗时过久，便无法在此预期下建立任何战略关系和地缘政治关联。就像一个老笑话里讲的那样，德国从19世纪末开始走上经济现代化的轨道，仅仅用了不到60年便建立起了完备的民主制度。唯一的问题是，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世界在期待着改变，然而仅就目前而言，世界上已经有两个大国政府宣称采取集权政策，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将坚持自己的道路。这两个国家均属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列，总计拥有15亿以上的人口，军事力量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

 

这两个集权政府的力量与持久性无疑将对国际力量体系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现今的世界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在意识形态领域挑起争端。但至少，新的时代不会是“普世价值”一统天下的时代。在新时代中，紧张局面会不断增长，有时民主力量与集权力量之间会有所冲突。

 

经历了冷战的岁月，人们也许已经忘记了，自由主义与集权制度之间的战争由来已久。从启蒙时代开始二者便彼此为敌。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二者之间的鸿沟将美国与欧洲一分为二；19、20世纪交际之时，它又是欧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分水岭。现如今，自由主义与集权主义成了21世纪地缘政治中的主要矛盾。

II.

 

过去的十年中，西方一直认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他们便没有什么可以可以信奉的了。他们将变成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没有信仰和理念，只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国家追逐利益。然而现实情况是，和历史上无数独裁者一样，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者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有着一整套信念。他们信仰的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一样完备而系统化的世界观，而是一套广泛而现实化的观念，关于政府，关于社会，尤其是统治者与统治下人民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的统治者们坚信，强大的中央政府比孱弱的民主体系更有利于管理国家；他们坚信，只有守序而稳定，才能够使人口众多而易于煽动的民族走向繁荣；他们坚信，民主制度带来的犹疑与混乱将使国家限于贫困乃至分裂，俄罗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坚信，只有在国内实行强权统治，才能在国际上赢得力量与尊重，才能够保护与发展自身的利益。从中国漫长而波澜起伏的历史中得到的经验是，一旦国内的政权陷入分裂（disruption和division有本质区别么？），国外势力便会趁虚而入，干涉国家内政乃至大肆掠夺。1989年国内的学潮在国际社会看来是政治上值得嘉许的开放改革，而在中国的领导人看来，反对意见的示威几乎已把他们逼到了生死边缘。

 

由此而言，集权对中国与俄国的领导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信仰。信任“历史已经终结”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们也许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苟延残喘的集权政体也不受他们欢迎。然而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有着杰出的集权政体可与中俄两国并称。在政治理念上，17、18甚至19世纪的欧洲君主们都对其政权结构的优越性坚信不疑。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18世纪之前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民主制度是将统治权交到道德败坏、自私自利、愚昧无知的暴民手中。在20世纪上半叶，民主制度与集权制度两大阵营可谓棋逢对手，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前者之列，后者中则有德国、俄国与日本。对世界各地为数众多的小国来说，采用两种制度的机会几乎是对等的。进入20世纪后半期，民主制度才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直到80年代它才成为最为普遍的政权结构形式。

 

将集权制度作为最佳选择并非俄国与中国领导者的首创。往往有人说俄国与中国的政府只在意如何中饱私囊，中国的统治者无非一群独夫民贼，克里姆林宫则是“俄罗斯公司”的总部。中国与俄国的领导层的确是在为自己谋福利，权力带来的荣华富贵令他们沉迷不已。然而历史上有诸多伟大的君主、皇帝与教皇也是如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借权势发家致富也是自然之事。然而对掌权者来说，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执掌权力是为了一些更高的目标：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抑或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从而带领他们在国际上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尊重和更大的权力。总之，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而至今为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与俄国统治者治下的的民众中，对此观点持反对意见者会占主流地位。

 

如果承认集权制度有其自己的信仰，那么他们自然也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中国与俄国的统治者或许的确是实用主义者不假，然而他们最为关注的现实便是如何保护自己手中的权力。在普京眼里，他自己的利益与俄罗斯的利益乃是一体的。路易十四曾有名言：“朕即是国家。” 这等于将他本人视作法兰西民族的化身，法国的利益与他的个人利益也便结为一体。而普京则宣称自己继续治理俄罗斯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他继续保有权力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路易十四不可能想像从法国的利益出发要颠覆其王权，同样普京也不会觉得自己放弃权力会对俄罗斯有利。裴民新（音）曾经说过，如果中国的当权者需要在发展经济与保留权力之间做抉择的话，他们会选择权力。这便是他们的实用主义。

 

集权政体致力于维持其存在，这同样也会影响到其外交政策。在帝制时代，外交政策服务于帝王的利益；在宗教时代，则服务于教会的利益。在现代，民主政体制订外交政策时将着力在保护民主制度的安全性。今天，集权政体制订外交政策时，如果不是为保护集权制度考虑，至少也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

 

要考察一个国家的内政政策对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的影响，俄罗斯是最好的例子。民主化的俄罗斯，甚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主化苏联都与北约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其邻国也算交好。这些邻国对民主制度也抱有友善态度。然而现如今，普京却将北约组织视为敌对的存在，将其扩张视为“严重的挑衅”，甚至发问“北约东扩到底是针对谁？”事实上，与戈尔巴乔夫时代相比，北约对俄罗斯的侵略或挑衅性质都没有增加分毫，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有所收敛。北约正逐渐变得温和，相反俄罗斯却渐显强硬。在俄罗斯处于民主时期时，俄罗斯的领导人将其利益与自由主义民主世界的利益牢牢绑在了一起。而今天的俄罗斯政府对民主政体却满腹狐疑，对那些卧榻之旁的民主政权更是如此。

 

这也不难理解。步入21世纪之后，集体制国家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然而在国际社会上仍然处于少数派。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说，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首的民主主义联盟（又称“以美国为核新的大国集团”）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处于主导地位，民主制自由主义也随之君临天下。中国与俄罗斯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了这个圈子之外。“是你们这些西方国家制订游戏规则，然后由你们来打分，说我们是些‘不听话的家伙’。”一位中国官员在今年的Davos上诉苦道。普京也抱怨说“西方国家老是拿民主制给我们上课。”

 

北京与莫斯科的集权制政府眼中的冷战后的世界，与华盛顿、伦敦、巴黎、柏林和布鲁塞尔的政府看来恐怕大相径庭。在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行动大举镇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民主主义社会对其进行了经济约束，甚至更为令人痛苦的外交孤立。在这一系列制裁中民主主义国家显示出了罕见的一致性。中国政府对此记忆犹新。据王Fei-Ling所说，“自那之后，中共就产生了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时刻担心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会不会孤立、针对自己”，因此“对政权的生存极为关注，几乎有四面楚歌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主义国际推翻了巴拿马与海地两国的政府，并两度掀起了对塞尔维亚的战争，矛头直指米洛舍维奇的政府。由西方国家政府出资建立的非政府组织（NGO）对中东欧及中亚地区国家的反对党提供训练，并支持这些国家的选举改革。2000年，由外国势力资助的反对党和国际选举监督组织联手，终于将米洛舍维奇扳倒。仅过了不到一年，他便被押往海牙，锒铛入狱，五年之后在牢中去世。

 

从2003年到2005年，西方民主国家和NGO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等国家大动手脚，他们通过出资或协助组织的方式扶植这些国家的亲西方或亲民主派势力，帮助他们推翻了本国的集权政府。欧美国家对这些革命颇为喜闻乐见。从中他们看到，人类的天性经历自然演变，注定会带来政治上的革命，革命的目的自然是自由化民主。然而北京和莫斯科的领导人则把这一系列变革视为地缘政治运作的产物，由西方资助、CIA扶持的党派取得成功，无非是助长了欧洲和美国的霸权。Dmitri Trenin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动荡都“使得俄国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令克里姆林宫“彻底完成了国际政策的转向”。

 

普京对颜色革命一直忧心忡忡。这不仅仅是因为颜色革命使他在地区事务上的野心受挫，另一原因是他害怕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发生的一切会在俄国重演。结果到了2006年，在俄罗斯的国际NGO不是被当局掌握，就是被严格限制，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关闭。即使到了今天，他还提醒人们要警惕俄罗斯国内的“豺狼”：“外国专家给他们办了速成班，又在隔壁的共和国练了练手，现在在俄罗斯跃跃欲试了。”他的担忧似乎有点荒谬可笑，然而却也并非毫无凭据。在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气势正盛。他们试图为“国际社会” 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制止主权国家对其人民人权的侵害，以此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胜利果实。跨国NGO开始插手地区事务，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等国际组织开始监管选举，并有权判断对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国际立法专家则开始讨论是否应当改革国际法，引入一些类似“保护责任”或“自愿放弃主权”这样的新奇概念。

 

理论上说，这些改革对各国都是均等的。然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民主主义国家在种改革中得以对非民主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插手干预。对中国、俄罗斯及其他集权制国家来说，太平洋天堑也帮不上他们的忙了。虽然美国历来对其主权视为至宝，然而却从来不吝于对别国的国内事务横加干涉。欧洲国家虽然一度曾经是Westphalian的坚定拥护者（虽然只是理论上如此），坚信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而今却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如Robert Cooper所说，这套系统坚持“对彼此国家内政的干涉，甚至连啤酒和香肠都要过问”。这成了民主国家和集权国家之间最大的分野。三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向不容许对别国内政的干涉，现在看来这成了对集权政权的保护伞。民主世界现在正在竭力除掉这道防线，而专制政体则奋起保卫“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正因如此，对中俄两国来说，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比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更引人注目，更令人不安，也更具有历史意义。中国的大使馆被美国战机摧毁，塞尔维亚遭受空袭的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人具有血缘关系，然而两国对这场战争的关注主要还是出于北约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俄罗斯一度威胁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军事行动，作为回应，北约直接越过联合国不经授权直接采取行动，这也使得俄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剩无几的招数之一宣告无效。在俄国看来，这是对国际法约赤裸裸的践踏。不仅因为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发动战争，更因为这是对一个未采取明确侵略行为的主权国家进行了干涉。对中国而言，这不过是“打着民主旗号的霸权主义”。数年之后，普京仍然坚持认为西方国家“对国际法约不屑一顾”，并称“北约与欧盟不打算对联合国附首称臣”。

 

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警示的，现如今，“若是贸然抛弃国家主权这一概念”，恐怕会使国际社会上已有的法制秩序荡然无存。自然了，美国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在美国的历史上，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甚至颠覆都屡见不鲜。然而即使是后现代的欧洲国家，也开始以“启蒙大义”的名义置国际法规于不顾了。如罗伯特·库伯所说，欧洲人的行为被“集体记忆中极端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大屠杀与移民潮”所左右，在这样的“共同历史体验”中，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充足的理由。基辛格警告说在一个“真相竞争”的世界中，这样的教条有使世界陷入混乱的危险。而库伯则回应道在当前的欧洲，已经“没有真相竞争的地方了”。

 

然而民主国际并没有什么机会在国际法规与自由主义价值观之间找平衡。天安门事件中及其以后，中国政府一直在质疑：“美国政府有什么权利……如此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那么到底美国政府这一权利从何而来？其权利来自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中的一个公理：人生而平等，政府需保护公民不可转让的权利。政府的权力与合法性来自于其治下的人民，有责任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对那些拥有同样自由主义信念的国家来说，保卫这一原则是他们外交政策的基础，哪怕为此发动战争，触犯国际法规也在所不惜，科索沃战争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对中俄等国家来说，这一世界观并不成立，美国及其民主阵营盟国将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并非因为这一世界观本身的正确，而是因为民主阵营的强大。对那些非自由主义国家来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立并非历史的进步，而是一种压迫。

 

这场争论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关于国际法学的理论与其中的微言大义，而是关于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础概念，对专制政体来说这一命题可谓生死攸关。如果1989年民主阵营的主张得以推行，中国的统治者当时已然被废黜了，对此他们至今记忆犹新。普京曾经抱怨说“现在某些人对国际法准则越来越不尊重了”。他并不是仅仅指那些违反国际法的武力行动，同时也包括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政策”方面对俄国的种种刁难。他公开谴责西方国家将一国的法律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干涉了他国的“独立立法权”，而安理会和欧共体这样的国际组织也成了民主阵营手中的“低级工具”。普京称，这样会使“人人自危，人们会感觉国际法再也不是可以保护他们的坚实壁垒。”

 

西方民主国家对此当然不予承认，然而普京和中国领导人的担心亦不无道理。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决策者们一直声称他们希望将中国与俄国并入国际自由主义民主秩序，然而毫无疑问，中俄两国领导层对此会小心翼翼。如果专制政体不向自由主义低头，又如何能融入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呢？

III.

 

这一问题的答案令集权主义者心有余悸，于是他们在全球化道路上裹足不前，甚至竭力倒退。新的国际秩序意味着对主权的削弱，这样集权制度在国际上就失去了保护，中俄两国不愿接受这样的局面。与之相应地，他们转而努力推行新的国际秩序，强调国家主权的价值，以便保护集权制政府不受来自外国的干预。

 

目前看来，他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集权制正在（国际社会中）逐渐复苏。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大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改变会对小国领导人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到40年代，法西斯主义拉丁美洲风靡一时，部分原因便是它在意大利、德国与西班牙取得的成功。60年代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广为传播，不仅仅是因为苏联不遗余力的推广，也是因为政府的反对党要扯着马列主义的大旗揭竿而起，以此获得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当共产主义在莫斯科消亡之时，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起义也便偃旗息鼓了。冷战后期民主主义蒸蒸日上，1989年之后更是所向披靡，受此影响，80年代到90年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民主化运动的浪潮。因此，随着两个集权制度大国的崛起，世界范围内的平衡又将有新的变化，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集权制度在国际上并非孤家寡人。由于中国经济近几十年来的迅速增长，他们已经可以宣称，开放的经济制度与封闭的政治系统相结合这一发展制度值得很多国家效仿。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创造了经济财富，一方面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治自由化，的确是集权制度成功的典范。而俄国的“国家民主制”对中亚那些集权政体也颇有吸引力。某些欧洲国家甚至担心，“在内政、外交与国际秩序上，俄国在意识形态层面将有与欧盟分庭抗礼之势”。上世纪80到90年代，集权制度一败涂地，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独裁政权都在自由化的浪潮下节节败退。而今天，随着中俄两国的成功经历，集权制度的状况也许会有所改善。

 

目前中俄或许对意识形态的推广不那么热衷了，然而对那些在民主世界四面楚歌的独裁政体来说他们却是一个避风塘。90年代伊朗的神职人员对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下了追杀令，因此与欧洲的关系每况愈下，此时伊朗一位很有影响力的领袖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指出，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会容易很多。2005年，乔治·布什政府对指责乌克兰的专制统治者对反对党集会进行暴力镇压，作为回应，乌克兰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并逐渐拉近与莫斯科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国向亚洲与非洲的专制国家（例如缅甸和津巴布韦）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化解了“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事实上，所谓政治改革往往意味着政体的转变。欧美各国对此抱怨不已，然而专制统治者肯定不愿出于西方的压力去跟其他的同行为难。就在不久之前，中国还采取极端的武力措施镇压学生运动，因此当西方国家因缅甸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要将其铲除时，中国肯定不会帮什么忙；在要求非洲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他们更不会提供什么帮助，毕竟他们自己在政治改革上都不怎么热心。

 

*：萨尔曼·鲁西迪，印度魔幻现实主义作家。

“1989年，鲁西迪的《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或译《魔鬼诗篇》）因为责骂伊斯兰教的不公平，而遭伊朗精神领袖赛义德·鲁霍拉·霍梅尼下达追杀令。追杀令由霍梅尼于1989年2月14日宣布，英国在与伊朗交涉失败后，于3月7日宣布与伊朗断决外交关系。1998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作为复交的前提，以穆罕默德·哈塔米总统为首的伊朗政府宣布‘既不支持也不阻止对鲁西迪的刺杀’。”

——引自维基百科。

**：1989-1997年间任伊朗总统。

 

中国政府也许会对缅甸统治者加以指责，也会要求苏丹政府采取措施缓解其国内的冲突；莫斯科偶尔也会作态与伊朗保持一定距离。然而仰光、喀士穆（苏丹首都）、平壤、德黑兰的政治家都知道，在这个四面楚歌的国际社会中，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佳保护人，在困境中甚至是唯一的支持者，便是中国与俄国。中国自己还在西藏对佛教进行镇压，还能指望他们对缅甸迫害佛教徒的行为有什么严厉措施么？在国际秩序方面，独裁者之前的利益与观点往往趋于一致。正如李鹏对拉夫桑贾尼曾说过的那样，中国与伊朗有着共同的愿望，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国际社会秩序，“一个国家采取的社会制度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决定”。

 

事实上，竞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俄国前任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说，“多年以来，在不同的价值观系统与发展模式之间，意识形态的市场上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竞争环境”。“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地位”，这对俄国来说实在是个好消息。今天的俄国人念念不忘的多极化世界不仅代表着权力的重新分配，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这将“为多极化国际秩序提供基础”。

 

在民主世界看来，自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一竞争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时至今日再提出这种话题，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令人惊讶。在民主阵营眼中，他们并不把民主与启蒙的广泛支持当做地域政治竞争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这是普世价值，而非需要辩明的真理。正因如此，民主国家很少有意识地运用财富与权势去推广他们的价值观与政治原则。

 

在民主主义阵营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同盟中，他们要求成员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原则保持绝对的忠诚。欧盟和北约在向新成员敞开大门，提供经济和安全上的支持之前，会要求这些新成员首先在经济和政治系统上进行开放改革。2007年底，当格鲁吉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时，他们需要立即加入北约和欧盟。结果至今，格鲁吉亚仍然摇摆于俄罗斯的集权制与欧洲的自由主义之间的真空地带。到头来如果民主阵营对格鲁吉亚不理不睬，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加入莫斯科一方。

 

这种竞争局面并非冷战时代的回潮，而更像是十九世纪局面的再现。19世纪，俄国和奥地利的absolutist统治者们在大革命之前一直在扶植法国的独裁政权，同时对德国、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反叛行为施以镇压。美立坚合众国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和德国的自由主义革命运动，当俄国出兵镇压波兰的自由革命时美国表现得出离愤怒。今天的乌克兰已经成西方支持下的力量与俄国的势力角力的战场，而且这种情况在将来还会再次发生。格鲁吉亚也许会是另外一个。如果民主政府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遭到失败，或者被强力镇压下去；如果这两个国家在莫斯科的扶持下建立起集权制度，那么欧洲将会是什么样子，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这是很值得玩味的问题。同样值得深思的还有，如果中国动用武力粉碎台湾的民主政府，在台湾建立起一个更为友善的独裁政权，对东亚的局势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民主政府与专制政府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将成为21世纪世界的最重要特征。各大国都开始选择立场，明确表示自己属于两个阵营中的哪一侧。印度在冷战期间以中立自居，甚至有些偏向苏联，然而现在却明确表示它是西方民主阵营中的一分子。日本近年来也逐渐成为民主阵营中的重要力量，他们与亚洲及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制政府有着更多共同的价值观。日本与印度都是真心投靠民主阵营的，然而其中也有地缘政治上的算计。如果能够与其他大国保持坚不可摧的团结，便可以在战略上与集权制度下的中国抗衡。

 

在国际事务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等。现今世界最重要的矛盾有二，一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二是民主与专制制度的对立。然而在这两种冲突中形成的国际关系却不尽相同。民主化的印度在与专制体制的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较量中，为了削减北京的战略优势，甚至不惜对缅甸的独裁者提供支持。印度的外交家们喜欢在几股大势力之间借力打力，有时他们与俄国关系密切，有时则和中国打的火热。希腊和塞浦路斯之所以与俄国保持密切关系，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同属东正教一脉，更重要的是出于经济上的利益。出于战略与经济上的缘故，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与阿拉伯的独裁政府结盟，同时也与巴基斯坦历任军阀建立同盟。和冷战时期一样，出于战略与经济上的考虑，意识形态上的对峙有时会得以削减。

 

然而当今的地缘国际关系中，要想预测一个国家的倾向，最好的晴雨表是它的政府形式，而非其“文化归属”或是地理位置。今天，亚洲的民主政府与欧洲的民主同行们结伴，以对抗亚洲的集权制政府。在中国的观察家眼中，亲美的民主国家形成的“V形带”正在“从东北亚向中亚延伸”。去年，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海军在孟加拉湾举行了一次联合军事学习，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观察家将这称为“ 民主轴心”。日本首相则表示“亚洲民主共荣圈”正在从日本向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延伸。俄国政府曾公开“警告”北约与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行为使冷战时期的集团政治复苏。然而正是俄国人自己将上海合作组织称为“反北约”的联盟，甚至称之为“华约第二”。去年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时，参加会议的有五个集权制国家，包括中国，俄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同时伊朗也参加了会议。去年东盟国家在讨论缅甸问题时产生了严重分歧，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民主国家在日本的支持下倾向于对缅甸采取制裁，而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在中国影响下的集权制国家则竭力反对，一旦这种制裁成为成例，那么将来某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深受其苦。

 


 

 

 

IV.

 

专制主义俱乐部和民主制轴心在全球范围内的分裂对国际系统有着广泛的影响。“国际社会”一词是否还有可能存在下去？这个词暗含的意义是对国家的行为、道德标准甚至良知有一个跨越国界的准则。然而如今，世界几大强国之间却没有这样的共识。是否对某国内政进行干预、施加制裁或者进行外交上的孤立，在这样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已经没有一个可供召集或领导的“国际社会”可言。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这一问题暴露无遗。民主主义下的西方社会在科索沃问题上与中俄及其他欧洲以外的集权制国家各行其是。而如今，在达尔富尔、伊朗和缅甸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可能有些人认为，在对待诸如疾病、贫困及气候变化这些国际化的事务时，大国之间或许能够抛开利益和世界观上的冲突，彼此协作。然而事实上大国间的分歧使得这些问题的处理更加复杂化了。民主国家与中国在是否以及如何对非洲贫困国家提供援助上的分歧已经影响到了与贫困化做斗争的努力。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商中，地缘政治上的算计也有着重要影响。中国与印度均认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达到目前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对空气污染严重，排放的温室气体严重超标，而现在他们却不允许其他国家也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发展。中国政府怀疑西方国家试图限制中国的发展，延缓其作为有竞争力的大国跨上国际舞台的步伐。核不扩散条约的实施也有同样的遭遇。防止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原本是大国间的共同利益，然而其利益的冲突与政府形态的差异却盖过了利益的契合。中国与俄罗斯支持着伊朗，而美国则为印度撑腰，以期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得印度政府的帮助。

 

国际社会的终结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尽显无遗。冷战之后，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曾一度复苏，然而不久便又归于沉寂。事实上，在重要的国际事务上，安理会中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已经泾渭分明，然而这一事实一度被法国人花招频出的外交手腕和中国心计深厚的策略掩盖了。民主制阵营一步步地要求对伊朗、南韩、苏丹和缅甸的独裁统治实施制裁及其他惩罚性措施，而集权制阵营则同样有计划地对这些举动进行反抗和削弱。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一分歧将会继续加大。

 

有人呼唤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欧洲和其他大国在内的新的“协调”，然而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19世纪早期的欧洲协调之所以可以成功运作，是因为当时存在着普遍的道德标准和政府行为准则。协调的目标不仅仅是欧洲的和平，更重要的是维护君主制和贵族制度的继存，法国与美国的革命在德国、意大利和波兰激起了强烈反响，君主国家需要这一协调来应对自由主义的尖锐挑战。最终由于民族主义的广泛影响，再加上自由主义革命的火上浇油，欧洲协调最终不堪重负而瓦解了。福兰克林·罗斯福在联合国安理会建立起的大国间的协调也同样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上。

 

而今，大国之间又一次丧失了共通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与之相反，国际间的猜疑与敌对情绪却在不断地增长。无论民主制国家如何声称，对集权制国家都是欲推翻之而后快的，在集权制国家看来这一观点非常站得住脚。在这些国家之间若是勉强建立协调关系，其基础也是摇摇欲坠的，一旦遇到严峻的考验马上便会崩溃。

 

那么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贸易的扩展与独立经济的增长是否能够克服这些分歧呢？的确，紧密的经济关系有助于缓解大国间的冲突。现在中国领导人正竭力避免与美国产生直接冲突，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并无必胜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害怕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继而影响到他们集权统治的稳定性。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在做决策时无法掉以轻心，美国大企业家对国家领导人的强势影响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对中国采取更为友善的态度。对中国与俄国来说，经济利益不止是国家利益，更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如果如Dmitri Trenin所说，俄国的举动是纯粹的商业行为，那么俄国领导人肯定也不会愿意让过于激进的外交策略损害到自己的财富。

 

所谓“贸易上的互相依赖会淡化国家间的冲突”这一理论并不受历史的青睐。一战之前英国与德国间的经济依赖绝不亚于今天的美国与中国，而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对其紧张的局面与冲突并没有起到缓解作用。如今，美国与中国间的冲突接连不断，美国国会更是威胁要立法惩戒中国政府在两国交易中的不当行径。对美国和欧洲国家而言，对中国在经济方面显露出的威胁的担忧已经加剧了，甚至超越了他们对中国战略上威胁的关注。55%的德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德国“有害”，而2005年这个数字只有38%，美国、印度、英国、法国甚至韩国的居民都有类似的观点。目前有60%的韩国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本国有害。

 

与此同时，中国人也许还可以承受着保持汇率稳定的重大压力，忍受人权问题上的攻击、不断升格的（出口）产品质量标准，以及欧美国家的诸多刁难。然而他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民主世界正在联合起来对他们进行排挤，利用这一系列的争端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甚至战略上的遏制。在现今的地缘政治较量中，对能源的争夺已经成了头等大事，在这场争夺中中国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在处理与伊朗、苏丹、缅甸和中亚国家的关系时，寻求可靠的原油与天然气产地也就成了中国的指导思想。俄国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主义国家以铺设输油管道为武器，竞相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影响，或是对对手进行削弱。

 

单单靠经济上的连结度并不能消解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已然复苏的斗争现象。贸易关系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它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冲突之间彼此连结，互相影响。国家并非计算机器。人类建立了国家并在其中生存，人性中存在着爱与恨，荣与辱，野心与恐惧，还有诸如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等信仰，他们正是为这些无可名状更无法度量的东西而战斗乃至献身。数千年来皆是如此，如今亦不例外。


 

 

 

V.

 

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人性中的这些要素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伊斯兰中的激进派不断与强大的、甚至是冷酷无情的现代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潮流斗争，伊斯兰世界与建立在犹太-基督文化基础上的西方世界之间的冲突是现今国际社会体系的另一大重要矛盾。这也是归化模式（convergence paradigm）的最大症结所在，因为激进派穆斯林所反对的，正是所谓归化，其中也包括西方自由主义世界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一概念。

 

现代化与伊斯兰激进派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历史现象。也许它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不像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那么明显，也比不上集权制与民主制之间的冲突。虽然今天伊斯兰对西方的反抗的规模与潜在的影响力都非同小可，但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过去，当古老而落后的民族与技术上领先的文化遭遇时，武器上的落后便已经分出了高下。而今，虽然忠于伊斯兰教传统的激进派对现代社会嗤之以鼻，他们的武器却并非仅仅限于暗杀和自杀性攻击这样古老的手段，现代化的武器也同样被用来与之抗争。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力量不仅激起了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反抗，同样也给他们提供了用以抗争的武装。

 

然而这却是一场孤独而无望的战斗。在传统与现代的斗争中，虽然传统的力量借用了现代的武器、技术与思想体系，其破坏力非同小可，然而却注定要失败。世界上所有富有而强大的国家，或多或少地都在经济、技术乃至社会观念上受益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商品、金融与服务的自由流通，以及多种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融合是现代世界的标志，虽然带着或多或少的抱怨与抵触情绪，然而每一个富有而强大的国家都接受了这些。在这些国家里，越来越多的人看一样的电视节目，听一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在接受了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文化的同时，他们也接受了现代社会的伦理观与审美观——虽然有时口头上会对此大加驳斥。现代性的概念包括：妇女在经济、政治和性方面的解放，教会权威的消解与世俗力量的壮大，之前一度被斥为非主流文化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如果在政治方面还不能说完全自由的话，至少在艺术上已经有了表述的自由，其中包括对信仰、权威和道德的标志进行奚落甚至亵渎。这正是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摆脱了传统力量（包括强势的教会，泛道德化的专制政府）的长期束缚与遏制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发现了一条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上拒绝自由主义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却远比资本主义革命艰辛得多。

 

现如今，伊斯兰激进派已经成了最后一支坚持对抗现代性浪潮的力量。基地组织的精神之父萨义德·库布Sayyid Qutb称，只有通过与现代社会的全面战争，真正的伊斯兰教才可以得以拯救。他希望能够“亲身参与与现代社会在政治与哲学领域的全面战争，将伊斯兰教带回其未受污染的本源”。另一位穆斯林领袖Ayatollah Khomeini则将现代化与启蒙截然分开，并对二者都加以驳斥。“没错，我们是反动派，你们是启蒙分子。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难道要让我们倒退回1400年之前吗？”他对他的论敌说道。

 

以奥萨玛·本·拉登为首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对民主制度这一启蒙与现代化的伟大产物同样不屑一顾。Abu Musab al-Zarqawi公开声称伊拉克的选举是无效的，因为“人只应遵从神的谕令，民主制度中的立法者只是凡人。”民主化选举是“异端，多神论与谬误的本质所在”，因为这一制度“ 使孱弱而无知的凡人得以与真主比肩，侵犯了真主最为神圣的特权，即立法与统治”。伯纳德·路易斯曾写道，伊朗等国家的伊斯兰革命运动乃是“对穆斯林国家人民中在异族的统治与影响下所滋生的异端思想的一次大清洗，旨在恢复真正的伊斯兰教的神圣制度”。民主制度便是“异端思想”之一。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只有在未受基督化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和现代化影响之前的伊斯兰教才是最纯粹的伊斯兰教，是现今伊斯兰世界应当回归的本源所在。

 

 

这个目标却是不可能达到的。即使其他国家不加理会，伊斯兰教也不可能把社会带回1400年前去了，更何况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听之任之。由于中东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战略地位，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大国都不可能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交给原教旨主义者。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中东地区的大多数民众也不愿回到1400年前的世界。他们既不反对现代化，也不反对民主制度。在现今的世界上，即使在国内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要把一个国家完全与现代社会隔绝开来也是绝无可能的。基地组织等力量所希望的伊斯兰教神权政治真的能够将全世界的景象与声音全部拒之门外么？真的可以庇护其人民不受现代化社会的诱惑么？伊朗的穆拉大师们的尝试未能获得成功。这个目标简直太疯狂了。

 

正因如此，这场斗争还将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抑或是中东本地的人民，都不愿，也无法满足伊斯兰极端派的要求。随着伊斯兰极端派的要求越来越高，其他大国不可能一直退让。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大国之间也很难有效地团结起来应对伊斯兰世界的威胁。虽然在这场传统与现代化的斗争中，美国、俄国、中国和欧洲大体来说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然而他们之间却有着种种分歧：各国之间野心的冲突，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对立，还有大西洋两岸在使用军事力量上的不同意见，都在影响着大国之间合作的意愿。

 

当与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中的恐怖主义者们的军事对抗变得不可避免时，这种分歧更加明显。欧洲明确表示不愿发起“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对这场战争也不甚热衷。而对中俄两国来说，无论是眼看着美国在中东与南亚与基地组织等伊斯兰军事团体陷入苦战，还是让美国军队进入拥有核武器的伊朗，都是非常诱人的前景。莫斯科与北京的统治者们对北朝鲜、伊朗和苏丹这些小弟兄们的积极保护也给他们提供了机会，恐怖主义者之间互相勾结，核武器最终成功得以制造。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将伊斯兰恐怖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作为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务，是因为这场战争可以让美国人感到他们有能力与其他大国结成同盟，彼此合作，从而建立自发自愿的联盟关系。然而美俄与、美中之间自愿的战略合作关系却只不过是个幻想。对俄国来说，他们要面对的恐怖主义者是车臣；而对中国来说，则是新疆省内的东突分子。然而当反恐战争涉及到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时候，这些国家在中俄两国的眼中并不是恐怖主义者，而是与其他大国的较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援助。

 

有人认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仅仅依赖意识形态的胜利，或是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这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错误。这种非常有吸引力的观点深深植根于启蒙运动带来的世界观，那也是整个自由主义世界的基础。政治界的科学家为现代化臆想出的理论中，在经历了政治与经济各阶段的持续发展之后，自由主义是最终的方向。而政治界的哲学家则认为存在着历史的辩证主义，各种世界观经历了数百年的矛盾与斗争之后，最终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制。自然而然的，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冷战之所以以这种方式结束，原因很简单，最好的世界观总是能够获得胜利的。现今世界的国际格局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束，人类必将从彼此争斗、彼此侵略走向和平而繁荣的共存。

 

这想像看起来越是真实，也就越发的危险。自由主义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的理念自有其优越之处。若是全世界的国家都采取自由主义民主制度，那么也会带来同样自由而民主的世界格局，这一说法也是符合逻辑的。自十八世纪以来，这一直是启蒙主义者们的梦想，康德所幻想的“永久和平”的世界便是由自由主义的共和国组成，前提是所有人都期待和平与物质上的享受。虽然有些人对之不屑一顾，然而这一理念确实广受欢迎。从19世纪末的国际仲裁运动，到20世纪初对国际联盟的热忱，再到二战后世界各国对联合国的期待，都源自“永久和平”的精神。康德对国际体制的设想持续时间之久也令人惊讶，两届世界大战的恐慌一次比一次激烈，再加上那之后的冷战，经受了这三次打击之后，世人对“永久和平”这一理念化为现实的期待仍然不减。

 

苏维埃共产主义倒下之后，人们期待着一个崭新历史时期的到来，这也证明了启蒙运动中对世界格局的设想是非常有生命力的。然而怀疑论的观点也接踵而来。说到底，人类的历史进程有没有发展到我们想像的地步？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最具有破坏性的一个世纪刚刚告一段落，人们还没有将它埋入深不可测的上古深渊。我们原以为启蒙会带来现代性，然而现代性所带来的却是最大的恐惧：大规模侵略，“全面战争”，饥荒，种族灭绝，还有核武器。现代性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善行，同时还有邪恶。在重新审视了这可怕的现实之后，还有什么理由认为，人类会突如其来地迎来一个崭新的纪元呢？醉心于冷战末期眩目表演的人往往会忽视那些用来搭建手脚架的钢丝与立柱，然而正是这些使得人类历史的发展成为可能。人类社会并非必然向自由主义发展，战争的胜负，社会运动的成败，经济政策能否得以贯彻执行，这些都会影响历史进程的走向。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并不仅仅是经济与政治自然发展的必然结局。在可以预见的历史阶段里，根据已知的因果律，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这样的进化过程是否真正存在。

 

我们所能够确知的只有这样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主国家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在随后的冷战中，民主制再次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自那以后，力量的天平逐渐向偏好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国家和人民倾斜，与此相应的，全球局势也开始倒向民主制一方。这两场胜利正体现出自由主义力量在世界格局已经势不可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随之应运而生。然而这胜利并非历史的必然，也未必会永远保持下去。目前，集权制大国正准备东山再起，伊斯兰教集端分子的反动势力也再度浮出水面，这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无疑是一种削弱，这种削弱在今后的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里有可能会持续下去。民主制国家应该开始认真思考如何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内即将到来的激烈竞争中，如何为民主制原则争取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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